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块：
宋朝的岁入较唐有巨大的增加，究其根本，是宋税赋极其之重。包拯就说：“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收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一语道破北宋疆土不及汉唐，岁入却倍之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利用其赋税之权，在实物赋税的时候低估物值，反复折腾，进行盘剥。包拯举的一个例子是陈州。本色为麦，但朝廷突然改令以货币地租，以市价，斗麦50文，而朝廷令斗麦折100文，附加脚钱20文、仓耗20文，等于斗麦140文，相当于本色的几乎三倍。（转引自《中国史纲要》）而此一法，还仅为两宋盘剥之术九牛之一毛。
有宋一朝，代代都是敛财高手。确实，各朝都重视“理财”，拼命扩大岁入来弥补其日益庞大的冗兵、冗官、冗吏。至王安石变法前，有宋岁入较国家初建时增加六倍，而国库反而从有赢余变为大亏空。以国营工商业等形式与民争利自然是一条生财之路，但另一方面，压榨农耕上最后一点油水乃是恒道。即使是王氏的变法新政，如青苗方田农田水利等法，也是从农业上赋税上下工夫，新政的主要政策仍然是从农业经济的角度出发的，这也说明了有宋一代以农赋为国家之本的思路并无改变。然而种种措施仍然无法挽回宋政府积贫的局面。而贫富不均、兼并横行，小民不堪生计，倒成了有宋一朝的一种恒态。从王小波到杨幺，“均贫富”是反抗者必有的口号。
宋室南渡后，情况愈演愈烈。叶水心说：“自有天地，财用未有如今日之比者”，又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椿，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盖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宋的赋税，苛烈亘古所未闻，也为后世历代所绝无。只举一个例子：宋的正税之一是“身丁钱”（北宋在南方征收，南宋在全境征收），也就是人头税。然而，唐中期以后搞两税法，人头税已经被摊到夏秋两税里了。宋朝沿袭两税法，本身已经含有人头税，然而，却在此又征一道，从20岁征到60岁。有些地方，甚至从几岁之童征到已死之人。如此税外加税的搞法，民何以堪？
宋的工商国营政策，客观上当然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必须看到，其初衷是与民竞利，扩大盘剥之源，利用不平等的地位从工商业中榨取财富，这不是真正的重商主义，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措施，而是封建国家体系下的畸形产物，这种政策，同时也对工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在这种土壤中，是不可能产生什么新的社会形态萌芽的。事实证明，当政府财政出现危机，宋朝廷从来不是通过正面发展工商业来扩大生产、市场从而增加正常的税收，而是通过增加苛捐杂税，以及发行大钱、变钞乃至最后直接大印会子的办法明目张胆的豪取民财。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总结到：“南宋政府，所以取于民者如此，其民乌得而不困，其国亦乌得而不亡！”
两宋的农民抗争，从无断过，而且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所有的民变，几乎都是因为封建负担过于苛重的问题。而两宋最后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运动，也没有亡于民变，究其原因：一是重兵对内，一方面通过招募士兵变寇为兵来缓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对民间的严密控制和镇压。二是宋朝始终面临巨大的外患，也面对着巨大的民族矛盾。在这个背景下，民族矛盾和国家外来危机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范围内可能超过内部阶级矛盾而上升为主要面。当辽人南侵或者金人蹂躏中原的时候，广大民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选择竭尽自己的最后精血去支持一个尚能组织抵抗的政府。此在南宋尤其显著，翻查南宋立国初期的历史资料，常常惊叹于这样一个对内横征暴敛专制强暴的朝廷居然还能维持，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巨大的外患威胁一定时期内淡化了内部矛盾，这样一个政府，激起全国性的巨变，乃至发生汉末那样的脆性崩溃也是完全可能的。最后一点，自然就是这个政权终于糟糕到在竭尽民力的情况下还是无法尽到它保全自己和保护将希望寄托于它的百姓的义务，为外敌所灭亡，来不及等到内部的矛盾将之彻底摧毁——虽然到了末期，这种内部瓦解的趋势也已经不可逆转。
