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讲义：文学研究的学术史眼光

冰问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理论及方法之二
文学研究的学术史眼光

上次课开场白，我说我读硕士时也迷理论，后来突然转变了，发现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改变了读书的志趣和方法，就把西方时髦的理论书丢在一边了。是什么样的契机，使我发生这样的转变呢？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当时读到了陈平原老师的《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另一原因，是张文江老师给我们讲的典籍选读课。
【】自我读硕士始，先后几次遇到自己的兴趣和陈老师已经做过的题目相同的，这是我后来要投他门下读博的直接原因（最初是我研一第一篇交导师王文英老师的论文，谈许地山的宗教情怀，当时读到陈老师硕士阶段写的文章，就受到启发；此后我读晚清小说，有陈老师的《叙事模式的转变》；硕士论文做晚清科学小说，陈老师又有一篇《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考博时，第一次在北大五院的现代文学教研室接受面试，我向老师们介绍我的论文思路，提及西方的乌托邦想象传统，王风老师【陈门大弟子】说，周作人译过Lucian啊，我于是回上海开始读琉善和周作人，这是我对古希腊文学之中译历史产生兴趣的起点）。《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是陈老师1998年出版的一部专著，谈民国以来，现代中国学者是如何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我们知道传统士大夫，核心价值观念里有为君王服务的追求，“学而优则仕”。当然也有些个别的例子，这在晚明时候以及清代多一些，但整体来看，传统学者那里学术和政治，其实都是不分开的。陈老师的观点，就是说自清末至民国，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从章太炎到胡适，最大的变化就是政学分途。所以章太炎反对官学，也反对国立大学，他提倡私学，学归民间。近日读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以为章太炎学术地位相对于“托塔天王晁盖”，旧头领也，政治上激进，学术上滞后，没有实质的影响，这个看法很浅。章太炎这种将学术与政治关怀分离，“求是之学为无用之用”，这个影响是很深远的。胡适这代人呢，首先是学者，他说要十年不谈政治，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后来忍不住又参政了。可胡适的学术和政治，两者并不关联，越是搞政治，其学术越从“义理”转到“考据”上去了。所以现代学术建立之后，单就学者的本业来说，就是学术走向专业化。这是这部书的一个大概情况。此书有一个时代背景在，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重视的是思想解放，不管你具体什么专业什么学科，最看重的，往往是思想的活跃和进步，这旨在反对此前30年的政治压抑思想、教条主义。90年代开始之后，社会环境有些特殊的地方，思想谈的少了。学者从社会关怀中退回到书斋。李泽厚所谓“思想淡出，学术突出”，我当时在上海听到不少学者还在反思九十年代的这些变化。陈老师是比较主动地开始转变思路的，后来陈老师谈到说89年之后，他读一部书特别受到触动，就是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谈学术师承的问题，为学术史中的世代评判高下，厘清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令他非常感动。他办《学人》这个刊物，写《学者的人间情怀》这样的文章，启动北大出版社的“学术史研究丛书”，都可佐证。其中主要的思路，就是要说清楚学者到底该做什么，怎么做，既然以学术研究为志业，就要遵循学术规范。我在北大读书时，2006年，陈老师给中文系博士班开了一门必修课，就是讲学术规范，是对照着民国学人来谈的。最近几年，几个学者早年（80年代）的著作被批评存在抄袭，其实就是学术规范意识不明确之时代的产物。
