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的一曲挽歌
“那时候每个教授都是一座山。如果山头都没有了,当然一马平川,好跑路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康健如是形容伴随着“洗澡”而来的大规模的院系调整。
1952年5月,中央教育部提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其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明确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
计划经济体制,大学的一切资源归国家所有。
“具体到当时中国,就是按照条条和块块来配置。条条就是部委,国务院主要部委都设立本专业的高等院校,比如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邮电学院;块块就是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省一般都设立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财经学院,而文理兼备的综合大学以及音乐、美术等专门学院则每个大区设立一所或一所以上。这样,民国时期留下的大学,约四分之三都被动了手术,打散重新配置。”丁东说。
私立大学被改为公立,再根据苏联模式设立院系结构。而教会大学,均被解散,院系撤并到其他院校中。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大学体制和教育思想,则被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成为批判对象,教会大学更是首当其冲。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不允许外国人在国内办学校的方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身为教会大学翘首的燕京大学,更是重灾区。
1952年,燕京大学在摇摇欲坠中终归香消玉碎。
“当时很单纯,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什么想法,总觉得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院系调整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工作组,当时是由市委学校工作部派来的,在学校里面成立了大学工作委员会。当时开会的频率还挺高,差不多几天就开一次。”作为燕京大学院系调整的见证人,谢道渊在《消失的燕京》一书中回忆当时的情景。
在他的回忆中,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
燕京大学33岁的生命就此终结。彼时燕京大学的校长陆志韦被调到中科院的语言研究所去当研究员。其文、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而北大则迁至原燕大校址“燕园”。
其他教会大学在此期间也不复存在,如圣约翰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则建立为华东政法学院。
院系调整,终成了教会大学的一曲挽歌,那些金光闪闪的鼎鼎大名都成了传说,同时走到终点的还有它们一贯秉承的“博雅教育”。
被大卸八块的清华
院系调整的核心便是拆和分,国立大学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
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
出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否定,文科被极大削弱。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
费孝通曾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
大洗牌后,诸多名校几乎在这场横扫中折戟沉沙,分拆之中很多学科基本上被剥光。
当年的清华大学为例,其优势学科几乎被剃了光头。“清华大学科学家调出与调进的比例是52∶1!这也叫调整?这个曾经是科学家最密集、专业较全的大学,调整后除了电机系还有7个科学家,找不到第二个拥有2个及以上科学家的专业。” 学者沈登苗在《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一文中写。
杨继绳和资中筠是清华大学前后校友。但杨继绳对资中筠说,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资中筠正逢院系调整那年毕业,而杨继绳1960年才入学。
在清华读书期间,所接受的人文教育只有三门课,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叫三门政治课。
杨继绳根本没听说过陈寅恪的名字,只听到过闻一多和朱自清。闻一多和朱自清是毛选四卷里,毛泽东一篇文章里讲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朱自清不吃美国的救济粮”。
世界名著更是看不见。“当时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罗征启,他听说有本书,叫《基督山伯爵》,便去图书馆里找,图书馆管理员告诉他,这书不能看,封存起来了。他说那我自己找行不行。找了半天,找了一身灰,找出来了。他说看了以后根本放不下手,还有这么好的书。他还是宣传部长,我们就更不知道这个书了。”杨继绳向《凤凰周刊》的记者回忆说。
“我们知识面很窄。只知道党让我们知道的,只相信党让我们相信的。所以我说清华大学把我们培养成政治愚民,出来只是工匠而已,匠人。”
杨继绳学的是汽车拖拉机设计专业,专业被分得极细。系里几个专业,汽车拖拉机专业,汽轮机专业,锅炉专业,测量仪器专业,人工仪表专业。锅炉专业进一步再细分,汽车拖拉机又分成汽车专门化和拖拉机专门化。
“院系调整后就这么个状况,把人变成工具了,工学院工学院,就成了一个工匠,某一个汽车机器零件的匠人而已。”
毕业后,“被分到一汽二汽,到工厂一辈子就搞一个零件。譬如搞汽车的发动机,发动机里面有个活塞,你一辈子干活塞就不错了。活塞这个零件你也搞不出什么发明创造来,让活塞有些改进就了不得了。所以在工厂干什么?就是在活塞这个生产线上,有什么技术问题,工人找你帮忙解决技术问题。我很多同学就在一汽二汽,就在汽车的一个零件上干一辈子。还不如工人呢,工人知识面还广点。”杨继绳说。
彼时的清华大学,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又红又专。红是听话,专是出活。
杨继绳的儿子也是清华的,“我老骂我儿子‘清华综合症’。只顾眼前,没有全盘考虑的。我儿子说,你也是。就是人文精神缺乏,全部成了工具主义。”
大学的阵痛
原本的综合性大学,一旦被肢解,便什么都没了。“动了结构,本身性质内涵就改变了。”康健说。
院系调整后,全国综合性大学由55所减至14所,工科院校由1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由12所增至37所。专业化调整到底有无裨益于当时的经济建设?
“即便从培养专门人才的角度,这种教育模式仍然是不甚成功的。对高度专门化教育的推崇,意味着对科学和文化的综合性、完整性的损害和削弱。它固然可以培养出大批统一规格的‘标准件’,却难以培养出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才,更不用说大师和巨匠了。”杨东平说。
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丁东,他回答:“如果按照原来民国的格局,培养出的人才是不是就少了,这个没法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民国时代,甭管是蔡元培最早学德国,以及后来学美国的路子,培养出很多大师级的人才,在世界上能够处于科学前沿的人才,包括中国现代各个学科的奠基人,建国后搞高精尖两弹一星的人才,都是在那个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
不仅综合性大学折戟沉沙,教授治校的传统就此中断,取而代之的是高校行政化。
1953年,高等教育部成立,对高校的党、政、财、考试、招生、分配、教材、教学过程等都实行了全面控制。至1955年4月,全国性专业统一教学计划还基本照搬苏联,相当多的课程按规定直接采用苏联教材。
高校行政化也日益成为困扰中国高等教育的痼疾。雷颐在《大学洗牌60年——回眸1952年院系大调整》中提到:“这次调整最终使大学成了整体性全能社会的一个‘行政单位’,现在被人诟病甚深的‘官本位’,其实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
除了破坏了学术自由、学校自治外,还对学科平等造成了一种隐形的破坏。
“1950年代学苏联有一个倾向永远没改过来,就是理科工科是强势。”康健说,“哈佛大学原来有个梵文学科,很多人说,梵文要灭亡了,但也会有学者说,有我们在它怎么会灭亡呢。所以我说一个教授是一座山,有他在这个领域就在。而我们现在的大学,工科能挣钱,在学校里地位就强,而一些人文学科,所谓的小学科却备受歧视。这个思想在大学始终没有解决。”
最大限度地拆散了民国留下的大学、最大限度地拆散了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了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基本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这是学者沈登苗对1952年的高校调整的总结。断掉的传统,再想恢复起来要花上太多的时间。
历经了这次新政权夺胎换骨的改造手术后,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铮铮声响便在大陆隐去了,只偶尔在故纸堆里闪烁出淡淡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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