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去世 （呼应木兰师签到转载）

西贝惑

 记“我的一生”。想到这几个字，我眼前就出现一道光。细看，是一颗彗星。最亮的一端，头，是童年和成长时代。核心，最密的部分，是童年早期，我们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在那里已被决定。我试图回忆，试图穿越那里。但在这密集的领域里移动很难，很危险，感觉我在接近死亡。彗星越往后越稀疏——那是那较长的部分，尾巴。它变得越来越稀疏，而且越来越宽。我现在处于彗星尾巴靠后的部分，写这些字的时候我已到了六十岁。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北京时间26日凌晨，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去世。和他4年前获奖的消息传来时一样，24小时之间，诗人们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如果你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你当天必然被特朗斯特罗姆刷屏。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诗歌圈外读者的漠然——在粉丝数高达25万的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上，诗人去世的消息阅读数不过1.4万，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因为当代诗歌的边缘性，诗人获得诺奖曾被认为是个意外，如今，他的死亡再次证明，现代诗歌与普通人的距离。

“春天荒凉的存在”，这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四月与沉默》的开头，春天就像是一个不吉利的季节，无数的诗人赞颂它又诅咒它，海子在春天卧轨，特朗斯特罗姆的离开又为这个季节增添了几分离愁别绪。

2011年，在缺席了15年之后，终于有一位诗人再度登上了诺奖的舞台——特朗斯特罗姆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可是在那一刻，这位诗人早已因中风而丧失了说话能力。他的太太站在领奖台替他发言时显得有些惊讶。在诗歌已经在文学领域显得越发边缘的这个时代，在瑞典本土的文学家几乎很难被诺奖所青睐的“约定俗成”背景下，特朗斯特罗姆的获奖的确显得出乎意料。翻译过他诗歌的中国诗人黄灿然曾提到，“当特朗斯特罗姆获诺奖时，我完全没料到，因为已完全不去想诗人得奖了。”而北岛得知自己的老朋友得奖后则显得冷静，“在我眼中，特朗斯特罗姆大于诺贝尔奖。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与其说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骄傲，不如说是瑞典文学院的骄傲。这个奖给不给他，他都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隐喻的巨大呼吸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用略显冰冷的瑞典语写成，对表达手段有着完美的控制，几乎没有任何虚饰的修辞，着眼在日常现实中创造奇迹。“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这是特朗斯特罗姆最著名的诗句，他的诗歌从不借助汹涌澎湃的抒情，反倒是那些隐喻之外“不在场”的语言，让他的句子充满了力量。特朗斯特罗姆很早就明白了简洁主义的价值，懂得了用词越少而诗歌越有表现力的道理，“凝练，言简而意繁”是他对自己的要求。诺贝尔奖获得者布罗斯基曾公开承认：“他不止一次偷过特朗斯特罗姆诗歌里的意象。”

他曾是博物馆中流连的少年，是少年犯管教所的心理医生，也总是把生命扑在钢琴上。特朗斯特罗姆未能当成作曲家，他的诗却深受着音乐语言的影响，跳跃的节奏感，想象力滋生的音调。“灌木中词在用新的语言嘀咕：‘元音是蓝天/辅音是黑枝杈/它们在雪中漫谈’”。1990年，他因为中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但是他继续写诗，并且用左手单手弹钢琴。几年后诗人已能用左手流畅地弹出几支巴赫的乐曲。他说：“写诗时，我感觉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诗找到我，逼我展现它。”

与特朗斯特罗姆曾交往密切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说：“他的诗有点像一个火车站，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驶来的火车都在同一个火车站小停。一列火车的底盘可能沾着若干俄罗斯的雪，另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可能摆着鲜花，车厢顶上可能落着一层鲁尔的煤烟。这些诗之所以神秘，是因为诗中意象行驶了漫长的路程才抵达那里。”

