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辞世歌一窥中日文化差异

帝国重骑兵

 

　　在广袤的亚洲，只有少数几个文明有千年的历史，日本就是其中之一。伴随无数征战与杀戮的漫长岁月，孕育出一种奇妙的文化景观——辞世歌。

 

　　日本诗歌形式大体上有和歌、俳句、新体诗（定型诗）、自由诗和训读汉诗五种。其中，民族特色最明显、历史最悠久的诗型当属和歌与俳句。如果与中国诗歌相比，和歌与俳句大致相当于中国的近体诗或词曲。换言之，和歌（分为长歌和短歌）与俳句都具备自己的形式规则——音数律。和歌、俳句的音数律虽不像中国的诗词格律规定得那般烦琐和苛刻，但在音节数量的限制上也很严格。和歌中的长歌，音数律是5757……，其中57可反复多次，长短不限；短歌必须遵守“57577”的规矩；俳句则不能违反“575”音的准绳。从本质上讲，俳句其实就是短歌的一种裂变，即把短歌“57577”音的前三句“575”音剥离出来，赋以独立的诗型意义。因此短歌也被称之为“三十一文字”，俳句则被称为“十七文字”。日本文化深受汉唐文化影响，在诗歌方面借鉴汉赋、唐诗良多。诸多传统意象，如孤鹤、落红、枯叶，在两国所代表的含义大同小异。“锦绣乎山茶，虽为璀璨终归去，吾身如此花”、“孤鹤忽奋飞，轻触樱枝花若雪，携吾魂俱归”、“玄兵慑人魄，虽生亦如镜映海，我只待微波”。“575”的节奏美感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与我们传统的五言绝句、七言律诗迥乎不同。一言以蔽之，精通文学的日本武士们创作的辞世歌，对于死亡也是积极乐观的，并不至于冷漠甚至冷酷，这就与讳言死生的古代中国大相径庭。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儒生方士皓首穷经，在“生”的大框架下孜孜以求，追寻先圣之道，悬壶济世，在个人道德与社会规则等方面登峰造极。“子不语怪、力、乱、神”，在理性的儒家学说的影响下，中国人更注重对“生”的体察，更注重现世的感受，以至于“现世宝”成为戏谑之词。纵然佛教东入唐土，也被逐步“中国特色”化，寺庙永远不是脱离世俗的独立存在，贡果熏香通过善男信女们的手直达神灵的胃。老庄清新空灵的道家学说，只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值得一提是本土产生的道教，在炼丹炉里研究长生不老之术，在金银铜铁锡里发现羽化升仙的奥秘，不是对“生”的饮鸩止渴又是什么呢？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无一不对“生”竭智尽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古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生生不息”的历史！

 

　　反观与我们一衣带水的近邻。到日本旅游的人一定会去参观神社，并对这大大小小的神社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天照大神的庇佑下，信徒们行禊祓、奏神乐、向神祈祷。神道教特别注重对战争胜利的祈求，因此每逢战事，便有大批的神道教徒为了战胜强敌而至神社膜拜祈求。最著名的传说是关于织田信长的。永禄三年，大诸侯今川义元统军三万，向织田大本营尾张进发，一路拔城摧寨。位于清州城的信长却舞起敦盛曲，一生不信神佛的他，居然率众在热田神宫许愿。之后，信长告诉部下，神位传出马蹄声，热田大神保佑己方旗开得胜。桶狭间合战，天降暴雨，织田信长奇袭成功，击杀义元，从此开始了“天下布武”的征程。“人间五十年，与天地相比，不过渺小一物。看世事，梦幻似水，任人生一度，入灭随即当前。此即为菩提之种，懊恼之情，满怀于心胸。汝此刻即上京都，若见敦盛卿之首级。放眼天下，海天之内，岂有长生不灭者？” 世间繁华，恍如敦盛。

 

　　所以，战国纷乱的烽火，奠定了日本的精神气质，生死归一，对死亡看得淡然却不凄凉，从容不迫。“花数樱花，人数武士”，美得易逝易碎，也许是最易让人痛惜的事。樱花绽放时虽然绚烂至极，但从含苞到凋谢不过一周左右，且边开边落，碾落成泥，故有“樱花七日”之说。一片片细碎轻巧的粉红、洁白、嫩绿，叠加起来，昙花一现，似云如霞，春光尽展。很快，又像雪花般飘飘而逝，因此日本人又把樱花喻为“吹雪”。吹雪二字，个中三昧，何人领会？“利刃虽入怀，英灵散华樱种落，新芽亟可待”，将生死轮回看做花开花谢，人之一生和花之一生存在着奇妙的契合。梅花则不然，凌寒独放，是傲骨的现实写照。国人如此推崇，也正说明中国人对“生”的重视甚于对“死”的探究，“生”的意义大于“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常言斯如是。

