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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马雁——我在中文系的日子
中文系在我的记忆里最早是和中学语文老师相关的。高中的语文老师杜学钊是50年代的中文系毕业，因为家庭环境原因没有得到更好的工作，在中学当语文老师。杜老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风度翩翩，即使是在校园里散步也围着五四式样的长围巾，上课不爱讲泥石流之类的科普文章，偏偏满黑板地写着荀子，讲天道有常。因为崇敬杜老师，考大学的时候执意不同意父母的意见，报考了中文系。其中也得到杜老师的支持，向系里做了推荐，至于这种推荐到底有多大的效力，现在是不得而知的。
进了中文系第一课，班主任是张渭毅，当头一棒是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此外还有北大不是培养职业革命家的说法。现在看来是在保护学生不要做无谓的梦，当时却是觉得纳闷，因为作家或革命家都不是十多岁的孩子所憧憬的职业，大家大约只是糊涂着进了北大，进了中文系，并没有为未来做更详尽的打算，所以这当头一棒其实作用相反，倒勾起了作家、革命家之思了。
分专业是比较有趣的事情，和别的地方不同吧，北大中文系选专业是学生自己选。其实文学、语言学和古典文献学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决不是一堂课就能讲明的，多少老先生做了一辈子学问也没有搞清楚这中间的玄妙，要让些孩子自己选，其实是很为难的事情。但似乎中文系不怕这为难，又或者中间有这样一种逻辑：人生无常，有多少事情是能够自己做主的呢？自己做主又能在多大意义上真的能左右自己的人生呢？所以所谓的选专业也就变成了一个过场，和我们人生中其他的过场一样，只是一个形式主义的仪式。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绞尽脑汁地思考来思考去，终于选择了一个自己的专业。我们这一级，全班有80多人，选文学的有一半，剩下20来人选了语言学，10来人选了古典文献学。我选的是古典文献学，理由其实是虚荣，因为觉得越是难学的专业越有意思，其实后来后悔过，但没有做出任何举动，只是继续在这专业里耗着。这也和人生一样，不如意不顺心的环节多了去，但究竟我们还是这样活着，活得好的人大有人在，活得更差的就数都数不清了，不能计较太多，人生是难得糊涂的。
大一的那年是在昌平念的。对于北大非文科且非93以后若干届的学生来说，昌平只是意味着无法想象，但对于我们来说昌平却是最初的记忆。中文系有一本系刊，还是昌平园有一本园刊，名字叫做《世纪风》，大约是园刊，因为任编辑的并非只中文系一系的学生。我们班的缪川任的大约是主编的职位，他是有名的小诗人，写我们不大能看懂的现代诗，意象十分叵测，叫人好生敬畏。昌平园里还有广播站，我那时在广播站混，经常做节目，有一期做了王小波解读，被经济学院的有见识的男同学鄙夷过，但鄙夷过后也没有下文，大概是因为王小波这样的作家无论怎么解读都是可以的，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意蕴。《世纪风》是最早发表小说和诗歌的地方，在那上边发表作品的不光是中文系的同学，但以中文系同学居多。我念中学的时候写诗，大致是和于坚他们一路的那种口语诗歌，也在《世纪风》上化名发表，不用本名是因为觉得这样的诗歌和缪川同学他们的不能比，也发表小说，小说一般都是模仿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写法，因为当时她正流行，且那样的新小说结构对于新手来说似乎是容易模仿的，其实需要很考究的功力，但那时候不懂，只是天马行空的乱写，且在园刊上居然也有了读者，很是得意。
