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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
1931年岁次辛未，是为民国20年。这一年地陷东北，潮涌华南。“九一八”事变暴露日本侵吞东三省的野心，而中国共产党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就在政界山雨欲来的阴霾中，三十年代文学的风云变幻，即将开始。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多以北方为根据地，10年以后，重心则由北而南。此时的舞台不是别处，正是号称“国中之国”的上海。
1931年的上海人口超过330万，早已挤身为亚洲第一大都会。1927年“清党”（或第一次共产党革命）时，发生在上海的屠杀已渐成过去，租界势力依然当道，种种文化事业或工业方兴未艾。为了政治及经济的原因，北方文人纷纷南下，而海上名士求新思变的决心，较前此更为炽烈。上海这十里洋场既是革命作家的发祥地，又是旧派文人的大本营。家国前途未卜，上海文坛却初放异彩。海派祭酒张爱玲这年12岁，正准备进入圣玛利女校就读。套句十数年后她要风靡一时的“张腔”，我们大约可说：谁知道呢？也许一个国家的危疑颠沛，正是为了成就一座城市刹那的文学风华吧。
一
1931年的1月上旬，29岁的沈从文风尘仆仆的从武汉来到上海。这些年的努力已使他小有文名，但骨子里那木纳的“乡下人”本色，依旧不改。他是来探望老友丁玲、胡也频的，也想在上海继续文学之梦。沈、丁二人谊属同乡；他们加上胡也频都是曾飘流北京的文艺青年。三人的关系一度被丑化为二男事一女的桃色新闻。几年之后，丁玲凭《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炮而红，沈从文则要以湘西纪事赢得注目。1月17日，胡也频失踪，之后证实他在与共产党同志秘密会议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沈不是丁、胡的同路人，却能拔刀相助。是他来往京沪，向国民党要人求情；是他陪着丁玲在严冬鸽立终日，为了看狱中胡也频一眼，二月九日，沈从文仍懵懂的找邵洵美关说，消息传来，早一天胡也频已在龙华监狱被枪决了。
在同一批被处决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中，还有四位也是文人：冯铿（女性）、殷夫、柔石、李伟森。这五位左翼作家的死，几经渲染，成为国际耸动的“五烈士”事件。除了柔石，其他四人原是泛泛之辈；成了烈士后，他们的文名反而众人皆知，求仁得仁，原是革命作家的宿愿。何其不堪的是，日后资料显示，五烈士之被捕牺牲，未必是因为国民党侦警神通广大，而可能是源自左派人士的内讧及密告。
胡也频逝后，丁玲在沈从文的陪同下，带着几个月大的婴儿，返乡探母托孤。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佯装成夫妻离开上海。沈从文的一腔恩义，将来更有《记丁玲》、《记胡也频》等作为证。然而故乡归来后，丁玲左倾心意更为坚决。这年夏天，沈、丁两人文学及政治的寄托，正式分道扬镳。即在半世纪后，好奇的读者要一探他们上海恩怨的始末，两人亦皆讳莫如深。九月间，丁玲策划的左派文学刊物《北斗》登场，她转型的重要作品《水》，即刊于此杂志。《水》以华中华南16省水灾惨况为题，为灾民走投无路下的抗议活动，是声援中共“饥饿革命”论述的样板之一。而同时丁玲参与政治活动，愈益频繁，到了年底她与其他作家联名反帝抗日时，俨然已是左派女杰之一了。
与胡也频同时赴死的“烈士”柔石年纪稍长，被枪毙时也不过3l岁。柔石饶有文才，极得鲁迅赏识。一篇《为奴隶的母亲》写女性身体被剥削的痛苦，充满人道主义深情。他的长篇《二月》以江南水乡为背景，娓娓叙述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在启蒙热情及传统桎梏间的两难，是早期写实主义小说最佳示范之一。以教师为业的柔石，削瘦谦和，胸中的革命憧憬却使他视死如归。当他从聚会的东方旅社被带走时他是否已然知道，他文学志业的最后一章是要以血水，而非墨水来铭刻?
