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其主要论点。 焦先生一直以所谓的“为适应新时期需求”而努力创“字”。 其一,是因为他发现“偏旁和生活的关系的确是有规律的,比如过去的金、木、水、火、土等字就与那个时代的生活经验相关,而现在的生活经验就大不一样了。”即使这条观点成立,那难道表示一个时代生活经验的汉字就不能用于另一个时代?且这观点有问题,汉字已不完全是象形文字,而是以表意为主,所谓“偏旁和生活的关系”早已不那么紧密。更重要的是他对白话文的漠视。“单字说事”早已不是汉字的传统和最大特征,类似于“词缀”的变化可以让词胜任新的需求。正因为此,他忽略了字、词和短语的区别,想回复所谓的优势应该可以说是复古思维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创新”。其言“每次社会巨变都会带来新字”,是的,确实如此,如唐代的“正字”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的简化字普及工作。但这些都是汉字发展中简易律和区分律斗争的结果,产生的新字是脱胎于原有的旧字,是旧字演化得更繁或更简的结果,而并非完全用现有的部首创立新字。 其第二的论点,是担心现有汉字在表现思维方面能力不足,这既是现有问题,又是未来隐患。其言“文字如此,思维如此,文化如此。”但此观点是有问题的。就普通人而言,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待某些富有思想的文字才提高了其思想水平。但就文字为何而产生而言,是先有“意”再有“言”,是为了满足表达某一思想意识的要求才产生的,思想大师创造新词更是如此。那难道说每国人的思维水平是由其文字水平决定的?显然不是。为什么有的国家的人就那么爱创造新词,有的国家的语言里就有那么多的抽象词汇?其实,这主要是由一国的文化精神决定的。焦先生还曾因一哲学家对汉字表达思维的能力有信心而表示吃惊。其实,关于思维表达的字词不可由自己臆想而自创,这主要是思想大师的任务,也可由不同文化间翻译交流而获得。如,佛教传入中国,在汉语中就产生了“缘分”、“觉悟”、“寂如”等词,而“缘”、“觉”、“悟”等字也有了新的涵义。在翻译海德格尔的Sein时亦如此,并没有因所谓的“汉字表达思维能力弱”而不成,在翻译这个单词时充分显示了汉字“词语化”后的优势,既可翻译成“此在”、“存在”,又可造新的词,而非字,如“亲在”、“是者”,而中国文化中亦有和这个词对应的字“无”,这也充分说明了汉字本身表达思维的能力并不弱。 其三,他认为“汉字的来源是民间字、国家字、行业字、个人字。而他个人把个人字作为一个构造汉字文化的有机层被提出来还是首次。”不管是什么字,他们都是汉字,只是因不同的需求而被命名。焦提出“个人字”,显然是针对其“目前汉字是个封闭的权力系统”的论点。汉字的改动在过去确实是皇权的体现,现在亦有国家法律作规定,但是不要忘了,即使没有这些,社会习俗的规范约束又何尝不是限定汉字变动的主要力量?不管在哪个国家,个人改变本国字体都是很难的。汉字涉及到社会发展、书写材料和工具的改变以及国家政策等因素。就目前而言,社会发展只会促成很多的专业词汇的产生,其表达能力并不弱;国家的政策是推行简体字,将来可能会“识繁写简”;随着电脑的普及以后录入繁体字亦无不可。这些都丝毫没有表明汉字的危及。 其四,焦先生常用鲁迅先生“汉字不死,中国必忘。”这句话来作其论述。岂不知其没有注意语境问题。鲁迅先生的这句话未免过激,且已被历史所证否。他是怀疑过汉语的表达能力,故提倡白话文;亦蹭害怕习汉语而得中国思想中之糟粕,但随着新文化的产生这一问题亦可解决。 如上所述,个人所创立的文字难以被社会采纳,焦的初衷就有问题。焦先生在篇首大谈自己的“艺术观”,要打破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声称自己是在搞“非艺术”,这其实是为自己创立的有意义的新“字”立论。但最后又言“至于社会应用层面,这不是艺术家个人力量所及。”俨然又把自己从“非艺术”推回到“艺术”中去。看到这个2003年的新闻所报道的运动至今没有火起来,就应该知道其不适应社会而问题多多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