【古典小说名著专题作业】议“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

木木东

金圣叹认为“《水浒》胜似《史记》”。《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许多研究者都以虚实之别作为这两个概念的本质区别，一般都认为，“以文运事”由于被即成事实所限定，作者难以自由发挥；“因文生事”则凭想象虚构，天马行空，不受限制。例如认为“‘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准确地道出了纪实性创作和虚构性创作的巨大区别”[1]，“史书求真，小说逼真”，“‘事实’与‘虚构’是历史与小说的最后分野”[2]等等。

（一）

历史与小说在中国古代是无法断然分开的。古代文学受“史官文化”影响巨大，文学一般都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的叙事框架。我们熟知的“被阉割的中国神话”就是文学历史化的一种表现。另外，如《世说新语》一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部分记载采自《史记》、《汉书》；干宝《搜神记》是志怪小说，但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却作为史料征引；在传统的目录学著作中，子部小说家类与史部杂传类之间常常缺少严格的区别。

在古代，小说始终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体裁。因此小说常常借史书以自重：以正史为依托，不自觉地掩饰其虚构性，譬如交待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营造出“确有其事”的艺术效果。《三国》、《水浒》自是不必说，神魔小说《西游记》也少不了“唐太宗登极十三年”的历史背景。但愈是将自己靠向历史，追求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反而愈发会突出小说“街谈巷语”地位的低劣——强求依附于历史，而丧失了发展出独立的美学系统的可能性。

“因文生事”的提出，体现了摆脱历史的桎梏、试图让小说自成体系的努力。“因文生事”以“文”为主。“‘文’是作品中各种艺术化的细节描写的总和，是对‘事’即主要故事情节所做的具有美学意味的、充满文学想象力的渲染，是作者‘珠玉锦绣之心’即艺术想象力、表现力等艺术创造才能的集中体现，是以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为直接目的”。[3]因此评价小说的标准不在于“事”的真实与否，而在于“文”所达到的“艺术真实”。“《宣和遗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4]；《水浒传》中通过大量文笔塑造了一系列同而不同的英雄群像——实有的史料记载只是给人以了解的抽象文字，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在“造谎出来”的事迹描写中凸现出的人物个性和神采。《大宋宣和遗事》中对鲁智深的记载仅有“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一句，仅从这句我们只能得知其僧人的身份。但在《水浒传》中他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坐化钱塘江——他的粗鲁、善良、精细、侠义在这些情节中显露出来，成为了基本符合现实逻辑的、个性鲜明的血肉形象。这个形象以及他的平生虽然出于虚构，但相比干瘪的史料文字却更具真实性。另外，许多小说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虽然大部分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但在小说中被虚构的事迹同时也作为真实的历史烙在了他们身上——最终会脱离其文本而作为“真人真事”在民间流传开来，如诸葛亮、林冲等。
    

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发展取决于作者的艺术构思，并不一定按照现实世界的方式进行。作者用虚构来突破所见所闻的局限、补充抽象文字形象的不足。但小说的虚构也不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一方面，作者受制于“笔性”的创造逻辑。它是“文中驱动着材料安排组织的一种神秘的张力或惯性”[5]，使行文“不得不然者”。如金圣叹评“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回，说到“所以有个赵员外者，全是作鲁达入五台山之线索”。作家由笔性而生出连锁的情境，推动故事发展。另一方面，小说创造还要遵循艺术逻辑。小说若要达到“事赝而理亦真”（冯梦龙）的感染力，其“削高补低”的加工处理，必须以符合生活的情理逻辑为前提，亦即以“实”为摹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虚构的小说也是以现实为题材的。
   金圣叹说：“《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小说中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俱有，作者能够将他们的性格特点、处事方式描绘得栩栩如生，这必然是建立在丰富的现实经验之上的，是以现实人物为摹本的。即金圣叹所言“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才能“写淫妇居然淫妇，写偷儿居然偷儿”。

（二）

虚构性是小说的本质；史传则重“实录”。但虚与实并不是小说与历史的叙事界限，它至多是一种程度上，而非类别上的划分。[6]

