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南方：风土与想象

抱香斋

世界的南方：风土与想象
蒋春红

     一、风土的基础   
    金色的田野里麦浪滚滚，向日葵在阳光下恣意伸展。这是文森特•梵高的南方。相比早期《吃土豆的人》中晦暗的色调，后期梵高的画作色调明显变得明快热烈，是法国南部小城阿尔的骄阳成就了这位不朽的画家，而他来自北方，来自冬季潮湿阴冷的荷兰。

在这悲伤的分手的日子，
我那些阴郁沉思的声音
    常使我回想起了高加索，
那里阴沉的别式图，雄伟的隐士，
山村与田野的五个头颅的统治者，
    它曾是我的新的巴那斯。
我怎么能够忘掉那峻峭的峰峦、
淙淙的流泉和那荒漠无际的平原、
炎热的旷野，忘掉那我们曾经共享
    心灵的青春感应的地方；
那剽悍的强人在群山中到处驰骋，
    灵感生怯的天才潜藏在
    遥远荒僻的沉静的地方？
    在这里你或许能够找到
    心灵的可爱时日的回忆、
    种种强烈的热情的矛盾、
那早已经熟稔的幻想、熟稔的悲凄
    和我心灵的神圣的声音。

普希金《高加索的俘虏》（南方组诗之一，1822）

    高加索的密林草原上，剽悍骁勇的车尔凯斯人、自在游荡的茨冈人，他们叛逆反抗而又忠于爱情。这是普希金的南方。“俄罗斯文学的太阳”曾因歌颂自由的诗章触怒沙皇，被流放至此长达四年。

    可是最初我以为没有了这么多黑人围在我身边我是会感到若有所失的，因为我揣摩北方人该认为我会这样的，可是直到那天早上在弗吉尼亚州，我才明白我的确是想念罗斯库司、迪尔西和别的人的。那天我醒来时火车是停着的，我撩起窗帘朝外张望。我在的那节车厢恰好挡在一个道口上。两行白木栅栏从小山上伸展下来，抵达道口，然后象牛角一样叉开，向山下伸去。在硬硬的车辙印当中，有个黑人骑在骡子背上，等火车开走。我不知道他在那儿等了有多久，但他劈开腿儿骑在骡背上，头上裹着一片毯子，仿佛他和骡子，跟栅栏和公路一样，都是生就在这儿的，也和小山一样，仿佛就是从这小山上给雕刻出来的，象是人家在山腰上设置的一块欢迎牌：“你又回到老家了”。老黑人没有鞍，两只脚几乎垂到了地上，那只骡子简直象只兔子。我把窗子推了上去。
　　“喂，大叔，”我说，“懂不懂规矩？”
　　“啥呀，先生？”他瞅了瞅我，接着把毯子松开，从耳边拉开去。
　　“圣诞礼物呀！”我说。
　　“噢，真格的，老板。您算是抢在我头里了。是不？”

福克纳《喧哗与骚动》（1929）

     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杰弗生镇，曾经显赫一时的康普生家族如今只剩一幢破败宅子，而这个保守的簪缨世家却偏偏出了一位浪荡女，以致哥哥为此羞愤自杀。这是威廉•福克纳的南方。在福克纳的笔下，南方有一整套属于自己的暗号和词汇，比如上面的“圣诞礼物”就是只有南方人才能听懂的习俗。可是南方的威仪和荣耀一去不复返，生于斯长于斯的福克纳也只能为它唱一曲挽歌。
     蹲在角落里出神的那个老加乌乔人，就是达尔曼把他看作南方（他自己的南方）的缩影的那个人，朝他扔过来一把亮晃晃的匕首，落在他的脚边。这仿佛南方已经决定，达尔曼应该接受挑战。达尔曼弯腰捡起匕首时，心里闪过两个念头。第一，这一几乎出于本能的举动使决斗变得无可避免。第二，这件武器在他笨拙的手里不仅不能保护他，反而给了对手一个杀死他的理由。以前他也玩过匕首，就像所有的男孩子那样，但他仅仅知道进攻时应该刀尖向上，刀刃向内。他想道：在医院里人家是不会让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来的。
　　“我们出去。”那个人说。
　   他们走了出去。如果说，达尔曼没有了希望，那么他也没有了恐惧。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的胳膊时，如果他能够在旷野上，在持刀拼杀时死去，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够选择或者向往自己死亡的方式，那么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
　  达尔曼紧握着那把他并不擅长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

博尔赫斯《南方》（1933）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某次大病后，希望超越平凡生活的达尔曼动身去“南方”，在遭遇一个醉汉的挑衅后，他必须以南方人的方式作出回应，于是他拿起并不惯用的匕首走向平原。这是博尔赫斯的南方。在这个名为《南方》的短篇小说中，博尔赫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个想象中存在的南方，而故事中的主人公达尔曼是否去了南方，答案已经不重要。

