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需要这样的思考----浅谈顾准及其文集的价值

小毛驴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严肃的学者，到底应该做怎么样的学问？我们必须要做极为正确的学问吗？

说来也是巧，近来看到了两篇文章都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这当然也让我想起了当时看《顾准文集》的一些感触。一篇是《上海书评》第四辑的《顾彬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其中当问及阐释者对原著的影响时，顾彬谈到，“中国人的文学史喜欢用报道体，有什么人、作品、倾向，很少加上个人看法，因为怕犯错。”另一篇是总第398期《南风窗》上的专栏文章《“温故”凭什么能够“知新”》，吴冠军引用了邓正来先生的观点，“邓正来先生在对当代学界‘知识生产’的反思中，特别指出在这种机械复制式的垃圾生产中，学者们实质上只是‘复印机’，‘他们认真且严格地复制着根本没有他们的各种观点或理论，进而认真且严格地复制或放大着根本没有他们的各种问题，甚至是理论问题。’”主旨都是在讲现代的学术准则，似乎就是这种严格而谨慎地复制别人---通常是大家---的观点，这样永不会犯错或者显得不如别人，而且还可以显示自己的博闻强识和对先贤的尊敬，即使被推翻也没有关系，因为很多人都引用过。

平心而论，我最初的想法也是如此，毕竟，在如此众多的前辈同僚中想要脱颖而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要做的就是谨慎谨慎再谨慎，一旦被专家批评，恐怕永无出头之日，学术名声也可能很难恢复，因此莫不如尊敬地引用别人的观点，即使有的时候并不完全这样想，或者没能在书中看出这种观点，也不得不自认为自己是斜封墨敕之流，只怪自己才疏学浅，不能看出来罢了。

我之所以这么直接地剖析自己，拷问自己，逼着自己说出实话，大抵原因有二：其一是觉得我这样做很惭愧，实在是不得不说实话，否则良心难安，其二是因为现在这是学术界的整体倾向，而不仅是我一人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是我们所有人的一种学术和责任担当，更加不得不说。

而让我有这样思考的书有很多，但是没有比《忏悔录》，《沉思录》，《随想录》，《顾准文集》和《王元化集》了。这些都是反思自己，进行深刻剖析的巨著。做学问，先要做人，做人，则一定要向他们那样善于反思和诚实。

顾准，上海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王元化、吴敬琏等当代学姐的中流砥柱都曾与其关系密切，受益匪浅。王元化曾经回忆道：“文革开始，唯一关心他的妻子自杀了，子女与他划清界线。他断绝外界来往，孑然一身，过着孤独凄苦的生活。在异地的弟弟和他通信，他寄给他大量笔记。读了这些凝聚着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为之感动。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淹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我由此联想到历史上那些不计成败，宁愿忍辱负重，发愤着书的人物。记得过去每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总是引起了内心的激荡，真所谓展卷方诵，血脉已张。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往往是那些饱经忧患之士。鲁迅称屈原的《离骚》：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万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不敢言。他指出达到这种高超境界是基于思想的解放，摆脱了世俗的利害打算。倘用他本人的话说，这就是：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我想，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於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烧燃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早最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在那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

阅读《顾准文集》，是一种心灵上的震撼，这是一种纯粹的思考，现在出版的《顾准文集》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他研究希腊史的笔记——一部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专著的《希腊城邦制度》。顾准之所以如此认真于希腊制度，是因为他认为之所以中国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却一直未能有真正的民主与科学，甚至产生了反右扩大化和文革那样的惨剧，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西方那样的，尤其是希腊城邦制度所产生的那种民主精神，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源也在于培养这种中国所没有的精神。《顾准文集》除了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以外，我认为更主要的是敦促学者应该以顾准为镜，反省自身，从而更好的 为社会做出真正有益的贡献。

顾准文集中有很多令我们深省，在当时却是极为震撼，但也是再常识不过的内容。

比如在《民主与“终极目的”》一文中，顾准说道：“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麽把社会主义设定为民主的目的又怎样?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麽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那麽，我反社会主义吗? 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我们现在的民主，在其下作政治活动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可以，而且大体必定会在这个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这叫做社会主义两党制。”这段话和这些内容甚至都不需要进行翻译和解释，便已经显得明白无误，却也再深刻不过。这就是直接的思考的结果。