这么说，大家可能听不明白我受的影响是什么，我说得直观一点：陈老师重视的这个学术史的关怀，就是说，我们的研究，都有一个渊源。不是你凭空地去追求真理，也不是你倚靠才情、想象力来做学问，这是一种浮躁的态度。80年代虽然大家回忆起来很美好，但是问题也很大，就是思想突出的时候，大家都推崇那种人前能侃会吹的，【删去两句。。。】。你读的各种东西多了，吸收了很多人的观点，杂糅一起，都变成自己的想法，就到处讲习、辩论。这显得气氛活跃、热闹，但问题是，这些真的都是你自己的创见吗？你在借用、暗袭他人成说的时候，如果和你自己的想法不太一致，你会不会加以改造，扭曲人家的观点来配合自己的结论呢。如果有这些问题，你所从事的这个精神活动，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呢？我觉得就是显得很粗糙，不够精准。有人后来也批评陈老师，说他的学术规范，束缚了学者的手脚，失去了很多原始的生气。但我觉得，强调学术规范还是好处更多，除了说精准之外，也是使得学术的世代承袭和发展脉络更为清楚，这是对学术和学者生命的尊重。你如何选择你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对象，在其中重视哪些学者，如何评判选择他们的成绩，这其中包涵了你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这是学者自己应有的使命，你做到这些，作为学者就够了。否则你社会影响多大、政治作为多大，但这一点没做到，那也不算是够格的学者。换句话说，我们写学术史，标准只能是学术规范下的成绩，不可能是道德、政治、社会影响这些方面。
【】陈平原老师主编的“学术史丛书”，有他写的《总序》，其中说：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两句虽未点明出处，但有引号，这出自章学诚《校雠通义》开篇之“叙”：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刘向刘歆父子，开启的是文献目录之学。《七略》的成就被《汉书•艺文志》所吸收，首先是一个图书分类别目的工作，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再加上一个总论性质的“辑略”；再就是各类别的著作，源头在哪儿，比如说“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理官就是治狱的官吏，清庙之守，就是庙中管理人员，负责祭祀礼仪的官员（侍奉先人亡魂，故墨家好谈鬼）。还有就是互相的影响与变化。部次流别，才可以“申明大道”。老子和韩非子思想很不同，但他们之间，有无关系？孔子受到老子的影响了么？庄子受到孔子的影响了么？或者说可以反过来看？说到底，都得有学术史的眼光。使人能够“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还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是极好的学术史的著作，但这些是以书籍为单位写成的，我们一般视之为目录学，但实际上就是学术史。此外也有以人为单位的，陈老师总序里面提到的黄宗羲《明儒学案》、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皆是。近代以后，比较重要的是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我记得我这时读了陈老师书后，便去读以上各种关于清代学术史的书籍，黄宗羲那本书，写明代学术史，其实是思想或者说义理的传承，《汉学师承记》则是考据学的传承。我当时对于后者兴趣极大。因为你想想看，思想义理上的传承，只能是越往后越没出息，你的核心精义都是前人说了的，你继承了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呢？考据学的传承就不同了，那是方法的继承和发扬，这就会越往后越精进。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今天看来，也是有些简单的。但在当时，我一时间就把学术几乎等同于考据了，所以自己也满怀热情地去读一些古典经史著作。
但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不只是古籍的考据，现代文学，同样也有发挥这一精神的用武之地。陈平原老师的《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第八章，《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是当时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一篇论文。后来，王晓明老师修订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2003年版，前面的3卷本问世于1997年），即收入陈老师此文。