    林荫道被阴暗而茂密的常绿树丛包围着，仿佛是在深沟里奔驰，我们正停在这林荫道的一个点上。在我们的头顶上，只有一片狭小的冬季天空可见。午后的天空，像流动的色彩一样，一边变幻着颜色一边暗淡下来，缓慢地落下帷幕。我想，夜晚的天空将会象鲍鱼的贝壳覆盖着它的贝肉一样笼罩住这边的森林吧。想到这儿，闭塞的恐惧又向我袭来。尽管是在密林深处长大的，但每当我横穿森林，回到自己的山谷中时，总是不能从令人窒息的感觉中解脱出来。我的感觉中枢里，汇集着逝去的祖先们的感情之精髓。祖先们不断地被强大的长曾我部所追赶，一步步走进森林的深处，发现了仅有的这么一块能抵抗森林侵蚀力的纺锤形洼地，便住了下来。洼地里冒出了优质的水。逃亡小集团的统率者、我们家族的“第一人”，他依据想象力，以洼地为目标而莽撞闯入森林深处。他当时感情的真髓，充满了我的窒息感觉的神经。长曾我部是个无时无刻都存在着的可怕巨大的敌人。每当我不听话时，祖母就吓唬我说长曾我部来了。那声音的余音，不仅使幼时的我，而且使八十岁的祖母也能确实感觉到和我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恐怖而强大的长曾我部的气息……

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

     东京只是他们暂时栖身的地方，他们永远渴望回到四国的森林。在遮天蔽日的森林中，隐藏着传说中的精灵，那里发生过山民抵抗政府的暴动，那里还是核时代的避难所。这是大江健三郎的南方。尽管毕业于东京大学法文系并一直生活在东京，可是看起来作家好像从未走出故乡的森林。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沈从文《边城》（1934）

    在湘西，那里有触目的青山绿水，有渡口、船夫，有风日里长养着、如一只小兽物般的翠翠，还有神秘的赶尸人、弄蛊的巫师。这是沈从文的南方。在刻画南方湘西时如此柔情，而在描写北方都市时却充满揶揄，很显然前者才寄托着他的爱与美。
     上述世界范围内有关南方的描绘，似乎指向了一些共同的诗意想象：浪漫、古老、神秘。他们笔下的南方仿佛是抒情诗，是风景画，是乡愁，是梦想，是乌托邦，是桃花源。难道在文学的世界里，真的存在一个全世界共同的诗意的南方吗？我想，正如中国人都承认在中国古典文学里确实存在一个诗意的“江南”一样，那么，在全世界的文学范围内，如果愿意，我们也可以提炼出一个共同的南方主题、南方精神以及它们的一些共同特征。只是，如果要命名这个各国作家心目中共同的“南方”，首先要思考这种诗意的想象为何形成以及如何形成？这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想很多人都会承认，风土对文学风格的形成确实会有影响。丹纳的“环境决定论”即地域制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论调到现在也并未过时。气候不同，山川风貌不同，植被覆盖不同，作家选择的文学意象自然也不同。“小桥流水”想必是江南景致，“大漠孤烟”一定是塞上风光。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认为形成欧洲大陆南、北方文学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南方的诗人不断把清新的空气，繁茂的树林，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结合起来……北方各民族萦怀于心的不是逸乐而是痛苦，他们的想象却因而更加丰富，大自然的景象在他们身上起着强烈的作用。这个大自然，跟它在天气方面所表现的那样，总是阴霾而暗淡。”而由于气候、地理等产生的南北风俗殊异也是导致风格迥别的原因。先秦时代的北方儒学发达，因此《诗经》多比兴、多写实、多讽喻；当时的楚地巫风盛行，因此《楚辞》多神话、多抒情、多隐喻。自然场景不同，在人心上激起的情感和思考也不同，“于水软山温之地”，难免“为云痴月倦之辞”，南方人的柔和、感性、细腻不仅体现在文字中，也由此形成有所偏重的文体，就像刘师培所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南北文学不同论》）

