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洋博士的粗制滥造

白水

洋博士的粗制滥造 ——评张以国著《以古为新：晚明的艺术与影响》   白谦慎

　　 200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以国著《以古为新：晚明的艺术与影响》。全书共251页，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由三篇研究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铎（1593-1652）的论文组成。第二部分为图录，有四十余件明清书画作品的图版和文字介绍，有些作品并非作于晚明。由于图录部分是某拍卖公司拍卖品或借展作品的介绍，谈不上是学术研究，在此不予讨论。本文仅评论第一部分。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全书中英对照。选择中英对照大概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加强拍卖品的学术性和国际性，因为它是以学术著作的面目出现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的。其二，收在这本书中的三篇论文是根据张以国的英文博士论文的三个部分改写而成的，其中两篇完全从博士论文中搬来，英文部分基本没有改动。只有《王铎与董其昌的风格对立》这一章部分地增加了博士论文中没有的内容。由于这本书和张以国的博士论文关系密切，有必要先对英文博士论文作一评价。
　　
　　 张以国的博士论文《王铎线条的意义：唐诗卷研究》，200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系完成。论文以上海博物馆藏王铎作于1646年的草书《唐诗卷》为中心，讨论王铎书法风格的演变。和许多西方关于中国艺术史的学术著作和博士论文一样，张以国的英文博士论文也为中文人名、原始文献、专有名词提供了中文。数年前我从密歇根博士论文中心购得张以国博士论文，读后被其极度的粗制滥造所震惊：论文中的错别字极多，古汉语句读错误极多，引用中文文献时，经常抄错字、加字、漏字，有时甚至把原著的两行并作一行，而翻译中的众多错误更暴露出作者的中国文化史知识非常贫乏，对晚明文化、王铎的生平和交游圈子的生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以下举例说明。
　　
　　 张以国在博士论文中讨论了王铎书于1650年的一个草书卷，书写内容是一组诗，其中一首诗中有“悔不栖耘斗，翘翘望故山”句。诗中的“耘斗”指的是河南辉县的一座山，王铎曾在那里居住。在《拟山园选集》里，有不少和耘斗山相关的诗，如：《耘斗山》、《独宿耘斗山房》、《与千顷述耘斗山同宿处，又思壮游，告秋岳、五弦》、《耘斗山高眺寄秋岳》、《公隆耘斗山舍》等。在《投石友、千顷寄于一》这首诗中，王铎还专门注明：“耘斗，山名。”可是张以国竟把“悔不栖耘斗”这句译成：“如天上的一颗星星，或是一只栖息在高巢中的鸟”（As a star in the sky or a bird in its high nest. 博士论文，页30），真是不知所云。原来他把耘斗山的“斗”当成天上的星斗，“栖”当成巢中栖息的鸟了。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博士的艺术想象力。即使读不懂古诗，当代人的白话文总应该能读懂吧。早在1993年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刘正成、高文龙先生合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也收了这一草书卷，在讨论这一草书卷时，高文龙先生指出耘斗山位于苏门山附近的太行山脉（页638）。张以国研究王铎，怎么会一叶障目，不见“耘斗山”呢？
　　