超越政治使他的诗歌更永恒

伴随特朗斯特罗姆获奖的外界反响却纷争不断，从欢腾到困惑再到生气，种种声音混交在一起。学界和读者间的种种声音批评他的诗过于沉浸在个体世界中，缺乏对社会和世界现实的关注。而更让特朗斯特罗姆难过的是，“政治”原因一直以来带给他的质疑。彭博社曾评论“这位艰涩难解的诗人不过是凭借他‘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指责’所具备的政治正确精神而获奖。”而在中国诗人于坚看来，“特朗斯特罗姆是放弃了雄辩这一西方传统”。他的诗远远超越政治，而是关注那些比“社会”或许更宏大的人类议题——生命、死亡、历史和记忆。这让他的诗不止在西方，在东方世界甚至更广阔的范围里也得到了强烈的共鸣。“看/黑暗正烙着一条灵魂的银河/那就登上你的烈马火车，离开这个国家！”

政治所带给特朗斯特罗姆的困扰几乎没有间断过。他出版诗集《音色与轨迹》和《夜视》期间，恰逢冷战时期。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瑞典的文学氛围也随着全球的政治气氛而改变，作家们被要求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诉求。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回忆起那一段，“对政治立场不屑一顾、潜心打磨纯文学的特朗斯特罗姆曾被指责为‘保守分子’。”特朗斯特罗姆虽然感到难过，却一直对政治抱着警觉和防卫的姿态。在冷战的后期，他的诗集《夜视》出版了，这个名字似乎包含着某种隐喻——在多重意义上的黑暗年代里，保持看清事物的能力。

“也许正因为他在冷战期间拒绝任何一种政治立场，让他能在铁幕背后自由地穿梭，与更多元的文化接触，让他在文学世界中有了更通透更明亮的眼睛。”《卫报》评论到。

追忆与评价

王家新(诗人、诗歌评论家)：特朗斯特罗姆是范例性诗人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欧洲现代主义诗歌最后的一个代表，他把这种风格写到极致，但我不想称他为大师，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范例性的诗人。

特朗斯特罗姆写的诗歌并不多，一共才两百来首，但是几乎每首都是精品，不是靠数量、规模、体例或者声势取胜，而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持久的生命力，过去了很多年，依然那么耐读。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也知道什么是永恒、伟大的诗歌，他的写作也说明他的要求之高。这都给诗人提供了一个范例。

我个人在上世纪80年代就接触过托马斯的诗歌，那时还是零散的译介，当时我就想应该有人来集中翻译他的诗歌，出一个单行本。后来，南海出版社要出托马斯中文诗集，我在其中沟通、联系出版社——当然主要是出于对托马斯的看重和热爱。

2001年，李笠翻译出版了托马斯的这一本“诗全集”，我写了一篇跋文，叫“取道斯德哥尔摩”。在这篇文章中，我表达了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的喜爱，对翻译的赞赏等，用这个题目，意思是中国的诗歌“取道”西方诗歌，然后回到我们汉语的深处。

后来，2009年，李笠组织包括我、蓝蓝还有其他一些诗人，去拜访特朗斯特罗姆。他的太太精心照顾他。他那时已无法交流，吃饭时，他喝一点威士忌酒。我感到，他宁静，内敛，像个老小孩。托马斯这种内在、智慧、宁静、超然的性格，我也很喜爱。

于坚(诗人)：他获“诺奖”是母语的胜利

2001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到昆明来，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去瑞典，他邀请我去他家。老头人挺好，虽然坐在轮椅上，看他的眼神、动作，给我的感觉他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并不是所谓的“文弱书生”。

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认为是母语的胜利。获“诺奖”，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传奇，你写的故事只有你那个地方才有，有人因为这个获奖；有一种是发挥了语言内在的魅力，不是靠传奇，而是靠你对语言的贡献。特朗斯特罗姆就属于后一种获奖者。

