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发展史课程期中作业 文献综述 农蕾
介词“于”的起源与发展
【摘要】“于”字在甲骨文中已大量出现,是上古时期的一个重要介词,用法灵活复杂。在对部分涉及“于”字的重要论文进行梳理之后,本文试图对其中“于”作为介词的起源问题以及介词“于”与“於”之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关键词】“于” 起源 “於”
前言: 于,《说文解字》中注曰:“于,於也,象气之舒于。”许慎认为“于”字的本义为叹词,其他虚词义都是假借用法,至清代段玉裁为《说文解字》作注时仍认可这一解释。近现代以来,开始有学者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并对“于”作为介词的起源做出了新的解释,并讨论了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与“於”的关系。然而就这两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现就这两个问题进行总结,综述如下:
一、 介词“于”的起源 虽然学术界基本上都认同上古时期“于”确有介词的用法,但是对于介词“于”的来源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 赵仲邑是较早对介词“于”进行专门论述的学者,他在《论古代汉语介词“于”、“於”、“乎”》里认为介词“于”最早来源于上古泛声。实际上,赵仲邑仍然把《说文解字》中对“于”的解释作为理论来源。赵仲邑认为介词必有宾语,介词的作用就在于把宾语介绍给谓语,给谓语引进处所、时间、比较对象或者行为主动者等等。他通过分析《诗经》、《尚书》时期的古代典籍,认为其中的“于”字大多数不符合这一条件,不能认定为介词,只是没有意义的助词。“于”字作为介词的用法定型晚于其助词用法。其次,赵仲邑将比较典型的由动词演化而成介词的“以”、“与”、“为”与“于”作比较,认为两者存在很大差异,“于”作为介词的动词性明显弱于前者,因此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于”是由动词演化而来。持此看法的学者除了赵仲邑以外,还有朱小健。朱小健还在其论文《尚书“于”字用法分析》中描述了“于”的演变轨迹,即:语气词——介词——意义较实的介词——动词用法。 以郭锡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有新的看法。郭锡良在其《介词“于”的起源与发展》中提出,“于”在殷商时期就有不少“于”做动词使用,表示“去、往”的含义。“于”的动词义虚化成为介词,用于介绍行为的处所,其虚化的关键是表示“来”义动词与动词“于”运动方向不一致,连动过程中前者动词迫使后者意思抽象化。随着介词“于”的语义拓展,介绍动作涉及的对象、搭配的动词也更广泛,“于”作为介词的用法复杂化。郭锡良的观点在学术界中得到的赞同较多,在笔者阅读的文献当中,梅祖麟、张金玉、赵诚、马彩红、陈年高、王可可、李先银等人都赞同介词“于”是由动词虚化而来,并对郭锡良之观点进行了补充证明。例如,王可可通过分析《左传》中介词“于”隐现的问题,认为《左传》时期“于”虽然已经虚化,但是在表示引进动作行为发生或者进行处所的介词短语仍旧包含“到达”的意思,“于”大多数不可省——在表达动作行为确实发生的时候,“于”没有省略的情况,只有在表示还未发生的行为动作的时候,才可以省略。以此说明“于”仍旧保有动词性特征,从而为郭锡良之观点提供了更多证据。而李先银则利用语法化理论以及语言借用的观点构拟了“于”由动词转化为介词的过程。他认为这个转化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动词“于”在“往、步,于+处所”中意义虚化,形式重新分析,转为“往、步+于+处所”;(2)该形式被借用表述祭祀对象,“V+于+对象”的形式因而大量使用,成为范式,反过来推动“于”语法化;(3)“于”引介的对象拓展,形成多种用法。 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这些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张金玉认为,郭锡良提出的“于”在甲骨文中有六种用法值得商榷,他认为可以比较肯定的只有两种,一种是“名词+于+处所名词”中的“于”和“使/令/乎+于+处所名词”中的“于”。 梅祖麟主张“于”最初作为动词的用法属于汉藏语中的共同现象,而不仅仅是上古汉语的特别现象。因此,梅祖麟援引了藏语和缅甸语的语料中表示“去、往”的语素与上古汉语中“于”的声韵部作比较来说明“于”存在动词用法。此外他还认为“于”虚化原因存在于连动式之中,即“V+于+O”最初是“V1+V2+O”,进而转化为“V+介词+O”。语法化的过程存在层次重叠的现象,即上述两个结构在较长阶段内同时存在,这种情况导致了“V+于+O”的结构难以明确划分。罗国强的论著《“于”的动词用法探讨》比较偏向梅祖麟的主张。 部分学者则否定了介词“于”由动词“于”虚化而来的观点。禤健聪在《甲骨文“于”做动词献疑》中提到郭锡良认为语法分析中动词不能轻言省略,进而判断得出“于”在甲骨文文例“王于商”(该文例是郭锡良用于证明“于”的含义为动词“去、往”的最有力的例证之一)中应为动词。禤健聪在全面考察甲骨文卜辞之后却认为,由于甲骨这种文字载体的特殊性,甲骨文中的省略情况大量存在。甲骨文中有“王小生七月于商”,同时也有“王小生七月入于商”,为什么不能认为是“于”前省略了动词,而要认定“入于”是双V结构呢?