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消失的钟楼

木兰晓芙

         关于新中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进行的城市改造，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效果的轶闻是，彭真曾向反对拆除北京城墙的梁思成转述毛泽东的愿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将看到成片的烟囱。在许多“文化人”和媒体的津津乐道中，城市古建筑的大规模破坏，已成为描述毛泽东时代的“原罪”神话之一，当年将工厂和工业人口布局在历史悠久的古城里，也因此全然像是一个荒诞的错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意识形态想象直接助推了中国各地以去工业化为条件、以建构消费性历史景观为目的的传统城市风貌“复原”。景观化“（民族或地方）传统”的神话屏蔽着真实的历史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给古城空间造成的实质改变究竟是什么？为这个问题去蔽， 首先需要还原中国城市古建体系解体的“现代化”情境。早在一九四四年，梁思成便已慨叹，与文物毁于战火同样令人痛心的是，在破坏性的发展趋势下，国内“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老北京城墙和牌楼的消失，其实是这位古建筑保护者的经常性失败的尾声，相比之下，最初个案发生的城市，更能完整展现一九四九年后的古城改造与之前的一般“现代化”趋势的联系和差别。如费慰梅（W i l m a F a i r b a n k）所指出，梁思成的悲壮努力始于二十年代末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他反对拆除盛京钟鼓楼的意见遭到了沈阳市长的拒绝。

          盛京钟楼和鼓楼不仅是两个具有文物价值的单体建筑，而且是一座古代都城的标志。十七世纪前叶，清太宗皇太极将国都沈阳更名“盛京”，并改明沈阳中卫城的四门“十” 字街为八门“井”字街格局；后又下旨在“井”字街上横与左右两竖交叉点分别修建鼓楼和钟楼，击鼓定更，鸣钟报晓，以规范都城作息时序，同时将两楼之间的土地辟为商业区，名曰“四平街”（今中街）。四平街南向傍依皇宫，按《周礼·考工记》所载的营建原则，形成“前朝后市”格局。一六八○年，四方形的盛京城外又增筑圆郭，郭门与内城的八个城门一一对应，称为“八关”。

          按照沈阳城建史学者广泛引述的一种清人说法，内方外圆、八门八关的格局使钟鼓楼成了一个更富玄学意味的城市建筑体系中的关键符码—体现《周易》宇宙生成观的“八卦城”中的“两仪”。而钟鼓楼的拆除也与整个体系的瓦解密切相关。从清末到一九三○年，四平街的道路、建筑被不断改造翻新， 最初用三合土砸成的路面先后修筑为石子和沥青马路，并拓宽了一丈有余，沿街主要商号的传统中式瓦房也纷纷改建为欧式洋楼，古老故宫的背后蜕变出了一条现代商业街。此时钟鼓楼的实际功用早已为西洋机械钟取代，但行人从四平街两端进出，仍需从它们下面的门洞穿行，使当局视之为必须清除的障碍。奉系军阀统治末期，为改善城市交通，不仅拆掉了钟鼓楼，更将内城大西门（怀远门）、盛京钟楼小西门（外攘门）和大东门（抚近门）接连拆除，而早在一九二三年，外城（郭墙）便开始被有计划地夷平。沈阳沦陷后，日伪当局除了一九三六年拆毁大西门剩余的瓮圈，在城市整体发展规划的框架下， 又从一九四一年起部分实施了“奉天城墙拆除五年计划”。与此同时， 经过半世纪变迁而形成的现代沈阳市区，已远远超出了内方外圆的城郭范畴。从俄日殖民者对中东铁路（满铁）附属地的先后营建，到清政府向列强开放商埠地，直至民国和伪满时期大规模兴建工业区， 新的市区轮廓源自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开发的地块的累加，旁逸斜出式的扩张使其丧失了盛京形制的严整和均衡。