关于历史叙事的虚构性，诸如海登•怀特、柯林伍德等历史学家都已对此做过深入讨论。我们一般所说的“历史”是指“历史叙事”。“历史叙事”不等于“历史本体”。前者是历史学家运用文字将过去的事实记录下来，后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本身。史传不是单纯的“记事”，而是有层次、有顺序的“叙事”。不难理解，正是由于“以文运事”的操作过程，因此纯粹客观的历史叙事是不存在的。这个操作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虽然历史叙事的前提是价值中立的原则，但由于叙事者（历史学家）的介入，不免带上主观价值判断，比如我国古代推崇的“春秋笔法”、暗含褒贬的记史传统。而且史传不是、也不可能记录发生在过去的每一件事情。叙事者需要对于史实进行挑选，根据他所认为的重要性，判断哪些事件有足够份量可以成为“进入历史”。

第二，历史不是既成的情节，而是不完整的碎片。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的职责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而历史学家则描述“已经发生的事”[7]。其实不尽然。如果说，小说是“有意识的”想象力创造；那么史传就是“有必要的”想象力创造。历史叙事有一个虚构的维度：历史学家掌握的是杂乱无章的材料，需要按逻辑推断，还原历史场景，重组成可理解的情节。司马迁更是带着审美眼光，以“文”恢复历史人物的丰满性格，使其变得生动可感。例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一段，各个人物的举止神情、语言行动都如在目前。这定然不是司马迁亲眼所见，而是他依照人物地位和性格，设身处地，推断他们可能的神态和行为——这正是像诗人一样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8]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语言”。他讨论了历史的建构性想象与虚构。历史学家拥有a、b、c、d、e一些分散的史实，将它们由点连成线则需要加入历史学家的想象。这个过程是种具有某种艺术建构的“设计”，可能存在几种不同但同样可行的历史解释。[9]例如a、B、c、d、e的编排，将B事件赋予优势地位，成为“焦点”，或是a、b、d、e的编排，将c事件留为“盲点”。前者如《孙子吴起列传》中，司马迁把对于孙武的叙述重点聚焦在训练吴王宫女这件事上，用以表现其胆识和才能。后者如《高祖本纪》中着重表现刘邦的知人善任、机智勇猛，而把他无赖的一面分散在其他篇目中。由此可见，即使拥有同样的材料，同样运用虚构和想象，最终呈现的叙事文本也可能是不一样的。

“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体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10]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叙事是艺术的真实。虽然司马迁以不偏不倚的实录精神进行创作，这种虚构也是无法避免的。

[此贴子已经被白水于2010-2-4 15:44:58编辑过]

木木东

（三）

史传与小说同属叙事作品。对比二者，可以发现许多共同之处。例如，小说使人物从生活原型上升到艺术典型，而历史作品中的人物也从生活素材（史料记载）成为了艺术形象。出现在《史记》中的项羽绝不仅是抽象的史料，而是多层次的、生动具体的悲剧人物。再如，其创作过程与艺术逻辑密不可分：小说建立在现实经验上，用虚构以突破所见所闻的局限，顺着创作逻辑编制故事。史传则须遥体人情、融入想象，用艺术逻辑将单个事实串联成完整的叙述。

    历史叙事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艺术性虚构，但史传与小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笔者认为，二者主要区别在于文体传统不同。

首先，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浓厚的“口头文学”色彩。“因文生事”中“生”一字，不仅强调虚构性，更强调兴发性，即“怎样讲故事更精彩”，含有一种类似于评述说唱的即兴表演成分，这使其创作、传播具有独特规律。首先，口头小说的情节必须有强烈吸引力，所以说者以丰富的想象，有意增加夸张、甚至是虚构成分以吸引听众。其次，当小说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存在和流传时，一方面，说者不可能将听来的故事完整背下来，他可能只有一个情节梗概和主要细节，每一次讲述都需要“临场发挥”；另一方面，说者会根据听众的反应即兴更改故事具体内容。[11]所以，由于“文”的流动性和生发性，小说的“事”会拥有一个不断流动的、“行进中”的框架。同样，固定为文本形式的小说，也有隐性的读者。这个隐性读者群也包括了作者自身。行文过程同时也是作者阅读自己的作品的过程，作者会以阅读快感为目的，随兴“削高补低”，通过叙述吸引、娱乐读者。小说的勃兴与市民阶级的壮大、文学的商业化密不可分。虽然也有道德教化的内容，但小说承载的功能主要是娱乐和消遣，因此文字追求趣味性。小说以市民阶级为主要受众，他们是“图个乐子”而不是来听人生哲理的。不管从作者还是读者角度，“猎奇”心理可以说都是第一位的。