也同在1931年的上海，另一早期左派作家蒋光慈悄然而逝。蒋出道较柔石稍早，活动力则远有过之。这位激进的作者，集滥情与热情于一身，是“革命加恋爱”公式的始作俑者之一，与苏联“拉普”文艺政策也早有挂钩。《少年飘泊者》、《短裤党》、《冲出云团的月亮》……一部部作品难得叫好，却是意识形态文学的标准示范。蒋光慈尽管为革命理想奔走呐喊，其人其文却不脱小资本主义个人温情的遗毒。他的行径越激烈，也愈显示他信仰及性情间的紧张，因此终而不能见容于左派同志。他被开除共产党籍，1931年的6月因肺疾贫病而逝。与五烈士就义的“风光”相比，蒋光慈可真算是齐志以殁了。
二
鲁迅早在1927年就移居上海了。离开北平后，厦门、广州一连串不愉快的人事经验，使他更为阴郁尖诮。1930年鲁迅协助左翼作家联盟的创立，也是当然的精神领袖。然而这个集团充满政治使命，注定终要拂违鲁迅的心意。1931年鲁迅蛰居上海，继续他的杂文及译事。柔石的死讯曾给他很大打击。柔石被捕的前夜，还到鲁迅家中洽谈事情；被捕时身上搜出鲁迅的住址，一时危及大师的安全。为此鲁迅携妻、子避难40天，间又传出他已遭刑讯及处死的谣言。三月间他写出《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当是有感而发。鲁迅此时50岁了，健康心情都无起色，他对上海素乏好感，这年六月，更发表了有名的《上海文艺之一瞥》，鼓吹革命文学，痛斥上海文坛现象。原以创造社诸人为箭靶的“才子加流氓”等语，即出于此。此文之后更得周作人“上海气”、沈从文“海派”等批评的呼应，上海的形象，似乎每下愈况。
尽管鲁迅把上海艺文界贬得一文不值，他却要在这里走完生命全程。原因无他，1931年的上海纵有千般不是，偌大中国还找不出一个地方，能包容如此庞杂的文艺声音，或支援如此分歧的文艺社团及活动。与共产党在1927年革命失去“联络”的茅盾已经自日本潜回，韬光养晦。他与秦德君的一段恋史已经告吹，转而寄情社会观察，并开始写作《子夜》。上海的证券市场将在此扮演主要角色。4月18日，《时报》开始连载四川青年作家巴金的新作《激流》。这位作家谨厚羞赧，下笔却是澎湃昂扬。巴金在1928年结束了两年的法国游学生涯，返回上海，此时已是值得一提的新秀。在《激流》中，他以自己老家为背景，写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如何在五四之后，败象毕露，终而瓦解。高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各自的奋斗，将要倾倒无数年轻读者。这部《激流》即是后来“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就在小说开始连载的次日，巴金接到故乡噩耗：他的大哥李尧枚已经自杀而死。《家》中谦抑懦弱的大哥觉新正是以李尧枚为蓝本。他的自杀坐实了巴金对旧社会的控诉。《家》是献给像尧枚那样自苦的青年，但解决的办法何其不同。小说最后，年轻的高觉慧离开了家，就像巴金一样，远赴上海。
上海也要成为20年代三段文坛恋史的庇护所。郁达夫、王映霞各以婚约之身，陷入爱河。一番惊世骇俗的曲折后，他们结为连理(1928)。三十年代初，郁达夫暂由灿烂归于平淡。他曾经是五四性解放文学的代言人，曾几何时，更大胆更新潮的后生小辈已迎头赶上。1931年的郁达夫是个平凡住家男人，即使对他曾参与的创造社或左联活动，也要淡出。下一年为了健康缘故，他即迁离上海，却哪里知道，更传奇波折的生命，还在前面等着他呢。
1931年的秋天，女作家庐隐来到上海的工部局女中教书。同行的有她的第二任丈夫李唯建。庐隐是五四之后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海滨故人》等一连串叙述女性情谊的小说，缠绵奔放，兼而有之，十足冲破封建情关之作。但庐隐真实生命中的爱情历练，更有可观。她的首任丈夫郭梦良1925年过世，四年之后她认识了年轻的清大学生李唯建，并开始热恋。寡妇恋爱彼时也许已非新闻；寡妇下嫁小青年，依然要引起哗然的。庐、李二人则以行动证明他们的热情，而上海的“人言”，比起其他地方，毕竟不那么可畏。这年二月，他们还出版了《云鸥情书集》，公开二人的恋史。