写的就是周氏兄弟所受乃师章太炎文风的影响，各又因性情不同而有所侧重，鲁迅重视魏晋风度，周作人崇六朝散文。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有陈老师《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发表于1993年，我是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中读到的），所提示我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使我真正明白看清楚学问高下之别的重要。我一个外专业考进来的年轻人，开始哪里懂学问有高下之别呢。去复旦的博士生公寓找人，有个古代文学的博士，我问他上过陈思和的课吗，他面无表情，回答说：“不认识，没听说过”。这时我才明白，他心里有个高下之别，故而要以这种姿态来明确自己的位置，虽然他的标准和依据，未必就对。换句话说，你研究徐志摩，你把徐志摩当成你最爱的对象，和你研究鲁迅，你深刻地理解鲁迅，这两者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档次的吗？我在未明白这个道理之前，我也读徐志摩全集，我也读鲁迅全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徐志摩就可以扔掉了。
陈老师这两篇文章对我的另外一个重要提示是：没有石头缝跳出来的猴王。越是大才，越是思想深沉、文词厚重的人，他背后的渊源，越是丰富。后来我看鲁迅的学生徐梵澄说鲁迅：他治古学，如编目录、作校刊、加案语、为注解等，皆须简单明白，有其体例之范限，用不着多言。由此造“成文章简短，专论一事，意思不蔓不枝，用字精当；而多出之以诙谐、讽刺，读之从来不会使人生厌”的文风。就是这个道理。我后来自己讲课，谈到鲁迅《秋夜》（两棵枣树）源自汉乐府《咄唶（duō jiè）歌》：“枣下何攒攒，荣华各有时。夏欲初赤时，人从四边来。枣适今日赐，谁当仰视之？”（见于《文选》卷十八潘安仁《笙赋》李善注）。还有鲁迅的《雪》一篇的构思，有南北朝时期文家雪赋的一些影子。这两个论点的思路，或者说研究方法，学术渊源，就是陈老师这两篇文章这里来的。因为假如是徐志摩或赵树理，我们即使发现类似的情况，也不必这么做文章，因为这不重要。但鲁迅的生涯中很大的一个方面是学者，他的学问趣味、知识视野，和他文学创作就很有关系。这也是我不太喜欢当代文学的原因，当代文学作家很多人学问都不太好。你研究莫言，就不必去调查他是不是受汉魏六朝文学的影响。有专家说，莫言山东人，骨子里是《水浒》的风度，其实上次开会杨早师兄说得更准，是《聊斋》的影响。水泊梁山离高密没有淄川近的。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我当时只受到陈平原老师的影响的话，我以后的发展方向可能和现在不太一样。另外一个当时影响我的人是张文江老师。我是考硕士报复旦被调剂到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的，这其中很多不情愿。但我遇到张老师之后，我觉得来上海社科院也是万幸。张老师1956年出生，比陈老师小2岁，他是上海人，文革后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又跟施蛰存先生读古代文学硕士。1985年毕业后就到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了。张老师毕业前，认识了一位当代研究道教和易经的大宗师，潘雨廷先生，工作后就一直去潘家听课，帮助潘先生整理他的易学文稿。我先说这位潘先生，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从他的生平和著述来看，他是个非常神奇的人。比如他的老师有周善培、熊十力、唐文治、马一浮、杨践形、薛学潜这些人，周善培、唐文治学问应该也是不错的，立身之功业更为显赫，做了很多事情，于历史有影响的；熊十力、马一浮是二十世纪的大儒，都是儒学、佛学两个方向打通的；杨是易学名家，又深研道藏的，懂气功，丁福保为杨践形写的对联：宿世早应成佛去，今生单为著书来，这境界高极了；薛是薛福成后人，所谓民国两大名门公子留学欧美四处听课而不求学位的，一陈寅恪，一薛学潜，他是搞物理学的，试图沟通量子力学和易学、超相对论和易学。杨践形也是提倡科学易的，就是把中西学术打通了研究易经。因此潘先生的道藏研究和易学与易学史的研究，都非常与众不同。他1991年去世了，此后张老师多年以来、直到现在，很重要的一个不断在做的工作就是整理潘先生的文稿。去年年初，张老师出版了他当年与潘先生朝夕相处的时候问学的日记，题为《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也赐我一册阅读。今年年初《南都阅读周刊》要评选去年出版书籍的红与黑，我是他们邀请的“说书人”之一，所推荐的“红”书即此册。这个书对我来说，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我读第一页开头这几段给你们听，就可以领略一个大概的风格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八日