　　 1625年冬，王铎在与友人的聚会上，当场挥毫。他在落款时这样写道：“天启乙丑孟冬，夜漏二鼓，书时同韩官岑、南思敦、温令恕、余望之。酒后胡塗，满纸葛藤，可笑也。” 跋是用草书写的，张氏在释读时读错了好几个字，并在断句时把“温”和“令恕”分开，将王铎友人的名字“令恕”误读成“令怒”，译成“令人愤怒”（It makes people angry）。他又在误读前文的基础上，把余望之译成了“我反复地回来看它”（I repeatedly come back to look at it. 博士论文，页72）。“余望之”这个人名，就这样地变成了一个有主语“我”、动词“看”、宾语“它”的句子。余望之（名俨，浙江嵊县人）也是王铎的老朋友，《拟山园选集》中有不少和他相关的诗，如：《望之过谈留饮》、《芥子庵寻望之》，《为望之吟》、《舟中约望之》、《喜望之联艇三首》（其中有“缔交二十载”句，说明王铎和余望之是老朋友）。也就是在这段题跋中，古代用来计时的漏，被张氏理解为雨水漏进屋里（The rain is leaking in）。这可不是一时笔误，因为在博士论文的第79页，王铎题跋中“辛巳二月十二夜二漏”的“漏”再次被翻译成雨水漏进屋中（Now the rain is leaking in）。
　　
　　 无独有偶。王铎有一位至交彭而述（1605—1665），字子籛，号禹峰，河南邓州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入清后曾任贵州巡抚，和王铎既是老乡，也同为仕清的贰臣，关系很密切。王铎曾有《柬彭禹峰》一诗，原迹目前藏在台北何创时书法文教基金会。张以国在论文中提到这首诗时，把“柬”误读成“东”，这首诗就成了《东彭禹峰》，而且把它翻译成East Pengyu Peak ，意即“东边的彭禹山峰”，（博士论文，页75）王铎至交的姓名就这样成了一座山峰的名字。这位彭禹峰并非是一位生平事迹资料很少的人，他在《清史稿》中有传，他本人有诗文集传世，在明末清初文人的诗文集中，也能找到不少关于他的信息。就在王铎的《拟山园选集》（诗集）中，和彭禹峰相关的诗多达二十余首，如《夜同禹峰、五溪饮村中圃》、《云斋、禹峰过舟中话海屿》、《期禹峰、云斋海边卜筑》、《读穰地禹峰崛叶集》、《香岩言禹峰近况》、《舟中柬禹峰》、《同禹峰、云孙饮葵庵总戎席上》等。不仅如此，王铎的诗文集《拟山园选集》的文集和诗集都有彭禹峰作的序，而且他在序后明明白白地写着：“南阳后学彭而述禹峰具草”。令人惊讶的是，张以国居然不知彭禹峰为何许人也。上述错误还暴露出一个更不可思议的事实：张以国根本就不曾认真地通读过王铎传世最重要的诗文集——《拟山园选集》。
　　
　　 余望之和彭禹峰被误读的例子，说明张以国很不熟悉王铎友人的字号别称。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如当王铎提到他的友人龚奉常时，张以国不知道这是指明末清初著名才子、曾任太常寺少卿的龚鼎孳。（博士论文，页51）当王铎提到秋岳时，张以国不知道这是王铎的好友、明末清初著名收藏家曹溶。（博士论文，页59）当王铎提到米仲诏时，张以国不知道这是晚明四大书家之一的米万钟，把米仲诏当成了宋代的书法家米友仁（字元晖）。（《以古为新》，页9，29）其实，不熟悉王铎的交游圈本来也有一些弥补方法，翻翻关于称谓和室名别号之类的工具书，就不难查出秋岳为谁，仲诏又是哪一个。究竟是不熟悉这类工具书，还是忙碌到了连翻辞典的时间都没有呢？
　　
　　 晚明书法家黄道周和倪元璐是王铎的好友，这三位友人有时在往返的信札中讨论诗歌。由于不熟悉文学史的典故，张以国把他们讨论诗歌的一些文字当成了书法的讨论。比如说，王铎有致黄道周一札云：“大作笯鸾囚龙，不区区袭开元、大历之法矣。”王铎赞扬的是黄道周的诗，说黄道周的诗没有被盛、中唐诗歌所束缚。但张以国在引用这段文字时，不但把它当作书法论述来理解，而且还把“袭”字错误地抄成了“龚”字，把“不区区袭开元、大历之法”断句为“不区区龚开、元大历之法”，然后译成 “（你的书法）不像龚开（生于1222年）和元大历的区区之作”（Not like those trifling works of Gong Kai [b. 1222] and Yuan Dali. 《以古为新》，页91）。就这样，人们所熟知的唐代开元和大历这两个年号在张以国的笔下就变成了两个古人——龚开（元代画家）和元大历。大概是中文版的编辑意识到开元和大历应为年号，所以在中文版部分改成“龚开元、大历”，（同上，页77）但依然不通。
　　
