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禁书问题

行香子

    周氏兄弟都爱谈禁书问题，篇目总有几十篇之多吧。专制国度的臣民，稍有头脑者，均知道表达不畅的苦楚。没有自由，谎言连篇，靠着主子的施舍寻一点乐趣，那结果便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骗”的文字。鲁迅深味于“瞒”与“骗”的功效，曾著文谈及于此，但最悲愤的，是对“禁书”的咏叹，认为统治者之凶残，剥夺思考权利之严酷，在别的国度，是少见的。禁书乃箝制思想的结果，但最凶惨者，还是“文字狱”的出现。周作人就曾对此恨恨于心，《谈文字狱》尝叹道：

 

“盖普通以文字杀人的文字狱其罪名大都是诽谤，虽然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加上好些好听的名称，却总盖不过事实，这只是暴君因被骂或疑心如此而发怒耳，明眼人终自知道，若以思想杀人的文字狱则罪在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般人觉得仿佛都被反对在内，皆欲得而甘心，是不但暴君欲杀，暴民亦附议者也。为犯匹夫之怒而被杀，后世犹有怜之者，为大众所杀则终了矣。虽然后来有二三好事者欲为平反，而他们自己也正为大众所疾视，不独无力且亦甚危事也。其一是政治杀人，理非易见，其一是宗教的杀人，某种教旨如占势力则此钦案决不能动，千百年如一日，信仰之力亦大矣哉。因为这个理由，在文字狱中我特别看重这一类，西洋的巫蛊与神圣裁判之引起我的兴味亦正为此，其通常诽谤的文字狱固是暴君草菅人命的好例，但其影响之重大则尚未能相比耳。”

 

中国的文字狱与禁书，乃文化专制的果实，经历了秦火之苦的，对此当有切身体会。到了民国，文人虽已有了些许自由，但限制依然很多，周氏兄弟的一些书，后来就有被“禁”的命运。人本来是应自由书写与自由思考的存在，但对国人而言那不过长长的梦想。周氏兄弟著文，有时不免就吞吞吐吐，思想隐曲，借风喻影，那也是文字不得畅达的环境所致。我每读周作人谈论禁书的文章，就觉得是在写的时候，倘不是现实有所启示，当不会留意于此的。周氏说，人是动物，但尚不及其他动物那么平和，因为竟有以理学杀人和思想杀人的时候，和生物们比，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呢?古人说，在雪夜里闭门浏览禁书有大的快乐在，那也是获得片刻安宁的喘息。其实文字狱之苦，乃是非常人可以忍受的悲剧。

 

汉代以后，儒学之外的门派生存很难，倘略有异端者在，则非扫地出门不可。元朝是很黑暗的年代，除了戏曲，没有什么著作。明代虽物欲横流，思想多致，但看看李贽案，则知禁书的产生，实乃血泊里的哀歌，想起来是让人愤愤的。李贽的《藏书》、《焚书》，调子多逆于世俗，但却被目为“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未知所终也。”天启五年(1625)，明朝曾颁布禁令，不许印卖李氏著作，此可见那时专制的残酷。清代的禁忌更多了，文字狱的产生，书生的弱化，正是那个时代文化衰微的写真，可让人尊敬的文人，少得可怜。清代的禁书，大约在历朝中最多，其中的血腥味儿，在晚清人的著作里，还能感到。我们读一读章太炎的文章，看他怒骂满清消灭汉文明的文字，当可感知那情绪是何等的激烈。被禁的图书，未必都是杰作，有些文章今天看了，不过尔尔。文人的遭殃，大多不是艺术的深浅问题，是观念的东西在起作用。譬如前清蔡显的《闲渔闲闲录》，就不见得怎么好，但是被列为禁书，不可阅览。李贽的《焚书》、《藏书》，在文字上似不及袁氏兄弟那么通达，就我而言，似乎更喜欢看袁宗道、袁宏道的著作。不过禁书之中，有浩然正气者不在少数，如今翻翻，有气节者颇多，那正是后人可感叹不已的范本。不愿做奴才的人，每每读那样的书，会有感激的吧。

 

在明清两朝，被禁的书中，思想者的著作颇可感念。统治者向来害怕学问家的作品，学术昌盛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皇上老爷，怎么会袖手旁观呢?且看乾隆皇帝在《尹嘉铨免其凌迟之罪谕》中说：

 

“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事日非，可为鉴戒。……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门户亦且渐开，所关朝常世教，均非浅鲜。即伊托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录》，朱子所处，当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评骘，尚皆公当。今尹嘉铨乃欲于国家全盛之时，逞其私臆，妄生议论，变乱是非，实为莠言乱政。”

 

鲁迅在文章中，谈及过清朝皇帝对知识者的戕害，言辞里深含着情感。那篇《病后杂谈》中，讲过文字狱的影响，读来让人久久难忘。

 

    我一直在想，鲁迅晚年，一再谈及清朝的文字狱，是与自己的处境有关吧?先生的书，在20世纪30年代，有许多是被列为禁书的。那时连写文章，都不免吞吞吐吐，意味隐曲，其目的乃在于绕过检查官的耳目。我看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史料，见到国民党当局查封书店、逮捕左翼青年的文字，便常常叹息，觉得生在那样的年代，文人的空间有限，除了怒愤，还能有什么呢?现在有青年人大骂左翼文人浅薄，以及鲁迅杂文晦涩，其实是不解历史的缘故。在思想不自由的年代，文学要优雅起来，的确大难。君不见周作人、林语堂的悠然的文字中，也有绵绵的苦涩么?对那一段历史，倘无深切的体味，要道出其中的原委，的确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