认真想到写诗是在第一次参加未名湖诗会。那是1998年的3月，我们坐着校车到燕园，当时臧棣老师在教我们当代文学。他是一个著名的优秀诗人，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记得我上他课没多久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把自己的诗作抄了几首给他看，并且提问我写的到底算不算诗。没曾想臧老师很快给我回信说，维特根斯坦曾经请罗素看他的哲学手稿，问到底自己有没有做哲学的前途，否则就要去当一个飞机设计师，罗素回信说你千万别去当飞机设计师，现在我也回答你，千万别放弃写诗。但这封信在即使很稚嫩的我看来，也是客气话居多，不能当真的。到了未名湖诗会，见到好多诗人，尤其是擅长朗诵的剧社成员用表演性的腔调朗诵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我们才真的被诗歌震慑住了。朗诵者完全是用一种舞台的气魄在进行，催人泪下是绝对不过分的描述。我记得坐着校车回到昌平以后，几乎整夜我们宿舍里同学都没有合眼，开着应急灯，朗诵海子的诗，想要获得朗诵会上催人泪下的效果而不可得。简直如同一场醒不过来的急梦，把人急得啊没办法，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朗诵出那种澎湃来呢？大概就是从那晚起，忽然掀起了一阵写诗的热潮，不光中文系，其他系的同学也开始写诗，大家忽然都皱紧眉头思考海子骆一禾们思考的问题，更厉害的则去思考爱伦•坡思考的问题。那时写得最好的同学还是中文系的缪川，然后有社会学系的郭婷婷，写的是意象派那一路的诗。
中文系还有一个好传统是演戏。昌平园里我们成立了剧社，担纲的还是中文系的同学。王靓自己创作了一个剧本，讲几个同学去山里露营突然遇到塌方，一时间冲突四起，同学之间矛盾激化起来。也有用丁西林的《这不过是春天》演了出折子戏的，我参加演出的是一出当代的剧本叫做《亲爱的，你是个谜》，有些荒诞派的意思在里面，主要还是搞笑。公演那天，全园子的同学都来看，声势十分浩大，我们的道具相当简陋，甚至连舞台都没有，是用桌子拼凑出来的，但仍然获得满堂彩。
昌平园里还有印象深刻的是讲座。因为学生离得太远，系里经常有老师过来做讲座，印象最深的是李零先生来讲治学道路，空荡荡的大教室里坐着些不知所谓的孩子，先生讲他半生治学，也不谈寂寞，也不谈辛苦，只是顺着逻辑和理路把自己的经历老实交代出来，现在想起来，先生当时可能会觉得有些无奈，一群孩子能听懂什么呢？可是就是这样的讲座给学生心里却埋下了伏笔，不论如何总有一天会懂得这中间的玄妙。
到了夏天，我们终于回到了燕园。在回燕园之前是军训，军训对于中文系本没什么好说，但这一年我们厉害的有两样，一是打扑克牌，一是喝酒。打扑克牌我们是赢了教官，所以从来不用做清洁，都是教官帮忙做，这在军营里是独一份的。喝酒厉害主要还是中文系女生，喝得营长满地乱爬，要找中文系女生拼酒。在军营里的生活其实是苦闷的，还好我们没有象92、93级的学长那样军训一年，但仅仅是一个月也是苦闷的，记得当时午休一次我做了个动作是拿手枪朝太阳穴开了一枪，被同学说是这就是军训的感觉，由此可见一斑。
大二印象最深的是上倪其心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论。倪其心先生是林庚三大弟子，才气之高由此可见，但他除了早年研究宋诗，后来著述并不多，似乎就一本《校勘学大纲》，前面序言是费振纲先生所写，可知还是文革过后恢复教学的成果。倪先生身材中等，微胖，头大如斗，身体不太好，似乎是癌症手术过后仍坚持教学。我们那时候上课很不专心，经常迟到，10个人的课堂都常常来不整齐，倪先生有一天生气说：“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我住燕北园每天7点就坐公共汽车出来，不会迟到！”我们好奇地问，为什么不骑自行车。倪先生很有道理地说：“我不会！”又有一次又是很多人迟到，倪先生来气直接把门栓上，不许后来者进教室，这就是他生气的极限。
大二我也修了古代文学，那是大课，大家都去，但我不怎么喜欢上课，只记得交过一份课程论文写宋代话本里的女性形象，40分满分得了39分，很是得意，是不上课的学生又能得高分的好例子。老师对学生总是宽容的，我还修了温儒敏先生的现代文学，考试那天因病要延考，温先生改了题目给我，也仍然考了一个97分，是我大学里除了体育之外拿的最高分了。
