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伟：全球史中的中国史

白水

白水按：这篇文章很长，看完需要点耐心。转这篇东西，是因为其中谈的一些问题，如全球视野，如研究对象的可比性问题，对文学研究，也不无启发。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一眼。

张伟伟：全球史中的中国史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摘要：中国史是全球史的一部分。但在我国，由于专业分割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者都鲜有真正把中国史当成全球史的一部分来研究。这种情况不利于我国全球史和中国史的深入研究。本文从无中心论整体研究的全球视角审视全球史中的中国史，就全球史研究中的中心论与中国，中西比较与可比性，“‘东方衰落’先于‘西方崛起’”与“李约瑟之谜”等问题提出了与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作者呼吁加强全球史中的中国史研究。   　　Keywords: Chinese History, Global History, Holistic Approach, Contingency   　　中国史是全球史的一部分。这一点似乎毫无疑问。但是，在我国，由于中国史和世界史泾渭分明的传统学科划分，学者鲜有真正把中国史当成全球史的一部分来深入研究。囿于学术训练和知识结构，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往往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看成对外交流，尽管对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越深入，但大都仍停留在具体交流和比较的层面。而研究“世界史”的学者关注外国，对中国的研究不够并对中国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往往也重视不够。尽管在我国学者编写的世界史中都有中国部分，但这一部分一般比较简单，主要侧重在中外关系和交流方面：古代时期强调中国文明的对外影响，近现代时期突出外国对中国的入侵和影响导致的反抗斗争以及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和排斥等等。这种情况使全球史中的中国史在我国处于鸡肋般尴尬的境地：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者都重视不够。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可以理解。但问题是：不加强全球史中的中国史研究既不利于中国史研究也不利于我国全球史的研究。我认为现在该重视这个问题了。现在，我们也有更有利的条件做到把中国史作为全球史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我们不仅有这种需要，而且也有这种可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交流，共同创建新的全球史并深化中国史研究。   　　中心论与中国   　　中心论是个历史现象，是人的区域性和认知局限的结果，于是出现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欧洲中心论”，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中心论”，或以其他文明为中心的中心论。正像历史上关于宇宙到底是“地球中心论”还是“太阳中心论”之类的争论一样，人们现在终于知道宇宙是无中心的了，太阳系也只不过是茫茫宇宙中之浮尘而已。   　　由于世界史是欧洲人创建的，所以一直“欧洲中心论”挂帅。彼得·格兰指出：“欧洲中心论是撰写世界史的基础的说法不难从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中看出。欧洲人，特别是日尔曼人，开创了现代历史学。他们把历史学划分为不同的研究领域，世界史便是其中之一。”[①]  罗荣渠也认为：“19世纪以来盛行的以希腊、罗马为古代世界的中心、以基督教文明为世界文明的主体的观点，是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的反映。这是不符合世界历史的实际的。”[②]   不过，在“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中，似乎不争的是中国古代的“先进”和近现代的“落后”，特别是与欧洲相比较而言。但到底中国的“先进”保持到什么时候和中国何时开始“落后”或“衰落”却见仁见智，争论颇大了。   　　《国富国穷》的作者戴维·S·兰德斯认为：“中国在1000年以前是世界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帝国，约300年前仍是人们赞叹的目标，此后却没落到受人讥笑与怜悯的境地。”[③]  他又说，“直到最近为止，在一千余年的被多数人视为进步的这一过程之中，关键的因素——推动力——是西方文明及其传播，其中包括知识、技术以及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其中好坏都有。这一传播部分地来自西方的支配地位，因为知识等于力量；部分地来自西方的传授；部分地来自模仿，散布是不均衡的，而且西方许多榜样遭到拒绝，被视为侵略。”[④]  在沃勒斯坦“核心/边缘”模式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16世纪出现了欧洲世界经济，”[⑤]而中国在那时甚至连“边缘”都算不上了。   　　与沃勒斯坦等人的“欧洲中心论”分庭抗礼，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东方新视野：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⑥]中认为，1400-1800 年间“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⑦]是“一种各种中心的等级制，位于顶端的可能是中国。”[⑧]罗伯特·B·马克斯也认为：“最重要的是：驱动导致思想、新食品作物以及工业品交流的全球贸易的经济发动机在亚洲。可能早在公元1000年，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增长就刺激了整个欧亚大陆，另一次高潮大约在1400年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800年左右。亚洲是用以保障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白银的巨大需求地，也是世界上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品和瓷器）和香料的最大产地。”[⑨] “可以坦言，要是没有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欧洲人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肯定会大打折扣。结果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和美洲的白银供给使欧洲人得以靠亚洲商品和贸易网络而发财致富。”[⑩] 而且，中国“将世界各地的白银收罗到中国并用中国的工业品充斥世界市场。”[11] 所以，“1750或1800年以前亚洲在人口、工业和农业生产力上都雄踞世界中心。”[12] 霍华德·斯波戴克也指出：“1550-1800年间墨西哥和南美洲生产了世界80%以上的白银和70%以上的黄金。…1527至1821年间美洲生产的全部白银中有三分之一至一半流入中国。墨西哥比索在中国成为一种合法货币。”[13]   　　在2001年写给笔者的信中，弗兰克说：“我现已着手写前一本书的19世纪续集了。我眼下从1816年开始写，但可能要再次回到1750年。