           以上述情境为参照，五十年代沈阳拆除残缺的城墙，既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化”趋势的赓延，也是盛京形制的持续毁坏的终结。城墙消失后，东西南北四条沿垣址而建的道路仍清晰标画着内城的四方轮廓，这个四方形的区域被当代沈阳人称作“方城”，方城的“井”字街格局完整保持至今。在一九四九年后成为新中国工业基地的沈阳，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既有城建区划中进行的，一方面，民国和伪满时期在城市东西两侧开发的工业区为五十年代接受苏联

援助项目、发展重工业提供了空间基础；另一方面，在传统意义上的“城里”，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建设基本没有改变此前历史中形成的街巷和建筑格局。如果说，钟鼓楼的拆毁意味着，清代盛京城的建筑符码体系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即已解体，那么，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古城空间的重新编码，仍需从一座钟楼说起。

          距盛京钟楼消失约四十年后，从其旧址沿朝阳街（“井”字街右竖）向南四百余米，抵达故宫门面所在的沈阳路（“井”字街下横），会看到十字路口东南建起了一座新的钟楼—沈阳钟厂钟楼。沈阳钟厂肇建于一九五六年，前身是太原街（原满铁附属地的春日町）的一些手工业师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组成的钟表修配合作社。六十年代前期，国家调配大量人员、设备，将其改（扩）建为国营工厂，并重新布局在方城“井”字街的中心地带，厂址在历史上曾先后是清初吏部、清盛京将军衙门、民国奉天省财政厅和伪满城内警察署。旧官署消失，代之以工、商、文化和科研单位，是新中国成立后方城的一个显著变化。

木兰晓芙

        到七十年代，沈阳钟厂已与上海、烟台和长春的老厂并 称为中国“四大钟厂”，职工人数最多时近两千人。一九七二年，沈 阳钟厂临街北楼的顶端安装了一个巨型机械四面钟，为当时沈阳唯 一整点播放《东方红》报时的所在。钟厂钟楼成了方城中的新地标， 它标志着这一古老空间在毛泽东时代经历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 在今天将毛泽东时代的城市描述为生产型城市的历史叙述，以 及对老工业基地进行“物质现实复原”的电影中，排放工业废气的 烟囱都往往被当作社会主义历史的中心意象，这种单一的工业空间 想象不仅遮蔽了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工厂形态及其地理环境的丰富性， 也使古城空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发生的真正变化处于不可见的盲 区。不同于沈阳市区侧翼巨型烟囱耸立的重工业区，方城中的工厂 主要是轻工业的中小型企业。与重工业区那些万人以上的大厂相比， 这些邻近古建文物和商业中心的工厂除了生产空间更受环境限制， 单位的后勤和文化活动场所也不尽完备，在此条件下，工人的日常 生活与方城中其他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形成了有机的联系。

           据一九七五年到钟厂一车间做铣工的史师傅回忆，当时车间实 行三班倒的工作制度，工厂食堂晚上不开伙，上夜班的工人如果没 有自带饭盒，便会在工歇时结伴去中街北侧的沈河饭店（新中国成立 后建立的大型国营饭店）吃夜宵。她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工人们关 掉机器，走出工厂，三五成群地一路喧哗，路灯下的朝阳街显得既 静寂又热闹。除了伙食，喜欢读书的钟厂工人也很少去厂图书室， 因为工厂南侧便是沈阳市图书馆，图书馆建筑为一九0九年始建、 一九二一年扩建的原日本满铁奉天公所，而再向西南步行五分钟， 则会看到利用原张作霖父子大帅府为藏阅空间的辽宁省图书馆。钟厂附近还有两个建于三十年代的电影院—中街的光陆电影院和故 宫东北侧的天乐电影院，后者在解放初期先后更名“大众俱乐部”、 “大众电影院”，一九五八年又改称“儿童电影院”，以放映少年儿童 影片为特色。史师傅对儿童电影院的印象尤为深刻，不只因为她在 钟厂工作时是这里的观众，也不只因为读书时，学校常组织在此观 影，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曾以“大众”命名的电影院就位于她从小 生活的社区—中央路大众里。 大众里在三百多年前曾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礼亲王府。清初 崇德至顺治年间，盛京城内共建有十一座王府，清迁都北京后，以 盛京为留都，保持旗民分治，除留都皇宫外，王府和八旗亲贵宅邸 长期是城内住宅建筑的主体。民国和伪满时期，方城里的前清王府 尽皆颓没，取而代之的是新特权阶层的各种规模的公馆。

