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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木耳 于 2013-11-18 21:57 发表  但若说到文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却不敢苟同。文学史需要诗意不错，但诗意的欠缺很难讲是因为这些年来的“质胜文”。纵观近三十年文学史的发展，不太好讲中国文学的“史性”达到了多么登峰造极的地步。固然，学界也许存在着自觉的“史性”追求，并且由于对史学观点的刻意强调，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诗意追求的脚步。但问题并不能因此归结到前者身上，前者不是原因，跟后者的凄凉一样，都是文学史不够繁荣的直接表现。
“文中的觀點”是指原書中還是評論者的？無論哪個，好像也並沒有明確定性說“史學興起”是“文學衰落”的“原因”吧？
確實兩者都是目前”文學史“可能存在問題的表現，原書著者關注的也正是兩者背後”文學史“學科化進程帶來的得失利弊。
单就这段提问来讲，我想回应如下：
1、没看过原文，只是读了这篇书评后有感而发，所以“文中的观点”主要还是指评论者的观点。
2、我也沒有明確定性說“史學興起”是“文學衰落”的“原因”吧？同时，我也没明确说评论者说“史學興起”是“文學衰落”的“原因”吧？
3、我关注的正是这篇书评的利弊得失。
正面回答完这些问题，我想这也许还不够令人满意，因为我不太喜欢玩文字游戏的路数。我还是有必要阐述一下我的观点。
第一，我们可能归纳的方式和角度不同。我不仅真得认为，“史学兴起”真是“文学衰落”的原因之一，而且我也认为，评论者和作者也会同意这个观点。从逻辑的角度来讲，很难说如此相关的两个东西之间完全没有因果关系，它们的关系颇类似经济学上的“替代品”概念。回到书评，我从很多只言片语里读到了这种感觉，当然，我的感觉不一定对。摘述如下：
1、而胡适却在“文学史”与“文学技术”之间刻意划分界限，其以“主题学”方法及文白历史演进看待小说史，不无“重史轻文”的偏颇（第304页）。
2、事实上，五四一代对古文家“体会”的漠视，及其对骈文家“学养”的宽容，实已预示此后大学“文学史”教育的基调。
3、第八章检视古典散文研究的得失，著者敏锐地指出：近百年来由于“文学史”取代了传统的“文章源流”或“文体明辨”，造成史家的观察角度由“文体”转为“时代”。（第327页）的确，无论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证，胡适的历史演进观、主题学方法，还是郑振铎的长于宏观叙事，专业文学史家多少都有强调“时代”而漠视“文体”的趋向；在导入“空间的展开与风格的多样”的同时，亦与吴梅、朱自清、闻一多等作家而兼学人的文学史研究者拉开了距离。而且更多的情况，是前者凭借其在史观、功力等方面的话语强势，对后者造成极大压力，甚至迫使后者放弃自家擅长的文学感觉，转而致力于知识积累。
4、“图穷匕首见”，这一精心结撰的章节架构终于使“时代”与“文体”的冲突——亦即“文学史”过分“溢出”的问题——得到了充分凸显：
5、晚清以降，文学史带来了本质化的“文学”概念，使占据传统词章学核心的“文体明辨”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文学教育、研究与书写的版图亦随之发生改变。
第二，我们对同样词语的理解可能也有所偏差。比如，你可能认为“利弊得失”是个比较中性客观的陈述，但我不完全这样认为。一方面，利弊得失即使描述准确，也不见得就与批评拉开多大距离。我不认为批评与陈述利弊得失之间有多大鸿沟。如果陈述利弊得失是中性客观的，批评同样也可以是中性客观的。不能因为我认为对方在批评，实际上对方是在陈述利弊得失，然后就认为我误读，我觉得这是因为对语词的争执而产生的异议。当然，也许你没这个意思，那确实是我误读。另一方面，即使退一万步讲，仅从陈述利弊得失的客观中性的角度出发，也难说陈述或者关注利弊得失就是客观中性的。因为，就像水云间里面数次提到的，同样的论辩，可能仅仅因为材料的选择和使用角度的不同，导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或者感觉。比如在这篇书评里，在文学史“溢出”的框架下，大谈“史学兴起”和“文学衰落”之失，少谈“史学兴起”和“文学衰落”之得，如此相关的两个范畴论证进路迥异，结论明显夹带判断色彩。所以，这种对利弊得失的关注，我自然也要关注它的利弊得失。
[ 本帖最后由 木耳 于 2013-11-27 20:32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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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0 21: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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