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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是赵俪生《篱槿堂自叙》和夫人高昭一《回首忆当年》两书的合辑。赵俪生夫妇在这本书中分别叙述了家庭、求学、成家、革命，以及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赵俪生曾开创了他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民战争史与中国土地制度史的专题研究。在本书中，赵俪生评点师友的文字，与我们一般所见的回忆录十分不同，作者耿直忆旧，毫无媚态。 闻一多 第一次见他时印象是厚发清癯、鼻上架有银丝眼镜的中年人。闻先生在青岛大学任教授时，曾被学生轰过，说他“不学无术”，这对他是个刺激。据说当时支持闻先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在他无窗室中苦吟着生活烙印的臧克家。 闻先生本是新月派诗人，在美国是学舞台设计的，现在又教起《诗经》、《楚辞》，自不免有功力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一回到清华就拼命下工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这时候写出来的。他也搞考据，搞训诂，但比所有的训诂学家都有高明之处，是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 于是，我们一下就把闻先生爱上了，大家争着选修或旁听他的课，主要是从他的讲课中窥察他的治学方法，闻先生一下子在清华园走了红。但他是有脾气的，同学们也都小心翼翼的。 王瑶 王瑶喜欢搞文艺理论，爱读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书，爱写书评和文学评论与论战的文章，我们叫他“小胡风”。 后来听人说王瑶很恶劣，他自从被以蒋南翔为书记的清华园支部开除出党后，就回到家乡“隐居”起来了，在日本统治下表现很模糊。抗日部队曾找过他两次让他“出山”，第一次被拒绝了，第二次甚至说出“下次不要再来，家里住着太君，再来就要报告了”这样的话。 可是在《王瑶先生纪念文集》中，却说王瑶当时曾去找过抗日部队，组织不在，等了一个多月就回家了。当然，兵荒马乱之中，事情会有些周折，但无论如何周折，这两种说法总不会如此“径庭”。王瑶兄是山西平遥人，这个地方在政治上与金融上都是不寻常的。这种在操业上和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娴于计算的明敏，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沾染到王兄身上。 成仿吾 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 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捅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郭沫若 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开始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到北京科学院以后的事。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 我忍不住了，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晚七点到报社，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身边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应酬”，后一段“但是”就厉害了（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好家伙，这不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的是，这封复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影印出来“立此存照”的。 童书业 是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的人。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写童，他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还有人补充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这里的运动，是指政治运动，每次运动前奏的吹风会后，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 肃反时，山大历史系有三个大反革命，童书业是其一，说他有血债，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我知道童先生看见杀鸡都吓得捂着脸，怎么会一夜之间杀一千个共产党员呢？ 运动收尾阶段，突然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我妻子正在午睡，我三岁的女儿意外发现一个瘦老头跪在妈妈床前，此人正是童书业。原来他有一份厚厚的“交代材料———童书业供状”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又想索回毁掉，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子，就出了这怪相。他的“交代材料”说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其中还有一句是“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他既害别人，又害自己，是精神变态的铁证。 杨联陞 是高我一届的大学同学，在学校住一栋宿舍。1987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别人告诉我，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电话里，杨用中国话说：“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我的若干弟子都要来，我老了，接待不动，挡了他们的驾，怎么好单独接待你呢？” 我告诉他，这些都无所谓，但我困居旅馆，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情况困难，希望有所解救。杨发话了，电话里声色俱厉：“又不能吃西餐，又不能打电话，我问你，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的人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我忍不住了：“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可是你先出口的，下面就要容我来说了。记得卢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二人在清华门口说过的几句话。你说这一来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去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的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你却在中美处于既不友好的时候跑到了美国，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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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27 08: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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