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馒头

南卓

半个馒头

      沈明明

（作者介绍：沈明明，九江学院思政部教授，我高中同学的老爸。博客链接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355932581_0_1.html）

数年前，老刘头死了。许是儿孙多的原因，静静躺在冰棺里的老刘头被摆放了许多天。或是还有未能完成的遗愿在牵挂着他，让他久久不肯离开这个世界？

我是老刘头下葬前一天才得到他的死讯的。在外出差的我急急地赶回家乡老刘头的家。依然是那间正面青砖其余土砖砌成的平房土屋，非常生硬而另类地被村里其他高大楼房围在中间。老刘头的八个儿子年龄悬殊且高矮不同，重孝而有序地围站在冰棺的周边，用友善而略带惊讶的眼神跟我打着招呼。我喊了一声，刘叔，我来看您了！遂点上一枝香，跪在了老刘头冰棺的一头，磕完了头，我没有立即起身，转而向跪在一旁的老刘头的儿子们说，你们起身吧，不用陪跪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跟你爹说。他们集体齐刷刷的眼神更是露出了不解的疑惑。我说……

我终于可以说出来了——这是像巨石一样重压在我心中三十多年的秘密了——刘叔，今天我终于有勇气向您坦白了，三十多年前，那半个馒头是我扔的，可害苦了大家呀……

那些年，老刘头是大队的支部书记，这个大队是我们当时就读的公社中学“开门办学”生产点。每年农忙，我们这些中学会生都要打上背包到生产点劳动一到两个月，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起早摸黑，风雨无阻。每人每天定量供应一斤米和八分钱菜金，吃不饱是自然的。每天重复的一道菜，就是水煮菜叶。久而久之，一闻到随风飘来的水煮菜叶的气息，肚子里便开始翻腾，直想呕吐。

上初二的那年农忙，我没有被安排去生产点劳动，而是被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留校排练，预备着奔赴各生产点巡演。一天，校长安排我去大队生产点给带队老师送信。一路风尘，走了一个多时辰，终于到了生产点将信交到了老师手中。正准备返校时，恰遇老刘头经过。老刘头盯着我问，你是明明吧，我惊异地点点头。我只觉得这位老叔哪里见过，但又想不起来他究竟是谁。“你下午回去吧，中午大队里打平伙，有好吃的。我认识你爸爸，他可真是个好老师！”听说有好吃的，外表装得不好意思的我，心里乐开了花。

中午，大队里热闹得像是盛大的节日。每个社员以及生产点上的同学老师，每人都能分到两个大白馒头。一掀开蒸笼，大伙儿都高兴地发出了尖叫。孩子们更是高兴得像一群飞来飞去的小麻雀。大师傅和大队支书老刘头给大家分着馒头，我也分得了两个——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的那份其实是老刘头让给我的，他自己根本没有吃上馒头——那热烈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吃着馒头，开始了返程。已经吃下去了一个半，剩下的半个实在是咽不下去了。攥在手里实在是个负担，见四周无人，我便顺手扔到了棉花地里。谁知，就这么被扔的半个馒头，却惹出了大的是非，而当时我对随后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就在那一天，一位在外劳动的社员，收工回来，恰巧经过那块棉花地，发现了我扔的半个馒头，他大喜过望，捡起来小心翼翼地用毛巾包好带回家。一回家，才知队里打平伙，自然，他也分得了两个馒头。他高兴地逢人便显摆，你们只有两个馒头，我呢，有两个半！大家纷纷好奇追问那半个的来历。一开始他故弄玄虚、笑而不答，后来呢，被逼无奈，只得说出了真相。真相一出，全村哗然——有人扔馒头？在这吃不饱的年代，居然有人把这白花花的馒头扔掉？这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什么？贫苦出身且政治敏锐性极强的老刘头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觉得这是摆在全体社员面前的大是大非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他紧急召开大队支委会议，果断迅速作出决定。

毫无悬念，决定的第一步，就是动用多种手段查出扔馒头的“反革命份子”。召开社员大会，宣布政策，限时一天让“反革命份子”投案自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家都用紧张而狐疑的眼光彼此打量着。一天过去了，嫌疑人未能到案。翌日，民兵连长带队上下梳理，明察暗访，发动社员背靠背检举揭发，一时，人人自危，几个平时被看管的“坏分子”，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们心知肚明，每次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都是先拿他们开刀的。一天又过去了，社员们都感到背脊凉嗖嗖的，因为那个扔馒头的“反革命份子”依然藏在黑暗角落里，冷冷发笑。

是夜，老刘头决定再次召开支委扩大会议，除了支委，还邀请了几位觉悟高的社员参加，增强办案力度。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支委扩大会议作出了重要决定。根据这一决定，第二天九点整，召开全村忆苦思甜大会。那些被保存多年的“道具”悉数登场，儿女卖契、变天账、血衣、伤疤等等，成了射向万恶旧社会的枝枝利箭。大会上，社员们纷纷登台诉苦，个个声泪俱下。队里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因为人数不够，还向邻近别的大队“借”来几位批斗——自然在劫难逃，被戴上高帽，押送周游乡里，自敲铜锣自报家门，诸如“我是坏分子某某”、“我是历史反革命某某”、“我是地主恶霸某某”等等，纷纷表示低头认罪服从改造云云。

