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近代中国的道路选择问题

白水

 

       杨奎松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各位朋友一起聊聊历史。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研究中共历史，对中共历史、国共关系史、中共与苏联关系史都相对比较熟悉一些。原本我是应该讲这个方面的问题的，但是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他们希望我来讲讲辛亥革命，这等于将我比较熟悉的东西放在一边，来讲我不熟悉的东西，对我自然有点难度。讲得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批评。

　　因为是命题作文，今天在座的又有很多老先生，可能不少听众对辛亥革命非常了解，我的知识未必比大家的多，所以，对辛亥革命的具体历史经过及其原因等等，我就不在这里讲了。我只想在这里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近代中国为何每每容易选择革命？这是因为有那么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这100年来流血流得太多了，辛亥革命开了一个坏头。我不同意这样看问题，我甚至不认为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一系列的革命，比如什么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或者叫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当然，要讲我的看法，还是会讲一下中国最早的这场革命。但我要先讲一点题外话。

　　前两天我在香港看了美国的一部电影，译成中文叫《同谋者》。这部电影讲的是林肯1865年被刺杀的一段历史，不是讲林肯怎么样，而是讲在南北战争中，作为正义和胜利一方的美国总统林肯被刺杀之后，对于当时参与刺杀的那些同谋者的一次审判。关于那次审判，后来的结果当然是参与刺杀的人大部分被处以绞刑。但其中一个人非常特殊，她是居住在华盛顿的一个小旅馆的老板，她的儿子参与了刺杀者的秘密活动，并且以她的小旅馆作为密谋场所，作为旅馆老板的她自然就被当做是同谋犯，因为她岁数最大，甚至被认为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被列为主犯。当时在林肯时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议员，是律师，是南方人，但是站在林肯一边，和林肯的关系非常好。他认为把这位女士列为主犯有问题，这个妈妈应该没有直接参与组织这一行动。因为他是南方人，又是参议员，不便出面为这个叫玛丽·苏拉特的女士做辩护，他便找了一个刚考取了律师证，参加南北战争回来的年仅27岁的年轻军官，来为她辩护。

　　当时最重要的一个背景，是南北战争的正义性，和林肯在北方所具有的英雄一样的崇高威望。况且，林肯被刺时战争已经快结束了，南方已经基本败了，一年后南方就接受了北方的条件，双方握手言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林肯被刺杀，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和北方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南方人干的。在旅馆中参与刺杀的几位年轻人，多数也确是南方人，玛丽也是南方人。因此，要定罪很容易，很少人会有异议，更不要说为这样的人去谋求公平、公正了。案件破获后，北方政府以及北方的政治家们都急于要赶快处决这些犯人。因为还在战争时期，因此政府的战争部长主持了整个审判工作，并且交由军事法庭来进行审判，审判委员会的成员9人都是军官。只是因为这个参议员的坚持，这一审判才经过一个法律程序，犯人才有了辩护律师。但即使是那位年轻的律师，因为他本来就是北方人，又刚从血腥的南北战争中下来，他自己的感情一时也转不过来，很难像那位参议员那样冷静地思考问题。因此，他答应为玛丽辩护，内心里却认定这个女人一定是同谋。

 

　　这位年轻律师是天主教徒，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要本着良心去做事。而他所接受的专业教育和律师的职责，也要求他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取证和辩护。因为他有这样的良心和职业的操守，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他才意识到玛丽不应该被视为这一案件的主犯，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直接参与她儿子及其朋友们策划的行动。他的怀疑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他自身情感的困扰，尤其受到他未婚妻及其朋友、亲人的排斥。但他还是克服了这些情感的牵制，依据他所认定的事实为这位母亲做了无罪辩护。整个审判也因此波澜起伏，虽然他用比较有力的证据驳倒了政府找来的做假证的证人，也一度争取到了不处死玛丽的判决。但是，因为社会各界的压力，战争部长做了很多幕后工作，最后说服了继任的总统，还是将玛丽绞死了。玛丽·苏拉特是美国历史上被处决的第一个女犯人，整个过程又是这样一种经历，因此，最后这位年轻律师所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他不仅无法继续在法律界工作，就连女朋友也吹了。但是，仅仅一年之后，即1866年，南北战争就结束了，双方达成了和解，南方人参加了新的统一政府。紧接着，美国整个法律条文做了新的修改，南方人也参加到法官队伍中来，不仅军事法庭不复存在了，就连陪审团也都特别注意由南北方人共同来组成了。总之，由于形势的改变，战争结束后玛丽的儿子虽然被抓获了，但因为不是受军事法庭审判，宪法明文规定民刑审判必须由陪审团裁决，而陪审团中这时一半是南方人、一半是北方人，感情倾向的因素左右不了法庭的裁决，玛丽的儿子最终被无罪释放。可知，如果她儿子早一年被抓获，一定会和他母亲的命运一样。同样，如果玛丽晚一年被抓获，她也不会被处以绞刑。

　　对于这部影片，香港一家报纸刊登了一个很短的评论，题目是"法律比国家更重要"。我上来给大家讲这部片子的故事梗概，也是想要从这个角度来谈我们今天的话题。美国1776年通过了独立宣言，1787年通过了宪法，1789年通过了权利法案，有关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包括未经陪审团不可定罪等等权利，在1865年半个世纪前都已经制订出来了。但是，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极端重视法律的国家，有了法律，怎么去执行，仍然是非常大的问题。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国家的需要左右着所有人的生活和观念的时候，涉及到个人权利，包括生命权，法律一样会变得虚弱无力。只有当国家的战争结束以后，一切才又能够重新走上常轨。战争到来的时候，国家的意志会很容易地取代法律，凌驾到人民权利的头上。