           一九四八 年沈阳解放后，人民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接收或没收敌伪、军阀 和官僚资本家房产，并将代管逾期房产收归公有，重新分配使用。 1984年版《沈阳 市街图》中的方城 区域在此过程中，许多“公馆”变成了普通工人聚居的宅院，史师傅家 所在的大众里十六号便是其中之一。 五十至八十年代初的方城大体延续着此前历史时期形成的建筑 格局，社会主义工业化造成的实质改变，不在建筑的物质形态，而 在其符号性存在：沈阳最古老的城区第一次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 的空间体系。沈阳钟厂生产的机械摆钟在中街的商场里出售，而钟 厂工人本身就是这条商业街上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像购买其他很 多商品一样，工人买自己生产的钟，也需要凭票和排队。马克思将 生产者的物质匮乏看作“异化劳动”的表现，产品、工厂、城市乃 至劳动本身都成了否定工人的异己之物，原因在于他者对这一切的 占有：“如果劳动产品不是属于工人，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 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1844 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但对沈阳方城的工人阶级而言，并不存在这样一种 “工人之外的他人”。生产者们把工厂称作“咱厂”或“咱家”，又同 时是商业街上的消费者、图书馆里的读者、电影院中的观众和市中 心社区的居民，在相对匮乏却不疏离的状态下，共享着属于自身的 空间体系。而这一体系的解体，则是源自所谓“短缺经济”向不断 制造相对过剩的机制的转变。 

            一九八九年，中国经济在改革后第一次出现市场疲软，沈阳钟 厂恰在此时深陷“过剩”危机，翌年全面停产。在九十年代，钟厂 主要依靠变卖资产、出租厂房来维持生存和部分解决职工工资问题， 作为昔日方城地标的钟厂钟楼在各种商户门市的包夹中显得日益凋 敝。一九九八年，与沈阳最大规模的国企工人下岗几乎同时，这个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最终消失在城市符号秩序的重构中。是年六 月，沈阳市政府启动“清代一条街”改造工程，位于沈阳路和朝阳 街交叉路口的钟厂大钟被拆，北楼被飞檐朱柱的立面重新包裹，成 为西起怀远门、东至抚近门（两个最早被拆除的城楼又最先被复建）的新 兴“古建筑”群中的一员。时隔数十年后，梁思成的整体保护理念 颇具反讽意味地被重新认可和实践，地方政府为“恢复”故宫周边 的古建环境而不断大兴土木，并使之与商业开发并行不悖地结合起 来。

            二00四年，沈阳故宫与“关外三陵”打包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一位参与“申遗”的故宫专家事后不无惊异地回顾道：在八十 年代末以降的“旅游开发热”、“旧城改造热”中，“沈阳故宫不仅没 有受到破坏，反而在保护工作方面有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迅速发 展”（佟悦：《走向世界遗产之路》）。对故宫建筑环境的“恢复”或“保护” 从属于更大范围的消费空间建构，最初因“前朝后市”而建的沈阳 路和中街已被整体改造为“前后皆市”，作为集观光、购物、餐饮为 一体的实际上的商业街，前者与后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这里的特色 商品具有“文化遗产”的包装。 “保护历史建筑”及商业开发的一个必需步骤，是拆除周边“煞 风景”的老居民区。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中街、故宫、张氏帅府 附近的居民被大规模动迁。

