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神话的破灭—从宗璞《东藏记》说起

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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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神话的破灭—从宗璞《东藏记》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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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7-12-20] 来源：《参与》 作者：余杰
   

    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东藏记》一书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为何能创造出世界教育史上的传奇呢？宗璞在这部小说重现了少女时代在西南联大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时她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正在联大任教。她并没有刻意去寻求答案，却在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若干秘密。《东藏记》以它特有的方式，部分地揭开了谜底：西南联大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教授和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在奋力保存、传播和发扬着文化和学术的命脉。他们坚信，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民族就不会消亡。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在警报声中探寻真理、研究学问、关心时务、追求民主。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却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整部小说总体风格的温婉舒缓，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张扬，形成了颇为奇妙的落差。前面还是“春江花月夜”，突然之间却转化为“高祖还乡”，中间似乎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协调”。换言之，在抒情的段落之间，穿插锐利的杂文笔法，让文本充满了张力。
   
    《东藏记》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他们几乎都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泰斗。作者的家庭便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作者对他们有着若干近距离的观察，而不是外人的那种“高山仰止”。不仅有“赞”，也有“贬”，不仅有温情，也有冷嘲。这些文化人并非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能将他们理想化。他们当中也有虚伪冷漠、自高自大的“局外人”，身上也有“高级阿Q”的种种劣根性。宗璞描写这类人物似乎得心应手，这些文字颇具英国小说《小世界》的风味，也有向清代伟大的小说《儒林外史》致敬的意思。在此意义上，《东藏记》不仅是一部抗战小说、一部回忆小说，亦是半部“反知识分子小说”。
   
    《东藏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妇，名为尤甲仁、姚秋尔。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在他们刚刚登场时，作者便描写道：“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那么，他们的学问究竟如何呢？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我注六经”的方式。“我”看不见了，“我”成了“六经”的奴仆。对此，宗璞借书中另一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这样的教授对学生而言，不是开启心智的导师，而是一座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泰山。台湾学者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记述了与一名芬兰学生的谈话。芬兰人马蒂曾经到台湾留学，他比较了芬兰与台湾教育的差异：“比方说，一个题目出来，我们芬兰的学生会很简要地提出一些相关的理论和见解，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看法。台湾不一样。我提出四个已经有的理论，他们马上说，不对，有第五个，你少写了一个。还有的会告诉你该去读什么书和什么书，还有七个、八个理论和方法。他们并不关心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那么重要。”台湾是如此，大陆何尝不是如此？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固然培养出对知识的高度理解力，却使得学生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传统，始终将记忆放在第一位。于是，尤仁甲这样的记忆力超群的学者便倍受尊崇。日前，日本学者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果：猩猩的记忆力优于人类。对此，学者笑蜀评论说：“教育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当以思考为中心，也就是天经地义，所谓教化，所谓启蒙，根本的涵义就是教人思考，教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判断，用自己的心去选择，而不是人家给什么，就往自己的大脑填什么；人家要自己怎样，自己就怎样。用这样的尺度丈量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本质上是反教育的，孩子们那似乎永远不能减轻的沉重的书包，那似乎永远不能减少的漫长的学时，那似乎永远不能简化的刁钻的考试，在在显示着一个趋势，就是把人变成大猩猩的趋势。”这种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比赛记忆”的评价方式，至今仍然统治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如果说以上对尤仁甲的描述，涉及的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和路数，那么下面的描写则是对其个性和人品的质疑，更具讽刺意味，可谓画皮画骨。有一处写尤氏夫妇互相吹捧，颇有晚清讽刺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则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两人的这种互相赞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才气纵横，好不让人羡慕，却不由得不让人疑惑：这两个如此骄傲的人、如此冷漠、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真的相亲相爱吗？他们是更爱自己，还是更爱对方呢？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那天崩地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心安理得地躲在“自己的园地”里？法国思想家朱利·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指出：“如果对事物之间活生生的关系毫无兴趣，一个人会只是一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不涉及其他领域。……如果没有这种活生生的关系，小说、诗歌、剧本就不会长久流传下去。”《东藏记》中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尤甲仁的自私和虚伪：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他却在一边自以为高明地说风凉话，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对方是“投机”。宗璞本人并非热心于时政的人，但即便是宗璞也对这样的言谈举止不以为然。可见，当时尤姚二人在教授圈子里如何不受欢迎——“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那么，尤甲仁夫妇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谁呢？我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略有了解的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有人说，宗璞如此作践钱杨二人，是因为父辈间的恩怨。冯家和钱家是否有私人恩怨，我并不清楚，也不感兴趣。但我很喜欢宗璞所塑造的这两个人物，他们颇具典型性。而从小说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再到小说，通常只有一步之遥。钱钟书写《围城》，洋洋得意地讽刺别人，却没有料到自己成了《东藏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何以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呢？
   