　　 前面说过，《以古为新》所收论文主要是从张以国的博士论文中搬过来的，只是在讨论王铎和董其昌（1555-1636）艺术观念的对立那篇增加了一些新内容。王铎和董其昌的艺术风格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张以国在论证所谓的王董对立时，论证过程和论据都很成问题。傅申先生在《王铎和清初北方鉴藏家》一文中指出，在董其昌的影响下，王铎和其他清初北方的收藏家也都喜爱董源，王铎曾多次在董源画作上题跋。但张以国在引用这篇文章时对此视而不见，刻意忽略董其昌对王铎的影响。张以国还把王铎对纤弱的艺术风格（包括对松江派）的一些批评，算到董其昌的账上。为了证明王董的对立，张以国写道，“董其昌还批评高克恭（1248-1310）的山水画，而褒扬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而王铎却赞赏并学习高克恭的山水画。（《以古为新》，页15-16，35）但在书中张以国并没有告诉我们董其昌在哪里批评过高克恭。他的这一说法很令人怀疑。因为董其昌不但推崇高克恭的艺术，还声称自己是高克恭的后人。他在1625年的一则题跋中说：“高彥敬尚书（高克恭）载吾松《上海志》。元末避兵，子孙世居海上。 余曾祖母则尚书之云孙女也。”（《容台集》，卷六）在传统中国，孝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道德原则之一，董其昌怎么会、又怎么敢去批评一个令他骄傲的高官祖先呢？不但如此，光宗耀祖意识极强的董其昌，一直在追求着成为像高克恭那样的“尚书画家”，来报答儿时曾祖母对他的关爱。况且，高克恭的画风是米家山水，根本就属于董其昌所推崇的南宗画派，董其昌怎么会去批评他呢？也正是在上引题跋中，董其昌极力称颂高克恭的山水画成就，他说：“胜国名手以赵吴兴（赵孟頫）为神品，而云林（倪瓒）以鸥波（赵孟頫）、房山（高克恭）所称许者，或有异同，此繇未见房山真迹耳。余得《太姚村图》，乃高尚书真迹，烟云淡荡，格韵俱超，果非子久（黄公望）、山樵（王蒙）所能梦见也。”在这里我们看到，董其昌对高克恭的山水画推崇备至。
　　
　　 也就是在讨论王铎和董其昌对立的这一章中，张以国引用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王铎书王维诗卷后清人郜焕元的一段跋，（《以古为新》，页8，28）跋文如下：“近代书家多推孟津，因訾及华亭，亦犹称诗者，祖竟陵则祧历下也。及观是卷末，即文安自谓华亭云云，似隐然以华亭为重者，后学何得以妄意谬分左右袒也？”张以国在引用这段题跋时，抄错了四处：一，把作者郜焕元的名字写成了高华远。二，“訾及华亭”抄成“誉及华亭”，意思正相反。三，“云云”误作“之云”。四，“谬分左右袒”抄成“谬分左右祖”。“左右袒”用的是汉代周勃领兵平定吕氏的典故。如果仅仅读中文，我们还看不出张以国在理解郜焕元跋文时犯的错误有多么离奇，恰恰是英文翻译暴露出他的晚明文化知识的贫乏（可这本书正是研究晚明艺术的专著）。以下我把张以国的英译再译回中文：“大多数当代书法家都推重王铎（孟津）。他们在推崇王铎的时候也赞美董其昌（华亭）。董其昌擅长诗歌。他的祖先们住在竟陵，他们的墓地聚集在那里。观此卷跋尾，当王铎（文安）提及董其昌，他似乎隐然在挑战董其昌。作为一个晚辈，王铎为什么会以吹嘘的口吻错误地声称自己是另一个流派的领袖呢？”（Most contemporary calligraphers respect Mengjin [Wang Duo]. When they compliment Wang they are essentially also praising Huating [Dong Qichang]. Dong was well versed in poetry. His ancestors lived in Jingling and their tombs are gathered there. Looking at the epilogue of this scroll, where Wenan [Wang Duo] mentions Huating, it seems to hint at a challenge to Huating. As someone from a young generation, why did Wang so boastfully and mistakenly claim to be the leader of another school? 页28）张以国对郜焕元题跋的释读，真可以说是“满拧”。他把“祖竟陵则祧历下”这句的“祖”当成了董其昌的祖宗（“祖”和“祧”在这句里都是动词，作师法和传承解），“竟陵”当成了董其昌祖先的居所和墓地所在。