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许知远：孔融与林妙可

天马

此文可以看我的blog哈，因为现在网上管理比较严格，本文有些内容不合适。

木耳

QUOTE:

以下是引用抱香斋在2010-4-1 23:09:32的发言：

你说的类似于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不过我们也可以像福柯那样问一句：作者死了吗？作者是什么？按福柯的观点，作者是一种功能性设置，作者是区别于其它个体的存在，那么他就有自足的价值，就不是一个泛化的或社会化的存在。“朱子”这个词代表的是朱子自己。至于它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增殖、变异是另一个问题。

如果老师认为作者不是一个泛化的或社会化的存在，那么增殖、变异的文化中的“朱子”还是“朱子自己”么？老师所谓的“朱子自己”等同于“存天理，灭人欲”的“作者”么？同时，老师认为佛教中戒欲的欲会不会包括“好的欲望”呢。

我觉得功能性设置并不是决定性设置，并不决定文本的意义，文本的意义和作为文本功能性设置的作者，一旦进入文化传播中，都会变成社会化的存在。作者不会死掉而不在场，但在场并不表示作者就是那个原初的不变的决定文本意义的“作者自己”。虽然作者作为功能性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它推出文本的意义，但这已经是个相反的过程了。如福柯所说，包含作者名字的话语“它的地位和它的接受方式，由它在其中传播的文化控制”，“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回到论题本身，老师解读的“朱子自己”就是“朱子”的排他性解读么，或许也是社会化解读的一部分。

抱香斋

QUOTE:

以下是引用木耳在2010-4-2 23:14:04的发言：

如果老师认为作者不是一个泛化的或社会化的存在，那么增殖、变异的文化中的“朱子”还是“朱子自己”么？老师所谓的“朱子自己”等同于“存天理，灭人欲”的“作者”么？同时，老师认为佛教中戒欲的欲会不会包括“好的欲望”呢。

我觉得功能性设置并不是决定性设置，并不决定文本的意义，文本的意义和作为文本功能性设置的作者，一旦进入文化传播中，都会变成社会化的存在。作者不会死掉而不在场，但在场并不表示作者就是那个原初的不变的决定文本意义的“作者自己”。虽然作者作为功能性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它推出文本的意义，但这已经是个相反的过程了。如福柯所说，包含作者名字的话语“它的地位和它的接受方式，由它在其中传播的文化控制”，“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回到论题本身，老师解读的“朱子自己”就是“朱子”的排他性解读么，或许也是社会化解读的一部分。

我想首先我不否认文本的开放性。不过到底要以作者、文本还是读者为中心，这本身是个复杂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解释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问题。文本进入社会，读者是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想你也承认一点，各时代的读者会有自己的社会语境，这就构成了历史局限性，所以读者的解释虽然合法同样也未必是那唯一正确的解释（其实唯一正确的解释并不存在）。我个人觉得，包含着作者意图的文本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它是值得重视的，尽管它也存在着不确定性。而面对一个文本，综合全面地考虑才可能形成有效的解释。回到关于朱子的话题，各时代的读者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看法其实是不尽相同的，我们今天的理解是从反封建的角度来形成的理解，而且是在理学已不再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人们不可能全面了解朱子思想的情况下，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语境，所以基于这样的语境我认为它有可能简单化或歪曲化。朱子的意图我们已无法知道，但我想必须回到文本，才能接近作者的意图，那么《朱子语类》里的很多话语表明，朱子的观点远不是我们理解的“存天理、灭人欲”那么简单，甚至毋宁说朱子也肯定合理的人欲。我想我解读的朱子不具有排他性，是我自己的解读，应该也算社会化解读的一部分。或许我应该这样说，在朱熹的文本中，朱子只是朱子自己。