——认为南宋末期国家运转还大体良好的也完全是在扯淡。
在网上，对于宋朝，常常有着不切实际的幻觉。什么“世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了，“空前富庶繁荣的中国社会发展高峰”了。其实，看穿两宋的历史，其国策就是：聚财富于官，敛财富于中央。民困官丰，而官府之资财又全部集中于中央政府。然而，举国之资、全民之资，还是供养不起那皇帝、宗室、官僚、冗吏、冗兵的庞大开销。一个将全国财富都盘剥到手的政权，在它几百年的统治中，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闹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乃至几乎就不能维持其运转。这样的一个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是一个大笑话，是和着无数黎民的血与泪的荒唐！——此即我对有宋一代的基本认识。
第二块 此专骂“被世人忽视的伟大的宋朝”之烂文
某人3000字的回帖，主要的部分应该是出自网上著名的“被世人忽视的伟大的宋朝”一文，这篇文章似乎在jc也被引过无数次。歌颂宋的网民几乎都是在把这篇文章贴来贴去，这也是我所谓网上对宋朝的“幻觉”的一大由来。
某人的回帖我不谈了，还不如直接谈谈他部分转引的那篇著名网文好了。那篇文章确实引了很多数字，但也杂糅着许多作者对这些数字的一知半解甚至全无理解。那篇文章很长，时间有限，不可能全部一一回复，这里就说几个原作者认识的不清不楚的问题。
该文作者曾说宋朝的财政收入最多一年达到1亿6000万贯文，实际上，这个数字是一个绝大的笑话，因为所谓“一亿六千万”，它的单位不是什么“贯文”，而是“贯石匹两”。这个“一亿六千万”，就是不考虑单位，只考虑数量，乱七八糟加在一起，一个毫无意义的数字。
宋朝搞的是货币+实物的赋税制度，钱的单位是贯，米的单位是石，布帛的单位是匹，白银的单位是两，丝绵的单位还是两（一两白银价值1贯钱，一两丝绵价值50文钱，然而在这个1亿6000万的大杂烩统计里，一两白银+一两丝绵=2两），对了，还有草……单位是“束”。就比如说：熙宁十年（1077）的财政收入中属于农业税收入的部分大约是5200万“贯石匹两”，然而其中有“草”1765万束，折合成钱才5.3万贯（当时草大约是20文/万束）。把这乱七八糟的各种东西都按照当时的价格换算成钱，那一年大致的租税收入是2021万贯左右（此价格数字根据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这篇文章前面说了个“一亿六千万”，然后喜滋滋的夸奖宋朝的这个数字比之汉唐明如何了得，是10倍还是多少倍。然而他在文章后面开列了三个北宋有代表性年度的财政收入（至道3年、天禧5年和熙宁10年），却只有三千多万贯到七千万贯出头的样子。那些个过亿的年份都哪里去了？其实很简单，这三个数字是当代的史学者按照我上面的那种以当时物价换算的方法统一折算为贯的结果，自然一落千丈。该文作者到了这里显然另抄了本现代学者的书，因此他的数据和自己文章开始的1亿6000万就差之万里了。而他自己在文中还是这么说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这样的表述恰恰说明了该文作者缺乏起码的常识。因为北宋的中后期财政收入远远多过前期，而且保持持续上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性知识。作者因为抄了两本书，看了两种口径的数据，于是自己把自己转晕了。他和宋朝政府一样，只看数量不看单位，居然把北宋财政收入描绘成了下降趋势。只看这开宗明义的第一个数字，就知道这个作者不但只会抄书，而且抄的毫无常识。他来歌颂“伟大的宋朝”，实在当不了称职的吹鼓手。
该文作者另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伟大的宋朝的伟大的工商税收入。这也是网上带给网友最多错觉的地方。他说：“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
这段话说了两个意思，一个是北宋政府收入中工商税比例大，另一个是绝对数字惊人，让明朝望尘莫及。实际上这里的数字并没有大错，但作者将北宋的“工商税”全都理解为工商业的发展，就大错特错，而与明朝的那个比较，更是不靠谱。