我们知道，董其昌是松江府人氏，祖祖辈辈都居住在上海一带，他的祖先和祖坟怎么会在湖北竟陵呢？郜焕元跋中的“竟陵”和“历下”实际上是指明代两个重要的诗歌流派。“竟陵”指在晚明和公安派齐名的竟陵诗派，创始人锺惺（1574-1624）和谭元春（1586-1637?）同为竟陵（今属湖北省）人。“历下”指明代中晚期文学上的“后七子”领袖李攀龙（1514-1570，山东历城人）。“隐然以华亭为重”是说王铎隐然推崇董其昌，但被张以国释为“挑战董其昌”，意思正相反。郜焕元题跋的最后一句批评人们在董其昌和王铎之间妄做好恶的选择，被张以国理解成王铎以吹嘘的口吻声称自己是另一个流派的领袖。
　　
　　 《以古为新》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列举一些，从中也可以看出张以国的学术基本功之差和做研究时的草率粗心。如晚清学者段晴川（1812-1893，字春湖，官至内阁学士）曾在王铎的一个草书手卷（现藏河南省博物馆）上先后写过八段题跋，他在题跋后用“春湖”署名，被张以国读成“鲁湖”，即姓鲁名湖，完全成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页4）张以国会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误读了“春”的异体字。其实，对于研究书法的人来说，这个异体字并不难读。在这几段题跋的署款后，段晴川钤上了九方他的印章，这些印章既有“段晴川”，也有“春湖”。从印章来了解书画作品的作者和收藏者的姓名字号以及其他信息，历来就是研究书画史的学者们最起码要做的工作，可张以国居然马虎到了连这几方印章都不读。若是读了并读对了，这“春湖”断断不可能成为“鲁湖”。在为“化寸草为金身观音，洞宾方为现像”这段引文断句和释读时，张以国在错误地断句和把吕洞宾的“宾”字读成“实”字后，将“金身观音”的“观音”二字和“洞宾”的“洞”字连在一起，生生地造出了一个“观音洞”（the cave of Guanyin. 页63）。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傅山的斋号“霜红龛”向为研究思想史和书画史的人们所熟知，著名的“四宁四毋”书论就出自他的《霜红龛集》。但傅山的斋号在《以古为新》中成了“霜红翕”（完全不通），从英文版部分来看，张以国就是硬把那个“龛”（kan）读成了“翕”（xi），绝非一时笔误，因为有拼音为证。（页68）《以古为新》引用了一首王铎寄给好友倪元璐的诗，其中有以下几句：“谏草云门体，诗笥嶀浦祠。汉家曾党锢，庶以慎威仪”。张以国把“嶀浦”错误地抄成“崿浦”，（页72）然后在附注里解释说：“‘云门’可能指的是黄道周率直的个性，演讲口才和生活方式像‘飘过天门的云’。∙∙∙∙∙∙‘崿浦’则暗示黄道周的别号，他的家乡是‘漳浦’。”（页82）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写给倪元璐的诗，怎么会大谈黄道周呢？江、浙、闽多河川湖泊，那里有“浦”字的地名很多，怎能因为诗中有一个“浦”字就暗示着黄道周（黄漳浦）呢？其实，云门和嶀浦都是指会稽的名胜。“云门”指位于会稽山腹地（今浙江绍兴）的云门寺（曾名永欣寺），相传为王献之旧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曾在此住持并习书数十年，“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也藏于此。嶀浦在会稽郡的剡县（今浙江嵊州），东晋大诗人谢灵运曾在此游息和垂钓，后世诗人在此题咏甚多。谢灵运出生在离嶀浦不远的上虞，而上虞正是倪元璐的故乡，古代亦隶属会稽郡，倪元璐有时署款就写“会稽倪元璐”。所以这两句诗是用倪元璐家乡的名胜典故来赞扬他的书法和诗歌，和黄道周毫不相干。“汉家曾党锢”这句指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是一个很普通的历史典故，经历过晚明激烈党争的王铎以此来抒发对时势的感慨。但张以国把草书的“黨”读成了“當”，这句诗就被他解读成“君子应当谨慎地顽强”（The gentleman should be discreetly obstinate. 页86），在这里，“汉家”被释成“君子”或“男子”（汉代的“汉”当作“男子汉”的“汉”了），“黨”成了“应當”，“锢”成了“顽强”，真是和王铎的原意风马牛不相及。