而且不错，我越来越发现你所说的情况（我在给他的信中让他考虑一下亚洲国家的‘衰落’是否比他在《东方新视野》一书中所估计的还要晚一些——笔者），特别是就中国而言，我现在觉得‘衰落’可能直到1860年左右才开始，而且鸦片战争一直误导我们——以及许多中国人，但很高兴你不在其中！（我在给他的信中指出：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军事失败造成了其综合国力不如欧洲国家的假象——笔者）——使我们认为衰落比实际上开始的时间要早得多。”[14]   　　如此看来，中国在全球史中的地位要么被贬低，要么被夸大，双方的倾向性十分明显，都要争一争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到底在那里。难怪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抨击欧洲中心论的论著，兰德斯抱怨说，“在谈论相对价值观和道义平等的世界，只要一提到以西方为中心（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史的想法，就会被谴责为傲慢和压迫性的言论。”[15]他认为“反欧洲中心论的这种想法是根本反理智的，而且也违背事实。”[16]  笔者2002年通过电子邮件问弗兰克为什么他和马克斯要贬低欧洲人在全球史(不只是经济)中的作用并试图用“中国/亚洲中心论”去挑战“欧洲中心论”时，弗兰克说:“因为在我的书之前，其他所有人都坚持另一个更没有道理的极端。或许我过分强调先前完全被否定的事实是有点不对头。”[17]我想他们是有点矫枉过正了，弗兰克充分意识到了这个偏颇，多次在论著和与笔者的交谈和电子邮件来往中强调他是“无中心论”。看来，他只是情不自禁而已。   　　“中心论”害人不浅。笔者认为：“全球史没有中心，是人类多样统一的整体发展。”[18]  驱动世界贸易的经济发动机既不是“亚洲的”，也不是“欧洲的”，而是“全球”互动的。所以，笔者认为无中心是取代任何中心论的合理选择，只有从无中心的角度才能中肯地评价不同地区作为功能体或“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9]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西比较与可比性   　　中西比较一直是热门研究，或是中国与欧洲（西欧）比，或是中国与某个欧洲国家（如英国）比，或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如长江三角洲）与欧洲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比，或是就某个领域比（气候、农作物、技术、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等等）。这些比较的确比较出了许多相似性和许多差异性，加深了人们对两个个体分别的认识，但往往越比较越惘然，如同走进了怪圈或死胡同，反倒比较出了更多说不清楚的问题。如《中西500年比较》一书的作者和编者们认为：“当15、16世纪到来之际，当古老的中国向着中世纪做最后冲刺的时候，西方却迎头赶上，悄悄来到我们的身旁，同我们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20]  真的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吗？对此实在不敢苟同。   　　笔者并非一概反对比较研究，认为正像在自然科学实验中一样，恰当的比较研究可以加深对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的认识。但是，笔者反对简单皮相的不恰当比较，特别是在整体研究中对两个没有可比性的部分进行教条的机械比较。比较研究中比较对象的可比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应当审慎确定比较对象和比较的内容，万万不可随意比较。比较研究有一种未言或心理上或潜意识的推测：如果二者相似，那么发展就应当至少大体一样，否则便肯定有所差异或差异性超过相似性，而正是这些特性上的差异使二者的发展方向和性质变化不同。比较研究一般是从结果追溯原因，所以总是把两个最初看似相同而后来迥然相异的事物拿来比较研究。   　　中西比较中有个难结：比较单位/对象。历史上，欧洲长期分裂，小国寡民，与统一为主的人口大国中国的确不在一个级别上。此外，不仅欧洲自身各部分（王国、公国、城邦等等）之间的差异就已经大得很可以了，而且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和分工也颇大，真难形成两个相当的比较对象。再者，人们习惯于以形成很晚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比较单位，这与历史上分合缩扩不断的帝国或王国概念相去甚远。所以，中西比较的单位看上去“清楚”，实际上非常模糊（地理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生态上、心理上等等）。此外，中国人概念中的欧洲，实际上是“西欧”（就是“西欧”实际上也是不同时期西欧不同的部分地区），西方学者也大体如此，中欧、东欧、北欧和俄罗斯基本上不在与中国比较之列，而西方人心中的中国是“中原”加“江南”，不把西部、北部、西南部等地区考虑进来。所以沃勒斯坦认为：“欧洲和中国之间还有第二个重要差别。中国是个辽阔的帝国，就像当时的土耳其－穆斯林世界一样。欧洲却不然。欧洲是个新生的世界经济体，由许多小帝国、民族国家和城邦组成。这个差别在许多方面都很重要。”[21]   　　难怪，波梅兰茨在《分道扬镳：欧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22]一书中进行中西比较研究时，对研究单位就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确定：“像长江三角洲（1750年左右人口约31,000,000--37,000,000）那样的一个地区确实大得足以与18世纪欧洲各国相比；而散布在旧大陆各地的长江三角洲、关东平原、不列颠和尼德兰、以及古吉拉特等核心地区彼此享有与其周边大陆或次大陆其他地区不同的某些重要特点（即比较自由的市场，众多的手工业和高度商业化的农业）。因此，…为什么不直接比较这些地区呢？此外，如果这些分散的核心真的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且我们可以允许某些待然与合然变化，那么有理由使我们对它们的比较真正彼此相当：即寻找使英格兰没有走上长江三角洲或古吉拉特式道路的那些缺失、偶然和障碍并用较传统的方法找出使各非欧洲地区无法直接走上正常化欧洲道路的各种障碍。”[23]在其书遭遇众多批评之后，他进一步强调说“…有必要注意到…：江南/英格兰比较是以对这些发达地区所在的更大政治经济单位——欧洲和中国——的比较相衬托的。…江南/英格兰比较以中国/欧洲比较相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助于确定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某个具体差异到底应当被看成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还是被当成将二者划入性质根本不同类型的依据。”[24] 　　美国“加州学派”领跑的这场国际中西比较大论战通过尖锐的批评讨论对中西异同，特别是英格兰/江南乃至欧洲/中国的异同见仁见智，比较的方面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对立的观点和批评也越来越多。这的确是学术界的幸事，对我国学者颇有启迪，我们应当积极参与对话。但是，正如沃勒斯坦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说的那样，“人们怀疑15世纪的欧洲和中国在人口、面积、技术状况（农业技术和航海工程）等基本点上存在着重大差别。而所存在的某些差别的程度很难说明是未来几个世纪发展差别如此悬殊的原因。”[25]目前看来，讨论的结论似乎依然难以令人满意，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引发了更多的问题。