这样的诗人，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另外的语言时，我觉得会有很大的障碍。每种语言总是有无法进入的部分，不能“通”的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作品翻译成汉语，有的感觉不错，但是也有很多给人的感觉并不强烈。我认为，这不是诗人的问题，也不是翻译者的问题，而是语言的问题——它就是有这样的障碍，你无法翻译过来。他一首诗要写很长时间，想得太多，但写得节制，把要表达的东西一层层地“藏”在语言的迷宫里面，你可能翻译了第一层，翻译不到第二层，他还有第三层、第四层，永远让翻译者顾此失彼。所以，有的诗歌，气势翻译出来了，另外的东西则丧失了。

当然，特朗斯特罗姆首先是瑞典文学的“集大成者”，在世界各地主要是欧洲有很多“粉丝”。可能他对北岛等朦胧诗人影响比较大。对于他的诗歌，我很欣赏，但不会去学习。

西贝惑

引言：3月28日，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逝世的消息传来，中国读者和中国文坛同时掀起悼念风潮，这个春天注定因诗歌而变得不同。作为诺奖得主和公认的“20世纪最后一位诗歌巨匠”，特朗斯特罗姆在中国广受喜爱和推崇，评论人唐山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特翁的诗带有浓烈的东方色彩，很有“唐诗味”，但又超越唐诗，为现代人探寻了精神出路；而作为唐诗的母国--中国为何没能产生这样的诗人？唐山认为，一方面属于唐诗、符合唐诗气质的时代已经过去，另一方面是彻底否定传统，导致诗歌生态被破坏；就连唯一一个最有可能媲美特翁的诗人--顾城，也因为现实牵绊和世俗压榨，最终半途夭折。

中国读者喜欢特朗斯特罗姆，因其作品带有浓烈的东方色彩，比如他用发现田园风光的喜悦来描写现代城市，说飞机的轰鸣是“青绿色”的。

早晨，五月的雨。城市仍静寂如

牧场。大街悄然无音。天上

飞机马达发出青绿色轰鸣--

窗户敞开着。

（《他醒于飘过房顶的歌声》，李笠译）

再比如，他叠加使用的“通感”，乃至充满神秘色彩的意象，以及故作轻描淡写的“克制陈述”（这被埃兹拉·庞德认为是东方诗歌的最大特色）。

淙淙、淙淙的流水，沉闷的声响，古老的催眠。

小河淹没了教堂公墓，在面具的背后

闪烁。

我紧紧抓住桥的栏杆。

桥：一只驶过死亡的巨大的铁鸟。

（《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中》，北岛译）

我们身旁，在这片倾洒着的灰色中，

这棵树有急事。它从雨中汲取生命

犹如果园里黑色的山雀，

雨歇了，树停住了脚步。

它挺拔的躯体在晴朗的夜晚闪现，

和我们一样，它在等待着那瞬间

当雪花在天空中绽开

（《树与天空》，北岛译）

凡此种种，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唐诗。特朗斯特罗姆曾说，他的写作深受日本俳句的影响（特翁曾写过不少俳句），而俳句又是从中国古代诗歌滋生出来的。诗人于坚认为：“对于瑞典人来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出现，犹如在汉语中出现了唐诗。”

一只车轮在无限扩展，滚动

这里是中心，几乎

静止。

远处有动静：雪中的梯子

沿着墙面疾走的

文字。

高速公路上汽车在咆哮。

抄小路者寂然

无息。

（《沿着半径》，李笠译）

其实，仔细品味，特朗斯特罗姆写的虽很有唐诗味，但并不是真正的唐诗，他试图在传统手法与现代情绪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如果说唐诗长于表达瞬间的情感，则特翁更希望用自己的诗为现代人探寻精神的出路。

在日渐模糊化、碎片化、多元化的时代中，诗正越来越成为“专业人员”手中的玩具，而特朗斯特罗姆复归了诗的典雅、亲切与灿烂，你不需要懂得他究竟想说什么，只要倾听，就能陶醉于它的优美中，无怪乎特翁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诗歌巨匠”。