　　这个故事清楚地说明，历史的发展远比我们希望的要复杂得多。即使美国到今天已发展成为世界上自由和人权的旗帜举得最高的国家，它相信自己对人权的保护、人权的理念是今天世界上做得最好的，甚至认为自己有权利用同样的尺度来要求其他国家，并不惜将其意识形态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政治、经济、军事的方式制裁侵害人权、钳制自由的集权国家。但是，它显然也不是一步达到今天这样的道德水准、思想水准和法律水准的。《同谋者》这个片子反映了150年前美国的情况，最近上映的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的《帮助》一片，则反映了直到1960年代初美国黑人仍旧遭受种族隔离制度的迫害，这也让我们很清楚地了解为什么美国国会要到1964年才通过公民法案，1965年才首次承认了美国黑人的选举权，种族平等直到1970年才逐步得以实现。
 

　　同样的情况，美国人对人权的重视，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也一样经历了很长的一个历史认识过程。不要说别的，光是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仅从美国拍摄的大量纪录片和故事片中，我们就不难了解到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人对平民生命财产的轻视。美国军队在越南对平民的杀害，至今仍会让许多美国人感到羞愧。早在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就通过了人权宣言，美国及欧洲许多国家在此之后不断地出台法律和修正宪法，补充各种保障人权的规定。然而一到战争爆发，我们还是会发现，许多宣称已经走在世界最前列的人权纪录最好的国家，仍旧会大量伤害别的国家的平民，包括虐待敌对国家的人员。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由于精确制导武器的研发使用和人权问题逐渐意识形态化，情况才逐渐变得好了一些。

　　其实，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问题，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还是现代，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历史的这类进步永远都只能是渐进的。无论你是想通过别的国家的榜样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社会，还是想自创一条特殊的道路来改变以前的状况，即使像美国这种今天看起来似乎最有资本拿自由和人权当意识形态的国家，人们的认识、观念及其行为处事的进步，也都只能是一个充满了曲折的长过程，不可能有，也从不曾有过什么一蹴而就的捷径可走。

　　我是相信进化说的，生物的演变是进化的，人类的演变也是进化的，那么，人的认识的进步、人类社会的进步，也都只能是进化来的。进化是什么意思？进化就像是我们在娘胎里形成胚胎到长成婴儿哇哇坠地，从呀呀学语对外界浑然无知，到"而立"、到"不惑"，再到"知天命"，每一个他人成长的时间过程我们都要经历，哪一个环节都无法一步跳过一样，只能是在渐进中完成。有没有天才，比一般人少经历个别阶段，12岁就上大学，18岁就拿到博士学位？不能说没有，但只能是极特殊的个例，没有普遍意义，也未必就有理想的结果。第一，他还是必须要通过渐进的过程积累到足够量的知识和能力，不能完全脱离孩童成长的时段和学习的过程，因而他也只可能比一般人在某个学习阶段或学习方面走得快一点而已；第二，这样的天才儿童因为缺少了一般人应有的经历，成年后至多也只是在个别方面可能具有较好的技能，在实际生活中还未必就比其他人出色。

　　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会很容易地注意到，处于不同进化程度或发展阶段的人，其实谁也没有资格指责谁。人总是要走向成熟的，较成熟的批评不成熟的，是忘了自己也曾不成熟过；不成熟的拒绝较成熟者的意见，多半也正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我也很赞同马克思关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相信，人类社会的进步只能循序而进，不能躐等，更不能拔苗助长。读马克思的书我们会知道，马克思固然是激烈的革命论者，却并不是一个泛革命主义者。他相信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催化剂之一，因此他深信进化的量变发展到质变，多半都会经历一个革命的过程。但马克思主张的革命，根本上是加在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却还在痛苦挣扎反抗的那头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不是建议人们在骆驼还身强力壮、生气勃勃的时候活生生地去把它杀死。而且，马克思还是进化的阶段论者，他相信人类社会发展有一个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进而从农耕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过程。由于这些不同发展阶段通常是由不同的生产条件、劳动工具及其生产方式决定的，人们也不能因为看到前面的人已经走出了沙漠，骑上了奔跑更快的高头大马，于是就把善于在沙漠中行走的骆驼杀掉，提前换马来骑。
 

　　当然，生活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的众多理想家，没有几个真正看清了这种社会进化的过程。即使是马克思，他实际上也没有把他的唯物史观坚持到底。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毕竟太过残酷，因此，马克思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理想家们一样，都过早地设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时间表。还在1848年，他就已经宣告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再不能容纳新的生产力发展，因而主张可以用革命来加速其灭亡了。实际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不过几十年时间，人类才刚刚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到蒸汽机时代，第二次革命，即电气化时代还没有到来，更不要说间隔时间更远的第三次革命的时代了。马克思看到了蒸汽机带来的生产力飞跃发展，但他在世的时候，电灯、电话、无线电、汽油机、柴油机、发电机及汽柴油动力汽车、轮船、飞机等等现代工业最具代表性的产物，不是没有发明出来，就是还没有形成生产力。换言之，《共产党宣言》发表时，人类新的生产力还局限在蒸汽机的水平上，世界虽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和马克思去世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相比，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还只是它的婴儿期，还处在一种十分落后的水平上，还远没有到寿终正寝的时候。