先生言：
迴向思想，出于佛教，将无始以来的习气全迴向完，唯此中国尚无相等的概念。《华严经》十信（信为道德源功德母）、十往、十行，积德甚多，于是十迴向，全发挥掉。迴向之后，才可以谈到十地了。迴向的目的，是要成功一个大圆镜智，是转识成智的步骤。镜子照东西无遁形，但照后本身一样不留，清清楚楚（但实际仍全在）。如老太婆代人念经，画红圈卖钱，本身并无功德。
众生有烦恼障，菩萨无烦恼障，有知识障，迴向可去掉知识障。迴向的方法是哪里来的迴向哪里，如写邵康节就迴向邵康节，写熊先生（十力）就迴向熊先生。故前日杜之韦认为不要读书，读书转增障碍是不对的。
此先生对我第三次谈迴向，始知与老子“圣人不积”之旨仍异。
这是日记第一则，我觉得便不好懂，佛学的概念解释是一回事，弄明白字面意思了，你能不能理解他的境界。日记里说前几天一个人主张不读书，读书都是增加了疑问和障碍，结果潘先生说，回向可以去掉知识障的。我原本理解回向就是佛教里面的一个术语。比如张文江老师2003年岁末患了肝癌住院，我那时刚去北京，听张**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急得心灰，我母亲信佛非常虔诚，她要我去上海看张老师，并捎去她的信，意思是说，我所有念佛所积之功德善法都愿回向给您，希望您能康复。我忘记张老师怎么回复的了，但他那时住在病房里，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整理这部厚厚的《谈话录》。后来肝脏移植手术成功，出院后继续读书讲学，出版了他一些旧文和讲课的一些讲义（《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古典学术讲要》、《庄子内七篇析义》）。我现在体会，我母亲念佛之回向，就类如潘先生第一段说的，本身并无功德，所有的都给张老师了。现在流行什么赠人玫瑰手里馀香，但佛教之回向，不是这样，自身一点不留。张老师的意思，好像又是说不认可这个结论，“但实际仍全在”，或者说，其实可以全给别人自己仍全在的。读书求学的所得，其实最后要发挥掉，这不是说忘了，而是“转识成智”，因此读书多障碍增多的意见是不对的。始知与老子“圣人不积”之旨仍异，老子讲的，没有如此圆融啊。在准备这个讲义到此处的时候，我给张文江老师打了个电话，因为自己也有一些困惑，想听听他的判断。顺便说起我要给你们讲这个理论方法。张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理论什么的，就是玩弄文本，谁也不必当真的，当真了，反而陷进去了，自己牺牲了，也没有价值的。读书治学，最后还是要跳出来，是和人生合而为一的。否则你越认真就越可惜了。老师的回向，就是整理他老师的书稿，就是给学生孜孜不倦地解答一切问题。我问他：我明知学生们大多不打算认真听课，但我还要认真准备讲义，心里总是很难受。他说：但还是有几个好学读书的学生，我从来没有懈怠过的。（就此来说，陈平原、夏晓虹两位老师也是这样的老师，我去年年底有幸陪了他们整整一天，观察到的就是这样的学者和老师，但他们名气和影响大，需要应对的事情更复杂许多）。
【】十一年了。当时，张文江老师给我们讲了一学期的《庄子》，第二学期讲佛经、翻译文学和钱锺书。现在来看，后面这两个题目都对我发生作用了。翻译文学，张老师选择的文本是周克希先生翻译的《小王子》和《追忆逝水年华》，以及张佩芬翻译的黑塞小说《玻璃球游戏》。周克希翻译的是法国文学，他在译文的推敲上多次征求王安忆和张文江老师的意见，张老师就给我们谈这些文字推敲的用心，这些汉语的表现力到底如何组合是最理想的，部分关键之关键的字，要对照原文和上下文语境，建立起来一个足够匹配的东西。我记得以前看《埃及艳后》那部电影，结尾处屋大维打到埃及，兵士来报：“马克安东尼死了。”屋大维大怒，他说这个消息，你能这么平淡地说出来吗？这么可怕的对手、伟大的勇士，死了，你要撕扯头发、仿佛世界末日那样嘶喊大叫。但这是电影【自莎剧改编】，可通过语气、动作转达。文字本身如何传达出这样的力度呢？你认为没有办法，那就是汉语在你手里无法驾驭到像法语在《小王子》作者Saint-Exupéry的手里那样，翻译就是母语的对决和较量。张老师选普鲁斯特和黑塞，比较好理解，他说20世纪西方文学最伟大的三部小说，此其二，再加上《尤利西斯》。但为何要讲《小王子》呢？我想可能是儿童文学也是中国文学实质上很缺少的一个东西，因此翻译体现得出汉语的变化来。这也许不是张老师的本意，但我所受的启发和触动源自于此。现在我在继续做的工作之一就是近现代汉语翻译西方古典文学的研究，此前主要是文献的梳理，然后会在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影响上做些考察。但最核心的问题意识是我上面所说的，我们今天需要通过翻译西方的经典来检验我们汉语现在的生命力。