但，在唐诗的母国，却始终未能涌现出自己的特朗斯特罗姆。

一方面，近代以来，我们彻底否定了传统，这给诗歌生态造成难以修复的伤害。毕竟，诗不是自然风光，人们无法通过直观感受便尽享其美，诗是“第二自然”，它需要某种约定为基础。只有懂得“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中的怨艾，才能体会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凉。泰山梁甫，美人芳草，看上去是封建余孽、腐朽文化，可没有这个共识，就没有佳句的源泉。在今天，唐诗对我们来说已成陌生之物，太多人心中的唐诗不过是韵脚与辞藻，是“老干体”式的伪豪迈和剑拔弩张，我们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借助唐诗来思考人生基本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唐诗属于它的时代，脱离了时代气质，便是“诗庄词媚”。宋诗不论怎样瘦硬、博学，却怎样也压不倒唐诗的“堂庑特大”，唐人喜欢怒放的牡丹，宋人更爱淡雅的梅花，特朗斯特罗姆不完全是个人偏好的产物，好诗必须有它的热爱者，必须有赞美的支持，如果人人皆为稻粱谋，都还在为最起码的生活尊严而拼尽全力，则即使是特翁，也同样会被埋没。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中，曾有一名中国诗人很像特朗斯特罗姆，即顾城。顾城感觉轻快敏锐，有童话般的情怀，且作品富于音乐美，他的凝练与奇想，不输于特翁。

妈妈发愁了

怎么做果酱

我说：别加糖

在早晨的篱笆上

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

（顾城《安慰》）。

以自然来安慰现代人心灵的迷茫，这个写法确实非常非常特朗斯特罗姆。

还可以对比顾城与特朗斯特罗姆的两首诗：

我被我影子拎着

像提琴

被自己的黑盒拎着。

我唯一想说的

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光。

像当铺里的

银子。

（《四月与沉寂》，李笠译）

鸟儿在疾风中

迅速转向

少年去拾捡

一分硬币

葡萄藤因幻想

而延伸的触丝

海浪因退缩

而耸起的背脊

（《弧线》，顾城）

可以看到，这两首诗从主题到写法，高度近似。顾城阅读过很多西方诗人的作品，这对其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似乎并未提起过特朗斯特罗姆，两个人能写出相近似的作品，说明它们源于同样的美学典范--唐诗。

然而，仔细推敲，顾城的诗比特朗斯特罗姆，似乎总差了一口气，因为他有两点无法与特翁相提并论。

首先，特朗斯特罗姆是职业犯罪心理学家，一生衣食无忧，生活几无波澜，他可以为艺术而艺术，甚至一年只写三首诗，而顾城插队回城后找不到工作，在街道去做当时谁也瞧不起的临时工，干的是最辛苦的力气活，只有不断写诗，才能改变命运。顾城的作品太多了，难免彼此重复、感觉疲惫，他实在没有用写诗来愉悦精神的自由。

其次，顾城缺乏真正理解他的读者，时代创造了太多相似的、穷凶极恶的人，他们只想让顾城替他们呼喊，只有在听到想听的东西时，他们才会鼓掌。谁也不珍惜顾城的独特，大家只想从他那里压榨一点“响句”而已。人们激赏“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这让顾城顾城有时不得不去迎合大众的口味，不少朦胧诗人甚至会用同一句式写出几十首诗，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制造者。

顾城始终没能达到特朗斯特罗姆的高度，因为他的天空太低，他脚下的土壤太贫瘠，他无法真正进入后现代语境，现实的种种牵扯，让他不明白千人一面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他不知道冷漠、孤独是物质社会无法逾越的高墙，他不理解个性终将被程序击碎……他始终抱有世俗的幻想，在内心深处，他依然执着于“只要政策对了头，没有棉猴有棉猴”的层面，这让他与特朗斯特罗姆式的无奈与悲悯擦肩而过。

所以，顾城的作品已不太能打动80后的心灵，而特朗斯特罗姆却可以和90后、00后息息相通，普世情怀不是靠个人颖悟就能打通的，它需要好时代、好读者、好传统的滋养，有的鹰能在天空翱翔，有的却被迫成了宠物，这是鹰自己没法选择的命运。