 

　　“阳春瞬息逝，嫣红姹紫今灿烂，暮日馈赠之”、“嘈切夏虫鸣，直上花团锦簇地，英魂驻足听”、“秋叶徐摇曳，无奈寒朔渐零落，徒与枯枝别”、“纷纷初雪扬，身骸如冰风如诉，凄切战之殇”，这是摘录的四季辞世歌。春之盎然、夏之绚烂、秋之静谧、冬之肃杀，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辞世之悲，不在于个体的存亡，而在于与五彩缤纷的自然和触手可及的理想诀别。素有“甲斐之虎”之誉的武田信玄，三方原合战击败德川家康（德川幕府的创立者），却在不久后病逝；号称“越前之龙”的上杉谦信，手取川之战大获全胜，本想上洛京都，不料暴亡，辞世前吟诵“一期荣华一杯酒，四十九年一睡梦。生不知死亦不知，岁月只是如梦中”。百年之后，我们距离自己的梦想还有多远？死亡绝非生命的终点，而是生命本体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这些韬略过人的乱世豪杰，明白自己的智慧无法胜过命运，与其反抗，不如顺应，就当黄粱一梦，未曾来过。

 

　　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注重修身、养生，在现世中取得的卓越成就让其他民族望尘莫及。即使外界环境凶险莫测，士大夫们也只是“小隐隐于野”。对于华夏大地上的世人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隐居避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在儒家传统教育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才是终极目标，也是终极真理。连大名鼎鼎的谢安在隐居时也是承担着教育家族子弟的重任。四十余岁时谢氏家族朝中人物尽数逝去，乃东山再起，后官至宰相，成功挫败桓温篡位，并且作为东晋一方的总指挥，面对前秦的侵略，在淝水之战以八万兵力打败了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为东晋赢得几十年的安静和平，赢得了“风流宰相”的美誉。“山中宰相”陶弘景更是如此，在茅山一边隐居还一边参与国家大事，着实不清闲。以上种种，只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注重实际、关心现世的群体。元代，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儒家文化受到贬抑和打压，“虚无主义”的思想才渗透进诗歌词曲创作，叹世怀古，重新审视历史功名、王侯将相。贯云石《双调•殿前欢》写道：楚怀王，忠臣跳入汨罗江，离骚读罢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用“离经叛道”一词来形容丝毫不为过，在神韵上与辞世歌也有了相通之处。

 

　　由于日本孤悬大海，在交流与隔绝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心理。与亚洲大陆朝代更迭、民族融合的热闹相比，日本列岛似有几分风清云淡之感。他们对死的意义认识也相对深入，因为深刻，所以对死亡显得不那么畏惧。“逡巡乎乱影，凛凛玄铁寒光明，吾生归于寂”，刀光剑影，有幸存就有不幸。没必要捶胸顿足，承认技不如人，坦然面对死亡，辞世歌的主人一定是位剑道高手，否则也不能体察千钧一发的急迫，更不会回望一生，用如此优美凄切的文字，描绘出棋逢对手的庆幸与九死一生的淡然。“败将负创繁，茕茕孑立无人伴，残体遗此间”，得胜之军一般忙于庆祝，谁也不会想到，一位武士居然离开觥筹交错的庆功大会，来到白骨累累的战场，去凭吊对手的逝去，颇有西方骑士风范。“生已无所羡，清雪孤魂纵欲留，袅袅终不见”，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经常听到有人评论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不如说日本人认为通过死亡，消除了罪恶，因此更加漠视具象死亡时的痛苦，而追求抽象死亡时获得的解脱甚至是净化，像古代的剖腹自杀和介错人制度。反面例证比比皆是，二战侵华日军“一亿玉碎”、太平洋战场的“神风特攻队”以死为荣，虽然靖国神社纳骨堂是他们最后的归宿，但这些武士释放出惨绝人寰的破坏力，时至今日依然阴魂不散，影响着东亚的和平与稳定。

 

　　当然，诚如福田康夫首相所希望的那样，中日应该世代友好，但也绝不能忘却历史，背叛了历史无异于背叛了未来。在钓鱼岛外，还应该有更广阔的太平洋！

 

