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看,如果说24史展现了官方历史的现代性追求,那么,金庸的15本小说则从民间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反官方——江湖的现代性追求。但不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两者都是一种社会权威的体现,统一在相似的价值观的主导下,即前现代性的封建思想,其具体表现方式主要为儒法释道等传统思想的此消彼长。
一、一种整体性视角:“外儒内武,齐之以道”
官方的政治哲学用历史术语定义即“外儒内法,齐之以道”,侠的——非官方的政治哲学基本框架同样如此。稍有不同的是,非官方的“法”跟官方的或者说法家的“法”略有不同,它不像官方权威的典刑法制,以程序为重要特征,并深涵理性精神;毋宁是民间的江湖规矩,以朴素的对等报复的自然思想为指导,充满感性色彩。当然,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以强制力为保障。只不过,对于江湖规矩来说,由于其更具时效性和感性,因此其带给人们的阅读体验,也远比官方法制来得猛烈、来得快意恩仇,这跟西方小说中的决斗故事如出一辙。同时,这种非理性,也体现了传统社会中蕴含的生机与活力,正如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通过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给囿于现代形式主义的理性牢笼里的异化的人们,提供了充满刺激和慰藉的传统智识资源,从而使现代读者获得感同身受的强烈快感。当然,这种江湖规矩一旦滥用,后果自然也是血雨腥风,这也是其非理性破坏力的最大表现,并注定了其最终的被遗弃。总之,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武侠提供了与法制相对的一条社会进化或者说治理之路,这也是15说宏大叙事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学意义。正是“法”与“武”的对立,厘定了官方与非官方、朝廷社稷与绿林江湖的政治哲学区分。如果对侠的政治哲学进行具体界定的话,不妨套用称之为“外儒内武,齐之以道”。
历史的发展总是螺旋上升,金庸小说的思想也同样如此。如果不局限于写作顺序的排列可行的话,那么,通过对金庸15说,或者对主要小说的微调排列和大致解读,可以约略体会金庸在现代性的牵引下,对侠的意义探寻的理想、追求、希望和破灭。不管怎么说,作为现代人的现代作品,15说应该无法避免打上深深的现代性烙印。大致从《书剑恩仇录》开始,经《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沿着封建王朝的发展进行反向建构,直到《天龙八部》与正向发展的儒家思想高峰叠加形成波峰,并以萧峰之死臻于极点,宣布理想达致的时刻也是偶像破灭的时刻,然后部分地放弃还原主义叙事,重新在儒家思想和封建王朝的正向发展中进行解构性反思,经《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不断探寻重构,直至《鹿鼎记》另辟蹊径转型完结。时间上来讲,这开头是一个积极主动往回看的过程,但这结局却是一个不得不继续向前走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清朝,回溯至明、元、北宋,然后又经南宋、元、明,终结于清朝。
二、还原主义的建构:从《书剑恩仇录》到《射雕英雄传》
15说起于清朝,大约是个偶然,但从15说的总体框架来看,却又是必然。从现代性的探寻角度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一种还原主义的叙事,它要从形式理性的压制中还原正当理性,这个起点放在清朝再合适不过。清朝作为古代专制主义的最后阶段,相对也自然是江湖武林最受压抑的阶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奄奄一息的星火,或者是覆灭前摇曳的最后挣扎,或者就是反思性的起点,因为这点点星火,包含了曾经的蓬勃、荣光、炽烈和煎熬,它是富有沧桑感和意义余烬的历史星火。何况,清朝作为外来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易于在江湖武林中寻找感召资源。这种感召力,在古代存在,在近现代,特别是在以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为先驱的现代性运动中,不仅没被削弱,反而在被加强,并明显体现在今天的黄岩岛、钓鱼岛等诸多事件中。所以,清朝这个起点,不仅是最易进行反思还原的起点,也是最易为现代读者接受的起点。