　　我们这里讲技术，即科学生产力对社会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并不仅仅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是人类世界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才可能产生出来的，它也必定会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左右与局限问题，同时也是想要强调一点，即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国人对现代问题的了解，包括他们用来解决问题的思想认识，也注定了要受到这些技术条件的影响和牵制。

　　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就举过一个很容易做对比的例子，那就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两个运动的情况很相似，前一个运动面对的国家危难甚至比后一个运动面临的国家危难还要严重得多。因为前一个运动针对的是头一年的甲午海战，中国因为战败，被迫和日本谈判，要签"马关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废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独立不说，还被迫割让台澎地区和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白银，开放苏州、杭州、重庆等城市为商埠，并允许日本人到中国通商口岸经商设厂。后一个运动针对的是巴黎和约，对中国的伤害只是一个胶东半岛问题，胶东半岛原来租借给了德国，日本乘着世界大战对德宣战把胶东半岛的德国人赶走，在巴黎和会上迫使协约国同意将胶东半岛转租给日本。这个伤害更多的其实是中国人的自尊心问题，因为胶东半岛原本就不在中国手里，只是中国也加入到协约国一方，照理也是战胜国之一，凭什么协约国要把主权属于中国的胶东半岛交给日本人呢？我们可以知道的这两场抗议活动的后果却恰好相反。前一个运动几乎没有在全国发生广泛的反响，政府也完全没有理会少数官员士绅的申诉要求，条约照签无误，最终还引来了一股割地狂潮，使中国一度沦入危险境地。而后一场运动却引发了全国各阶层的强烈反响，形成了极大的声势，最终迫使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两年后，在美国政府的主持下，再开华盛顿会议，终于迫使日本让步，不得不把胶东半岛还给了中国。
 
　　为什么两个严重程度相差如此之大的条约，其抗议的效果会相差如此之大，严重的那个得不到政府的重视，不严重的那个政府不仅重视，而且还成功解决了问题呢？这里面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尤其是1895年的清政府地位、权力都大得多，也专制得多，1919年那时候的北京政府却是一个要看各方脸色行事的弱势政府，当然清政府会强势得多并不容易听进意见了。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儿，而在于民众的反应及其参与的程度两者差得太大了。如果1919年巴黎和会时，也只是一些上层精英或地方官员上书，北京政府会不会拒签其实也很难说。因此，我们这里需要看一看民众的反应和参与为什么会那么不同。

　　我们知道，所谓"公车上书"，指的是当年恰逢京城会考，数千在各省取得了举人资格的人恰好齐集京城，知道了马关谈判，中国可能割让台澎、辽东并巨额赔款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举人们忿然集会，拟议联名上书朝廷要求拒签，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举动。但是我们发现，康有为、梁启超宣称影响巨大的这个所谓"公车上书"，4000多来京会考的举子里面只有将近1/4的人有兴趣，参加了讨论的集会，而真正签字的却只有1/10。换句话来说，大多数举人更多考虑的还是自己的功名，生怕为了这样的一个该由朝廷决定的条约，让自己一二十年的寒窗之苦付诸东流。结果，就连鼓吹者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最终也没有把签了名的上书送到朝廷中去。今天我们知道的真正上到朝廷去的上书，其实只是一些地方官员和附议赞同的地方士绅。一般的民众，几乎连反应也没有。

　　为什么那样严重的一场民族危机，从上到下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反应呢？为什么到1919年巴黎和会时，全国会有那样多的城市民众自发上街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政府拒签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了。从1895年到1919年，在这二十多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开始向一个现代社会转变了。

　　1895年为什么没有群众自发的抗议活动？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1911年中国才第一次架设起了可以直接联通北京和南京的远距离无线电通讯电台。1919年五四运动前，中国刚刚开始可以通过真空管式无线电接收机直接接收欧美各国的广播新闻。我们知道，晚清时中国就有了报纸杂志，但在交通、通讯工具还不能解决远距离信息传输的及时性问题的情况下，各地政府高官和士绅即使能够了解到马关谈判的消息，也往往会滞后而失去其时效性。"五四"时期的情况大不相同，梁启超等人甚至可以跟着中国外交代表团前往巴黎，在得到巴黎和约内容后，更能够及时把消息通过电报传送到上海，上海报纸和学界马上就能够将这样的信息发布出来或传送到全国各个城市，北京、天津的青年学生马上就会上街。京津学生抗议并受到军警镇压的消息又会立即传遍全国，然后上海、杭州、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学生、市民也纷纷表示出强烈反响，甚至形成罢课、罢市和罢工的浪潮。由此不难看出，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条件有多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五四运动会形成全国城市民众的抗议浪潮，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1895年所以形不成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城市化。我们前面讲过，晚清的中国还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的精英阶层大多数还生活、居住在农村，中国城市化的程度还很低。为什么城市化程度低？首先当然是工业化程度低，其次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度造成的。科举制度是中国读书人谋取功名和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而科举是靠熟读四书五经和考八股文，这些本领的基础主要靠的是农村中的私塾教育。因此，晚清以前中国社会文化精英相当多数除了当官以外，大多都住在家乡农村。即使做了官，多数人的亲友也还住在农村。他们不做官后往往也退回到农村中来。这些不仅妨碍着城市化的发展，尤其妨碍了学校的生长。没有系统的学校教育，自然也就没有学生群体。没有学生群体，何来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而所有这一切的打破，新时代的到来，全都是因为二十世纪初开始的清末新政改革。由于慈禧晚年开始推行新政，1905年科举被停止，新式学校逐渐推广和发展起来。因为科举考试实际上被废止了，教育中心转移到城镇里去了，影响到大批过去在农村生活的士绅也渐渐转移到城镇中来了，过去靠上私塾练八股文以便考取功名的农村青年，也大批进城读小学、读中学，甚或留学，然后转到城里谋取生存出路来了，这样一来，城市也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以上海为例，它是中国最早的开放口岸，又有大量租界，有很多外国侨民，又有大批的工厂和工人，但1895年不过24万人，清末新政后，到1911年就达到80万人了，增长了两倍多。到"五四"时更发展到了175万人，又增长了一倍多。

