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十洲：大暴雨中的“技术问题”

行香子

      一场大暴雨，北京瘫了，民众怒了。瘫的原因很多，包括诸多的历史积患。怒的原因也很多，却并不是出自于历史积患，比如，那绝不出所料的官僚主义“救援”，那绝不换台词的宣传口径，那绝对伤口上撒盐的“自我加冕”。

       这边厢，官方响彻云霄的“精神颂歌”，绝对是令人寒心，那边厢，民众彻地连天的“道德义愤”，未必就无可指摘。我们缺的是指向“技术问题”的精细反思，包括救援的技术，思维的技术，以及管理的技术。

 救援的技术

      不该发生的“触电”

      截至7月26日，北京官方公布遇难77人，有5人触电身亡，其中，因触电而牺牲的燕山分局向阳路派出所所长李方洪广为人知。但是，如果遵循基本的救灾常识，即大灾发生时必须采取断电措施，那么，这样的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总工程师刘洪伟通过中央电视台讲了“三个非常到位”：预报非常到位、预警非常到位、预案非常到位。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基本的常识都做不到的预案是哪门子“预案”？

       “逃生无术”情何堪

       21日晚7点半左右，34岁的丁志健车行至广渠门桥下，“车辆进水电路断掉，致中控锁死。打不开门”，结果溺亡于车内，令人悲恸。从微博上的信息和媒体的报道来看，丁志健并不缺时间，缺的是逃生技术，诸如临场判断、逃生常识以及工具等。如果丁志健一直在车内备一把可靠的逃生锤，或者拆下驾驶座头枕来破窗，也许还有一线逃出生天的机会。这次大暴雨中的受难者中，面临和丁志健同样情况的恐怕不在少数。

      当然，可以想象，那些出售质量可靠的破窗锤的商店目前已经断货啦，但除了锤子，我们需要更多的关于风险的系统知识。虽然中国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却缺乏足够的风险意识和抵御风险能力，绝大多数人在面对灾难时，既不知如何自救，又不知如何救人。这是我们在这个已经降临的“高风险社会”中亟待补上的一课。当然，这样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做，坦率地讲，这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机会。

思维的技术

      “无知之幕”与“去时间性”

      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是一项关于正义的设计的思维技术，即假定各方不知道某些特定的事实。

      在这次大暴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可以称作“无知之幕”的现象存在。21日晚，名人张泉灵停在家里的车被淹，9点多发了一条微博自嘲：“让我们荡起双浆，小车儿推开波浪....”，但当11点多出现了暴雨夺命的状况后，因这条微博便招来了愤怒与骂声。张泉灵当晚把微博删除，第二天发微博贴出反思来的“教训”：“名人不配吐槽。不配。”

      我们不得不说，张泉灵是无辜的，因为，9点时刻的张泉灵周围有一道“无知之幕”，并不知道在北京某个地方灾难正在发生，亦不可能预知到这场大雨的灾难性后果。事实上，这道天降的“无知之幕”，不仅笼罩着张泉灵，而且笼罩着这座城市的几乎所有人。即便气象局的专业人士（只预测“天”，不管辖“地”），基本上也是“无意识”或“没想到”这场暴雨给北京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顺便讲一下因对暴雨异口同声地叫好不迭而被尊称为“四大杂碎”的@司马南（好不快活啊）@胡锡进（下吧，使劲下吧）@孔庆东（喜看首都成泽国） @吴法天（希望能重淋一次）。老天是公平的，并不会因为这个四个人的“人品”广受争议，“无知之幕”就不罩他们。他们的“欢乐博”亦都是在下午或旁晚时分发出的，而微博中常常出现的“去时间性”效应，使他们成为了“幸灾乐祸者”。但是，至少这次对他们的指责是有失公允的。否则，高尔基也会躺枪的，因为他说过：“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推车收费”与“坐地起价”

       这次大雨中，大量的车被淹，出现了一群“职业推车者”，即推车收费。这种行为被骂赚“黑心钱”。但是，这么说是不适当的，因为人家帮你推车，收取点费用没什么，不能要求自己有危难了，其他人都是纯义务。纯无私帮忙的值得颂扬，但想靠此赚点钱的人，也应该谅解，毕竟是他们是在付出劳动甚至危险，灾难之中难道就排除一切市场行为吗？至于出价的高低，由于这是一种尚未规范的交易行为，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谈就是了，只要对方不是明显地讹诈。

      但是，我们必须谴责另一种行为，即出租车和宾馆漫天要价，据说有的出租车涨到几百元，有的宾馆涨到了几千元一晚，价钱翻了十几倍。因为这两类都是已经规范的交易行为，经过了物价部门的价格认证，那么，在暴雨中“坐地起价”是明显的商业欺诈行为，应该有相应的法规来调整。比如，香港的法律非常细致，出租车主动加价是违法的，可以去告他，当然，如果乘客一方提出来加价那倒是没啥问题。

行香子

管理的技术

      集中力量“办大事”却难“防风险”

      为官者常说，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体制以“一律”来提供效率，尤其是从短期来讲，这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是，从长期尤其是从风险应急（“多态”）管理的角度来讲，这却是一块大短板。因为，前者之“一”，应对的是确定性、稳定性和静态性，而后者之“多”则是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动态性。比如，暴雨中“等领导来了安排救援方案”“需向上级请示”等之类表现，正是反映了这种体制本身的僵化、笨拙和官僚，其必然会浪费宝贵的救援时间，使本可以得救的人却永远地离去。

      同时，这种“集中力量”的体制的“一”本身，也意味着在救援能力的供给上也是有限的，而在巨大的灾难中，救援的需求可能是无限的。这次暴雨中，110常打不通，即便打通了，警察也没救援能力，虽令人愤慨但却很“正常”，其实这反映的是“点式救援”与“面式灾难”的矛盾，或者说“一”与“多”的矛盾，这也是此次救援机制的根本漏洞所在，亦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着力所在。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救援能力不可能全部由政府来供应，开放而不是压制相反需要鼓励民间的救援渠道即“以多应多”来替代“以一应多”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众所周知，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那么，评价一个制度是否优越，不是看其能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而是看其应急灾难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