           二00六年，大众里作为较晚拆迁的老 社区消失在中街商业区的扩张中，社区内建于一九三四年的天乐电 影院也被一同拆掉。拆迁无疑极大缓解了方城内长期累积的居住压 力，但这并不是单向的居民搬离过程，而毋宁说是“小众”对“大众” 的替换。二0一三年夏天，笔者陪史师傅重访故地，在已改造为商 业广场的大众里旧址和故宫的红墙之间，蓦然撞见她在九十年代回 娘家时不曾见过的“盛京花园”—一个由十来栋低层楼房组成、 在闹市中显得格外清幽的小区。怀着好奇向房屋中介询问小区的房 价和房龄，工作人员在向“顾客”热情介绍后，特意补充：“这里的 住户都很高端。

           ”“高端”或许只是广告词，但正像“大众里”这个 地名的湮灭一样，身份修辞的变化契合着钟厂钟楼消失之后方城建 筑的符号性现实：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空间体系已不复存在。 沈阳钟厂在二○○四年正式破产，厂区进行整体拍卖，先后六次流拍。由于钟厂的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需要额外支付三千万元 土地用途变更费，以及邻近故宫无法修建高层建筑，这个市中心寸 土寸金的位置并没有地产开发商接手。直至二0一三年，钟厂仍为 各种商户租用，除了北楼被改造成仿古建筑，厂区的其他部分皆显 现为衰败的工业遗存，而“故宫（东华门）”公交车站就在工厂门前， 游客于此下车，在看他们想看的“世界文化遗产”之前，首先和社 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幽灵不期而遇。这个幽灵成了最新一轮“旧城 改造”亟须处理的问题。 二0一三年六月之后，按照沈阳市及沈河区政府的方城改造规 划，沈阳钟厂的各承租商户被全部清出，厂区开始进行全面改造。包 括钟厂改造方案在内，整体改造方城的计划是近年来沈阳本地媒体 持续关注的焦点，媒体以“满清民国风”来形容这一轮改造追求的 整体风格，地方政府公布的《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草 案）也明确提出，在方城及其周边，“新建、改建的建筑要延续满清、 民国建筑文化的特色”。在这种整体氛围中，沈阳钟厂的新蓝图显得 别有意味：厂区将改建为文化创意产业园，临街建筑按照立面模拟 的不同时期风格区分为若干部分，代表清朝以降的各个时代。以创 二0一二年七 月的钟厂北楼意景观来表征历史的赓续，恰恰意味着真实历史纵深的消失。 盛京古城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经历了剧烈的变迁，但直到景观化 时代在世纪之交降临之前，从不存在为消费性观看而进行的城市改 造，各时期建筑的在场与缺席构成了丰富的历史褶皱，保存着对真实变迁过程的记忆。

         史师傅的儿子小时候常常疑惑，为什么“钟楼” 公交车站不在母亲单位的钟楼下面，而在靠近中街路口的下一站， 他循着由近及远、由今及古的自然顺序，逐渐进入“我城”的历史。 这种远近关系在今天正好颠倒过来：面对沈阳路上真真假假的“古 建筑”，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清朝，母亲及外祖父的时代却杳不 可寻。“历史”景观湮没了作为理解历史的基础的当代史。据当地媒 体报道，在由钟表博物馆、老字号风味餐馆、主题酒吧和电影院等 构成的创意产业园中，沈阳钟厂本身的历史也将再现为某种景观。 未来方城的消费者在“满清民国风”中漫游，走到创意产业园时， 或许仍会发现一座“工厂”。但这一发现的前提是，对属于工人阶级 的城市空间体系及其兴衰过程的记忆已被放逐。

木兰晓芙

转载完毕。这是我们这里铁西老师近期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讲沈阳古城和古城里钟楼的消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古小即

这篇文章或许是铁兄对自己童年记忆的一次清理吧，毛泽东时代的许多遗迹还是幽灵一般游荡在当下的时空。城市空间的分配对应着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北京城的空间分配，也是如此，中心地带，是官员、商人、明星的豪宅，偏远一些的，是知识分子的住宅，大规模的地下室，则是城市务工者的“蚁巢”。