另一个目前在发生影响的题目，是钱锺书。张文江老师第一部专著就是《钱锺书传》（1993年），他读书时和钱锺书有过书信往来【钱信中说：“对经典第一手的认识比博览博士论文来得实惠。近人的学术著作（包括我的在内）不必多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后来他去北京游访一圈，见到了徐梵澄和钱锺书。这个今天说起来很不得了，当时其实也不稀奇，很多人都去拜访过钱锺书的。张老师写《钱锺书传》的时候，《管锥编》、《谈艺录》的最后一次增订本都还没出版，《石语》也还没出版。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讲《管锥编》和《谈艺录》的整体结构，就是此书里面的内容。90年代张老师自己细细的研读了《管锥编》和其所涉及的十部古籍，写了一部《管锥编读解》（2000年），这不是泛泛地读了，比如《周易正义》、《焦氏易林》、《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这四部因为张老师在给潘雨廷先生整理他的道藏书目提要，易学史和书目提要，这些书肯定熟悉程度超过了钱锺书的。《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大部头，读下来都是很费力的。我们知道钱锺书《管锥编》虽然是以此十书为核心，但又旁涉中西文献各几千种，我们不可能10年间把他读过的都再过一遍的，那么《读解》读解的是什么呢？我当时迷《管锥编》，同时读张老师的《读解》，也想学他样子去对读那十部书（没有读完，《左传正义》和《焦氏易林》没看，《太平广记》读了大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还有个尾巴没看完），我发现张老师书中对于《管锥编》里面反复列举比较的一些修辞上高低的诗文句子，只拈出思想上最高的那个来。你们要记住我这句话，我这话不是胡说的。后来张老师到我们宿舍来聊天，看我把他的书涂满了笔记，感叹说只见到我这样仔细地读他此书的一人而已。他这书的价值之一，就是采选一个最有思想价值的东西出来，另一个价值是钱有在义理思想上没说到最好处的，他要替钱讲出来。这另一个价值，我们这里先不要讲了。我讲说采选思想上最有价值的，这个方法，这个思路，开启我读书的另一个认识。为什么这么说？我前面说，陈老师提出的学术史的关怀，提出的学术规范的要求，这使我凡事注意渊源脉络，什么思想源自哪个传统，什么文词始于何种体类。钱锺书的学问，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说到底，也是学术史的眼光。他尤其重视的就是修辞命意的独创、模仿、暗袭、翻新和改造，你们读《管锥编》，可能很不满，他通篇都在罗列引文，偶尔中间有一些点缀性的评议，但你要慢慢细看，这其中不断在评价，哪些翻新使得原本所创立的修辞变得更有力的，哪些看上去了不起的名言，其实是偷师了之前什么人的意思，中国古典里面设立的比喻如何和西方文人不谋而合，这些都是文思与诗艺的核心话题。太密集了，钱锺书把一生几十年的读书笔记都摘出来做此事了，令一般人只是赞叹佩服了。
但考镜源流不是最终目标，最后要落实到一个有实质的东西上来，好东西只是文词上的精彩吗？文词是通思想的，而思想是要解决实际的人生问题的。《管锥编》里面有这些好东西，但没有空间余地来讲清楚其价值了。张老师的《读解》，在我看来就是要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很随机的翻出一页来举一个例子，比如《全宋文》卷四六（各位要知道这宋是刘宋），鲍照《观漏赋》：“嗟生民之永途，躬与后而皆恤，死零落而无二，生差池之非一”，后面这两句是说，人生有许多不同，幸福不幸福啊什么的，但都是死一个结局。钱锺书接下来引韩愈《秋怀诗》，“人生虽多途，赴死惟一轨”，评价说“即此意而语更简洁醒豁”，就是说韩愈的表达用了鲍照的那个命意，但韩愈的语言更为简洁醒豁，有力度。随后又引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家的类似的话。张老师的《读解》，则在韩愈诗句后评论说：“按此即人生之基本事实，释家所谓‘死决定至’，无可逃避者也。小乘佛教‘十念’，其十曰‘念死’，盖以‘死’刺激‘生’，以此策励精进也。”好吧，你以为鲍照、韩愈所讲的这个意思道出人生的悲剧之真相了，结果却不应该仅是如此，明知前途惟有一死，或如鲁迅所说的，前面等你的就是一个坟，但你知道了你就该更有勇气的，安排好此生的每一天，迸发出你个人生命的价值来。这反而使得你的生更充分更踏实了。你翻看《管锥编读解》，到处是这样的智慧。