例如，罗伯特·布伦纳和克里斯托弗·艾斯特在批评波梅兰茨过分强调英国有美洲土地和煤和假定在1800年左右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大体上处在相似的轨道上并达到或多或少相同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同时指出：“为解释1600至1850年间英国经济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差异，我们分析了英国极为独特的社会财产关系结构，它不仅与长江三角洲，而且也与中世纪的英国和1500-1750/1800长时段中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不相同。因此，我们的论点是：在长江三角洲，正像在中世纪英格兰和近代初期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经济走上了马尔萨斯道路，…。英国经济，实际上在欧洲独一无二，当然也与长江三角洲迥然不同，取得了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率和17世纪初至1850年的长时段中和此后不断上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6]他们的争论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和质疑。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技术、生产力、生活水平等曾经达到过相近的水平吗？这个问题可与我国一些学者关于中西曾在“同一起跑线上”一起讨论。按布伦纳和艾斯特的说法，近代英国不仅与长江三角洲而且与中世纪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都“分道扬镳”了，这到底原因何在？换言之，英国为何能够独辟蹊径，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我们似乎仍在原地踏步或绕圈，比较的细节越多就越难免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   　　我认为：在发展道路问题上，中西没有可比性。这场争论的死结是试图比较全球整体中两个彼此没有可比性的地区。无论是英国还是江南都只是全球经济的不同组成部分，彼此在所属地区（如英国在欧洲/西方，江南在中国/东方）和全球经济中按自身的状况所处的社会分工发挥着“功能体”的作用。这些作用就像大象的象牙、鼻子、耳朵、腿等等一样彼此不可比较。首先，英国或江南不仅由于各自所处的区域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等的众多不同而在其中的功能作用必然不同，而且各自所处的地区（欧洲和中国）在全球史中的功能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简单地比较二者的异同结果必然是表面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条目单子可能越拉越长，但依然不得要领，说不清为什么二者后来不同了。其实，二者本来就是不同的，认为二者形似便必然质似的假定前提就是错的。这恐怕正是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至今劳而无果的症结所在。其次，在全球史中，英国/欧洲/西方和江南/中国/东方一样都是整体中的不同部分，分工不同，功能也不同，二者同其他部分（美洲、非洲、亚洲其他地区、大洋洲以及“西欧”以外的欧洲其他地区）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既推动着全球史也塑造了各自不同的历史轨迹，其发展道路必然是不同的，而且这些不同的道路都是正常的，并不存在一条标准的正常化道路，因为每条道路都是有待而然，因而必定是独特的。人们在假设一条正常发展道路的前提下，荒谬地把其他道路都看成“不正常”或“畸形”的了。这反映的只是认知的局限和僵化。   　　在全球史中，“东方”和“西方”不是两个可以比较的文明，而仅仅是多样统一全球史中功能不同的两个部分/功能体。因为，全球史中各部分的变迁恰如《庄子》书中罔两与景的对话中所暗示的那样：“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識所以然？恶識所以不然？’” [27]首先，“有待而然”是全球史不同部分发展的基础：一个部分的发展变化要取决于其他部分和整体的发展变化。[28]   如同自然科学家重视的物理学“场”概念，人类历史的整体和个体发展是处在“势”之中的。“势”，趋势、大势或潮流，是有待而然的各种力量汇聚而成的“合力”，笔者称之为“全球失衡”和“全球均衡”。[29]  俗话说，大势所趋，大势使然，势不可挡，大势已去，顺势而行。在全球史中，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发展和历史也是有待而然或大势使然。   　　例如，在英国与中国、欧洲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分道扬镳”中，中世纪历经黑死病蹂躏和英法百年战争劫难后的柔弱英格兰就处于全球失衡的大势之中，身不由己，受其左右。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和地区起着“拉”的作用，吸引英国崇尚东方文明从东方进口工业品（丝绸、棉布、瓷器、工艺品等等）并导致英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以至英国不得不靠从事亚洲贸易和在印度种鸦片走私到中国来弥补贸易差额，当然也刺激了印度沿海的棉纺织业和中国江南的手工业和出口贸易。亚洲的伊斯兰国家的扩张和起到“推”的作用。这一切形成合力，促使一些基督教国家下海寻求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并顺便“发现”了美洲和澳洲又开发了非洲沿海。美洲、非洲和后来的澳洲不仅给英国带来殖民地的物产（如美洲的金银、烟草、染料、蔗糖、甜酒和后来的棉花，非洲的象牙、钻石和黑人奴隶等，以及澳洲的羊毛和黄金等等）而且“逼”英国去加工殖民地原料、提供工业品并从事遍及全球的三角或多角贸易。欧洲的政治经济分裂格局对英国起到“压”的作用，压迫英国去同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夙敌争斗竞争以求生存。英国有待而然的“分道扬镳”实际上是建立在全球互动“推、拉、逼、压”等形成的合力之上的。英国处在全球失衡下全球供需关系链条中的最薄弱环节的地位，在合力作用下英国的传统轨迹断裂，从圈地养羊开始重塑发展道路：实行重商主义、发展工商业、进行海外扩张掠夺、重组社会关系、更新观念、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农业、发展新兴棉纺织业生产进口替代产品，从而推倒了技术革新多米诺骨牌，导致了整体结构性变革的“产业革命”…。当时，这条路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英国恰恰处在那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她在全球史中的功能自然也发生相应变化。怎么可以用英国与在全球史中处于完全不同地位和功能的“江南”或中国去比较呢？二者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是在全球失衡的“势”中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因而，中西比较的不可比性不是比较单位的大小是否相称，或表面特征是否相近（如工商业发展、农业水平、生活水平等等），而是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分工和功能完全不同。   　　再进一步，英国与江南、中国、欧洲、世界其他地区的“分道扬镳”只是一种表象，是全球史内部有机运作的一个部分，没有其他部分的变化和作用，英国的这个变化从何而来？从上面的简单勾勒不难看出“分道扬镳”的英国尽管“形”与江南/中国、亚洲其他地区、欧洲大陆、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相异，但“质”却是同属一个整体，联系和依存更密切了。