    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了。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的行事为人。虽然他们两人学识渊博、记忆超凡、著作等身，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他们从来没有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过痛彻心肺的大爱。钱杨二人，其生存秘诀无非是蜗牛与鸵鸟。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能做到无视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能做到假装看不见暴虐的专制权力吗？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短暂任教之后，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便离职返回沦陷区的上海，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审查，经过多方打点，方才得以过关。
   
    一九四九年之后，钱氏夫妇的生活大抵波澜不惊。钱钟书虽然对外塑造出一幅超凡脱俗的模样，却没有像陈寅恪一样斩钉截铁地拒绝学马列、趋新学。在暴力肆虐的“文革”之中，他拼命讨好某身居高位的清华老同学，正是靠着此“理论权威”的照顾，才讨得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好差使。即便在干校中，这对夫妇亦精心得评估进退得失，周密而稳妥，有杨绛之《干校六记》为证。如果完全断绝权力之诱惑，钱钟书为何在晚年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这一高官呢？如果真的不在乎名利，杨绛为何通过官府向与钱钟书学术观点不同的青年学者施加压力呢？他们夫妇所标榜的隐居生活，乃是一种“北山移文”式的隐居，古人早就用过了，并不是钱杨二人的首次发明。
   
    其实，宗璞《东藏记》中的讽刺文字并不算太刻薄，钱杨二人的文字才算是刻薄到家了——看看他们对散文家林非一家的攻击，便清清楚楚了。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不会去爱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爱。在“文革”当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同处杂院，为着寻常的邻里纠纷而大打出手。多年之后，双方均撰文攻击对方，其中尤以杨绛的文字最为恶毒。两家的矛盾，其实并无根本的好坏、是非之分。与许许多多“臭老九”一样，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当然知识分子自己也需要反省和忏悔。而对于广大“钱迷”来说，一听到这个事件，便如同神话破灭一样。我一直坚信，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会误认为那些学问家也是道德家了，也就不会对他们高山仰止了。
   
    钱钟书去世之后，媒体广为报道，若干位高权重的人物还亲自打电话给杨绛表示慰问。由此可见，钱氏在当政者心目中乃是“国师”的地位。联想起前几年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李慎之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从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寥寥数语、不冷不热的消息。正如我的好朋友徐晋如所说：“李先生逝世后，当然不会有人给他夫人打电话嘱其保重身体，就像当年钱钟书逝世时有人给杨绛打电话那样。然而，我却以为，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定在钱钟书之上。”
   
    李慎之对风雨苍黄的五十年有切肤之痛并在晚年全盘推倒自我，我尊重他；而钱钟书一直以《蜀山剑侠传》中“凡人打仗，事不关己”的神仙的姿态冷眼看人，我不会尊重他。李慎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作为“先进文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土化”的努力，无不烛照后人且薪火相传。与之相比，钱钟书一味刻薄人间的小说《围城》和一味炫耀博学的专著《管锥篇》，并不能构成当代文化的有机资源，并进而促进中国人生存状态走向“自由化”。
   