【】我这样说，不是说陈平原老师本身缺少这样的智慧，陈老师身处北大中文系的环境，论文、讲学都要一个合乎体制的视野和格局，这决定了他的著作思考要承接时代，更多强调学术史的渊源。张文江老师所处环境相对简单，他也是读很多的书的，他说他年轻时每天买一本读完，但他要做减法，所以后来书大多送人了。张老师说，八十年代去北京时差点有个机会可以和陈老师会面对谈，但错过了。我读书时，陈老师有次问我张老师的情况，说读了张老师的《曾国藩的学术与人生》一文，非常惊讶上海还有这样旧派治学写文章路数的学者。这可能说明两个人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张老师近年出的讲义，题为《古典学术讲要》，可见他也是看重“学术”这个说法的，但为何不是学术史，而是讲要，就是他更偏重于义理的关键，而不是考据的全面。【张老师的《说文析义》第一部分，当时说是送给我们几个同学毕业的礼物。我后来打印出来给古文字专业的同学看，他们说，这个解释不合古文字的实际情况。古文字专业要求你解说《说文》里面的字义，要合乎考古所见上古文献中文字的演变规律，张老师的解说，是说，即使当时不作此解，但字形上有这样的暗示，由此也可以揭示一些潜在的思想。】他给我们讲《庄子》是我感受最美好的一个学期。都是文本一句一句读下来，解释一个大白话的意思，再说自己的看法。现在出版的《庄子内七篇析义》，基本和我那年听的差不太多。当时还讲了几篇外篇和杂篇，比如最后一篇《天下篇》，张老师说，这就是先秦的学术史，比《韩非子•解老》、《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要好多了，是“理解中华学术的枢纽之一”。【《天下篇》有对先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这个阶层不是单纯以经济身份为标准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多个标准，七个阶层：相应神明的三种人，是天人、神人、至人。相应圣王的四种人，是圣人、君子、百官、民。具体还可以再分成几类。然后说，诸子百家思想，是如何对应这七个阶层的。比如说，《庄子》就是天人、神人、至人的教科书，而《论语》是圣人和君子的立场，他们就理解不了前三个阶层，还要去教育百官和民。《天下篇》提及三种学派方向：“旧法世传之史”，“邹鲁之士、搢绅先生”，以及“百家之学”。道家、儒家是大宗，其余散开来是百家。】现在这些讲义基本上都发表了，大家可以在豆瓣小组中找得到电子文本，虽然有些ocr造成的错字。我记得当时听课，印象最深的几句，就是张老师反复说，要看到一个“上出之象”，他说中国文化最好的东西，都有一个向上走的决心。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你一定要去最高楼头看看，不能老是人家告诉你什么，你连裁判决断的能力都没有的。老师就是要找到比自己更好的学生的，学生来听课就是来检查你一下你到底行不行。他说，最高层怎么去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好吧，我们坐电梯坐到最高层了，不是，你站在楼顶，还要再上一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竿子不是平放的，是竖着的，你爬到头了，无可依傍之处，你还要再上去一步啊。怎么上去啊。老师教的就这么多了，你还得超过你老师，更好的当然还没教你就会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近乎没有道理，但我现在也相信，有这样的人。我是不是呢，你是不是呢，总体来看，一直存在有这个信心和决心的人。这就是另一种学术史的眼光。
【】我毕业时，张老师正在家自学古希腊文，后来我到北京读博，也自学了一点，我这是受了张老师的影响，希望能够吸收西方思想源头上最好的那些东西。这几年张老师读赫拉克利特残篇和读《九章集》的文章，我都看到了，很多见解非常犀利。但果真也不是真正意义上西方古典学研究内部的学者会讲的内容和思考的方向。这又如何呢。【时间关系不展开了】
于我本人，两位老师的学术史眼光都一直发生影响。有个朋友，评价我的书，说看得出陈夏老师的文献功夫的影响，看不出张文江老师的作用，她说得也对也不对。我相信以后这两者会更平均。
今天讲的这些，看起来是没啥用的，没办法直接指导你们写论文。但这是我这些年学习读书接受的最好的东西，我告诉各位了。如果各位愿意用这个眼光，来读书，我猜你们也会有很多好的变化的。