另外，我回过头再去看你前面那段话，你是在承认公众简单化和歪曲化的同时，又维护他们简单化和歪曲化的权利，最后又说“言语者也应该将产生误读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你到底要说什么啊？（如果是因为有所顾忌而尽量把话说得圆满，那倒大可不必）。不过我也担心我的解读给人留下保守主义的印象呢。

木耳

QUOTE:

以下是引用抱香斋在2010-4-3 13:44:20的发言：

我想首先我不否认文本的开放性。不过到底要以作者、文本还是读者为中心，这本身是个复杂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解释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问题。文本进入社会，读者是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想你也承认一点，各时代的读者会有自己的社会语境，这就构成了历史局限性，所以读者的解释虽然合法同样也未必是那唯一正确的解释（其实唯一正确的解释并不存在）。我个人觉得，包含着作者意图的文本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它是值得重视的，尽管它也存在着不确定性。而面对一个文本，综合全面地考虑才可能形成有效的解释。回到关于朱子的话题，各时代的读者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看法其实是不尽相同的，我们今天的理解是从反封建的角度来形成的理解，而且是在理学已不再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人们不可能全面了解朱子思想的情况下，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语境，所以基于这样的语境我认为它有可能简单化或歪曲化。朱子的意图我们已无法知道，但我想必须回到文本，才能接近作者的意图，那么《朱子语类》里的很多话语表明，朱子的观点远不是我们理解的“存天理、灭人欲”那么简单，甚至毋宁说朱子也肯定合理的人欲。我想我解读的朱子不具有排他性，是我自己的解读，应该也算社会化解读的一部分。或许我应该这样说，在朱熹的文本中，朱子只是朱子自己。

另外，我回过头再去看你前面那段话，你是在承认公众简单化和歪曲化的同时，又维护他们简单化和歪曲化的权利，最后又说“言语者也应该将产生误读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你到底要说什么啊？（如果是因为有所顾忌而尽量把话说得圆满，那倒大可不必）。不过我也担心我的解读给人留下保守主义的印象呢。

我认同老师关于文本中作者身份的解释，我不解的是，增殖的或者被误读的文本的作者是什么呢，显然他已经不同于老师说的“作者自己”了，但它就不是作者了么，那他又是什么？

至于我说言语者应该如何说话，更多的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吧。误读之所以存在，责任也不全在于读者自身。如果言语者能够最大限度地将文本的能指和所指统一起来，那么在社会化的文化流变中，文本的所指也将最低限度地为文本的能指所掩盖或者扭曲，那么，社会化的作者离老师所说的“作者自己”的同一性也将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持。

剩翼

他的声名只有唐代的王勃能勉强作比，他五岁时写出「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的诗句。

一个小问题，《咏鹅》这首诗的作者是否也有王勃一说？我一直以为是骆宾王呢。

剩翼

孔融兴起的过程，也正是独尊儒术的开始。

以前看许知远的文章觉得还可以，不过这篇文章也太随手了吧，孔融是东汉人，153年才出生，董仲舒是西汉人，前104年就死了，怎么孔融成了独尊儒术的开始？

抱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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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天马在2010-3-31 0:33:01的发言：

这两点也最终成为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特征。国家秩序是家庭秩序的放大，在家庭里你尊重父兄，而在朝廷上你要服更高级的官员和天子，孝与忠紧密相联。独立的自我并不存在，它只有在人际网络和道德规范中才有意义，要「存天理，灭人欲」。而历代人物的才智，也很少用在对世界与人生的真正探索上，除去道德姿态感，他们沉溺于语言游戏。他们说自己有「澄清天下之志」，却经常不过「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一个儿童在十岁之前，社会价值观已经内化，完成了人生的全部旅程。它值得憧憬，还是另一幕荒诞剧？我们经常感慨，中国人为什么如此世故却又如此幼稚，一个朝代从兴盛到衰落是如此之快，为什么「满纸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为什么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总是变成「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悲壮的英雄，为什么如此繁华的文明却最终无法孕育出现代科学技术……