因而，我们应当研究的不是英国同中国的“分道扬镳”或“大分流”，而是全球史上的互动合力导致的大混合或大合流，以及这种大混合对全球史整体和部分（民族国家）历史的意义。   　　“‘东方衰落’先于‘西方崛起’”   　　国际学术界一直争论的所谓“‘东方衰落’先于‘西方崛起’这个现象” [30]是种看法，反映了西方人眼中中国/东方在全球史中地位的变化。 　　从逻辑上看，东方似乎要先“衰落”，西方才有可能“崛起”，即“东方衰落”是“西方崛起”的前提。这个看法在东方和西方得到了相当的认同，一般认为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是一个转折点。例如，我国一些学者认为：“15、16世纪，尽管我国社会生产和技术与西欧相比在量上和达到的程度上基本是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发展速度和趋势上，西欧已出现了明显优势。因此，这个时期，中西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途必然是，西欧先冲破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束缚，走向一个新的社会，而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只能是在封建主义的轨道上徘徊或挣扎。”[31]  而兰德斯则根据一些技术上的简单比较得出了过于武断的结论：“这些事例清楚地表明，在地理大发现（15世纪始）和大对抗之前，其他社会已经落后于欧洲。”[32]那么，东方是否在西方崛起之前就“衰落”了，或开始走“下坡路”了呢？这与其说是一个“理论/假说”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际/史实”问题。   　　历史常识告诉我们，无论在相对（与“西方”相比）还是在绝对（与自身和其他所有文明比）意义上，都没有理由说“东方”在1500年已经或开始“衰落”了。相反，16世纪以来东方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相对和绝对地“上升”进入各自的“盛世”。例如，靠西方最近的奥斯曼帝国正处在扩张期，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迅速扩展为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并在1529和1683年两度兵临维也纳城下，尽管没能攻入该城，但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威逼的确令基督教世界收缩，欧洲人心寒色变。尽管经历多次俄土战争的打击，但这个伊斯兰帝国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还没有完全衰竭。蒙古人统治后分裂的波斯在萨非王朝（1502-1736）实现统一和繁荣，经济和外贸在阿拔斯一世（1587-1629）时期大有发展。帖木儿征服后分裂割据的印度在巴布尔统一下建立了莫卧儿帝国（1526-1707），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并一直是西方商人向往的富地，西方商人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到来反而刺激了印度沿海地区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棉纺织品生产和出口，使印度长期保持对西方的贸易顺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印度是帮助英国崛起的因素之一。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征服整个印度，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印度仍在发展。   　　中国的情况更为明显。明清两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之一。麦克尼尔指出：“用任何传统标准衡量，18世纪都是中国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国内政局稳定，帝国边疆拓展，导致农业、贸易和人口的惊人增长。和平与繁荣促进了广泛的学术和艺术成就从而加深了欧洲人之类边远蛮夷对中国辉煌文化的印象。只有汉帝国和唐帝国可与满族人的成就相媲美。”[33]  汤因比也认为：“1644－1839年间，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额，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而且相对于中国的财富和人口来说，也超过了日本。尽管如此，中国在那一时期却不象日本那样需要保持与西方的商务关系。”[34]  马可·波罗以后欧洲掀起的中国/东方热以及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对东方精神和物质文化的扬褒等等是最好的印证。简单地说，只要看一下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同东方之间贸易和文化的流向和内容，想想当时欧洲人对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物质文明的渴望，对古代中国科技成果的吸收和改进，对东方古典文化的欣赏和崇尚，对康熙、乾隆等皇帝治国之道的崇拜叹服和启蒙时代欧洲“开明专制”的效颦，对科举取仕的人才选拔机制和稳定政治体制的感叹等等，“东方衰落”的说法便不攻自破了。   　　鸦片战争的失败造成了中国“衰落”的假象。人们往往简单地以战争的胜负来衡量“国力”，而忽视了一个普通的历史现象：发达富有的文明更容易受到贫穷落后文明为攫取财富而进行的入侵。尽管在西方和我国的学术界，近代的英国早早被插上了“先进”的标签，罩上了“传播先进文明”的圣光，但在对中国的贸易和入侵上，相当长的时间很难说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这只要看看英国与中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和鸦片贸易的由来就一目了然了。英国学者拉尔夫· 戴维斯在《产业革命与英国海外贸易》一书中详细列举了英国对外贸易的统计数字，尽管有相当的估计成分，但反映了大体的状况。按他引用的“官方”数字， 1854-1856 年间，英国对华出口年平均贸易额为110万英镑，而从中国进口则为906.3万英镑。[35]这当然不包括非法的鸦片贸易和其他走私贸易。所以中英实际贸易的数额应当更大一些，逆差可能会更小一些，因为主要是英国向中国走私。面对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英国只有靠把在印度种植的鸦片走私贩卖到中国来弥补亏空了。马克思在1858年指出：“自从1842年的条约使它开放以来，中国出产的茶叶和丝向英国的出口一直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输入中国的数额，整个说来停滞不变。… 1842年以前，中国对英国的出口总值约为700万英镑，1856年达到约950万英镑。输入英国的茶叶数量，在1842年以前从来没有超过5,000万磅，而在1856年就增加到约9,000万磅。…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感觉到，一般说来，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虽然如此，只要取消鸦片贸易，中国还可以逐渐地再多吸收一些英美商品，数额可达800万英镑——粗略算来这也就是中国对英美贸易总顺差的数目。这个结论是从分析下面这个简单事实而自然得出的，尽管有着贸易顺差，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流通却由于总额约达700万英镑的鸦片进口而陷于严重的混乱。”[36]  在同年早几天发表的“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国政府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的灾难。英国政府公开宣传毒品的自由贸易，暗中却保持自己对毒品生产的垄断。任何时候我们只要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37]