以前有位网友说过其与明朝比较的错误，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这里转一下：“而（北宋的）工商税则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收的税，包括：榷课（国家专卖权，包括盐、酒、醋、茶、各类矿产）、商税、市舶收入等。贴主居然拿这个来和明神宗的矿税两监来比较，实在是莫名其妙，矿税两监的收入顶多只能算榷课项目中矿产课而已，而从来矿税的数目都是小头，远远比不上盐课等项目。”
口径不一致，就无法比较。
再来说说这个“工商税”本身，从这位网友的话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那时候的非农业收入（从现在开始不再用“工商税”这个错误的概念），成分复杂，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因工业商业活动产生的国家税收（比如增值税所得税之类），而是包括了国营工商业的利润（禁榷收入）、商业税和对外贸易税几个大部分。这其中，宋朝的时候，实际上是从唐朝就开始，最大的部分恰恰不是商业贸易的税收，而是国营工商业的直接利润！
首先先说说该文作者的一个或者出于无知或者出于存心误导的数字，他说：“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这是事实，但是，他怎么不提提此前此后的数字？事实上，此前商税收入最高刚刚到1000万贯，而此后的庆长九年（1049），陡降为800多万贯，直到北宋末年都是如此。换句话说，1041-1048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原因何在？熟悉宋史就知道，这期间北宋开始与西夏长期交战。因此需要招募商人运输粮草到西北卖给官府，而官府则支付给他们茶、盐、香药等专卖品的票据，商人凭借票据可以到指定地方领取这些商品，抛售赢利。这样，从西北到江浙，形成了特定条件下的长距离商品流通，带来了商税收入的激增。而为什么到了1049又跌落了呢？并不是战事结束的缘故，而是因为在此前一年改解盐法之官卖为通商法。由商人拿着钱到边境购买盐钞，然后到解池取盐进行销售，而边境就直接用商人买盐钞的钱来就近购买粮食。这样，商人的长途运送粮草的军用物资的流量锐减。当时的人就说的很清楚：“先时，大商富贾为国贸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续资治通鉴长编）。该文作者用一个特殊条件下的绝无仅有的数字作为北宋商税的一般情况，再反推北宋的工商业发展，简直是胡说八道。而这个畸形的数字反而恰恰说明：北宋的所谓商业税”，其涨落完全是专制国家军需和财政政策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商业发展所决定。工商业的发展，并不是主要因素。我们下面再以两宋比较正常的非农业收入结构进行分析：
还以熙宁十年为例子，这一年的非农业收入约4250万贯匹（与该文的数据可能略有出入，这是因为我参考的资料运用的物价换算方法可能与该文引用的数据来源的方法不同的缘故），其中市舶司的收入（外贸）约54万贯匹（很遗憾这里的数据只有这么一个混合单位数，好在这一年的商业收入中只有这里是混合单位，而且数量所占比例不大，我们就姑且忽略了）、商税（也就是正经的商业税）约869万贯、矿税（工业税）合计不到400万贯、对市场贸易征收的坊场钱约600万贯。
几项加起来，大约1900万贯左右。那么剩下的那一大半呢？酒：787万贯、茶203万贯、盐1203万贯！另外还有“市易钱”，乃市易法下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干涉市场垄断货源所谋利益，也应属于超经济利润。
这酒、茶、盐几项怎么来的？根据学者的分析（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1、垄断的生产性利润：也就是国营工商业的与民争利，而且是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的垄断性的不平等竞争。宋朝对盐、酒两项，自始至终采取国家绝对垄断的“禁榷”制度，官营盐场盐井、官营酒务曲务。劳动力基本是附近州县征发的役夫，以及当地厢军。后者本是仰食国家的军人，前者则是属于封建差役。虽然宋朝对封建差役也给以一定的工钱而非无偿占有，但其支出不按市场价值规律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种生产利润本身的超额剥削性十分明显。其实，前面说的矿业中也有许多是国营的，或者政府让与官绅经营的，其役使的工匠，许多干脆就是在押罪犯，属于劳改产品。这样经营产生的利润自然相当惊人，实际上是一种超经济剥削。