但还有什么样的恋史比徐志摩、陆小曼的爱情更浪漫呢?诗坛才子与民国美人的不伦之恋，在当年曾引起多少艳羡、多少斥责。北方的前辈大老不能原谅他们的婚姻(1926)，上海总没问题吧!何况那里的五光十色，更是小曼的最爱。为了妻子，诗人南来北往的奔波着。锦绣华年其实不少舟车之苦。然后1931年11月19日，载着徐志摩由南京飞北平的班机，在山东上空轰然坠毁。诗人殒落，恰似彗星划空而去。上海的一切——更自由的爱恋，更丰富的生命——成为永远的向往，还是诅咒?徐逝后，他所主导的新月派也就由盛而衰了。
三
瞿秋白在1931年自俄重返上海，以后两年里，他是左联文艺政策的实际负责人。瞿是早期中共热门人物；1927年陈独秀被解除共产党书记职位后，瞿接任陈职，未几亦下台。此番再度赴俄取经归来，自然力图有所作为。左联是 1930年3月成立的；虽名联盟，内部路线之争，从未或已。惟“文艺大众化”的推动，却是成立之初即通过的共同决议。鲁迅、冯乃超都热情参与其事。在瞿秋白的主导下，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提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进一步要求“执行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这是中共未来文艺政策的重要起始点。次年，瞿秋白发表《大众文艺的问题》等文，更在理论上多所建言。他对语言革命、汉字拉丁化的意见亦引来不断论战。
左派作家如此大张旗鼓的干着，右派作家又如何因应?1930年左联成立之后的三个月，国民党也主催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网罗的文人包括王平陵、胡秋原等人，并出版了如《文艺月刊》等一系列机关刊物。但比起左翼作家的咄咄逼人，他们到底技逊一筹。何况“民族主义文艺”根本也是意识形态文学，无怪鲁迅在1931年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里，轻易就将其贬斥得一文不值。
就在左、右二军对峙，为“民族”、为“大众”吵得不亦乐乎时，上海三百多万的“民族”、“大众”读者，到底心有何属?这时是鸳鸯蝴蝶派的盛世；《晶报》、《红玫瑰》等报刊销路畅旺，李涵秋、毕倚虹、周瘦鹃等人正应时当令。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接续出版，孙了红的《侠盗鲁平》也绝不示弱。这一“青”一“红”的“青红帮”，锋头之健，到四十年代仍不稍歇。市井的口味，显然与启蒙文人的预期颇有差距。
但1931年最走红的通俗作者，非张恨水莫属。张虽是南人，却在北方起家。一部《春明外史》奠定江山，《金粉世家》乘胜追击，等到1930年《啼笑因缘》推出，张的文名已响遍大江南北。1930年秋天张恨水载誉南归，上海小报杂志索稿之殷，张迷“大众”爱戴之深，难怪鲁迅、茅盾也要吃味儿。 1931年不妨称为张恨水年：《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樊家树间的恩怨情仇，牵动无数男女的心思。小说出版后，电影、话剧、弹词等种种媒介顺势改编，受欢迎的程度持续10年而不坠。