书中的句读错误也非常多，如第16页有一段四十八字的引文，错字三个，句读错误三个，平均每八个字有一个错误。如果说古汉语水平低，句读不易，那抄书和抄题跋总不算太难吧，抄的时候仔细些，抄完后再核对一两遍，这错字总可以避免不少吧。可是偏偏连这最简单的抄书，张以国也不认真对待，错抄漏抄的字比比皆是。限于篇幅，不能将《以古为新》中的错误一一列举。上述错误在张以国博士论文没有收入《以古为新》的部分也很多，这些错误和大量的错别字、汉语拼音拼写错误一起，为“粗制滥造”（更准确地说是“粗制烂造”，因为张博士还谈不上多产）一词作了最好的注脚。
　　张以国的博士论文是2001年完成的，《以古为新》在2009年出版，这之间整整八年。在这期间，张以国本可以好好订正博士论文中的错误。可令人遗憾的是，不但博士论文原有的许多错误被搬进了《以古为新》，就连新增加的部分也问题很多。书后所附参考书目，除了新加了三本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英文著作来装点门面外，基本是在博士论文参考书目的基础上删减而成，没有包括任何博士论文完成后汉语学术界新的学术成果。可正是在2000年以后，与王铎研究相关的历史文献的出版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对晚明文化和晚明艺术（包括王铎书法）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张以国似乎对这些研究成果漠不关心、毫无所知。
　　
　　 前面说过，此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中英对照，这着实有点唬人：读不懂中文的西方人读英语时，望汉语而兴叹；不通英语的中文读者，看着那用英文写的论文，艳羡之情油然而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这个中英对照，让张博士的学术功底和治学态度露了馅。因为，如果没有英译，我们读张以国对“祖竟陵”这段题跋的讨论，只知道他抄错了四个字，把推崇董其昌误解为挑战董其昌，我们万万不会想到他会把“祖竟陵”的“祖”当成了董其昌的祖先，把“竟陵”当成了董其昌祖先的墓地所在地（因为这在中文版部分反映不出来）。由于英文版必须有每一句引文的英译，张以国对古文的理解就体现在他的英译中了。恰恰是这些英文翻译成为张以国古汉语基础差、文史知识贫乏的铁证。
　　
　　 近年来，学术腐败在中国大陆越演越烈（其中也有海归人士积极投身于此），也越来越引起关心中国学术前途的人们的忧心疾首，在报刊上和其它场合中，对学术腐败的批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尖锐。与抄袭、弄虚作假等腐败现象携手并进的是粗制滥造。抄袭虽是学术腐败中最为恶劣的行为，但一旦被揭露，通常会受到程度不一的惩罚。而对于粗制滥造，却缺少惩治和遏制的办法。在没有健全的书评和业内评审监督制度的情况下，那些粗制滥造者在纸面上的学术成果显得比认真做学问的人们的成就更为辉煌，也更加具有欺骗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粗制滥造给中国学术带来的恶果可能比抄袭更为严重。
　　
　　 《以古为新》是由一家有影响的学术出版机构出版的。这些年来，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一些本来有很好的传统、并建立了品牌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社也加入了卖版面、卖书号的行列，为学术的粗制滥造推波助澜。《以古为新》虽是在美国完成的毛坯，但正式出炉却在中国。
　　
　　 早在198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就曾刊登《几许天才？几多勤奋？》一文，引用两位名人的话，赞誉张以国为“当代不可多得的年轻学者”，“当代青年书家之翘楚”。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天才”如今已是“国际知名学者”，这本“当代不可多得的”中英对照版《以古为新》当然能再次向不明真相的人们证明作者的国际视野和学术成就。

