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中国梦」(转载自南方周末) 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有中国梦吗?」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儿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作「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诵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份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篇》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2006年台北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来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得当年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教导,把自己看成「士」,「士农工商」的「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的就是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嘛。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13岁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1970年代出现了质变。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1970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真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知道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雨落在屏东的西瓜田里 甜甜的西瓜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海岸一大张河床孵出 多少西瓜,多少圆浑的希望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19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从来没见过,脚板从来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清党时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在这个历史的场合上,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你说我该说什么?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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