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最近家里面的事情够多,回帖子总要挤时间,晚了,望木兰老师别介意。
其实,我想说的意思,白水兄说得挺明白了。这里再啰嗦两句。
我并非质疑“多余人”这一概念的意思,而是怀疑“多余人”这一概念的意义,更准确地说是怀疑这一概念的意义究竟有多大?是否大到足以成为一个民族文学的品格特征,以至于这一概念竟如此流行,在黄金时代走过之后,又被白银时代的某些作家(冈察洛夫)继承,以至于到了中国(这一不同民族)仍然有用武之地?
顺理成章的一个问题是,其他民族缺乏“多余人”这样的概念,究竟是因为这些民族的文学形象(其背后的生活原型)都对社会有用,还是俄中两民族基于“对社会有无作用”这样的考虑来定义一个文学形象的类,成为了一种过于宽泛的归纳?
如果说罗亭、毕巧林等人对社会没有用,斯宾诺莎、维特根斯坦、卡夫卡这类人似乎更没用,如果说这几个人不是文学形象,那高更也算是文学生活的双重形象(月亮与六便士),高更对社会又有什么用?看起来除非我们给“有用”这个词一个限定,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一部分对社会没用的人顶着“多余人”的称号,而另一部分人却可以豁免?
而如果我们给这个“有用”一个限定,那我们似乎只能从“是否产生实际作用”这一路径走下去,而什么是实际作用呢?马克思讲的很清楚:“过去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而最重要的却是改变世界”,这似乎也和俄中两国的共同历史正相呼应。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运动,这些改变世界的运动毕竟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也不是文学的全部,甚至都不是俄中文学的全部,他们可以为文学提供新的题材、新的形象,但如果说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人物形象就冠之以“多余”的字眼,这似乎就有些功利,乃至有点宗教思维的意思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多余人”这个概念要么太宽泛以至于没有多大用处,要么就只能算是从一个阶级的视角划定的限于时间地点特定意识形态的一种划分法,这样,这个概念似乎又太窄,同样没什么用处。(呵呵,我也在谈用处,同样很功利:))
话说回来,我觉得多余人这个概念可能本身需要改变改变,如果从人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人在人群中的生活状态来考虑,图景反而开阔,不那么功利,也不那么意识形态化,想想看,如果说毕巧林、罗亭如果算多余人,那拉斯科利尼科夫、梅什金为什么不算?他们之间难道没有共同点么?我看不但有,而且很多,最关键的,不是他们对社会有没有用,而是他们那种生存状态。
小即兄提到郁达夫,郁达夫经常用“零余者”这个词,他也这么称呼自己。我也正想说到这个概念,我一直以为“零余者”和“多余人”看似相同,其实不然。零余者,是一个漂泊者的个人感受,是对生存状态的感悟,甚或有些遗世独立的味道,更接近我所说的改变后的多余人的概念;而多余人,上面说过,是按照一种显得功利的标准进行的一种归纳,本来只是找不到与社会合拍的感觉,没想被人说做多余,有点令人徒唤奈何。屠格涅夫后来给罗亭一个英雄式的结尾,让他手持旗帜战死在法国革命的街垒边,不知道是不是对“多余人”这个概念的一种回应。
以上都是些个人意见,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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