　　 《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9日刊发时有所删节

白水

    张以国,1960年生于天津。1979年入南开大学哲学系读书，任该校书法社社长。毕业后到北京任教。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大型展览，曾荣获第二届全国中青展优秀作品奖。先后参加多部大型专著的编纂工作，任《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副主编、《中国书画鉴赏辞典》编委、《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编审和编委。著有《书法－－心灵的艺术》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赴美读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著有《笔底传情--当代中国书法》大型学术研究专著。现为中国书协会员、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研究员、著名学者。

    白谦慎，1955年4月生于天津，祖籍福建安溪。在上海接受小学与中学教育。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一后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90年获硕士学位后转至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1993年获硕士学位，1996年获博士学位，1990至2000年，为盖梯基金会博士后。目前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系 。

白水

文章写给谁看？

  作者: 周泽雄   2009-10-21 20:59:29   来源:南方周末

　　前些时，读到一篇质疑梁文道先生的网文。梁先生在《理性与感性》一文里提出了一个观点：“近30年来，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主张和政治哲学要比新自由主义更像共产主义”，为此，他向读者讲述了所谓智利奇迹，还插秧式地提及大量与当代智利相关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术语，包括我初次听说的“芝加哥男孩”。不用说，所涉内容均在我可怜的知识范围之外，若非有人质疑，我对梁先生非得连刮三目不可。那篇质疑文章似乎出自行家之手，作者辉格引用的大量数据，都对梁先生的观点构成了当头棒喝，“外行看热闹”的结果是：只要所引数据无误，梁先生的说法就岂止错误，简直可笑了。
我说过，我缺少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在读到梁先生回应文章之前，不敢对此轻下结论。我以为，回应是必要的，要么认错，要么反击，没有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作家、文人中，我无数次见到一种用“不屑”来规避批评的行为，成名人物尤擅此道，只要鼻下轻哼一声，金蝉脱壳之余还能耍上一把鲲鹏展翅，一举两得之利，尽收囊中。不过以区区看来，假如有啥玩意是我“不屑”的，就是这等威猛其外、怯懦其里的“不屑”了，钱锺书先生概括过一种“实不能而佯不屑之情”，即此之谓。当然，以上只是顺嘴一提，并非针对梁文道先生，如你所知，梁先生是否回应，我还不知道呢。
　　若姑且假设梁先生的文章写砸了，我们倒不妨借此探讨一个有趣话题：文章写给谁看？
　　立志写给全世界男女老幼阅读的文章，大概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文人学者执笔，总有自己的假想读者，就像商人总有自己的目标客户，写给某类读者，一般也就等于把另一些读者排除在外。但高明的文字是这样：作者虽有自己的目标读者，却也随时准备面对所有读者。比如，安徒生的童话是写给孩子的，然成年人要读，安徒生绝不会心生怯意，连说“读不得读不得，小儿科小儿科”；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多是写给君主看的，但他们也乐意大臣和普通臣民阅读，以扩大影响；有些作者不打算为任何人效劳，他写作纯属自娱自乐，或专为排遣一己孤愤，比如陈寅恪先生晚年的若干文字，恐属此类，话说回来，如果其他学者有意研究并质疑问难，难道陈寅恪会大感惶恐不成？所以，哪怕假想读者是个位数，作品仍不惮于向计划外的高明之士敞开，才是真正可敬的文字品格，每一位不甘下乘的作者，都应具此一股底气。钱锺书以典雅文言撰写《管锥编》，言外自有一根“闲人莫入”之傲骨在，但他显然也欢迎所有人——无论你是中学生还是大学者——成为他的读者。
　　若此论蒙您颔首，我们接着就会遇到另一类文字，其价值竟然不在于得到高明人物的首肯，反而取决于特定人物的缺席。为说明问题，姑以其中的末流“剽窃”为例，我们知道，对剽窃者来说，他可能获得的荣誉，必赖被剽窃者的缺席，一旦被剽窃者（或熟悉被剽窃者文字的读者）现身，即有穿帮砸锅之虞，而只要被剽窃者缺席，他的文章让越多的领导、专家读到，这小贼就越得意。余英时先生在为胡适日记所撰的长序《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里，曾用细密工夫揭出学者罗尔纲关于胡适出行的一次骇人撒谎，文长不引，余先生最后概括道：“罗先生的记忆也不可能坏到这种地步。我不愿意去猜测他的动机，但是我敢断言，这是他想以浓墨刻画出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所以才虚构出这样一篇绘声绘影的绝妙文字来。我不能不佩服他想象力之丰富，但是如果胡适这一天的日记不幸遗失，罗先生的虚构便将被后人当成实录了。”可见，“胡适这一天的日记不幸遗失”及世上缺乏余英时这样的较真学者，构成了“罗先生的虚构”得以成立的前提。在上举梁文道先生的例子里，假如他确是错的，那么，符合作者最大利益的读者分布图是：让我这种外行读到，同时把辉格先生这样的内行排除在外。
　　不才如我，偶尔也遇到一些文章，使我忍不住噗哧一声：让我撞上，算你倒霉。曾读到某海派才女介绍《罗念生全集》的书评，我在一个论坛回帖里写道：“我敢打赌，她在写这篇书评时，没有读过那套书，她只是凭着自己训练有素的点染才华，玩了把‘点到为止’而已。”若遇到我恰好熟知其事的作者撰文撒谎，我一念之仁过后，也可能模仿一种黑道口吻，暗道：“哥们，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但饶是如此，我仍会坚下心来，决意不再读他任何文字，就像我决意不再拜读罗尔纲先生一样，哪怕我久仰他的学术高名，也不例外。因为，当我被他某个说法深深打动时，我吃不准，他内心在期盼哪位人物缺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9 21:50:20编辑过]