“以文运事”，如前文所述，是历史学家用逻辑和叙事技巧，把破碎的事件连结成可理解的整体故事。虽然我国古代一直有着以一字寓褒贬、在历史著作中灌注作者强烈情感色彩的传统，但在历史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仍是理性主导。历史叙事的建构自由度小，不可能像小说一样顺着笔性随意改动。史传具有“史诗距离”的阅读效果：描述一个远离现实的过去的世界。不同于小说塑造人物给读者以真实可触的印象。同样是记录许多生活琐事，《史记》意在阐明诸多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比如在《李斯列传》开头记载了一件关于“厕中鼠”与“仓中鼠”的小事，集中反映出李斯苦于贫贱、贪恋富贵的价值观。这是他的前进动力，却也是他最终死于非命的祸根。[12]《水浒》中也有通过琐事反映人物性格的笔法，但就其阅读效果而言，这些描写主要是起到了还原现实场景、吸引读者、创造艺术真实的效果。其原因在于，史传的写作承载的社会功能是很明显的——它不只是为了客观描述过去的人和事，而是向读者进行解释、劝导。[13]作品重在揭示因果关系，以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另外，“因文生事”和“以文运事”孰高孰低，这一问题值得商榷。是否如金圣叹所言《水浒》更胜一筹呢？二者对叙述者的素质要求不一样。就建构自由度而言，小说当然比史传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小说创作可以顺作者的笔性尽情发挥。史传需要兼顾历史逻辑、事件合理性、各种人物的身份性格，确实是“吃苦事”；但是受史实限制、带着镣铐跳舞更需要高超的叙事技巧。

 

 

 

参考文献：

1．高小康：《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小说”概念的演变》，南京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

2．吴子林：《叙事：历史还是小说——金圣叹“以文运事”“因文生事”辨析》，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3．贾永雄：《“以文运事”及“因文生事”：史与诗之间的中国叙事学》，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

4．白岚玲：《因文生事——论金圣叹的小说观》，明清小说研究，1999，第3期

5．刘宁：《<史记>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倪浓水：《小说叙事研究》，群言出版社，2008

7．吴士余：《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8．袁行霈 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一卷、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9．张京媛 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            王福和 等：《比较文学原理的事件阐释》，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1．            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2．            王运熙 主编：《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1] 王运熙 主编：《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P219

[2] 贾永雄：《“以文运事”及“因文生事”：史与诗之间的中国叙事学》，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

[3] 白岚玲：《因文生事——论金圣叹的小说观》，明清小说研究，1999，第3期

[4]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5

[5]吴子林：《叙事：历史还是小说——金圣叹“以文运事”“因文生事”辨析》，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6] 吴子林：《叙事：历史还是小说——金圣叹“以文运事”“因文生事”辨析》，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7] 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P28

[8]刘宁：《<史记>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P230

[9] 刘宁：《<史记>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P269-275

[10] 张京媛 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P163

[11] 王福和 等：《比较文学原理的事件阐释》，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P394-395

[12] 袁行霈 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P176

[13]刘宁：《<史记>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P68

白水

    我们熟知的“被阉割的中国神话”就是文学历史化的一种表现。

    既然写的是规范的学术论文，那么加有引号的“被阉割的中国神话”应该给出出处。 

    历史叙事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艺术性虚构，但史传与小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笔者认为，二者主要区别在于文体传统不同。

首先，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浓厚的“口头文学”色彩。……

这里有个明显的疏漏，上面说的是史传与“小说”的区别很明显，下面接下来说的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如何如何，但中国古代的小说并不只有白话小说这一脉啊……

除此以外，其它部分的分析可以说相当精彩，文字流畅，也很符合学术规范。其中的一些思考，可以对我们课上对《三国演义》的分析提供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