白水

鸦片贸易暴露的正是当时“先进”的英国对中国表现出的实力不足。换句话说，中国的发达和富有成全了英国，使之有足够的中国产品可以进口，有足够的中国购买力吸收走私的鸦片（而这是当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奥斯曼帝国、美洲或非洲，所找不到的。）。当时的1,800多万英镑（英中贸易总额加上鸦片贸易额）可是个不小的数额。当然，正如英国的鸦片贸易冲击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一样，英国的合法对华贸易对中国的发展也有一份贡献。我认为，鸦片战争的原因是中国的富强和英国的劣势。中国不是因为“落后”才挨打的，而是因为先进、强大和富有才挨打的。我们不应把战争的军事失败等同于政治经济的衰败和综合国力的弱小。处于扩张期的英国和处于稳定发展期的中国对军事技术和力量乃至对国际力量联合的重视和运用程度不同是决定战争结局的关键。当然，战争失败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乃至心理上的冲击和负面效应与相对“衰落”也是客观的。鸦片战争给内部矛盾重重的中国以沉重的打击，清朝的统治开始衰落，但从社会发展看，中国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变了，但社会发展并没有停滞，而是加快了。此后中国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技术进步、观念更新、文化融合乃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确立和当今中国全球地位的重塑便是最好的证明。在全球史大势之中，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空前增速期，切莫为相对发展缓慢和受制于人的“衰落”所迷惑。   　　不难看出，由于种族和政治的偏见，学术界自觉不自觉地放大了西方的“先进”，也放大了东方的“衰落”，给“西方崛起”编造了一个合理的前提和解释——“东方衰落”。而这种比较是用西方的“强项”去比东方的“弱项”，而不是全面地历史地中肯评价各自的发展水平及其相互关系。从全球史发展的整体看，正是东方的发达和发展刺激和扶植了“西方崛起”，并同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一起促成了“全球/人类崛起”。“西方崛起”是客观事实，当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西方崛起”的全部，我们就不再会把西方的“崛起”简单地看成是“欧洲奇迹”[38]和“例外”了，而会客观地把这个现象看成是全球失衡的结果和全球史共同发展的一个部分，对世界其他地区在全球失衡中地位和作用的发挥和变化也会有更客观的历史认识。在“西方崛起”的同时，“东方”、美洲、非洲、大洋洲也在崛起和发展，只是相对速度慢些，而这一切都是全球失衡有待而然的结果。   　　“李约瑟之谜”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古代科技成就辉煌的中国没有率先进行产业革命[39]？   　　“李约瑟之谜”迷在一个潜意识的假设上：古代科技先进发达，近代似乎就应当继续先进发达，而中国没有，所以令人费解，特别让中国人感到好没面子。于是，人们从各方面找原因，要么关注中国的“内部”原因并把中国同英国/欧洲比较来彰显中国的“弱点”。要么强调外部因素的不利和干扰。从全球史看，这个假设未必成立，不是“谜”，倒是很普遍的正常现象。各个古代文明都有各自的发明创造，相互交流启发，混合、改进、完善并成为后来欧洲新发明创造的基础。而且，由于这些古老科技大国在近现代都表现不佳，中国也非独家落伍。所以，我们倒是应当更好地去认识全球史上科技发展的规律。首先，科技发展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有赖更大的（国家、区域或全球的）社会进步及其需求而产生并促进社会进步与需求。其次，科技发展没有国界，是人类共同知识积累和智慧的结晶并为人类共享，不应仅从科技发现和发明的“产地”或“国籍”看问题。第三，科技发明创造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条件，我们应当加以认识，研究科技本身和之外的复杂情况。在“李约瑟之谜”问题上，应当研究的不是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进行产业革命，而应当从全球整体变化中思考导致这场技术和产业变革的原因。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产业革命为何最先发生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的英国的原因也就找到了，中国没能继续率先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中国无缘产业革命的原因，兰德斯认为：“16世纪的中国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央，它的成就是其他国家无法比较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在工业化时代落后了。”[40]他又比较说，“起初，当中国和别的国家领先于世界时，几乎所有的知识传播都是单向的，即从欧洲之外传到欧洲。这是欧洲了不起的优点：与中国不同，欧洲是学习者，并且的确从早期中国的发明和发现中受益匪浅。当然，后来，情况就变了：一旦欧洲创立了现代科学，知识之流掉头回流，但不是没有遇到抵抗。在这一点上，一种新说法暗示各种文明对共同财富所做的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贡献，这也是误导。现代科学的绝大部分，尤其是17、18世纪人们所称的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突破，是欧洲创造的。非西方科学几乎毫无贡献（尽管欧洲人知道的东西并非全部），而且在当时没有能力参与进来，远远落后或转错了弯。这根本不是共同的河流。”[41]  兰德斯关于“知识传播都是单向的”和现代科学突破“是欧洲创造的”两个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交流从来都是双向并刺激双方的使用和发展，如丝绸之路（一个美丽但十分误导的名字）上的多角交流和“哥伦布交流”。科技传播，如轮子、风车、水车、指南针、火药、火器、船帆、尾舵、挽具、纺织机、造纸术、印刷术、钟表发条等等都是先从发明地向周遍传播，再辗转流传历经因地制宜而改造完善。从短时段看，都是“单向的”，但从长时段，从该技术发明的使用和完善看，恐怕就不是单向而是双向或多向的了。而且，“欧洲创造的”现代科学突破不仅是建立在吸收发展古代其他文明发明创造的基础上，而且是受其他文明的刺激和启迪而产生的。例如，华裔美籍科学家李耀滋[42]认为：“我觉得，发明创新之所以能成为社会成长的因素，不仅要靠发明家的聪明才智，再加上自由乃能起步。此后还需要从其他有关人士得到启发，才能发挥。在自由与启发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必须得到许多其他外在的因素的支持，才能成功。中国未能产生工业革命乃是因为缺乏那些外在的因素。”[43]而且“人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中国的自然环境远比不上欧洲…。”[44] 李耀滋对外因的重视有道理，但对中国和欧洲自然条件的因素强调得有点过。至少最近5,000年中，中国和欧洲的自然环境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可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却发生变化了。