　　当然，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要马上形成新学校新学生并不是那样容易的。因为光是新式学堂的老师就很难找，实际上中国新式学堂的发展成长一样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主要的师资力量很大程度上是靠辛亥前后大批留学生回国才逐渐解决了的。包括辛亥革命，那个时候为什么很难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那时还没有产生出相当数量的新知识精英和学生群体。所有参与辛亥革命最主要的政治领导人，特别是主导各省的领导人，基本都还是清末咨议局里的旧士绅，大都是有功名的旧派人物，留学回来的新派人物或革命党都很少。这样的革命群体怎么可能是所谓共和民主的真心拥护者呢，他们多半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因此，批评孙中山不该交权，不该妥协，说辛亥革命是中国最早的一次"民主革命"，因资产阶级软弱没成功，未必说得通。因为孙中山根本就掌不了实权，各省主导力量能够承认的，只是反满，所谓民主共和，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搞得懂。
 

 

白水

　　由此可以了解的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那个新文化的五四运动，所以会发生在1915年以后，实在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到辛亥革命以后几年，中国受到西方新式思想影响的学生群体，才可能随着中学、专科和大学的日渐增多，而在全国范围内达到相当规模，从而可以支撑起陈独秀他们创办那种行文半文半白、思想新锐西化的《青年杂志》，形成广大的读者群，进而掀起一场以文化革命为话题的思想启蒙运动，最终推动形成了1919年前后的大规模的五四运动。到了1919年，光是北京，当时中国的首都，正在接受中高等教育的在校学生就达到了2万人，1920年更进一步达到2.5万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大量的学生群体存在，他们又都受到西方知识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们的老师以及当时大批报纸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记者及编译等，也多是留学回来的，我们才可以看到"五四"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

　　当然，五四运动能够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风潮，还和普通民众的参与有极大的关系。说起来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今天的人多半会把这种情况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联系起来。这样说也不错。但问题是，普通民众如何能够了解到国家和他们有关系，如何受到民族主义的思想启蒙呢？有人会举出晚清中国就有了许多报纸，却不知道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文言和白话的问题。很显然，即使是像《青年杂志》，很长时间里也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在讲述，而这样的宣传，即使是民族主义的宣传，普通民众也不可能看懂。事实上，许多城市民众开始了解到国家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是二十世纪初以来一些有心的报人所做的白话普及工作。我们今天经常把白话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把它视为新文学革命的一部分，其实不然。最早的白话文运动从1900年初就开始了。中国最早的一份白话报是一位叫彭仲翼的报人办的，叫《京话日报》。刚开始办报的时候，他就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要用白话文传播新闻和道理，一是要让普通人了解国家和身边在发生着哪些事情。当时北京只有几十万人，白话报只能给平头百姓看，而老百姓也没多少人有钱买报纸看，更不要说大多数人也不识字。因此，当时办这种报很大程度不是用来卖钱的，而是用来启蒙的。他当时在北京的一些人流较密集的大街办了一些读报亭，每天把报纸贴出来，花钱请识字的人站在那里像广播一样念报，一遍又一遍地念，旁边总有一些老百姓喜欢站在旁边听，听多了就懂得很多社会和国家的事情了。慢慢的除了北京，天津、太原等其他城市也开始有了该报的传播。
　　彭仲翼当年是通过怎样一种形式来做民族主义的启蒙工作的呢？报纸开办第二年，北京出过一件事，即德国兵营的士兵外出坐人力车时，有一天和拉车的黄包车夫发生了口角，打了车夫。这件事情要在过去的话肯定没有人管，警察不会管，老百姓不会管，那些使用文言文给士绅官府看的报纸更不会管。但是《京话日报》记者听到了这件事，马上就去采访被打的车夫，并将消息登在报纸上，然后到处宣讲广播，弄得很多老百姓就到德国兵营附近指指点点。德国军官很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解到情况之后，负责的军官马上就找到报社，带着赔款和慰问品，请报社的人带着去找到人力车夫赔礼道歉。《京话日报》不仅声誉大增，而且老百姓也因此受了一场民族主义的教育。原来对外国人毕恭毕敬不敢得罪，受了欺负只好忍气吞声的，这回都知道不是没有讲理的地方了。