木兰晓芙

原帖由 古小即 于 2014-9-23 12:23 发表      这篇文章或许是铁兄对自己童年记忆的一次清理吧，毛泽东时代的许多遗迹还是幽灵一般游荡在当下的时空。城市空间的分配对应着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北京城的空间分配，也是如此，中心地带，是官员、商人、明星的豪宅，偏远一些的，是知识分子的住宅，大规模的地下室，则是城市务工者的“蚁巢”。 

城市空间的分配的确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了你是住豪宅、蜂房——高校教师不是“工蜂”嘛、还是蚁巢。

白水

　　咱们今天谈的话题，跟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即将在三月下旬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有关，这次名叫“都市繁华”的学术讨论会，将有三十多位海内外学者参加，美国有王德威、奚如谷、艾朗诺、倪豪士等，日本有伊从勉、井上彻等，港台有李欧梵、李孝悌等，还有来自澳大利亚、捷克、新加坡的一些学者。这个会议有一个副题，叫作“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为什么是“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是因为我们觉得，在城市生活的方式上，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上，中国、日本、朝鲜等等东亚国家好像和欧洲为主的古代西洋，有一些不一样，也许它可以给未来的全球史提供另一类“城市”和“生活”的历史样板。为什么是“城市生活史”？不仅是因为“城市生活”成了历史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之一，它已经融合了建筑、社会、生活、艺术、文学各个领域，而且你知道，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文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对于这一说法，好像还有必要从历史和理论上做一些诠释。

　　城市

　　过去，我国历史学界比较熟悉的城市史研究，主要是从文献和遗迹中考察古代城市起源，从考古发掘材料来探索古代城市及建筑，通过复原想象当时的城市空间格局，从城市发展讨论社会、经济和生活。从梁启超1926年写《中国都市小史》以来，城市研究就走的是这些路数，曾经出现了像杨宽、侯仁之、傅筑夫、何一民等等的著名论著。尽管近来西洋和东洋的种种新研究角度、新研究方法都传来了，像施坚雅、牟复礼、墨菲、斯波义信，一直到最近的裴宜理、卢汉超、罗威廉，比如区域城市经济体系、城市的公共空间、城市各阶层状况等等，但是，传统城市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仍然是最基础的，比如从考古看城市还是最基本的做法，像夏商的郑州二里头、唐代长安和扬州、宋代开封等等，地面上的建筑随着时光流逝、事件战乱、水火之厄，早已灰飞烟灭，研究者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城市的空间和建筑状况。有趣的是，这次开会将有两位学者会演示他们用数码复原的城市图像，一位会演示数码长安，一位会通过《清明上河图》演示北宋汴梁。

　　不过，近来渐渐有一些新的取向，就是城市生活史、文化史甚至思想史的研究，David Strand研究北京的黄包车夫、韩书瑞研究明代北京的寺庙、周锡瑞研究中国城市生活的现代性和民族认同，这次来开会的澳大利亚的安东篱教授研究扬州、台北的李孝悌教授研究明清江南的城市士大夫、李欧梵和王德威教授研究近代上海文化，都表现了这个新趋势。很多研究者现在不仅研究城市本身，更注重研究城市中的人，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跟乡村生活有什么不同？更进一步说，古代中国的城市、东亚的城市和欧洲的城市有什么不同？这种新的城市研究路数，不仅把社会史、艺术史、思想史都糅进了原有的研究中，而且把生活、艺术、文学资料都用上了。有人不仅讨论过去中国或东亚的城市市民是怎样吃穿住行的，而且讨论这些吃穿住行，将涉及多大的交通和市场；有人不仅通过传统的考古发掘加上文献资料去复原过去的市、坊、里、巷是什么样的，而且通过方志、地图分析城市的空间结构和阶层分布；有人不仅研究古代中国城市中的娱乐和宗教，而且还通过这些方面探索城市市民的群体认同问题。我记得，以前法国文学理论家罗曼·罗兰写到日本的东京，他惊异于整个东京像是围绕着巨大的皇居在转，而皇居仿佛寂静无人，他说，这吻合他对日本江户的想象，寂静的中心就像佛教说的“空”，尽管“空”，却无声地控制整个城市。日本东京大学的渡边浩教授有一次给我看江户地图，的确，江户时代的东京中心是皇居，周围仿佛是按等级一圈一圈展开的，从贵族到武士，庶民则在最边缘。所以，这种图像的研究会让我们感觉到，城市不仅是人居住的地方，而且也能体现公和私、上和下、内和外，像上海的“上只角”、“下只角”，北京的所谓“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的说法，难道没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象征吗？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文献、图像和实物来恢复城市生活，就能更大程度地让古代城市史复活并且鲜活起来。