郭锡良以古汉语书面语的语法习惯来分析甲骨文的记录习惯不合适。除此之外,郭锡良对甲骨文的释读也存在问题,因而其论证不能说明“于”有动词用法。沈怀兴也通过分析《诗经》中的“于”,否定了“于”作为动词的用法。 时兵的观点代表了第三种看法,他在《也论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于”的真正来源是原始汉语的格助词,是原始转型期(SOV——SVO)用前置词替换后置格助词的结果。时兵认为古汉语与古藏语语法类型一致,属于SOV型,在这之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型期。在SVO语序没有稳定之前,原有格助词“于”被改造使用以填补语法功能不足,因而介词“于”早期的使用比较特殊复杂。而在SVO语序定型以后,介词“于”的使用趋于定型。 支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较少,有学者则明确表示反对。宋文辉认为汉语中的双宾句式和与格句式共存是上古汉语特征的继承,而新双宾句式和新与格句式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两句式没有直接的发生学关系。因此,不能说“于”是由格助词转化而来。
二、介词“于”与“於”的关系 今天我们一般仅能看到“于”这一字形,然而在新中国简化汉字之前,还同时存在“於”这样的一个字形。现在的学者一般认同,“于”的出现早于“於”。前者早在甲骨文时期就已大量出现,而后者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的金文。“于”在上古属于匣母鱼部,“於”则属于影母鱼部,但是在汉语发展的过程中,两者发生了交错使用的现象,并且在战国时期,“於”的使用频率开始超过“于”。实际上,在古代汉语中,“於”的出现频率远高于“于”,“于”只作为古语残留保存在书面语当中。 “于”与“於”的关系问题,是“于”发展演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董秀芳在其《古汉语中动名之间“于”“於”的功能再认识》概述了几位大家对于两者关系的看法。段玉裁认为“于”与“於”为古今字;马建忠认为两者相同,只是“于”见于经籍者居多,但后人不再习用;王力先生则认为“于”与“於”是骈词。 当代学者对于两者关系也有探讨。郭锡良在其《介词“于”的起源与发展》中认为 “于”、“於”作介词的区别仅在于时间的先后,而不是语法作用的不同。董秀芳赞同他的观点。赵仲邑虽然在介词“于”的起源问题上与郭锡良观点不同,但也认为“于”与“於”是通用的,在作介词的时候没什么不同。 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否定“于”与“於”作为介词是相同的。赵玉桢在《论古汉语中的“于”和 “於”》中以《左传》为例,对比了“于”与“於”的介词用法,认为虽然两者有并用的情况,但介词“于”所具有的用法“於”不全有,“於”的用法“于”也不全有。例如,“于”可以引入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而“於”不能;“於”可以引入受事者,而“于”不能。他认为两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是两个词,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两者仅有书写形式和上古时期语音的差别。
总结: 综上所述,虽然各家都试图为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各家似乎都不能完满地解决这个问题,至今为止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这些学者的学术背景存在差异,分析问题的理论、方法不相一致,因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说,对相同的文例,可以出现好几种不同的释读方法。重复前文提到的甲骨文文例“王于商”为例,郭锡良认为语法分析中动词不可轻言省略,因此“于”必比为动词。而禤健聪则以甲骨文这种记载文字的材料比较特殊,甲骨文中省略的情况比比皆是为依据,认为可以把“于”直接理解介词。即便结论相同,其在论证问题的过程中也不相一致。梅祖麟引用汉藏共同语的理论来分析“于”有动词的用法就遭到了郭锡良的反对,原因是郭锡良认为汉藏共同语理论不可信。这些学者习惯从自己的知识体系分析问题,相互之间从源头上就较难达成一致。 其次,介词“于”本身的复杂性造成了问题的难以解决。虽然“于”在甲骨文中就已大量出现,但与其他的一些甲骨文字形如“日”、“即”相比,难以由“于”字的甲骨文字形直接推测出其本义所在。学者们只能通过释读甲骨文文例推断“于”的意义和用法,因而形成了认识差异。甚至有可能在甲骨文时期,大量使用的“于”就已非本义。 语言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既有其必然,又有偶然性因素,推动“于”在发展变化的因素也应相当复杂。且由于时间久远,有些事实可能已被掩盖,导致难以全面推断其根本发展演变过程。 因此,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问题直到今日也无定论,仍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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