　　另外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对1901年辛丑条约赔款的问题，《京话日报》也干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事。因为辛丑条约赔款数额非常大，4.5亿两白银，而且利息逐年累计，越赔数量越大，是一个天文数字。《京话日报》认为这样国家和百姓的损失都太大，因此它公开出面搞了一个活动，主张通过国民募捐的办法，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每人出一块大洋，力争一次性凑齐赔款，以免付太多利息。它的倡议一发出，就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响应，从王公贵族到平头百姓，甚至到监狱里的犯人，都出来捐钱，一度募到了不少钱。它用这种活动激起了许多平民百姓的民族主义情感。

　　因为白话文的影响力很大，包括陈独秀1903年从日本回国后，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办过一份《安徽俗话报》。因此，办《青年杂志》一段时间后，他也能很快就放弃了那种半文半白的方式，很快使用并提倡起白话文来了。到了1919年"五四"前后，国内绝大多数报纸杂志都开始使用白话文了。"五四"时期以后城市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和国家民族命运有关的政治运动中来，许多人长期致力于用白话文做宣传工作，是起了极大作用的。

　　但是，是不是思想宣传了，城市民众参与了，国民对国家民族的关心程度就普遍化了呢？也没有那么简单。1904年陈独秀在他办的《安徽俗话报》上写过一批文章，都是讨论国家和政治问题的。其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说国家》。他在文章中介绍自己对国家认识的经历，说他从小所受培养教育，都是希望他能考取功名，他许多年读书的目的，也是要考这个功名。至于国家是什么，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没有想过，也不知道。包括1894年发生了甲午战争，第二年中国割地赔款，受了极大的屈辱，他也不了解，只听说中国受欺负了，有地方被割让了。但还是不大关心。直到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皇帝跑去西北，整个国家被弄得一塌糊涂，社会上沸沸扬扬，他才开始从人们的议论中关心这样的大问题。他住在安徽安庆，离沿海还算比较近，属于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使这样，他也是到辛丑条约之后开始关注到国家的问题，尤其是去日本留学，到了外国，才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国家归属问题，开始理解到自己是国家中的一分子，国家如果出了问题，作为国民，也不可能过好日子。像陈独秀这样早就在农村读过私塾，受过教育，参加过乡试，属于有些文化的人了，一直对国家都没有认识，只是20世纪初以后，特别是出国留学，他已经24岁左右，才开始意识到国家和个人关系的重要。你想想大多数的中国人，当年又如何能够有爱国和救亡的观念？

　　近代中国人对国家问题的认识不仅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也必定会与中国自身现代化的进程密切相关。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一个例子，1919年北京学生抗议巴黎和会损害中国利益时，举行了示威游行，我们今天称之为"反帝爱国"。但当年学生们其实还没有反帝思想，他们抗议巴黎和会和约有关中国胶东半岛的内容，矛头只是指向日本，并不是要谴责包括美国在内的协约国其他各国政府。在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使馆区中美国公使馆时，学生们还齐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美利坚合众国万岁"之类的口号，向倡言"民族自决"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致敬。学生们对美国的好感哪儿来的？相当部分就是来自于当时的青年导师，如陈独秀等人。别看陈独秀那一代人十几年前就开始爱国了，他们这时却没有反帝思想，而且非常推崇美国总统威尔逊。换言之，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即使在城里，在知识界中间，也不是一步就走到激烈革命的程度的。笼统地把欧美日各国视为一丘之貉的"帝国主义"国家，提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主张和思想，其实是这之后俄国和共产国际在中国作用影响的一种结果，因此，它也不可能是国内各党派各阶层都会拥护的一种主张。

　　生活在舆论信息集散地的大中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尚且如此，中国将近90%生活在乡镇农村的民众会怎样看国家与自己的关系，就更是不难想象了。记得90年代姜文拍了一部叫《鬼子来了》的片子，在海外得了奖，在国内却被禁了。这里面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没有宣传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抗日精神。其实，姜文在这个片子的结尾处还专门加上了一个爱国主义的尾巴，很生硬地让农民跟日本人打起来，死了好多人。但这改变不了整个片子的基调，因为片子里讲的故事基调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住在黄河边上的一个很穷很闭塞的村子，世代以来农民只跟地主发生关系，政府代表国家则向地主征租收粮，农民对国家毫无概念。像过去外族入侵或改朝换代一样，农民对日本人的到来也没有任何感觉，日本人不烧不杀，农民们也照样生活过日子。为了自家的平安和生活，他们并且还会配合日本人的要求，与之合作。虽然日本人与农民之间也发生了不少矛盾，但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双方的这种关系还是比较和平地维持下来了。除了那个尾巴以外。