宋朝工匠的工资待遇，按照现在搜集的资料分析（可见《中国价格史》），北宋时期一般在1石米到3石米/月之间，南宋还要低（因为物价涨了），最好的大概一月才能买到1石多米、一般都只够几斗。即以两宋平均2石来算（其实已经高估了，因为大多数情况都只有1石多而已，3石米是个别重体力行业，比如搬运工），也不高于唐朝的水平。所谓的“待遇优厚”，大概只能是个别受到重视的技术人员的情况。更何况，宋朝的官营企业，特别是南宋，对工匠的工钱克扣十分严重，到了南宋后期，干脆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拿“会子”抵帐，会子是纸币，靠的是政府信誉，而南宋的后期随着政府财政的恶化，用印发会子支撑财政支出成为常道，而且并不予以认真兑付，乃至不允许劳动者以会子纳税，就是说只许我用会子换你的商品和劳动，不许你用会子来支付应付我的税赋，这已经明目张胆的骗取民财了。拿到这种“一贯500文”会子作为月工资的工匠，在会子信用越来越差，经常无法流通的情况下，又如何生活？这种会子付帐，到了后期，实际上与开白条无区别。而所谓“手工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不知道那些被征发来的差役之工乃至监狱里的罪犯，拿着微薄的且无保证的工资干着繁重的劳动，又有什么地位可言？
2、特许专卖税：全靠国家控制生产到销售的全环节，除了行政成本较高等因素外，弊端横行、无法抑制。因此北宋中后期，对于茶、盐、酒都在官营之外部分的允许民间经营，但从经营的许可到定价、产量、销售地域范围等都严密控制。而且，实行“卖扑”“买扑”等税收。也就是说，本来这些买卖只有我官府才能做的，现在特许你来做，便要交我特许专卖之税。这个税不在正税之列，因此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征法、增加数额，成为两宋特别是南宋的一大弊政。该文作者，以及windg反复强调的都是两宋的商税收入持续增加是基于工商业的发展。但实际上，看看历史数据就很清楚，以政和年间的盐引法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特许专卖税，当时的一个地方榷货官员（地税局？）说：过去当地榷货收不到2万缗（相当于贯），现在几乎都有4、5万缗。一次变法，就增加了一倍有余。而盐业的生产规模在一两年中有此增加吗？当然不是。再如周必大提到南宋茶盐的“常赋、杂征”是北宋的三倍还多，南宋以江南四川之地，茶盐产量能比北宋时还锐增两倍吗？显然不是。这中间，真正起了主要作用的，是“征榷之利”，也就是政府以扩大和提高特许专卖收费的方式来牟取暴利，换句话说，就是榨取民财。相比之下，那总共不过5\%的正税又算个p哦（对了，另外说一句：唐朝的商税是每贯税20文，也就是2\%，比宋朝低）？这些拿到特许经营许可的商人，正税还是要同时交的哦，卖扑买扑是额外的。
3、商业经营性利润：哈，终于说到似乎是正常的贸易利润了。国营企业赚取利润总是天经地义吧？可惜，可惜，揭开面纱看本质好了。这部分利润大致还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批发垄断利润，另一类才是比较正常的商业零售利润。前者怎么来的？原来官府将生产分散在小的手工业户，但不允许手工业户直接向市场销售这些“禁榷”产品，而必须统一销售给官府，然后官府再批发给有特许经营许可的商人。也就是说，明明可以民产民卖民销的市场贸易，官府在生产和流通环节间插了一手。插这一手有什么好处？多收些“正税”？别傻了，那不是自己从自己口袋拿钱吗？真正的奥妙在价格上。宋代的盐价，官府收购价一般是每斤10文左右，多不过20文，而官卖批发盐价一般是每斤50到70文，到了南宋的时候，甚至高达100到130文！可以算算是百分之几百的利润率！真是生财有道啊。酒价也差不多，酒的原料是米（原材料成本），而宋朝的官定酒价，通常是同期米价的5倍，相比较唐朝，则一般是1倍半而已。宋政府从酒中取利就数倍于唐，以至酒价昂贵到了“酒政为民之害至此极矣”（通考）的地步。再看茶，好一点，“榷茶”中的腊茶，买价约每斤20钱到190钱（根据质量好坏），而卖价是47钱到420钱，悬殊一倍有余！当然，茶的官府专卖实行时间比较短些。
官府垄断批发是这样的强取豪夺，所谓的商业零售又如何呢？应该说，好一些，官茶、酒、盐的零售大体还得遵守价值规律。然而，事实上，在封建社会，这种“遵守”也是全靠官府良心发现而已。因为官府毕竟垄断着行政权力和暴力机器，而其有一万种办法和一万种理由来以此干涉市场。在两宋，官府逼迫商人和民间摊派购买官茶、盐、酒是极其普遍的现象。以盐为例，政府垄断盐业销售，因此希望尽可能多的出售食盐换取收入，也因此罔顾市场供给情况，盲目生产，大量囤积，导致供大于求，但各级官府却强制的决定销售数量，甚至直接根据本年预算开支来决定要卖出多少食盐，把整个财政都压到盐的销售收入上。卖不动怎么办？直接强令民户购买，甚至直接用盐来冲抵财政支出支付。这种变态的官方控制的商业销售，可能培育出近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吗？称之为对市场经济的巨大破坏，丝毫不为过。