　　咱们中国有个好处，就是城市文献很多，为什么我们要集中讨论一千五百年来的城市？就是因为唐代以后的城市文献很多，比如《长安志》、《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还有很多图像，比如《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南都繁会图》、《皇都积胜图》、《上元采灯图》等，这样一来，古代城市就不再只是寂静的、呆板的“空间”，而是有“人”居住的，有着各种政治意味、文化意味和生活意味的“场所”。所以，我们讨论东亚城市生活史，首先强调的是“城市”，然后逐渐地转向能够鲜活地感受到古人生活状态的城市史研究。

　　东亚 

　　刚才谈的是“城市”，现在我们来讲为什么是“东亚的城市”。为什么是“东亚”？这也许可以顺便谈谈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中文口号，英文口号（Better City,Better Life）没有问题，但我觉得这句中文口号，作为世界博览会的标志性表述，还是需要再诠释的。因为这种说法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会受到质疑。比如，欧美人会提出异议，因为他们会认为“城市是万恶之渊”，城市的所谓“现代性”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空气污染、人口稠密、犯罪率高等等，所以他们也许会问：城市真的能让生活更美好吗？

　　很多年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是拍过《中国》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片子，叫《红色沙漠》。那电影的情节我现在都忘了，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要表现城市就像一个沙漠，因为人与人处在被分隔的冷漠之中，然而人又处在焦灼紧张的心理之中，就像被放在沙漠就是红色的烤箱里一样。于是，我担心这个“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中文口号要让全世界共同认同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而这个提法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我们要强调三点：第一点，从东亚文化的角度说，东亚人跟西方人对城市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的依赖程度是不一样的。也许现代西方人喜欢享受独处，星期天最好也不要有人来打扰，这和西方人的生活习惯、西方的个人理念有关系，他们觉得个人空间很重要，不怎么太依赖于稠密的人群。然而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基本是在乡村和宗族的生活秩序上，需要彼此连带、互相依存的群体生活。在这种有家庭、亲属、邻里、朋友的空间里面才会觉得比较安全，就是东方人在欧美生活，也常常会形成一个个的中国城、日本城、韩国城。在美国的中国城里，你经常会看到一些在异乡生活了多年的人不会说英文，只靠说中文就能过，因为他们处在家族、乡亲、朋友的群体中，这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中国从唐宋开始，尽管城市越来越发达，但我记得牟复礼在他和刘子健合编的《传统中国文明中的城市》里说过中国城市是“城乡连体”的观点，就是古代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关系依然非常密切，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与乡村的情况不同。这让我联想起《清明上河图》，展开的画面最边上，人很少的地方，也许是郊外乡村，慢慢人越来越多，就过渡到城市，好像城乡之间是渐变的，并没有城乡之间截然分界。因此，我觉得不能用西方对于城市的价值判断，来代替东亚尤其是中国人对于城市的价值判断，中国人毕竟需要在比较稠密的群体中安顿个人生活。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怀念四合院里那种北屋和南屋两家人经常可以打打招呼、互相帮忙的亲切，远亲不如近邻嘛。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才有了初步的合理性，东方人或者说中国人，还没有跟乡村的、家族的秩序和传统完全隔开，始终需要连带、稠密和方便。