外套破旧得像狼群。

面孔像大理石片。

坐在书信的树林里，那树林

因轻蔑和错误沙沙响，

心飘动像一张纸穿过冷漠的

走廊。

此刻，落日像狐狸潜入这国度

转瞬间点燃青草。

空中充满犄角和蹄子，下面

那马车像影子滑过我父亲

亮着灯的院子。

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

（你看见倾斜的塔中的美人了吗）

在冰封的居民区像海蜇漂浮

那披斗篷的穷汉。

这里，那守斋人曾被欢笑的牲口包围，

而它们早就去往树线以上的远方。

人类摇晃的桌子。

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

快乘上你的火焰马车离开这国度！

（《果戈里》，北岛译）

西贝惑

其实，这写的还是果戈里吗？这难道不就是在写每一个绝望中的现代人？在“人类摇晃的桌子”旁，顺流而下的不正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沧桑？杜甫能到此，因为他生活在一个骄傲的时代，他在童年时可以免于扭曲，在青年时可以梦想，在中年时可以抱怨甚至咒骂，在暮年时可以自由地失望。他不需要从诗中获得什么，只需为内心的感受而写作，他唱一支歌，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欢乐与忧伤，而这，是顾城绝对无法奢望的，不能不说，特朗斯特罗姆太走运了。

诗，也许只是个游戏，对不爱它的人来说，似乎没什么价值，可等你意识到其珍贵时，才会发现：它可遇而不可求，一首佳作，也许要花去几代人的积累。

把财富交给儿孙，会败坏他们的精神，把雾霾交给儿孙，将毁掉他们的身体，而唐诗传承千余年，仍支撑着我们自豪。那么，千年以后，未来的子孙又该以什么为骄傲呢？只能自欺欺人地想：总有天才能够突围的，中国的特朗斯特罗姆将不会太遥远。

木兰晓芙

谢谢西贝君的呼应。转来他2011年获奖时的讲话，当时他已经中风行动不便，他的夫人领奖，并宣读的讲话。获奖理由是“他以凝练简洁的形象，以全新的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

尊敬的国王陛下、尊敬的皇家成员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代表我的丈夫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想对你们说，我们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感到多么的荣幸和激动。谢谢瑞典文学院：谢谢你们的勇气和美丽的授奖理由。

在此，我想特别感谢所有的翻译者，他们为微小的报答而辛勤地工作着。好奇和热忱是驱使他们这样做的理由。这种好奇和热忱应该被称之为“爱情”——翻译诗歌的唯一基础。

托马斯16岁那年便开始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写作。当老师的课一旦变得比平常更具有挑战性，他们之间就彼此传递笔记和诗歌。

“那些迅速写下的话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托马斯在后来写道。“诗的雏形已经在那里。官方的生活课在喧嚣，我们互相递送着灵感。”

我想在这里用英文和瑞典语两种语言念一首托马斯的诗——一首小诗——来结束我的答谢：

自1979年3月

厌倦所有带来词的人，词而不是语言，

我走向大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

我碰到雪上鹿蹄的痕迹。是语言而不是词。

          人类最初开始发明文字，正是受到“鸟兽蹄迒”之迹的启发。特朗斯特罗姆获奖时刻的诗作真正返璞归真，打动人心。

古小即

二楼文章颇多皮相之见。 这首小诗感觉很好，而且特别适宜用于颁奖答谢的场合。

这首诗是诗人对语言学家的警告。

 

自1979年3月

 

厌倦所有带来词的人，词而不是语言，

我走向大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

我碰到雪上鹿蹄的痕迹。是语言而不是词。

木兰晓芙

谢谢小即君！我觉得这不是诗人对语言学家的警告，而是诗人对作家、诗人这些运用语言进行创作的人们的警告：明明说厌倦的是“词”、“所有带来词的人”，而不是说语言的人、研究语言的人。你看有没有道理。

绿野仙侠

爱默生在《论诗人》里把把写诗的人分为两种，诗人与词人。前者捕捉真正的语言，后者则是玩弄词句。

绿野仙侠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宫榭空山丘。诗人已逝，浩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