综合前述，两宋的工商业虽然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提高，这是必须肯定的成就。但从宋政府本身的政策而言，则惟一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的与民争利乃至敛取民财。黄仁宇说这征榷之利是“商业方面的收入”，这些国营专卖部门是“最前进的部门”，这完全是一种扯淡。真实的情况是：宋朝的国营工商业占据了国家工商业的主要部分（前面只约略谈了茶盐酒三大项，实际上外贸、坊场、矿业，很多都是国营的，而且是按照类似的敛财之术运作的，宋朝的民间商人，往往不过是官府垄断下的二级分销商而已），而其本质是以工商业为途径，以另一种形式向民众征税。高昂的销售价格，最终是要由人民群众承担的，更何况其垄断最力的，恰恰是人民生活所必须的茶盐酒！这种经营，依靠国家权力、强行攫取垄断的暴利，它根本不是市场经济的正常利益，也不是工商税收的正常征收，而是融合了暴力掠夺、无偿占有和超经济剥削的大怪胎。国家追逐工商利益，自然也会推动工商业的进步和发展，但事实却是，国家工商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快过和大过工商业发展的幅度，这种收入增长，就只能是一种非正常的畸形增长了。丝毫不能被用来将宋朝打扮成一个“准资本主义”“准市场经济”的天堂社会。
最后再说说这位作者错误百出的农业税方面。他简单的比较了一下宋朝的“两税”，就喜滋滋的称宋朝的税不比前代为重。然而，在史学界，宋朝赋税之重于前代，是一个常识。这一点宋人自己丝毫不否认，朱熹说“古者刻削之法，本朝皆备”，林勋说“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蔡勘称：“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汪见辰则说：“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猬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如此的议论，在两宋三百年间，越到后来越是频繁，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宋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的事情，到了数百年后的今日，倒有一帮人去找几个数字来就推翻了。难道那许许多多的古人，都是存心反当朝政府的抹黑分子？
宋朝的“两税”，确实相对比较固定。宋朝的制度大多因袭唐朝，赋税也是一样，两税直接拿来就用。因循保守是一特点。以后的财税改革，无非是局部的修补，并无大的增动。因此两宋的正税，确实没有明显增加，平均衡量，甚至很轻。然而，如果以“两税”来衡量宋朝农人的赋税负担，那就差之万里。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两税”，只是赋税的一小部分，它的主要作用是为别的乱七八糟的税提供计算依据。
正税之外，两宋各地往往会以各种方式和名目“增税”，王曾瑜先生曾经统计过，增税的形式大约有：支移、折变、加耗、义仓、附加税钱、分钞及合零就整、大斗小斗、斗面斛面、呈样、预借、重催、畸税漏催等等十几种。这些都附着在正税上，有些是征税方法上做手脚（比如上帖介绍过的折变），有的是直接巧立名目，有些更简直就是诈骗。各地增税的手段不胜枚举，其超过正税至少在两三倍以上，极端的甚至达到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此外还有“诸色钱”，这些花样大约有：和买、和籴、免役钱、助役钱、折帛钱、月桩、板帐、经总制钱等。如和买、和籴、折帛等，本来都是调剂余缺备荒备灾的社会保障措施，结果在宋朝政府手里也都成了敛财的恶政。以折帛为例，原意是官府在春荒时给钱于民让其度荒，秋后由农民以帛输入官中作为偿还。然而后来官府春天不给钱，秋后还是让农民输帛，把一项交换变成了单方面的税赋。这还不是极至，完整的“折帛”是官府不要帛，而命令农民折成现金缴纳，利用物价控制再盘剥一道。以绍兴年间（高宗）为例，折帛之价格五年间就上涨了1倍半。
苛捐杂税，是中国封建社会，乃至近代社会的通病，然而名目之多、花样之繁、负担之重，宋不名列头名，也要在三甲之列了。