    我一向对所谓的“钱学”不敢苟同。杨绛在为《钱钟书集》所写的序言《钱钟书对的态度》一文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前面几句话看上去无比谦虚，其实都是为最后半句打伏笔。最后半句显然是皮里春秋、微言大义——虽然钱钟书不主张、不号召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研究，但依然有那么多人自愿将研究“钱学”作为毕生的“志业”；既然“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那么如今蔚为大观的“钱学”显然就是“严肃认真的研究”。这种吹捧方法当然又比小说中的人物更高明，简直就快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地步了。可惜还是留下了一点尾巴，被细心人抓到了。
   
    读《东藏记》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是什么。在那战后纷飞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如同“铁磨铁”一般，真假倒是比较容易判断。而在相对和平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却面临着更大的考验。比如，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尽管学问博大，也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冯友兰屈从于四人帮的玩弄，晚年未能保持西南联大时期的气节。而钱钟书被誉为“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文化昆仑”，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误会。真正的知识分子，如班达所说，必须具备对超验真理的信仰，他们不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惟有通过这一理性批判，知识分子才能不断地超越历史空间的局限，趋向于永恒和普遍。
   
    我不知道钱钟书的为人为文为学，究竟为现当代中国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资源，无论是“自由之思想”，还是“独立之人格”，似乎都谈不上。用一个时髦的词汇来概括，一生演戏、标榜学问的钱钟书，只是一个“知道分子”而已。我想，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盲目崇拜钱钟书之类的“知道分子”了，什么时候我们完成了对李慎之、吴祖光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普及工作”了，我们的文化启蒙就有希望了。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改定

白水

这本是虎哥在文学区里一首悼念钱钟书的诗帖后面的跟帖，不知虎哥转这篇东西用意何在。里面牵涉到的问题很多，因此干脆复制到这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讨论一下。

木耳

偶觉得中国干什么都是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学问道德地位糅合在一起，似乎三者成正相关，于是就产生出贵族样的知识分子，于是官员学者互相吹捧，最后也分不清官员和学者了……

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却因曲高和寡而默默无闻，以致在今天，有良知和责任的学者不得不兴起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而这种对概念界分的努力，本身就说明了国人一直以来对其认识的混杂……

究其原因，儒道法的合流不知能否算做一条……

ps：但对于学习而言，不知于杰是否有先下结论再寻证据的嫌疑。如果钱钟书不去背那么多书，或说基本功很差，他就能成为有良知的人么？毕竟《围城》和《管锥篇》的出版也比什么都没有强些……据说哈佛哲学系、哈佛商学院、哈佛法学院的很多学生都是用药物支撑，所谓他们不读书不用功完全是子虚乌有，于杰常在美国，不知有没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远风

批评永远比建设容易.除了努力以打倒名人为高明,用批判一切以自矜,那些批评者还做了什么.年轻时否定权威是一种勇气,但一直以此立身为人则太幼稚也太浅薄了.

不必故过于关注文学口水帐背后的个人阴私,无论是钱钟书,还是林非,以此攻击人非君子所为.而否定钱钟书的成就还是先好好读读他的著作再说，没有对别人的著作进行过认真全面的研究我们没有权利轻易否定任何一个人.

钱氏为学确有缺乏体系之弊，有炫耀学问之嫌，但治中国学问的很多大家都没有提出得到公认的体系，这与中国学术本身的特点有关。而记忆力强，我从不认为是坏事，钱钟书是不是两脚书橱，好好读读他的书当有的论。钱钟书的管锥编我不太懂，不谈，谈艺录主要是讲文学批评尤其是古代文论的，我没看到余杰在此领域有何高论，但钱钟书的许多观点却十分恰切。

我想，我们不要老是以自己的标准、国外拾来的标准要求别人，做好自己就不容易了。

不要动辄以良知自夸,我觉得,对比那些真正为民为社会艰苦卓绝做事的人,空谈良知，说得好听些，是迂阔，说得难听，是哗众取宠。

刘虎

我跟贴的用意不过是提供一个参考。我个人不喜欢余杰，但对钱的看法有共鸣。我对钱的评价是：博学多识无才。“才”者，创造力耳。《管锥篇》我浏览过，考证详细到了繁琐的地步，但少有独到精辟的见解。说他是“两脚书橱”，虽不中，亦不远矣。