　　这样一种历史叙述是姜文及其编剧的文学想象和创造的吗？其实不是。这恰恰也是近代中国现代进程的一种真实写照。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这是抗战期间发生在河南的真实事情。那是1944年春天，日本人发动一号战役，要打通从河南到中国西南边境，要将日本在中国大陆和在东南亚的占领军连成一片，同时清除国共在东南沿海的残存力量。这场作战从河南开始打响，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和蒋鼎文的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不说，最主要的是连黄河以南在国统区的农民也起来帮着日本人打国军。我们后来的解释是说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如何不得民心，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的却是那里农民民族主义意识薄弱：怎么能帮着日本人打"国军"呢，到底那是中国人的军队呀！如果我们了解那个时候的中国实际上还是分裂的，特别是国家意识还只是在比较现代的大中城市部分知识水平较高的居民比较清晰，内地尤其是偏僻乡镇居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对国家仍旧没有多少概念，我们就会懂得，这种情况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让我奇怪的不是这一点，而是1944年发生这种事情我比较能理解，因为战争已经打了七年了，农民被征粮征兵的种种负担已经逼得走投无路，国民党中央军算是纪律好的，对农民的盘剥和压榨也因战争持续时间太长，物资粮食过于困难而变得无以复加，农民起来反抗、造反、民变，甚至乘着日本人打过来缴国民党军的枪，这不难理解。我觉得有点意外的是著名小说家刘震云的那本《温故1942》，它告诉我们，这种事情在1942年前后就发生过，也是在河南。导致那样的情况发生，是因为1942年的大饥荒，死人无数，国民政府却还坚持征粮。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一点，对于农民来说，国家对他们的意义，说到底还是一个生存条件的问题。一旦你把他逼得没有活路了，在缺少民族国家意识的农民眼睛里，你说你是国家、是政府，他都不会承认你。

　　河南是什么地方？河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是古代中国的中心区域，在近代中国也绝对算不上是偏远地域。如果连河南的大批农民都缺乏民族国家意识，不惜去帮日本人打"国军"，你可以了解当年中国的交通条件、信息传播条件还多么落后。稍微离城市远一点的地方，不要说看报听广播，就是能够通车的公路都没几条。有路能通，也没有汽车。河南当地许多地方的农民那个时候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县城是什么样。由此可知，当我们读历史，看到今天各种各样的批评或说法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历史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应该从过去历史的具体条件，包括它的进化条件、现代程度，来了解历史中人的所作所为和思想感情，我们其实是根本就无法真正理解历史和正确解读历史的。

　　由上面所谈的种种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近代中国，和世界，或者和马克思所在的欧洲一样，它的许多历程，或者我们叫进化，或现代进程，都是一定的。即是按照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按照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提供出来的技术条件，按照这些技术条件提供的播散信息的速度和范围，一步一步地扩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中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对自身、对民族、对国家、对世界的认识，一步一步逐渐改变着自己与国家、国家与世界和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因而也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形成人们的现代意识。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捷径可寻的。

　　当然，我不否认思想的传播会有很大的特殊性，并不受社会现实条件的限制。但我是相信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再超前，也只能存在于少数人中间，它改变不了基础社会的本质特性。比如，我们今天都说，新文化运动或五四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但同时也都承认，这个启蒙并没有完成启蒙的历史使命。李泽厚说造成启蒙中断的原因，是突然插进来的五四爱国运动扭转了运动的方向，用他的话来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在我看，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这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辛亥革命表面看起来是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促成的，事后也建立了一个共和国，于是后人相信它本来应该导向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应该往民主的方向走。没想到孙中山妥协于袁世凯的压力，政权落到大地主阶级的手里，共和徒有虚名，民主不见踪影。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及其社会主流的思想状况，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话，它既不具备思想基础，也不具备相应的社会基础。就民主共和革命的意义来说，它的失败原本就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当时现代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还刚刚在生长中，主导这场革命成功的基本力量，原本就不是孙中山等所谓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是构成清朝统治基础，同时又无法接受清朝皇室政治倒退的大批汉族旧官僚和旧士绅。所谓五四启蒙运动的失败也是一样的情况。陈独秀等人推动所谓人权、民主的讨论，除了一度引起过社会上很少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关注外，整个讨论和思想关注重心，很快就转了向了。在"五四"爱国游行爆发之前，多数青年和舆论的关注点，就已经开始在向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之类非自由主义的方向转变了。陈独秀、李大钊办的《每周评论》1919年元旦发表的社论，基本的观点就是讲：人类应该互助友爱，不应互相残杀争夺。地球的面积只有这么大，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要改良生产制度，打破国家界限，人人作工劳动。今后的世界注定将是劳工神圣的世界。事实上，如果我们硬要说1919年前后存在过一个思想文化运动，与其说它是民主思想的启蒙运动，倒不如说它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启蒙运动更准确些。因为，1919年5月以后，整个中国的主要报刊杂志，差不多都开始传播和介绍起建立在劳工神圣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观念来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俄国革命主张的引入，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与此都不无关联。

　　中国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曾经两度经历过这种颇为奇特的情况：本来应该打开这扇门，却自觉不自觉地跑进了另一扇门里去了。

　　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观点，人类社会一定是从中世纪的农业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然后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毫无疑问还只是处在中世纪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距离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还十分遥远。也正是因此，被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打败了的清政府及其思想家，都在千方百计地想要学习西方列强发展经济和生产的方法。只不过，大家最先想要学的，是资本主义的技术，想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发现光是引进洋枪洋炮不管用，一些改革的思想家意识到还必须要学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因而又发起变法维新运动。个别激进的汉族主义者，一方面相信问题出在满族统治上，一方面想要学美国合众国走民族独立共和的道路，毅然发起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行动。革命也好，改革也好，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都失败了。一心想要学欧美的这些政治领袖人物，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逃到海外，特别是到欧美游历了一圈之后，他们的想法几乎都变了。原因很简单，欧美资本主义各国贫富悬殊、社会分化、政治动荡，工人运动、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的情况，使他们对照搬西方那一套，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和怀疑。因为，欧美当时所出现的那些情况，在中国这个小农经济的社会里是完全看不到的。无论是康梁，还是孙中山，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都是在农村中培养出来的，并且多半生活在农村里，中国农村多数地方文明程度相对较高。包括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贫富程度的差别，也因为公田、学田、析产以及私塾、科举之类的传统和制度，会得以调整和给人以希望，因而一般人看不到太过严重的阶级对立与冲突的现象。即使在主张革命的孙中山看来，中国社会充其量只有大贫小贫分别，也就是需要发展生产，不需要均贫富，因为中国不存在贫富悬殊的问题。