到了大三，专业课增加了很多，我仍然不认真学习，每天只惦记着写诗和小说。那一年我们和98级的同学一起撺掇着把未名湖诗会搞成一个诗歌节。似乎排演了一出诗剧，是海子的剧本《太阳•弑》改编的，大家没有戏服，就去扯了很多布料，像希腊人一样围在身上，法律系的撒贝宁师兄现在是中央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那时候还和我们一起演出玩，记得他当时赤裸着上身，围着布料上台，不料忘记摘手表，所扮演的人物好象是一个国王，国王戴手表当然是不行的，已经被台下大笑，更甚的是他动作幅度大，几蹦达把布料给挣脱了，露出了牛仔裤，还是LEE牌的，这下台下彻底炸开了锅。排戏最好玩的还有，两个人分别演青草和吉卜赛，结果忘了词，青草冲上前大叫“我是吉卜赛！”这下演吉卜赛的那个没办法，只好也冲上前去大喊“我也是吉卜赛！”又有管理学院的黄建军演祭司，站在台侧念白“太阳神神庙是建造在朝东的大石上……”忽然换着综艺节目介绍的腔调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猜对了吗？”演出的事情往往是一个晚上的辉煌，但排戏却是好几个星期的精彩，不深入到其中无法体会。
诗歌节以前从来没搞过，我们搞未名湖诗歌节之前，似乎大陆也没有诗歌节一说，因此怎么搞都是大家由着性子来。先是要搞些演出，把摇滚乐队拉拢进来，那时候95级的王敖有一个乐队，自然是拉拢了来。又要搞些讲座，大请各路诗界神仙，同时又搞网络在线的诗歌活动，拉到一小笔赞助。最后耗资巨大，至今也想不起来是怎么搞到的钱，总之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给弄出来的。但现在竟然变成了北大的一个传统，也算是给后来的中文系遗祸万年，弄得大家都被这个诗歌节缠身，无法解脱。
诗歌节最好玩的还是朗诵会，而且是第一场未名湖朗诵会。以前的传统是每次必朗诵海子，有表演性质，其实主要还是纪念，而且海子在学生中有号召力，凡上大学者必然知道他。保留目录有《祖国（或以梦为马）》《春天，十个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作，每次朗诵必然引起轰动，其次是在京的著名诗人也会带着诗作参加，最后是在校学生朗诵自己的作品。98级的曹疏影的诗写得好，这在当时是一个共识，现在她在香港也是非常有名的诗人、活动家。
大四的时候参加了北大在线新青年网站的活动。之前是有研究生的师兄办过一个燕园书网，也给他们写过一点书评，但都是小打小闹。到胡旭东师兄主持新青年网站的时候，他招呼我去，诱饵只有两个：办公室有空调，还有冰冷冰冷的矿泉水。新青年网站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在2000年的时候是大陆最重要最知名的文化网站之一，充分表现了北大的人文和艺术底蕴，计有文学、电影、音乐、学术等频道，文学频道自然是中文系把持的地盘。我们开设了诗歌、小说、戏剧等子频道，还和《书城》《视界》等杂志合作，上传了大量精彩的内容，最有名的还是我们的文学论坛“文学自由坛”，吸引了上至著名诗人、作家下至中学生的各类人等的参与，一时间几乎成为国内创作最活跃的严肃文学阵地，每天更新各种作品数十篇。影响很大。
至于我个人，后来勉强地毕业，拿到毕业证的时候教务老师还抱怨“你还差不少学分呢！”，也终究还是混到了一个证书，继续在新青年网站工作了些时候，仍旧和校内系内勾扯不断，成了一个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中文系仍旧阴魂不散的家伙。是为记我在中文系的日子。
这篇文章是大概是马雁应臧棣之约，为2010年10月出版的中文系百年系庆丛书之《我们的青春》专门撰写的回忆文。作为系友，我参加了系庆，却没看见这本书。这些天，几个朋友在整理马雁遗物时候，从她的电脑里找出了这篇大致写于2010年6月的文章发了过来。几个月之隔，竟是在看逝者的文字。伤痛、唏嘘之余，读着这篇从容、可爱的文章，忽又觉得温暖。我无法想象这几年里她独自一人的时候是如何在抑郁症中煎熬的，但我想象得到，仅半年前，在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她心底里一定安坐着一个1997-2001年间的小马雁，露着小虎牙朝我们这些见证过她学生生涯的人偷偷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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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6 14: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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