另一型的新派“色情”小说家像张资平、叶灵凤等此时也活跃上海。张资平二十年代即以大胆情欲剖白广受侧目。 1931年他的《苔莉》推出第九版，依旧是话题作品。有夫之妇爱上了有妇之夫，是宿命带是孽缘?爱得入骨后又要如何了断?以《女娲氏之遗孽》让人脸红心跳的叶灵凤这年出版了《灵凤小说集》，精选新旧作品以飨读者。其中的佳作如《鸠绿媚》，写一个贯串古今的殉爱故事，亦真亦幻，不只探勘情欲疆界而已，形式的试验也在透露叶的创作欲望，不同流俗。叶灵凤另有其他艺术才华，与左派的关系也多有纠缠。三十年代的文人多角发展，亦由此可见一斑。当我们专注主流作家表现时，容易忽略上海这块地方还有不少能人掌握市场脉动，与读者互通声息。他们的存在，哪里止于俚俗保守、或诲淫诲盗而已?他们或许更能反映一座城市的悸动与渴望呢。
四
1931年的上海文坛已是如此熙熙攘攘，但若无新感觉派作家点缀其中，仍必然失色不少。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张若谷，乃至前已提及的叶灵凤诸人，以他们艳异犀利的笔触，流荡跳跃的观点，拼凑都市即景、洋场百态，无不炫人耳目。前述作家不论左右老少，派系尽管有别，所依违的叙事典范其实大抵相同——他们是各形各色写实风格的实践者。新感觉派作家以蒙太奇映象，带入文字；又以曲折诡妙的文字，更新“感觉”。最重要的是，他们笔下的都会经验，五花八门，是不折不扣的上海倒影。他们是城市消费游戏的文化代言人。而中国新文学的现代主义，亦由此而起。
早在1928年，新感觉派作家即有《无轨列车》作为代言刊物。顾名思义，速度的追求，机械都会文明的耽溺、逾越尺度的欲望、空虚惫懒的姿态，尽囊括在“无轨列车”四字之中。而他们的水沫书店，是否也暗含了浮光掠影的泡沫自觉(或自嘲)呢?佛洛依德、显尼志勒、保罗•穆杭、横光利一、堀口大学、片冈铁兵，新感觉派是与日欧风潮同步流行的。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张若谷的《都会交响曲》更道破他们强烈的都市心态。这真是唯有上海才能成其大的文学了。
1931年新感觉派的大将施蛰存连续发表《孔雀胆》、《石秀》、《在巴黎大戏院》、《魔道》等作，前两者是故事新编，充满佛洛依德性暗示。《在巴黎大戏院》侧写一对男女在戏院的调情经过。神经质的男主角对情人患得患失：他不敢亲近女伴，却把她手帕中的痰也吸吮干净。而一腔欲火的女主角终亦一无所获。小说真是颓废之至，也虚耗之至。原来摩登男女的楚楚衣冠下，藏着这许多的(性)幻想与挫折。至于《魔道》不啻重写城市聊斋故事。 1931年由上海开出的(无轨?)列车上，没有艳遇，只有怪谈。被城市消耗得心神不宁的年轻乘客，只能在“魔道”上编织自己的妄想与罪恶感。
刘呐鸥与穆时英都擅以拼贴手法，累积意象，烘托出城市氛围。刘的《两个时间不感症者》一语道破他们的关怀所在。历史暂停，意义涣散，生存的意义是玩玩——“白相”，“白相”罢了。穆时英最有名的《上海的狐步舞》要到1932年写出，但内容正是1931的上海即景。狐步舞轻快狡猾，炫人欲醉。资本家姨太太黑白道、交际花投机客小市民全在这狐步中，舞著自己的韵律。歌舞升平的人生哪，又有多少凶险杀机呼之欲出；上海可真是取之不尽的好题材。而穆时英早就料到作家的花招了：“1931年是他的年代了……中国的悲剧到了这里边一定有小说资料。《东方小说》、《北斗》每月一篇，单行本、日译本、俄译本各国一本都出版，诺贝尔奖金又伟大又发财……。”管你是无产阶级鸳鸯蝴蝶，还是肉欲哀感民族主义，无尽的文字，无尽的叹想，饶不过是几支狐步过场，饶不过是上海的西洋景，饶不过是来去无踪的1931。
1931年因此是无足为奇的一年。种种文坛的啼笑因缘此起彼落，但就算有血有泪，作为舞台的上海，什么阵仗没有见过?来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上海出版业龙头商务印书馆炸毁，《小说月报》停刊，《现代》创刊，“京派”与“海派”、“第三种人”的论争，蓄势待发……。三十年代文学的连台好戏，正要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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