这场由愤懑、恐惧、痛苦、紧张等激情支撑起来的闹剧，终于在参与者集体身心俱疲的状态下草草收场。

可谁扔了馒头，依然是个悬案。

支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显然，对于成功破案，他们已经失去了信心。于是，破案未果的怒气，迁移到了所有人头上，会议作出的最后决定近乎疯狂：即日起家家户户不得动用锅灶，不得烧火，戒食三天！一时间，整个刘家自然村，全没了生气，家家关门闭户，村头到村尾，寂静得就像硝烟散尽的劫后战场。尽管不能开火，但是，村里的社员们家里多少会存有一些零食，所以尚且能填填肚子。真正遭殃的是那帮我的老师和同学。白天只能躺在大队仓库里睡觉，二十多位同学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深夜出动，悄然无声地像夜袭队一样跋涉到邻村的乱坟岗，四周放哨，用砖头支起脸盆，烧食野菜。最大的美味是，手电照来的青蛙，去除肚杂，直接水煮。唯一的调味品，是那点老师偷偷从社员家里借来的食盐。显然是僧多粥少，吃完了，又去照青蛙，又水煮。循环往复，直到天空露出鱼肚白，才匆匆溜回仓库睡觉。

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

让师生们感动的是，党组织并没有忘记他们。那几天，老刘头每天都会偷偷摸摸地给他们送些焦米、爆花、红薯干之类的干粮，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大家依然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据同学们后来回忆说，老刘头送干粮的动作和神情，很像电影里的地下党员……

我得知后续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在这批支农同学返校后。听完了他们讲述的悲惨遭遇，我猛然觉得，自己算是逃过一劫，同时，一种前所未有的罪恶感溢满内心。同学们旗帜鲜明地把所有的愤怒和怨恨都指向那个藏在暗处的扔馒头的“反革命份子”，咬牙切齿地诅咒他是“混蛋”、“畜生”……我手脚发凉，闪烁的目光不敢与他们对视……

我只能守口如瓶，我必须永远守住这个秘密，让这件事情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事也真的就逐渐淡忘了。

可是几年后，这件事的记忆，又被重新唤醒，并让我有了更加深重的罪恶感——

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我考取了南方一所重点大学。其时尚是“计划经济”，吃饭还得靠粮票。我们大学生每月定额三十斤粮票，时值青春发育，三十斤粮根本不够。无法指望天上能掉馅饼，大家都只能这样挣扎着过。可即便如此，食堂里浪费粮食的事情还是天天发生。没吃完的馒头，被扔进泔水桶，见怪不怪。“人一半，猪一半；一个食堂救活了一个养猪场”，成了同学们自我调侃的校园名言。

很快我注意到，食堂吃饭的同学中，有两位从来没有向泔水桶中倒过剩菜剩饭，没有吃完的半个甚或是四分之一个馒头，都被用纸张精心包好，放进书包。用餐之后的饭桌，干净如初。观察多次后，我主动与他俩接近搭讪——

你俩哪个系的？

中文的。

听口音不是本地的？

不是。

哪儿的？

日本的。

（我心中一惊，日本的？他们上嘴唇怎么没留着一小撮胡子？电影里的日本男人都是那样的。）

接下来的交谈中，我得知他们是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十分痴迷。他们的家境都很殷实富有，都有私家车——唉，记得我上大学时，公社到县城的十几公里崎岖不平的沙路，我坐在手扶拖拉机上扎扎实实颠簸了几个小时。就当时而言，私家车？是此生连想都不敢想的痴人说梦——他俩还告诉我，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跟中国的“忆苦思甜”差不多，他们从小就知道，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灾害频发的海岛国家，要想生存下去，别无他途，一切都得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至于浪费，暴殄天物，更是不可饶恕的耻辱和罪恶……他们说，剩下的馒头，慢慢咀嚼，其实是很香的。如是冷得变成硬块，用开水一烫，口味不亚于你们喝的“麦乳精”……

一席话，让我感到汗颜。心想，战败的日本能在战后迅速崛起，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民族的勤劳和野心是与生俱来并相互支撑的。历史上，中国多次输给这个强悍宿敌，的确有许多深层的东西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

今天说来，扔掉作为粮食的半个馒头，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经济问题”了，老刘头把它上升为重大的政治斗争问题，看起来未免过于小题大做。然而，正是这种最易被忽视的小节，却折射出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等重大深层问题。打此往后，可能再也不会发生有人因为半个馒头而绝食三天这类的“荒唐事”，类似老刘头这样的人，肯定是死一个便会少一个，可能更多的人，再也不会去讨论半个馒头可不可以扔掉这类“无聊的话题”。事实上，当今食堂里，餐厅里、酒店里，泔水桶越做越大，里面装的又何止是半个馒头？

再次想起老刘头时，不知何因，眼睛居然有些湿润……

白水

好文！看完了，也勾起了很多回忆……

西贝惑

很朴素却很好看的文章，前段时间看了《夹边沟纪事》，看到这篇文章，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