所以，以“国家”为单位，无论是重视“内部”因素，还是归罪“外部”因素，似乎都不能全面理解这个“谜”。   　　换个思路，不从中国或英国的内外因看，而从导致这场变革的全球失衡去思考，把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英国和欧洲大陆、美洲、非洲、大洋洲置于全球史的相互作用合力中去认识各自的地位和功能以及全球失衡对各个部分的冲击和重塑。整体研究是解决这个“谜”的合理方法。汤因比强调：“我们必须把人类事务当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当作一堆混乱的游戏棒子来加以研究。”[45]  我认为，“全球失衡产生于生态、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宗教、心理等各种发挥作用或不发挥作用的力量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46]   　　具体到导致产业革命的合力，我的解释是13-14世纪“蒙古人统治的和平时期”“硬性调整”的强制均衡结束后欧亚非大陆出现了大区域失衡，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加剧和东西方文明交流加强促使的西方走向海洋寻求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偶然“发现了”美洲和大洋洲并开发了非洲沿海，形成了全球交往新格局下的全球失衡，其中经济上则表现为全球供需失衡。   　　暂时剔除其他因素，从经济交往的角度看，全球供需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传统工业品基地的产品，如印度的棉纺织品、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棉布、英吉利海峡两岸地区的呢绒等，需要满足美洲、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东西海岸）和大洋洲进入后骤然增大的全球市场。传统欧亚非大陆奢侈品（丝绸、棉布和瓷器等虽然在亚洲产地属日用品，其中高档者为奢侈品，但到了欧洲便成了昂贵的奢侈品）的供需关系是产品从东方流向西方。欧洲国家是“需方”，结果导致外贸逆差而不得不采用“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主张少进口，如英国多次禁止或限制进口印度棉布和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等，另一方面鼓励发展工商业：发展新的棉纺织业生产进口替代品，发展海外贸易获取原料和商业利润等等。所以，欧洲“先进的”“重商主义”实践和政策的产生并非源于欧洲国家的“先进”，而是反映了一个尴尬的历史事实：工商业的不发展和严重的外贸逆差，所以需要“重商”。   　　“重商主义”的推行给欧洲一些国家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英国首当其冲，成为全球供需失衡链条中受力最大的最薄弱环节。英国经济要面对巨额东方贸易逆差、重商主义限制下的北美殖民地市场、非洲殖民地和奴隶贸易（换取黑人奴隶的武器和服饰等产品和贩卖奴隶的铁镣手铐等）和澳大利亚开发等对工业品的需求。16-17世纪靠呢绒工业带动的英国工业原本不很发达，其呢绒等产品在东方市场上也没有销路，根本无力靠出口抵消对亚洲贸易逆差，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展新的进口替代产业——棉纺织业。英国乃至欧洲原来既不生产棉花也没有棉纺织业，因此，新兴的棉纺织业当然也没有传统行会的束缚。这些力量加上来自国际贸易获得的商业利润和殖民地收入，使英国具备了发展新产业的全部要素——庞大的国内外市场、国际贸易获取的资本、外来技术（印度传统纺织技术和经过改造的荷兰移民棉纺织技术）、圈地运动造就的产业后备军，以及减少进口的巨大压力等等。英国总人口有限，面对庞大的国际市场，英国本土劳动力资源有限和劳动生产率不高就成为棉纺织业发展的瓶颈。   　　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东方大国不同，英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唯一办法就是开发省劳力技术。在市场诱惑和政府鼓励的推动下，从传统纺纱和织布两个关键部门的简单技术改造开始，到使用水力和蒸汽动力，从而带动了采矿、采煤、冶金、机器制造、运河、公路、铁路、房地产、商业、金融、农业和服务业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明创造和发展。所以，波梅兰茨与中国相比较后说，“更重要的是，西欧到18世纪在使用省劳力技术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然而，由于西欧依然在各种省土地技术方面落后，迅速的人口增长和资源需求可能由于缺乏海外资源而迫使其返回到更加劳动密集型的发展道路上去。在那种情况下，西欧的发展道路就有可能与中国和日本的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因而，本书强调海外统治的收益来解释欧洲发展与我们在欧亚大陆某些其他地区（主要是中国和日本）看到的情况之间的差异，…。”[47]由此看来，英国走开发省劳力技术的道路实乃在全球失衡中不得已而为之。导致英国率先走上机器生产道路的原因显然不是“英国的”而是“全球的”，是应全球供需失衡矛盾而生的。马克斯认为：“尽管产业革命开始在英国(而且就是在那里，也只是一部分地区)，那并不是由於英国人的大智大勇、善於创新和经营有道，相反却是印度、中国、和新大陆殖民地等全球发展的结果。换言之，产业革命是全球各种力量待然的历史产物。”[48] 他的看法后半部分不错，但前半部分对英国人不公正。英国人在全球供需失衡之中焕发出的大智大勇、善於创新和经营有道功不可没。当然，产业革命中英国人的发明创造才华与其说是与生俱来不如说是被“逼”无奈。需求是发明之父，实践是发明之母！   　　返回中国。当时的中国在全球供需失衡中的地位和功能与英国完全不同，也根本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是欧亚非大陆传统贸易的“供方”之一，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中国幅员庞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产业结构完整，行政体制严密，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成熟，地区和全国商业网络发达以及贸易顺差等等欧洲小国所不具备的优势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尚没有竞争对手，成为重要的稳定因素，其功能是为欧洲提供奢侈工业品和加工过的农副产品（如茶叶等），诱惑欧洲人对财富和文明的欲望从而刺激欧洲小国发展经济，并在文化和政治上影响西方。 　　特别是，中国处于发达农业社会阶段，其主要收入来自农业贡赋和税收，其政策必然要保证农业的稳定。中国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各邦国之间商业交往繁荣的春秋战国时期说明了统治阶级的矛盾心态：尝到工商业的甜头，又担心工商业以“利”伤农。同时，“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的政策反映了一个矛盾的历史事实：需要“抑商”说明工商业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导致“轻农”，伤害了统治阶级的主要财源——农业，从而威胁了政治稳定，即政权的稳固，乃至不得不“抑商”而“重农”。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在建立稳定的政治权力之后对经济发展的关注都远不如对政治动乱的恐惧。一切为了政权的稳固。实行发展经济的政策只是手段，目的是政治稳定，抑制经济发展从而防止可能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动乱也是为了政治稳定。