白水

能将大作分一下段么？这样才方便大家拜读和讨论啊：）

行香子

已拜读。我最近很喜欢樋口一叶，也对日本文学很感兴趣。楼主文中所探讨的日本辞世歌，真是非常有意思。

但关于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有几点疑问：

一、“575”的节奏美感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与我们传统的五言绝句、七言律诗迥乎不同。

且不说“575”，“57”“75”的节奏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随处可见，比如李白“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古风），是“57”节奏，晏几道“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李之仪“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词），是“75音节”。尽管一时想不起“575”节奏的诗歌，但只说这“57”“75”节奏，恐怕不能算是“全新的视听体验”吧。“与我们传统的五言绝句、七言律诗迥乎不同”，对，可是就算不说古风，也还有词曲呢。

 

二、一言以蔽之，精通文学的日本武士们创作的辞世歌，对于死亡也是积极乐观的，并不至于冷漠甚至冷酷，这就与讳言死生的古代中国大相径庭。

我想，古代中国这个概念太大了，是无法用某个词一概而论的。所谓“讳言死生”，随便举几个例子好了。比如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鲍照“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李贺“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此外，最常见的孟子天天叨念的“杀生成仁，舍身取义”，庄子还有“鼓盆而歌”呢。不论是否将士身份，但对死亡至少有这样一种或慷慨或悲凉或豁达的大气在，比所谓“积极乐观”更甚，更谈不上所谓“冷漠与冷酷”了。中国人更注重对“生”的体察，这种比较或可赞同。但一旦要下全称判断，“只能是”“整个”之类的话，恐怕还可三思。

 

三、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注重修身、养生，在现世中取得的卓越成就让其他民族望尘莫及。即使外界环境凶险莫测，士大夫们也只是“小隐隐于野”。对于华夏大地上的世人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隐居避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在儒家传统教育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才是终极目标，也是终极真理。

“卓越成就”？“望尘莫及”？不知何以有此论断。

“只是小隐隐于野”？别的不说，只说想隐估计也隐不了。看看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死就知道了。

“隐居避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对于李白是，对于陶渊明就不是。那么，这可以一概而论吗？

“终极目标，终极真理”？那一串“为···”都是宋人说的了。宋人以前呢。别说别人，就是孔老夫子，恐怕他的终极目标都很难清楚。

 

四、以上种种，只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注重实际、关心现世的群体。

看到这里，对对比对象很有疑惑。文章中是以武士辞世歌所体现出来的日本物哀文化与中国士大夫的精神脉络（？）所体现出来的现世文化做对比吧。前者没问题，但后者感觉就不那么令人信服。说儒家，可以，说道教，也可以（虽然后来道士组成难说，但毕竟唐代有士大夫入道籍），佛教，至于说到佛教的“善男信女”，这范围就把普通百姓包括进去了。

另外说两国人对樱花和梅花的推崇不同，当然，提物哀的时候，必然要提樱花的意象，但从“对梅花凌寒傲骨的推崇”能推出或者说明，中国人“对生的重视甚于对死亡的探究，生的意义大于死”吗？我不知道这是怎样推出或者说明的。陆游咏梅花还有名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呢。很有点“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意味。何况这里，好像又把范围拓宽到了普通百姓身上，在对比对象上出现了偏离。因为就普通百姓而言，我想问，难道日本百姓就不现实，不注重实际，不关心现世吗？就我所知，尽管德国自称是“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但希特勒的上台，与他对德国百姓许诺面包还是很有关系的，并不单单只是意识形态的蛊惑。

 

五、元代，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儒家文化受到贬抑和打压，“虚无主义”的思想才渗透进诗歌词曲创作，叹世怀古，重新审视历史功名、王侯将相。

还是举例吧。《古诗十九首》里，“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等等，那种对生命如寄的慨叹，很难说没有虚无主义的影子。这是东汉人。杜甫“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李白“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刘禹锡“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这是唐人。苏轼“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王安石“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这是宋人。总之，元人以前，那种带有虚无色彩的“叹世怀古，审视历史功名、王侯将相”，早就有了。

至于举贯云石那首元曲的例子，说与辞世歌神韵具有相通之处。我也很有疑问。贯云石那个曲子，正是笑屈原为国为君而死。但辞世歌，就文中所读，如果没理解错，应该是对武士为国为君而死持肯定态度的吧。这两者之间，不是很有矛盾吗。而且元代知识分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较之前代，普遍是更加现实现世的，元曲首先是作为俗文化兴起的。