　　第二点涉及更大的问题。西方人所谓“城市是万恶之渊”，实际上是超越现代之后的一种看法。我们知道，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化，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之后，城市化的过程基本上结束了。现代的西方人一方面享受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好处，另一方面又要站在后现代立场上批判现代性和城市化的种种弊病。可是，中国目前仍处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时代，中国现在是不是已经现代化了？我还不敢说，至少我的理解是它还在走向现代的路上，你不能用业已现代化的、已经进入后现代的西方立场来评判城市生活。有时候，空间的差异就是时间的差异，时间的距离就是空间的距离，他们的判断跟我们不同，这可以理解。也许，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口号的人不一定意识到，其实，这背后既有我们自然而不自觉的心情，也有时代和阶段的差异问题，需要有很复杂的理论支持，是需要讨论的。我们不希望看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时空错位，要说明处在中国目前的社会阶段，我们自然会理解这个口号，但你得把这层意思向世界说明白，这样人家才能够理解，这是前现代的，或者是“东亚”和“中国”的心情和感受。

　　第三点可以考虑的是，你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否可以理解为，正是因为看到了“前车之覆”，就是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弊病，如污染、犯罪、拥挤、人际关系冷漠等，我们才可能有“后车之鉴”，就是后发国家能够在这些经验和教训中避免城市化的所谓“现代性弊病”。如果东亚或者中国能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倒不失为提供了另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说，没有照走西方现代化或城市化的老路。东亚和中国的传统中，城市生活是否有一些方式和西方不同？是否有一些资源可以供今天使用？有人说，西方城市化破坏了神圣，背弃了自然、离间了亲情，那么中国呢？

　　所以，我们的这次会议，在研究学术的历史的种种课题之外，也许可以讨论东亚和中国的城市生活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在哪些意义上能够补充或对照西方城市生活的状况，勾勒出一种不同的城市生活史的脉络？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讨论的主题才选择了东亚的城市生活，而不是世界的城市生活。

　　生活

　　现在，让我来说说这第三个关键词“生活”。过去的城市史研究里，“人”的生活研究得不够，这使得城市史很不鲜活，就像一张城市空间地图，却不是清明上河图。所以，主办这一会议的哈佛大学王德威先生和我为这次会议设计了几个论题。例如第一个是“从西方看东方：在西方城市生活背景中讨论一千五百年来东亚城市生活”，为什么要“从西方看东方”呢？因为单看一个看不清楚，必须用罗马、伊斯坦布尔、巴黎、莫斯科的城市生活，跟我们的长安、洛阳、杭州、南京、上海，跟日本的奈良、京都、大阪或者韩国的首尔做对比。“只知其一，一无所知”，在比较中才能看出东亚或中国的城市生活特点嘛。原来，我还想邀请几个专做欧洲城市的学者来作为评论人的，可惜时间和经费的关系，最后放弃了这个设想，其实，如果由他们从他们研究城市的角度看中国，也许真可以“旁观者清”和“见微知著”呢。

　　第二个是讨论城市的民众生活，包括娱乐、餐饮、聚会、宗教、交通、集市等等，我自己想提交的论文，就是讨论清代北京城里的戏曲演出，什么人去看戏，票价多少，哪些人挂头牌，这当然是戏曲史的问题，可是，仅仅讨论到这儿还不够，这里面有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明明是满族统治下的大清王朝，可是演员穿的却是大明帝国的汉人衣服，这意味着什么？在满族人当皇帝的北京城里，演出剧目里有很多是汉人的忠义报国、民族大义，那怎么理解它对于大清政权的意义？哈贝马斯说过“公共空间”的问题，在欧洲，公共空间比如茶馆、沙龙等等常常是合法的、新舆论产生的重要空间，可是中国没有这个，那么，北京明清、民国时期的灵济宫、广德楼、陶然亭、来今雨轩等等地方，也是人们尤其是文人聚会之处，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不再是简单的城市生活了。