再比如在《科学与民主》一文中，顾准又谈到：“民主的解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这就是说，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争取的，问题在於别人不理解它的正确性。贯彻这种正确的见解的方法，有强迫与说服之分；其中，说服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那麽说服者的见解怎麽能够永远是正确呢? 因为他采取‘集中起来’的办法，集中了群众的正确的意见。怎麽样‘集中起来’的呢?没有解释。”“说穿了，这些不过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老生常谈而已。但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於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这又是多么直白，不需要去顾及前人或他人的评论，只需要告诉他们，这是我的思考，这是我的自由。学术和思想若受太多禁锢，则会丧失他的魅力，根本无法达到他本来应有的作用。

顾准的遗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中说，“40年前， 在《资本论》思想指导下，叁加了实际斗争的行列，但是系统地读《资本论》, 19年前才开始。这以後，曾长期地作过一些由《资本论》引起的历史和哲学的探讨，没有重读《资本论》。感谢促进者，这一回又翻开了《原始积累章》，并联系地读了《共产党宣言》。” 本文寻根究底，追问资产阶级的原文burgher(市民)的语源是什么？市民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从卑微的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从此一步一步地分析它是如何从希腊与罗马的城邦里发展起来的。顾准细致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只能形成于一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中与一定的历史传统下。用同样的方法，他还分析了产业革命何以只能发生在英国而不能发生在商业资本主义也已相当发达的其他西欧国家的原因。在这样论证的过程中，他批驳了几十年来中国理论界照搬洋教条而形成的“中国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明末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成说。

我们可以看到《顾准文集》充满了前人所未发之论，或者是前人虽然说过，但是只有被他放到历史大背景中才光芒四射的论点，这种观点自然不需要什么“复印”和“尊重”，个人的思考罢了，但是正是这样的思考才有真正的价值，即使可能有时不准确或甚至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学者的每个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即使是错误的，我们也应该给与其极大的尊重与耐心，自由独立思想的火花既可以通过现在这样的循序渐进，也永远不应该忘记它的偶然性、主创性和独立性。

我们只是需要这样的思考，并不仅仅将自己的思考和理论限制在先贤的基础之上，虽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可以看得更远，但是这样的独立的思考，自主原创的思考同样也是我们需要的，在当代学界，甚至是更应该被推崇的。

我们只是需要这样的思考，顾准及其文集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面对真理的态度，独立思考的态度以及做人的风骨。中国需要在什么样的意义和条下，才能产生真正的思想呢？

木耳

如果顾准在大学从业的话，也许他的贡献和影响都会更大。

褴褛昼行

顾准先生的儿子高梁也很特立独行，在一群学者中显得超逸不群

落梅横笛

注意错别字。。。

远风

惭愧，顾准文集放在书架上很久了，看的很少。楼主有心人，读书思考一定会进步，向你学习。
前半部分谈到顾彬的观点，我略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国内一流的文学史是一流的研究者的观点，即权威个人的观点。二流乃至不入流的文学史中没有或很少自我观点，主要不是因为作者不想有个人和自我，而是很难提出不同于权威的观点。原因大抵有二，其一，大家在同样的学术传统下成长，思路基本上差不多，自然权威的观点更成熟，想要超越很难；其二，很多文学史的作者根本就是为写书而写书，自然谈不到自己的观点，不是怕犯错，而是怕出丑。熟悉研究领域，但思考有偏差是犯错；根本不了解一个领域，而信口雌黄是出丑。
我认为 ，顾彬和邓正来说的不完全是一回事。

剩翼

原因大抵有二，其一，大家在同样的学术传统下成长，思路基本上差不多，自然权威的观点更成熟，想要超越很难；其二，很多文学史的作者根本就是为写书而写 书，自然谈不到自己的观点，不是怕犯错，而是怕出丑。熟悉研究领域，但思考有偏差是犯错；根本不了解一个领域，而信口雌黄是出丑。

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本来就是极困难的事情，大多数人，乃至绝大多数人一生能把一个领域内旧的东西都熟悉一遍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这只是客观的讲，要把他主观上的治学态度考虑进去，就更难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