木兰晓芙

白水老师辛苦了！深表敬意！

相信孜孜不倦的辛勤耕耘，终会开花结果！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10 9:00:35编辑过]

王老吉

我昨晚看第一篇文章的时候，乐了半天，“余望之”、“君子应当谨慎地顽强”，真能想出来，哈哈，这真是个“浪漫”的人~~~张是学过哲学的书法家，白是学过政治的艺术研究者，哈哈专门等着“绞杀”张以国这号人。不过他这名字“白谦慎”，大家结合文章玩味一下，挺有意思，还有啊，俩天津人在这拧巴，也挺好玩。呵呵，我瞎说的，还都是中国人、地球人呢。补充一点，我也认识几个学六七年书法的同学，认识的繁体字、异体字还没我多，书法也就那么一写，不代表这人多么有文化，不好好写字，开始研究古代文学了，不是找死。

第二篇有些意思，我读了几遍，有这些体会。

1.假如有啥玩意是我“不屑”的，就是这等威猛其外、怯懦其里的“不屑”了，钱锺书先生概括过一种“实不能而佯不屑之情”，即此之谓。这句话，我有意见，虽然也确实鄙视“金蝉脱壳”的“鲲鹏展翅”，可是这样，文章的作者周泽雄，就把人的反应推到两种极致上，不是认错，就是反攻。把不知情的情况排除在外，是否回应能不能作为人道德的评判标准？我觉得有时候，有的人就是无理取闹，如果我是作者，有人上来莫名其妙地很挑鼻子竖挑眼，我去回应的话，势必引来口水战，陷入不必要、没营养的纷争中，于我做一个本分的学者又有何益？钱钟书先生说的和周要说的，是一种人吗？人家是说就是“实不能而佯不屑”的人，周却说的是不回应的人，牵强附会，仿佛找了个很强大的靠山似的。再说周的看法，也是攻心之论，有兴趣的人不妨自己做做研究调查嘛，凭事实说话，不可以从当事人的反应判断其品质。作者永远不再拜读罗尔刚，就不怕有什么经典之作被误过去？还是害怕自己缺少明辨是非的能力，又被罗尔刚涮了？“当我被他某个说法深深打动时，我吃不准，他内心在期盼哪位人物缺席”你应该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缺席的那人？

2。哪怕假想读者是个位数，作品仍不惮于向计划外的高明之士敞开，才是真正可敬的文字品格，每一位不甘下乘的作者，都应具此一股底气。我还是不服气，如果是日记呢？我知道好多大家不在意日记公布出来，可是出版的时候，巴金就不做一点修改？要是写出来萧珊那天惹他生气了，他两个有误会了，大家就怀疑《怀念萧珊》的真实性和人家的夫妻感情了？敢不敢公布日记，又成了周评价人品格的标杆了。他还真喜欢拿别人的品质说事。当然他这么作可能是想着重强调一下“准备面对所有读者”，没必要和人的品格拉上关系吧？