没有一个国家的儿童像中国儿童一样，这么早的进入社会规范，被告知秩序与服从的重要性。他们小小的自我尚未自由生长，就已经被指明了方向。他们也没有机会去探索自己的可能性，一套既定的价值观如此强大，成为读书人才是最好的出路。知识本身却没有独立价值，它只因通向权力才有意义——要么是现实的政治权力，要么是抽象的道德权力。观察日月星辰、发现流水的秘密、钻研一种新的耕作方法，它们只是旁门左道。读书人要报效君王、要纵论天下，要建立政治与道德秩序。个人的好奇心从不被鼓励。

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了动荡。家庭瓦解了，现代国家权力则无孔不入。孔融要知道家庭内的长幼之序，而新中国的儿童则要知道阶级观念和国家观念。儿童从儒家伦理中解放出来，却仍不是儿童，他是少年先锋队、是红小兵。没人在读《三字经》了，但是毛主席语录出现在课堂上、家庭里、街道旁，他们不再是张家与李家的儿子，而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孔融与王勃被淡忘了，但小兵张嘎、草原小姐妹出现了。他们的童年里充满了民族情感、阶级仇恨和对党的热爱，准备长大后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砖一瓦。

毛泽东的时代结束了。孔融与草原小姐妹都离去了，但成功的焦虑却随之而来。孩子们的书包塞满了书，他们学习英语、钢琴、报名奥数班，否则就会输在起跑线上。还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参加电视台的选秀，期待一举成名。他们不再像孔融压抑住自己吃大梨的欲望，他们是小皇帝与小皇后，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但正因为他们是中心，他们太重要了，所以他们仍不能自由的成长，去发现自己。他们要沿着公认的成功道路前进。

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党与政府是成功的标志。他们权力无限、财大气粗、还是世界的话题中心。和国家站在一起，变成了金光大道，而且谁又敢于拒绝和国家站在一起。所以，九岁的林妙可站在鸟巢的舞台中央，她笑容甜美，她假装歌唱，她可爱的向全世界展现了这个辉煌而甜美的谎言。两年后，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的获奖答谢里，她则说「首先要感谢国家」，然后按照规定的方式灿烂的笑……

她变成这个时代的孔融。孔融把梨让给了自己的哥哥，而林妙可则把感谢给予了国家，把笑容展现给电视机镜头……■ Edmund.z.xu@gmail.com (许知远的电子邮箱)

儒家文化的根本毋宁说是以家庭伦理为核心而及于国家秩序：“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儒家的礼义规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利益冲突，事实证明它在建构社会秩序方面是有效的，但也有不合人的自然本性之处，所以庄子才会批评孔子：“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儒家认为必须将礼义价值观内化才会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所以价值观内化本身并没有错，就像那些从小上主日学校的孩子也是为了使基督教的价值观内化，只是礼义规范和自然本性的天然冲突才是主因。但是它并不必然导致“中国人为什么如此世故却又如此幼稚，一个朝代从兴盛到衰落是如此之快，为什么‘满纸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为什么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总是变成‘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悲壮的英雄，为什么如此繁华的文明却最终无法孕育出现代科学技术？”（这里面每句话都可以商榷，中国人如何世故又如何幼稚？一个朝代的兴盛到衰落到底怎么算快？“满纸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到底不是主流吧？那些侵略者（？）许多不是被这个文明征服了吗？谁说中国古代科技落后了？），这样的“后设”历史，我看没什么意思。

至于朱子的“存天理，灭人欲”，后人的理解也往往把它简单化歪曲化，朱子的很多言论表明，这里的人欲乃指“私欲”。像他说过“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堕未堕之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是不会被人注意的。

说到林妙可，她已经不用压抑吃大梨的愿望，作者认为她的表现是因为成功的焦虑，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价值观的失范或坍塌，如庄子所说“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勿能知其辩”，所以她只好选择和国家站在一起。