因而，“重农抑商”适合中国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社会的国情，其作用和意义就是把商业的经济地位适时适度地控制在辅助和有利于保持这个小农社会中政治、思想、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故而，统治阶级并不把对外贸易的收入作为主要财源加以开发利用，而是让与外国人作为扩大其政治和文化影响的手段。   　　而且，在全球供需失衡中，中国是链条中最结实的一环，不仅拉不断，而且由于外贸扩大和美洲金银的流入而获益匪浅，不断加强。江南手工业的发展也与英国处在完全不同的区域或全球地位中，不仅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而且有巨大的海外市场，可以进退自如。中国的棉纺织业历经长期改进和完善，在手工技术、纺织机械、劳动分工、市场供需以及与区域产业结构的和谐等方面已经达到高水平平衡，不是“不图改进、怠于学习”，而是的确没有失衡性的压力而不需要改进，也没有学习的可能性（在英国不得不改进技术之前没有更高的技术）和必要性（缺乏竞争压力）。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市场需求增长的矛盾也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的传统方式解决。人口众多使中国没有必要发展省劳力技术，依靠劳动密集型生产就能满足市场。在人口密度大的中原和江南，农业重视发展省地技术并取得了多季高产的成就，这一点和棉纺织大国印度相似。产业革命没有率先在中国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全球供需失衡中的地位与英国恰恰相反，当然，中国是促进英国进行技术革新的重要力量，不可或缺。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当把“东方”和“西方”或“中国”和“英国”对立起来，比较其兴其衰，孰快孰慢，而应当把它们和世界其他部分都看成全球史中功能不同的功能体。它们虽功能不同，发展各异，但并非兰德斯所说“不是共同的河流”或波梅兰茨的“分道扬镳”，而是全球失衡的大势使然，百川归海，形成合力，共创全球历史。从个体，我们看到的只是表象结果，从整体，我们才能看到事物发展变化的真正原因和有机联系的本质。   　　结     语   　　从全球史整体研究的视角认识和解释作为全球史一部分的中国史或许会对中国史及其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和功能有更中肯的认识。但这的确是一项庞大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众多“世界史”学者和“中国史”学者长期艰苦的合作和学术争鸣。不过，尽管看上去跨越了两个传统分开的二级学科，但不能说这项研究是“跨学科”研究，因为全球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史是全球史整体中的一部分。   　　这项研究需要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相结合，即宏观研究指导下的微观研究，或微观研究支持下的宏观研究。宏观和微观都是相对的，取决于研究者的界定和聚焦。全球史研究的宏观是全球失衡和全球均衡的形成和转化。其微观是具体到对某个时期某一个局部地区在全球史中的功能或某个具有全球史意义的事件和人物等的研究和分析。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研究的方法都应当是合力研究，即分析哪些力量的相互作用导致全球失衡或某一部分的变化。与传统国别史的“内因”和“外因”研究不同，在研究全球史中的中国史合力研究时，各种力量都是“内部的”相互作用的力量，只是其作用方向和力量不同而已，即在全球史内部各种力量如何把中国历史推向某个方向或“道路”。例如，研究促成中国“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或“改革开放”等的各种力量的来源、构成、方向、力度、以及如何交互作用等等会使我们不把这些事件简单地归罪或归功于某些个人或力量，而是从合力研究中认清其必然性和当时的历史合理性。罗荣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本来就是宏观的方法，它不是以某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为中心来观察世界，而是从人类历史共同规律和总发展趋势来观察世界及其各个国家。”[49]  这种方法可能会得出与传统方法不同的结论。   　　这项研究的方法应当是“综合研究法”，即将传统的历史学、哲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等专业学科的研究方法有机地融为一体，也可以称为“大文科研究法”，“真正多学科和整体的研究方法（very multidisciplinary and holistic approach”[50]、或“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unidisciplinary approach)。”[51]   文科原本是不分科的，古代东西方的学者都将其融会贯通。可惜，现代学者们将其分而又分，各立山头，圈地设障，自成体系，弄得彼此不相往来了。结果，画地为牢，自我束缚。这种研究方法对学者是挑战，要求他们不断拓宽思路和知识领域，结合研究的需要继续学习，充实自我。这大概是这项研究的另一个难点。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从“全球人”的立场和观点去研究全球史中的中国史。人的隶属性决定了他看问题的立场和观点。由于我们是从全球史来看中国史，所以我们应当站在“全球人”的立场，而不是“东方人”、“西方人”、“中国人”的立场。当局者迷，难免失之偏狭。旁观者清，可以从不同角度全面审视，提出更为中肯的看法。这并不容易做到。汤因比指出：“历史学家可能不会意识到他的最根本的偏见。…如果历史学家是诚实的、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并且很擅长反省艺术和心理分析，那末他肯定将尽最大努力去撰写一部没有偏见的历史；但即使如此，我相信，他的成功最多只能是局部的。”[52]  所以，我们只有体悟到各个民族共享共同的历史并摆脱种族、社会制度、民族自卑感和优越感才能从整体观点认识全球史中的中国史。人是有民族性和阶级性的，但这些不应当妨碍我们采取“全球人”的超然观点科学地认识自己的历史。因为，科学应当是超然的。   　　[①]彼得·格兰：《超越欧洲中心论：现代世界史新论》（Peter Gran , Beyond Eurocentrism: A New View of Modern World History），纽约1996年版，第2页。   　　[②]罗荣渠：“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世界史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203页。   　　[③]戴维·S·兰德斯：门洪华等译，《国富国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86页。   　　[④]同上书，第728页。   　　[⑤]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第1卷，纽约1974年版，第301页。   　　[⑥]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东方新视野：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伦敦1998年版。弗兰克在1980年代的论著中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开始抨击欧洲中心论。