《书剑恩仇录》揭开了侠之大者的现代性反思,即追寻侠的终极意义,过程性地阐释什么是侠。红花会以武起家,满怀儒家似的家国情怀,希冀借助陈家洛和乾隆的身世反满复汉。然而,红花会没有杀乾隆,乾隆却也没让红花会如意。在儒家也不得不用天命理论消解现实的无奈时,作为文人的金圣叹们注定随风而去,作为侠们的陈家洛们又如何诠释自己?陈家洛拒绝了乾隆的邀约,为义气援手回部大战朝廷。本来,侠的形象渐趋丰满。但当乾隆背弃盟约、香香魂化青烟,他们却灰心丧气集体而归。他们的追求太过悬于一线甚至显得有些天真,既不是建立在武的基础上自力更生,也不是向着儒的目标不懈奋斗,毋宁是把侠的展示更多地寄托在非侠身上,这种对非侠的追求越热烈、过程越艰辛,侠自身的儒与武的主体性相应也越都被消解。终于,陈家洛们在问题没有得到丝毫解决中离场,道不是作为补充手段和过程性选择,而是作为优先于儒、武的结果性选择黯然登场。显然,《书剑恩仇录》的结局比其他金庸小说的结局要单薄很多,爱情、亲情成了模糊纠结的背景,而小说也成功地用民族主义的冲突遮蔽了儒与武的冲突,并用乾隆的出身问题和个性问题转移了对陈家洛侠的问题的探寻。《书剑恩仇录》作为一次匆匆忙忙的尝试,甫一出场便在迷雾中败下阵来,但作为15说的起点,它拉开了对侠意义追寻的试错大幕。
《雪山飞狐》向前还原了一个拉长的时代,在闯王四大部下及其后人合力保护财宝的背景中,胡斐继承了儒家的忠义传统,他在守护中展示侠的角色。很多读者评论说,《雪山飞狐》是金庸现实性最强的一部小说。之所以有这样的评论,多半要归因于这部小说本质上可能是个寻宝小说,凸现了财产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财富的想象性渴望。如果拿好莱坞的观影体验作一对比的话,或许也可以说,《雪山飞狐》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是老调重弹的一部作品,它重复了众多寻宝故事里的守护、复仇、毁灭和逃离。但在中国讳言利的儒家话语环境里,《雪山飞狐》倒并不显得多么老掉牙,它通过长篇叙事集中展现了儒侠的义利观。可是,重义轻利只是侠之大者的底线,《雪山飞狐》在刻画了侠的底线的同时,也就忽视了侠在守护传统忠义中的地位,即它更多地突出了武,忽略了儒。胡斐和苗若兰逃离了崩塌的雪山和财宝,也同时消解了守护本身赋予侠的意义,对侠的本原意义上更高层次的追寻也随之崩塌。
金庸的侠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绿林好汉,不仅也不能只是帮派团伙的头目首领抑或历史失败者的将相家臣,他们需要天命观,他们需要兼济天下。于是,跟陈家洛不同,当靖康之耻并没有危及南宋的天命时,《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在武的支持下,借助民族主义的大旗,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法与武的调和,实际上也就是栖身军队的保护之中。套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军队作为世俗社会纪律的最早最大集中地,暂时掩盖了武在官方与非官方世界中的对峙,使儒获致了最大限度的合法性。儒通过军队的纪律性,驯服了郭靖的武侠,所以,这也在另一个角度佐证,从一开始,丐帮帮主就不是郭靖。郭靖游走在侠与儒的中间,他的儒性越强,越受到世人和读者的尊重,他也就离侠越远,离丐帮帮主的位置越远。可是,在江湖中,丐帮是受压迫最深最重的阶层,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如果侠离丐帮太远,那侠还是侠么?何况,郭靖是降龙十八掌的传人,这本来是丐帮帮主能力和合法性的证明,现在却寄附在一个有点“迂”或者起码说不够灵活的外来人身上,这实在是郭大侠的无奈,更是丐帮的无奈。于是,丐帮帮主能力和合法性的另一半证明——打狗棒法,也只能传给郭靖的另一半——聪慧的黄蓉身上。很明显,这跟武则天称帝一样,明示的只是男人的不堪。所以,吊诡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郭大侠跟许多大侠不一样,他是只独行侠,在偌大的江湖里,他并非小侠的首领而毋宁只是名誉首领——武林盟主,而且他也缺乏领导某帮某派的能力,他的儒家品性使他更契合军队的纪律性。所以,在成吉思汗帐下,他立过赫赫战功;在襄阳城,他又抗敌数年。他儒家似的家国情怀让侠的光芒闪闪发光,然而,这可能更多地是一种误读,这把对官方儒家的想象性解读,错位在了一个江湖出身的军队首领上面。实际上,郭靖的祖先是被招安的军官,他同样也是被招安的军官。不仅儒家唯女人和小人难养,侠恐怕也无法借助女人的势力来弥补男人的硬伤,浪漫主义的爱情关怀作为点缀可以,如果喧宾夺主,那么带来的则是大侠存在的本体论危机。郭靖在成功通往侠之宏愿的道路中,渐渐实现了去侠化,却由于外强中干的资质所限,并没有实现儒家理性的完成。作为一个半吊子的大侠,他只能以青年人的踏实形象和弯弓射雕的潇洒外形打动读者,当襄阳保卫战的决战时刻来临,《神雕侠侣》里的郭靖人到中年却暮气尽显,他能够留下的只能是殉国军官的一片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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