　　这可以说是世界政治环境对中国人的道路探索的第一次重大冲击与影响。本来大家都是准备学习西方，想用西方的办法，走上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的。出国之后，大家一下子被欧美社会因贫富悬殊引起的社会震荡和反资本主义的思想浪潮打得转了向。因此，1900年以后，从来不曾听说过"社会主义"的中国众多精英人物，懵懵懂懂地就开始对社会主义顶礼膜拜了。

　　1901年，学习西方鼓吹最力的梁启超第一个把日文的"社会主义"及其思想介绍到中国来。1902年，他更是第一个公开撰文放言称：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将渐入末日，"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世界也明矣"。1903年，孙中山也明确宣布，他现在日思夜想的，都是社会主义。两年后，他亲自前往第二国际在欧洲的总部，找到国际的负责人王德威尔德等，宣称他的组织是主张社会主义的，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并声称：欧洲资本主义祸害已深，社会裂痕弥合不易，中国革命刚起，按照他的办法，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年，即1905年，他在日本宣告成立同盟会，并宣布了他的所谓三民主义，其中民族主义是要推翻清朝政权，民权主义是要学美国建立共和国家，民生主义就是要成就当今西方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他宣称，他的革命将准备在民族、民权革命胜利的同时，即实行社会主义，从而将几种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就连这个时候坚持"保皇"立场最坚定的康有为，也开始埋头著述《大同书》，试图描述人类未来共产主义理想世界的图画了。这种心态和想法即使在我们今人看来，恐怕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而且大概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既然要走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有什么必要去重复资本主义明显存在问题的老路，放着最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走呢？

　　孙中山的观点应该是最能够代表中国激进社会精英当年想要抄近道、走捷径的那种心理了。在他看来，中国要改就要彻底，就一定要把权力拿到汉人的手里来，靠满人是不行的。既然要推翻满人的统治，另立共和，就不如一鼓作气，毕其功于一役，连社会革命也一并搞起来。这就是孙中山提倡三民主义的主要目的。他的看法很简单，只要政权在自己的手里，我为什么还要去搞资本主义那一套，而不直接搞社会主义呢？当然，他认为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分配公平。资本主义所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根本是因为资本主义各国开始时政策制定不当，不知道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不能掌握在私人手中，不知道土地升值会带来巨大财富。他的办法是，第一要节制资本，不允许重要的社会资本落到私人资本家手里去，统统要由政府控制；同时，要平均地权，即应趁工业化还没有开始时，由政府将土地从地主手里买过来，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后，将大部分土地控制起来，用做工业发展和引进外资的资本。他相信，只要工业起来了，土地价格就会持续上涨，政府就有的是钱来投入工业、投入交通，投入各种各样的社会发展事业，并且可以用于社会福利，那么社会主义自然也就实现了。

　　孙中山的这些想法因为辛亥革命没有掌握到政权，并且和袁世凯翻了脸，一直没有实践的机会。到了五四运动，类似的情景又再度出现了。本来国人对协约国打败同盟国这件事充满了希望，认为这是"公理战胜强权"，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血腥残酷，到底德、奥、俄等专制皇权国家都倒了台，战胜国基本上都是民主国，相信它们肯定是坚持公理、公平和正义的。1919年巴黎和会打破了中国人的迷梦，发现协约国资本主义列强也不能完全指望，要救国必须靠我们自己。1919年以后为什么中国各地出现那样多的报纸杂志，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积极引进西方各种思想材料，为什么有许多青年热心于尝试组织各种团体，共同讨论、学习，大胆试验新村、互助团等等，其实都是想要找到一条解决之路。只不过，这个时候大家并不纯粹出于爱国或救国的想法来做这些探索与尝试。这个时候欧美社会的时代潮流明显是反资本主义的，因此国人热衷介绍和传播的也大都是社会平等、劳工神圣、社会主义之类的思想主张。无非是这种社会主义好，还是那种社会主义好的问题。就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更进一步让那些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充满了幻想。很多人不可避免会想，俄国那么落后，如果俄国都能够一步迈上社会主义的台阶，中国为什么不行？

　　中国人意识到俄国革命成功有一个过程。俄国革命是1917年11月发生的，发生之初没有谁看好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1918年以后十四个国家政府还通过各种方法帮助反对派，进行了武装干涉，这就更没有人相信这种建立在贫民，即工人、士兵基础上的穷人政府，能够有什么前途了。意想不到的是，布尔什维克没有被打败，它反而从最初占据的首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很小一块地方，一步步扩展了它的统治范围，1919年初其红军就已经越过了乌拉尔山，开始挺进西伯利亚，从其欧洲领土，伸展到亚洲领土上来了。非常巧的是，众多中国人因为巴黎和会而受到刺激，上街游行抗议，对协约国列强开始抱以怀疑态度之际，恰好也是苏俄红军挺进到西伯利亚，展现出其革命的强大与成功的时候。因此，中国报刊杂志和思想舆论界也纷纷看好苏俄，并开始关注和介绍起苏俄新政与主义来了。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时候。因为中国"五四"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引入和介绍的热潮，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二年，即1920年，苏俄红军占领了整个苏联远东地区，俄国共产党可以直接从满洲里或海参崴派人进入中国，来到京津和上海，甚至武汉、广州等地介绍他们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了。这时，部分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会接受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显然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现象了。