这里我讲一个爱迪生与爱因斯坦的故事：爱迪生对他的学生要求很严格，连从伦敦到利物浦的铁轨长度都得记住。爱因斯坦对此评论道：铁轨长度随便查一本手册就可知道，没必要去背。

这个故事给人的启发是：大脑要用于知识创新，不要用作资料柜。当然，这里没有否定必要的知识记忆的意思。

远风

嘿嘿，我的话不是针对虎哥啦，主要是觉得余杰老是作出一幅良知代表的模样不爽。关于钱，如果仅仅对他的学术进行评价，我们可以看作正常的学术争论，但老是动辄抉人阴私我老觉得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当然，对于钱的学术成就，我也不完全同意虎哥的观点，考据就是这种做法，似乎也没有必要苛求钱，不过他名气大些罢了。另外，创造力诚然可贵，但倘若没有博览群书作为基础，岂非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申请专利了？在人文领域，出新谈何容易，虽然言必称先贤有尚失自我之嫌，但显然要比不学无术装神弄鬼要强得多。当然，最好的是在博览的基础上出新。

钱氏的整体学术评价问题，我想可以请更多的朋友谈谈意见，尤其是能通读管锥编的朋友。不过我个人不同意钱是两脚书橱的观点，例证是其谈艺录中的一些见解着实精彩，当然是否称得起文化昆仑则又当别论。

白水

以下是引用ilyvfever在2007-12-21 15:30:56的发言：

不知于杰是否有先下结论再寻证据的嫌疑

说得好，以理杀人文字之通病。

白水

转到思想坛子，本来是想讨论一下这类文字的以理杀人问题。至于钱钟书的学问如何，这个问题讨不讨论都行。《管锥编》我是没有全部浏览过的，只看过其中一部分，个人观感，胜义迭出，精彩纷呈。太史公《管晏列传》结尾云：“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在下读了一点《管锥编》后，就是这个心情。

远风

杀人文字

中的，唉。

剩翼

余杰文章中大概谈到两个问题，一是对钱的学问水平的质疑，二是对其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的质疑。

据说学界确实有人认为钱的学问广博精深，但乏创见。但我觉得就这些没有创见的学问，对我来说已经浩如烟海，读一辈子也读不完了。至于学界批评钱无创见的那些老师，可能也有他们的理由吧，与我无关。

知识分子的人品问题，是个老话题了。推荐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小薄册子，大家手笔，写得很好。知识分子做学问是第一要紧事，但作为社会的文化精英阶层，因其掌握着普通老百姓所不能拥有的更深入广博的知识财富，也理应具有对国家、民族的良知和道德责任感，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无论你说这个使命该不该由知识分子来背负，现实中这个责任如果不交托给知识分子，还能交托给谁呢？从这个角度讲，我的确不喜欢那种事不关己，一心读圣贤书的所谓知识分子。

因此，道德和学问的确不能混在一起来评论，但道德和学问却也不是全无干系。我不赞成余杰这样的评论，但我却也不觉得余杰这样说，全是余杰的用心不良，其实，我觉得现实中把对学者学问水平的评价和对其为人的评价一概混为一谈的，首先不是批评家，而是追星族吧，无论是追娱乐之星，还是追学术之星。典型的就像一些粉丝，关注星星们的衣食住行，品味习惯，个人隐私，和谁生了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星星歌唱得好，戏演得好，所以他就一定得为人也好。不过换一个角度想，人似乎也总有期待完人，期待神的愿望，这种心理也未尝不能理解。余杰的文章，如果仅在于指出不要将一个人的学问和他的为人混为一谈，我觉得并无不妥，至少给粉丝们提个醒，不要有一天心理期待落空，变成北京杨某某那样的疯子。但从文章看，余杰显然力图全面否定钱，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崇拜，也不意味着就要打倒，全面肯定不对，因为老钱毕竟是人不是神，全面否定当然也不对，还是因为老钱是人而不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