说这许多，不是不能理解作者要表达的悲哀，只是徒唤“悲哀”，“它充满快感，却无助于思考的深入。”

白水

专栏文章，常识的错误，论说的不严谨，很常见。所以最好不要轻易开专栏，不少人写专栏，写着写着就把自己写废了。在咱们来说，也不妨降低对专栏文章的期待，能有只言片语可取，有那么一点火花，或者只是跟着感慨两下，也就够了。当然特别高水平的专栏文章是可以有助于思考的深入，但对大多数来说，我基本不抱这种期待。

木耳

QUOTE:

以下是引用抱香斋在2010-3-31 23:48:33的发言：

至于朱子的“存天理，灭人欲”，后人的理解也往往把它简单化歪曲化，朱子的很多言论表明，这里的人欲乃指“私欲”。像他说过“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堕未堕之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是不会被人注意的。

后人的理解的确往往会简单化和歪曲化，但这也有道理可言，甚至应该说这种解读相当正确。

朱子的话在社会上流传开去之后，他的话就已经开始社会化了，成为了经过大众思想接纳和解读之后的“朱子的话”，这时候的朱子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朱子”，与其本人关系反而不大了。朱子的话在现实形态中的真实面目可能与朱子本人的原意有所乖违，当它被批判时，被批判的真实对象是社会化和抽象化的朱子的话，而不是本真的朱子的原话了。

当然，之所以社会化的朱子的话会跟朱子的原意不同，那的确是因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公众对其的简单化和歪曲化所致。但这之后，当人们再批评被简单化和歪曲化的朱子的话的时候，却不应该一味指摘。很多情况下，合格的批评者也会从事对批评对象的原意的真实还原。如果让他们完全照着朱子的原话来的话，他们反而会失去批判的对象，即放过那些偏离了朱子原意的社会化的朱子的话。

因此，人们在理解一个人的话的时候固然不能简单化和歪曲化。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在进入公众思想的过程中，很难保证不会变形。所以，不但要解决公众的误读现象，言语者本身也必须规范自身的言语，避免有可能产生歧义的笼统的口号性的说教。即使口号不可避免，言语者也应该将产生误读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4-1 15:26:06编辑过]

抱香斋

QUOTE:

以下是引用木耳在2010-4-1 15:20:25的发言：

后人的理解的确往往会简单化和歪曲化，但这也有道理可言，甚至应该说这种解读相当正确。

朱子的话在社会上流传开去之后，他的话就已经开始社会化了，成为了经过大众思想接纳和解读之后的“朱子的话”，这时候的朱子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朱子”，与其本人关系反而不大了。朱子的话在现实形态中的真实面目可能与朱子本人的原意有所乖违，当它被批判时，被批判的真实对象是社会化和抽象化的朱子的话，而不是本真的朱子的原话了。

当然，之所以社会化的朱子的话会跟朱子的原意不同，那的确是因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公众对其的简单化和歪曲化所致。但这之后，当人们再批评被简单化和歪曲化的朱子的话的时候，却不应该一味指摘。很多情况下，合格的批评者也会从事对批评对象的原意的真实还原。如果让他们完全照着朱子的原话来的话，他们反而会失去批判的对象，即放过那些偏离了朱子原意的社会化的朱子的话。

因此，人们在理解一个人的话的时候固然不能简单化和歪曲化。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在进入公众思想的过程中，很难保证不会变形。所以，不但要解决公众的误读现象，言语者本身也必须规范自身的言语，避免有可能产生歧义的笼统的口号性的说教。即使口号不可避免，言语者也应该将产生误读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

你说的类似于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不过我们也可以像福柯那样问一句：作者死了吗？作者是什么？按福柯的观点，作者是一种功能性设置，作者是区别于其它个体的存在，那么他就有自足的价值，就不是一个泛化的或社会化的存在。“朱子”这个词代表的是朱子自己。至于它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增殖、变异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