3.在现实中，文人学者执笔，总有自己的假想读者，就像商人总有自己的目标客户，写给某类读者，一般也就等于把另一些读者排除在外。钱锺书以典雅文言撰写《管锥编》，言外自有一根“闲人莫入”之傲骨在。是是是，前一句是公理，后一句说的就很在理了。《鲁迅全集》第一卷《坟》，刚刚开始就是三篇浩荡的古文，每次翻开，只能从《我的节烈观》《我们现今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会怎样》开始读，要不就是直接看后面的小说……好，开始向它们进攻，不就是人类史、诗学嘛，我又学过古代汉语，还看不懂个你？！名字、专有术语的翻译又乱七八糟的，哼，我也不是闲人。我来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10 14:27:48编辑过]

白水

QUOTE:

以下是引用王老吉在2009-12-10 14:06:12的发言：

1.假如有啥玩意是我“不屑”的，就是这等威猛其外、怯懦其里的“不屑”了，钱锺书先生概括过一种“实不能而佯不屑之情”，即此之谓。这句话，我有意见，虽然也确实鄙视“金蝉脱壳”的“鲲鹏展翅”，可是这样，文章的作者周泽雄，就把人的反应推到两种极致上，不是认错，就是反攻。把不知情的情况排除在外，是否回应能不能作为人道德的评判标准？我觉得有时候，有的人就是无理取闹，如果我是作者，有人上来莫名其妙地很挑鼻子竖挑眼，我去回应的话，势必引来口水战，陷入不必要、没营养的纷争中，于我做一个本分的学者又有何益？钱钟书先生说的和周要说的，是一种人吗？人家是说就是“实不能而佯不屑”的人，周却说的是不回应的人，牵强附会，仿佛找了个很强大的靠山似的。再说周的看法，也是攻心之论，有兴趣的人不妨自己做做研究调查嘛，凭事实说话，不可以从当事人的反应判断其品质。作者永远不再拜读罗尔刚，就不怕有什么经典之作被误过去？还是害怕自己缺少明辨是非的能力，又被罗尔刚涮了？“当我被他某个说法深深打动时，我吃不准，他内心在期盼哪位人物缺席”你应该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缺席的那人？

2。哪怕假想读者是个位数，作品仍不惮于向计划外的高明之士敞开，才是真正可敬的文字品格，每一位不甘下乘的作者，都应具此一股底气。我还是不服气，如果是日记呢？我知道好多大家不在意日记公布出来，可是出版的时候，巴金就不做一点修改？要是写出来萧珊那天惹他生气了，他两个有误会了，大家就怀疑《怀念萧珊》的真实性和人家的夫妻感情了？敢不敢公布日记，又成了周评价人品格的标杆了。他还真喜欢拿别人的品质说事。当然他这么作可能是想着重强调一下“准备面对所有读者”，没必要和人的品格拉上关系吧？

你不妨再仔细读一遍人家的文章，看看人家的一些话，具体是针对什么而发。

王老吉

恩。

我明白，他这是针对学术造假的假大牛说的，而且也想帮助树立端正健康的学术态度。我觉得他那么有一点过分，我看着不舒服。就是批评人，还得讲究策略，一味地吼来吼去，在好的人、再好的心，我这样的性格（呵呵），也难以忍受。我是有点锱铢必较，但是也有必不较的，批评我的方式我就很看重，尤其是我认为应当尊敬的人、应当接受的观点。我自认为对师弟师妹们说话还是很和蔼的，当然也犯过错误，很后悔。

虽然那些假大牛确实品格有问题，可是罗尔刚的那段就说的特别过分，人家是胡适之的得意弟子，没事干添油加醋地往自己老师头上扣*盆子啊，就算是胡先生老骂他，那也是针对罗尔刚敦厚老实、不活泛、开窍很慢的因材施教罢了，罗尔刚还不是成了天平天国的研究大家，而且胡适之还写信表扬他（我没看到过，网上写的）。人家老师都表扬，他周某人就因为人家对自己老师的戏说，还信誓旦旦地“再也不看”人家的书了，要我说，这样的“闲人”最好也“免进”。

那个余时英也讨厌，佩服就佩服，你管人家动机。周这号的听风就是雨，更讨厌。

我突然有个想法，幸亏我们水云间有个思想区，大家能在研究文学、语言学的同时对自己的思想有个讨论、学习、端正航向的地方。思想区的版主们任务很重啊，一个不小心，搭上的就是我们一坛子的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12 7:25:4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