　　比较二十世纪初年康梁、孙中山他们那次思想受到冲击，甚至发生转向的情况，可知这一次的情况也非常相似。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最初只是在文化运动上下功夫，想的更多的是要通过破旧立新，让国人更多地破除旧传统旧文化，接受新观念新思想，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改造人心。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风起云涌，一下子把大家的许多观念都打破了。从来相信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中国知识精英们，突然发现整个世界的观念已经改变了，无论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统统都是讲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讲今后的世界必定是劳工的世界。俄国劳农政府的成功与稳固，更是再清楚不过地印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虽然，按照俄国革命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俄国革命的成功再度让中国人看到了一条强国和改造社会的捷径，而那个时代急于找到独立、自强之路的众多落后国家的革命者是最容易以俄国革命为榜样，并相信革命的社会主义的。

　　最后仅举一个例子，当年"五四"时期曾经有过一个叫"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争论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只不过，"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主要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两个人之间，更多的人经常讨论的则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好呢，还是"根本解决"好呢？虽然，大多数人后来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我们会发现，他们多半也都是"根本解决"的赞同者。换句话来说，"五四"时期所以会有那多么人热心或赞成社会主义，根本原因也就是不能等待"一点一滴的改造"，想要找到一个彻底的办法，一个能让中国走到世界前列，或能够和世界同步改造的方法。只是，他们中多数到底不能接受俄国革命的专制的和暴力的方法。但只要他们希望"根本解决"，就不妨碍有一天他们会选择站到共产党这一边来。

　　毛泽东在1919年"五四"时期还是主张"一点一滴"，尤其是反对流血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他到1920年底的时候才改变了看法。他为什么改变？因为他按照那些"一点一滴"的主张去尝试了，发现这种尝试是看不到结果的。在一封信里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对前一段改良尝试思考的结果。他说，谁都知道"平和的手段"好，但那多半只是说得好听，实际上做不到。故"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因为，权力、金钱都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不用根本解决的办法，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100年，占人口三分之二的无产阶级"任其为三分之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

　　从这里不难看出像毛泽东那样的一批年轻人，当年思想之超前和想要一步达到理想境界的心情之迫切。他们甚至已经不是在谋中国的解放，而是着眼于改造整个世界了。他们之所以会走上比孙中山更激进的革命的路，他们相信找到了比孙中山的理想更高、更好、更彻底，实现起来更容易的理想，应该是很关键的原因了。

　　谢谢大家。

抱香斋

看完了。但还是对孙中山采用激进的革命方式表示不理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他没讲：当时中国封建军阀割据、一盘散沙的状态。

抱香斋

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多人分析历史的时侯多半是合理主义思维，但有时觉得历史其实很复杂，也就是说有偶然性在里面。

白水

原帖由 抱香斋 于 2012-7-27 23:36 发表 看完了。但还是对孙中山采用激进的革命方式表示不理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他没讲：当时中国封建军阀割据、一盘散沙的状态。

 

关于孙中山，杨奎松在另外的一些文章里谈的比较多。

白水

原帖由 抱香斋 于 2012-7-27 23:38 发表 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多人分析历史的时侯多半是合理主义思维，但有时觉得历史其实很复杂，也就是说有偶然性在里面。

 

呵呵，分析本就是一个求得合理主义答案的过程啊，不然还要分析干什么：）关于偶然性这个问题，杨在其它的文章，如谈国民党的失败那一篇里，也谈到了。

清和

恩，改良還是革命，確實是個很複雜也很矛盾的問題。
正巧今天看到一本書的簡介，正打算要去找來看，裏面好像也談到這個問題：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790996/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

        本书以梁启超《新民说》为基本史料，分析20世纪初期梁氏思想的内涵与变迁，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
　　 作者认为梁启超及其《新民说》有以下三个十分突出而又往往受到误解的特点。第一，他具有很强的幽暗意识，对人性的黑暗面有深刻体认；第二，他对个人自由有很根本的尊重，认为中国应创造一个富强安定的环境以回应帝国主义的入侵，而达成此群体之目标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以制度化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就此而言他的思想类似于穆勒所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传统，而与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的民主传统不同，并与集体主义或国家主义异趣；第三，他的观点一方面固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与中国儒、佛传统密不可分。作者更进一步以为，这三个特点是密切联系而相互增强的。
　　 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趋势来看，梁氏代表的是温和渐进的“调适”思想，而与谭嗣同、孙中山等人主张激烈变革的“转化”思想有所不同。作者认为在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正处于这样一个思想抉择的关头，开始之时两者势力相当，其后愈来愈多的人放弃了梁启超的“调适”思想，采取革命派的“转化”主张。此一思想的变迁，并配合其他的外在因素，造成了近百年的革命与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