该书中文版书名被译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笔者认为该译文不能贴切表达作者使用寓意深刻的双关语  "ReORIENT“一词的良苦用心和“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的准确含义，故按自己的理解译出。   　　[⑦]同上书，第117页。   　　[⑧]同上书，第328页。   　　[⑨]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生态全球史》（Robert B Marks,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纽约2002年版，第10-11页。   　　[⑩]同上书，第127页。   　　[11]同上书，第16页。   　　[12]同上书，第7页。   　　[13]霍华德·斯波戴克：《世界史》（Howard Spodek, The World's History）, 新泽西2001年版，第413-414页。   　　[14]弗兰克2001年5月对我2001年3月23日写给他的信的复信。   　　[15]兰德斯：《国富国穷》，第728-729页。   　　[16]兰德斯：《国富国穷》，第729页。   　　[17]弗兰克2002年12月13日致笔者的电子邮件。   　　[18]张伟伟：“论全球史整体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北京2004年版，第4页。   　　[19]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1995年版，第766页。   　　[20]毛磊等主编；《中西500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21]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43-44页。   　　[22]肯尼思·波梅兰茨：《分道扬镳：欧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新泽西2000年版。   　　[23]同上书，第7-8页。   　　[24]波梅兰茨：“走出东西二元：18世纪世界不同发展道路的重塑”，《亚洲研究》（Kenneth Pomeranz,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World",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期，第二卷，2002年5月，第541页。   　　[25]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49页。   　　[26]罗伯特·布伦纳，克里斯托弗·艾斯特，”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分道扬镳：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模式：载《亚洲研究》（Robert Brenner &Christopher Isett, "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ec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61辑，第2卷，2002年5月，第650-651页。   　　[27]《庄子内篇》。   　　[28]  参见张伟伟：《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8-9页。   　　[29]参见张伟伟：《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30]珍妮特·阿布-卢格赫德：《欧洲称霸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纽约1989年版，第361页。   　　[31]毛磊等主编；《中西500年比较》，第13-14页。   　　[32]兰德斯：《国富国穷》，第70页。   　　[33]威廉·H·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McNeill, William H., The Rise of the West），芝加哥1963年版，第710页。   　　[34]阿诺德·J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世界史》（Toynbee, Arnold, 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纽约和伦敦1976年版，第.557页。 　　[35]拉尔夫· 戴维斯：《产业革命与英国海外贸易》（Ralph Davi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Overseas Trade）新泽西1979年版，第88-93页。   　　[36]马克思：“英中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23-726页。   　　[37]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19-720页。   　　[38] E L 琼斯：《欧洲奇迹：欧亚历史上的环境、经济与地缘政治》（E.L.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纽约1987年版。   　　[39]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般被译成“工业革命”，以区别于“农业革命”、“商业革命”，强调“工业”领域的变革。笔者认为英文industrial 有“行业”的含义，而且18-19世纪全球失衡中发生在英国的那场经济变革虽然从“工业”开始但并不仅仅是“工业的”，交通运输、采矿采煤、房地产、金融、商业、农业等各行各业都卷入其中，是一场全方位的经济变革，因而倾向于译为“产业革命”。   　　[40]兰德斯：《国富国穷》，第471页。   　　[41]同上书，第489页。   　　[42]李耀滋，1914年生于北京，美国MIT教授、发明家、企业家、美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   　　[43]李耀滋：《有启发而自由》（Yao Tzu Li, Freedom & Enlightenment,.），北京2003年版，第363页。   　　[44]李耀滋：《有启发而自由》，第369页。   　　[45]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王少如等译，上海1989年版，第40-41页。   　　[46]张伟伟：《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4页。   　　[47]波梅兰茨：《分道扬镳》，第4页。   　　[48]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第15页。   　　[49]罗荣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世界史文集》，第209页。   　　[50]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巴里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 Gills eds.,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伦敦1993年版，第36页。   　　[51]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52]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第17-18页。

风铃落羽

大爱贡德·弗兰克的《白银帝国》！

木耳

1楼仔细看了，到了2楼不太有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