帝国重骑兵

分了呀，为啥变成这样啦？

帝国重骑兵

谢谢您给我的文章提出了这么多宝贵意见！ “写文章给自己看很容易，给别人看就难了”，您提的问题我基本上都没办法回答，因为读得书太少太少了…… 但是有一点，陶渊明依然是明君贤臣的思维模式，“猛志固常在”说明其实他还是愿意出仕效力的，应该说每一位隐居的文人都有一颗报国之心。假使让他们在文学和政治之间做一个选择，绝大多数文学家还是愿意当一位好的政治家的（当然其结局如何很难说） 那唐伯虎呢？“不为商贾不耕田，不炼金丹不坐禅。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好似看破红尘，如若宁王不发动叛乱、或者没有王阳明去平定叛乱，唐伯虎会不会在仕途上有所成就？ 不知道您是哪位老师，再次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帝国重骑兵

还有一事请教老师，如何修改这篇文章？谢谢啦！

白水

原帖由 帝国重骑兵 于 2013-7-24 18:51 发表 分了呀，为啥变成这样啦？

 

可能是程序有bug，不过我已替你编辑好了：）

白水

原帖由 帝国重骑兵 于 2013-7-24 19:02 发表 谢谢您给我的文章提出了这么多宝贵意见！ “写文章给自己看很容易，给别人看就难了”，您提的问题我基本上都没办法回答，因为读得书太少太少了…… 但是有一点，陶渊明依然是明君贤臣的思维模式，“猛志固常在”说明其实他还是愿意出仕效力的，应该说每一位隐居的文人都有一颗报国之心。假使让他们在文学和政治之间做一个选择，绝大多数文学家还是愿意当一位好的政治家的（当然其结局如何很难说）那唐伯虎呢？“不为商贾不耕田，不炼金丹不坐禅。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好似看破红尘，如若宁王不发动叛乱、或者没有王阳明去平定叛乱，唐伯虎会不会在仕途上有所成就？不知道您是哪位老师，再次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呵呵，行香子不是老师，也是位喜欢读书的小朋友：）

 

君之大文已拜读一过，我个人还是非常欣赏的，文笔很好，结论也大致不差。只是论题一大，是对中日文化做整体比较，就可能会面对各种反例，这就涉及到如何来理解普遍和特殊的问题。至于陶渊明这个例子，我同意你的看法，不构成对“隐居避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这一命题的反证。这个话题鲁迅当年跟朱光潜就争论过，举的就是《读山海经》的例子，鲁迅这段话因而也常被后人引用，来说明陶渊明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其实除了读《山海经》这组诗外，其它的例子也有，如我最喜欢的那首《咏荆轲》（今犹能全诗背诵），就是陶渊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所作，这个例子就非常能说明问题。

行香子

呵呵，楼主弄错了，我很惶恐哦。其实楼主写的很好。这样的文章我可写不来，只是瞎说两句，勿怪勿怪。

 

原本楼主初来水云，我这样很不“厚道”。但在我看来，古典文化是广阔而流动的。虽然有主流和支流，但一定是多元的，发展的，而不是单一的，凝固的。所以，我对全称判断很警惕。通常要多问一句，真的是这样吗？可能是一种“护短”吧。所以不知不觉就说了很多。楼主姑妄听之，不必放在心上。

 

至于陶渊明的例子。虽然我知道他“不是浑身静穆，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但从他留下的文字可以看出，“金刚怒目的这一面”毕竟只是他人格中的次要部分，大体还是静穆散淡的。并且，结合他的生平来说，他是出过仕，做过官的，他的辞官不就是“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做的选择”吗？再者，可能因为我理解的“隐居避世是手段而非目的”是指，可以通过隐居来获取声名，从而有入仕之机，所以我才对举李白和陶渊明。而你的意思大概是隐居避世只是一时无奈的选择，实则内心真正的选择还是入仕。尽管这样，我仍然觉得，即使有金刚怒目的猛志，他在认清现实的黑暗以后，已经大抵退回到老庄了（金刚怒目一面的存在并不影响这一点）。所以，这一点上，我尊重楼主与白水老师的意见，但还是保留我的看法。

 

最后，楼主加油，希望能多多看见你的文章，我正是在这方面很薄弱，也让我能有观摩学习的机会哈：）

[ 本帖最后由 行香子 于 2013-7-24 21:38 编辑 ]

木耳

楼主文章不错，立意恬淡洒脱，文笔行云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