然而，以上的，还都是官方认可的“法内之征”。除此以外，各地方政府的法外加税更是多不胜举！当代学者都没人能做出个比较全面的统计，只有各种史料中数不清的“民不聊生”。以统称为“杂钱”的各色杂税为例子，就包含有农具、牛皮、面钱、鞋钱、、大礼银钱、天申节银钱、人使岁钱、亭馆钱、雇船钱、帖拨钱等等等等，无事不税。乃至发生诉讼，败诉的需要交纳罚钱，胜诉的得交欢喜钱，可谓货真价实的“吃了原告吃被告”。在法外加税之外，还有官吏直接的贪婪。当然，那就不在讨论范围内了。但宋朝的地方税赋管理极其混乱，是贪官污吏上下其手而无法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方上如此多法外开税，有些人可能要归结为是吏治的原因，来为宋朝的政策开脱，实际上，这也怨不得地方，还恰恰得从宋朝的政策上找原因。上帖已经说过，宋朝的国策就是聚敛财富于中央，因此天下的法内正税几乎都集中于中央国库，留给地方上的越来越少，到了后来，少到地方政府无法维持的地步。一个地方的正常年收入，常常比中央向其索取的义务要少一半还多，也就是亏空了一半，那么这一半怎么办？自然只有想尽了办法从老百姓身上榨取。地方征敛之酷，固然有吏治的问题，但与历朝历代都不同的，在宋朝，首先是中央榨取地方太过，然后促成地方再去压榨民间，这是宋朝财政的一个特点，也是其特有的制度缺陷决定的。
最后再说说所谓隐田问题。实际上这本无可说。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央到地方的封建统治体系基本完整的情况下，有能力“隐瞒田产”的，只有与官府有一定勾结或者在地方上有很大势力的富户。一般的小民，在宋朝严密的基层控制下，是隐无可隐的。而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在富户隐田匿户的情况下，又要维持税赋额，自然只有再向贫下户盘剥。而富户利用制度漏洞，也将其赋税差役负担转移给贫下户。因此，虽然占人口相当少数的大户豪强确实赋税明显减轻，乃至兼并田地而税不增，但实际上，羊毛总是要出在羊身上的，广大的中小农民，就成了这苛重负担的惟一承受者。宋朝各阶层的贫富悬殊极其惊人，而其赋役的严重不平等也是原因之一。认为有“隐田”，农民就可以摆脱封建义务，过上好日子，那是天真幼稚的想法。
宋人有句名言：“（天下赋税）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这真是对宋朝财政的精妙概括！巨室以巧滑躲避赋税，将负担转嫁到农夫，小民困焉，州县将财富上供朝廷，州县困焉。而朝廷“三冗”之余，又复铺张浪费奢侈无度，于是聚敛天下之财富却还是不免困焉。象东京汴梁，虽然辉煌灿烂到极点，但却是以全国之用堆积起来的一个巨大畸形的消费城市，它中间也许有那么一些能穿上丝绸的劳动者，然而，这与全国的反差又多么的大。当时的人，多少次沉痛的形容过这些普通劳动者、直接生产者、宋朝辉煌财富的创造者们的生活，归根到底，始终不过是“苟且辛苦过一世耳”，而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文明，集中在中央，却在外敌一击之下，中央受制，全局瓦解，统统化为乌有。这就是宋朝，好一个“伟大”的宋朝！
再补几句：宋的养兵政策，确实有它的积极作用，但其消极面是主要的。超过百万的强壮劳动力，仰食国家，不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不从事任何生产），这在封建时代是自挖国本的举动。而其游手好闲到最后，国家无一兵可用，还得在边境就地募集土兵（北宋后期惟一的精锐“西军”就是陕西的土兵，而非百万禁军），最后终于因国贫兵弱而被外敌击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任意夸大其积极面是不符合事实的。
前述几帖多引用归纳《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中国价格史》《中国史纲要》《国史大纲》以及其它宋朝商品供给、茶法、酒政的专著的数据和论据。讨论历史问题，还是得多找找靠谱儿的资料，光指着网上转来抄去的，法乎中者得其下耳，更何况，这篇什么“伟大的宋朝”的网文，根本是一棒槌，它强在能看出抄引了不少来源很正的资料，却能把逻辑和事实都整的一塌糊涂的错谬百出。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9-10 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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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18 22:5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