　　第三个是“山水画与都市图”。其实，古时候画山水画，都是住在城里想象乡村，和田园诗一样的，就像《红楼梦》里贾政说的，大观园里的稻香村，“未免勾起我归农之意”。而这种想象恰恰反过来表现着人们心目中对城市生活的缺憾。我们考虑到，中国有很多描绘都市生活的图像，从宋代的《清明上河图》、清代的《太平欢乐图》，一直到晚清画广州十三行的，画上海租界的，用图像来做参考，就同艺术史沟通了。我总觉得，历史研究尤其是城市研究，不用诗歌小说、戏曲话本、艺术图像这些资料，把它做得鲜活生动，实在是太可惜。

　　第四个是“古都市地图：东亚城市布局与空间想象的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刚才说到罗曼·罗兰笔下的东京，是一圈一圈环绕中心的，中国则有传统的都城，比如汉唐长安、宋代汴梁、明代北京，以及在中国影响下的日本奈良、京都等，则是按照宇宙星空就是天象布局，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为四方，以中轴线为中心两翼展开，十分对称。这种布局不仅与天地有关，而且和社会结构和政治想象有对应。可是，南宋迁都到杭州，就没办法了，没有开阔平地那个任意条件了，只好围着西湖在原有地方城市的基础上修建新的都城，这一方面改变了政治的中心想象格局，另一方面无意中暗示了商业、旅游的繁荣，表面上看，这和内藤湖南所谓“唐宋变革”、“走向近世”的说法恰好吻合，但它真是这一历史变迁的产物吗？后来，很多新城市跟传统都市的地图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上海的“上只角”、“下只角”，可能跟租界有关系。所以，都市地图就能够反映出很多观念的、社会的、政治的意味来，我们不必死等古人把“话”说出来，也要努力在无声处把“话”挖出来。

　　第五个讲的是东亚城市建筑样式与生活方式彼此之间有何不同，比如大阪跟上海、大阪跟东京、首尔和平壤都不一样。以前，我记得研究近现代文学和历史的李欧梵、王德威教授，都曾讲过双城记、三城记，比如上海和香港、台北与上海，也有人讲过巴黎与北京，我们现在希望有人讲讲大阪和上海、东京和北京、首尔和北京，广州和釜山，看看不同城市的生活特质和风格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以及为什么会形成。

　　当然，这些话题多少有些理想化，真的开会的时候，限于知识和专业，不可能有这么理想和整齐的话题，也许有的话题现在还没有人来讨论，有的题目做的人又很多，并不是所有来开会的学者都能够按照这种思路来研究，也不是我们的设计就一定好，可是，操持这个会议的王德威教授和我，都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多多讨论过去关心得不够的方面，希望把“城市”同“生活”，同时也跟观念、文化、艺术联系起来，因为过去的城市研究使用的史料范围还稍嫌狭窄，如果在考古、文献、调查之外，再把绘画、地图、影像、口述都用上，等于是拓宽了史料，这也是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

　　最后，我想概括一下会议的想法，第一，是想从中国或东亚的角度向国际学界说明中国城市生活特别的地方；第二，在城市生活史上综合更多的新史料、新方法、新视野；第三，希望沟通不同学科的界限，把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建筑史、艺术史各个方面都连接起来。   ■

白水

铁西兄这篇大文已经拜读过了，信息含量很大，观察角度也很有意思，贴一篇葛兆光的文章，作为阅读上的一种呼应吧。

木兰晓芙

大概读了一遍葛兆光的文章，从新角度研究城市生活史，角度综合新颖，与主帖相映成趣，受到了启发。

白水

原帖由 古小即 于 2014-9-23 12:23 发表  城市空间的分配对应着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北京城的空间分配，也是如此，中心地带，是官员、商人、明星的豪宅，偏远一些的，是知识分子的住宅，大规模的地下室，则是城市务工者的“蚁巢”。 

呵呵，是啊，今天忽然想到，北京两限房的地理位置，就传达出了某种信息。另外，商人明星的豪宅小区，也曾一度叫做“高尚住宅区”，在这一命名里，也可以看到资本的力量在示威。

铁西

谢谢木兰老师的转贴，谢谢白水老师和小即老师的回应，让我很受启发，只是拙文实在粗疏，让大家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