古小即

这个作者是谁呀？小冰，以后转帖最好写上作者。

冰问

“学者到底该做什么，怎么做，既然以学术研究为志业，就要遵循学术规范。……学术规范，是对照着民国学人来谈的。最近几年，几个学者早年（80年代）的着作被批评存在抄袭，其实就是学术规范意识不明确之时代的产物。” 

“陈老师重视的这个学术史的关怀，就是说，我们的研究，都有一个渊源。……除了说精准之外，也是使得学术的世代承袭和发展脉络更为清楚，这是对学术和学者生命的尊重。” 

读到对比鲁迅与徐志摩的例子及后文的评论：“鲁迅的生涯中很大的一个方面是学者，他的学问趣味、知识视野，和他文学创作就很有关系。这也是我不太喜欢当代文学的原因，当代文学作家很多人学问都不太好。” 想到陈平原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作者将清代文章归为“学者之文”，虽不及晚明小品（作者所谓“文人之文”受推崇），作者却认为其“注重典制，朴实但大气”。与这两类文章，面向的读者不同，功用不同也不无关系，这又让人想到重思想（表意明确、简洁、深刻）与重文采（文采斐然，美文）两类文章的关系。而文章后半部分也提到：“考镜源流不是最终目标，最后要落实到一个有实质的东西上来，好东西只是文词上的精彩吗？文词是通思想的，而思想是要解决实际的人生问题的。”

讨论文学作品翻译的部分，文中提及 “文字本身如何传达出这样的力度呢？你认为没有办法，那就是汉语在你手里无法驾驭到像法语在《小王子》作者Saint-Exupéry的手里那样，翻译就是母语的对决和较量。” 个人认为，这与不同语言的不同特点、表现形式也有关系。“翻译是母语的对决和较量？” 还是需更重源语与母语之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需要通过翻译西方的经典来检验我们汉语现在的生命力。”很认同。

冰问

嗯，老师说的是，以后一定注意。在豆瓣上看到这篇文章，读罢很受益，随即转了来。刚刚回去搜作者主页，看到他另一篇文章中提及其个人著作，才搜到该篇作者，张治。

清和

剛在京東上買了他這本《中西因緣》，看目錄覺得挺有意思：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1600967/

作者自述：关于《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一书的说明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134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