    二、想象的建构
       除去风土的基础，则文学上所谓的“南方”多半来自作家的想象，而所谓的诗意，更是想象的建构。因为关于南方的一切，可能始于对抗，始于比较，始于向往。如果北方是寒冷的，那么南方就是温暖的；如果北方是专制的，那么南方就是自由的；如果北方是开明的，那么南方就是保守的；如果北方是现实的，那么南方就是理想的；如果北方是理性的，那么南方就是感性的；如果北方是公共的，那么南方就是私人的；如果北方是中心的，那么南方就是边缘的；如果北方是都市的，那么南方就是乡村的。虽然一切不过是相对而言，可是一切恰好适得其实，于是有关南方的文学想象就这样被建构起来，关于南方的一切似乎更接近诗歌或文学的本质，于是就变得更富于诗意。
    之所以称其为“想象”，是因为实际上作者都是不曾到达或是已经离开，他们或求学、或流寓，早已离开了真正的南方，在这些作品中时时可见故国或故园的情怀，它不过是跳出来的旁观者编织的梦，因了距离而变得诗意。当诗意累积到一定程度，所有的想象会超越地理的意义并且得到潜在的强化，而当它得到人们的意识和认同，则会成为有意无意的自觉坚守，正如欧阳修的散文肃穆端庄，而填词却是香艳缠绵；又如卞之琳描写“孤馆寄居的番客”必定是在“长安市的繁华”中访取尺八；而戴望舒“那丁香一样的姑娘”则一定是徘徊在悠长寂寥的雨巷。

三、泛化的表达
       这种想象并不虚妄，但它可能潜藏着一定的危险。因为所谓的南方与北方，不过是泛化的表达，必须参照不同的时空坐标。“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江南”原来是在长沙；“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的“江南”却是杭州；“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的“江南”却可能在成都。但丁时代的意大利南方富庶繁华，文学艺术极一时之盛，远非今日的南方所可比拟。从作家的角度来说，所谓的“南方”不过是体现在他的文字里，但我们常常把它和籍贯故里相混淆。生于南方、被流谪至更南方的东坡词“须关东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分明是属于北方的粗犷辽阔；而祖籍北方、长年混迹于北方的柳永词却“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又好像是江南的细腻婉约。又比如斯达尔夫人出生在南方的法国，只因流亡在北方的德国，熟悉德国的浪漫主义，所以不满法国的贵族沙龙文学。
     另外，在这种建构的想象中，人们往往只记得南方的温暖润泽；却可能忘了雨季、炎夏；只记得民康物阜，却可能忘了民生多艰；只记得吟赏烟霞，却可能忘了直面丑陋。要知道，这月亮不是曾经的月亮，“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
     还有，提到文学的南方想象，往往非要将它与北方一较短长，却忘了真正的南方想象，一定融入了北方精神，如果没有北方的调和与纠偏，南方的诗意一定不会成为真正的诗意。虽然，如魏征所说的“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文学的本质其实无关南北，也无法折衷。

抱香斋

各位，久违了。
把“文学与南方”讲座的稿子贴在这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另，特别感谢紫璇小朋友在水云间公众号上的编辑和推送。

抱香斋

吃土豆的人（1880）

抱香斋

麦田里的乌鸦（1885）

欧阳柳

看完了哦，信息量很大，有很多陌生的东西，尤其是前面几段。我好多都需要念出来才能勉强理解。
但是后面从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到中国的沈从文，明显就好理解多了。果然是亚洲文化更好理解啊，而且这么一读才发现，其实阅读需要的背景理解很重要。
看完了世界范围的“南方”理解，我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呢？广义的南方，可能就是一个无法抵达的“方”。
我上大学时候笃定要来北方，工作也定在北方。今天一个大连的朋友，则告诉我她想去广州。立刻就感受到了区别，广州真真是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啊。
也许在我心中，北方才是那个无法抵达的“南方”。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去亲眼目睹，一次又一次破坏我的想象，哪怕世界上所有的土地我都走遍，所有的幻想都打破，我至少还可以憧憬浩瀚的宇宙。
如果此生可以骄傲地说一声，银河系以外是我的“南方”，那该多有气魄呢？

欧阳柳

有一个疑问，我在微信群也发问了。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回复到这里。
长曾我部 这里的曾是年ceng（2）还是zeng（1）？
随后东方说，这个名字一般被翻译为长宗我部。因为是汉字也不存在翻译版本的问题。
剩翼大哥说，有可能大江健三郎故意改了个姓，因为他的书都比较怪诞。改个姓名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银魂里不就改了很多名字吗？

欧阳柳

搬运工
斋主老师回复：并不是翻译的问题，两个姓可以混用，在大江健三郎的家乡爱媛县就是用“长曾我部”这个姓。
捧哏东方：果然还是得斋主老师出来辟谣啊
捧哏剩哥：果然，专家就是不一样

趁热打铁的我：所以到底是读ceng还是zeng？
最后结论斋主老师回答了我：读zeng比较好。

东方

日本维基百科等的说法，现翻译如下：
長宗我部氏（ちょうそかべし）は、日本の武家の一つ。平安時代末から戦国時代の武家。本姓は秦氏を称した。家紋は「七つ酢漿草（かたばみ）」。長曽我部・長曾我部とも記される。（現在、長宗我部姓は高知県に数軒存在している。文字を変えた長曾我部姓は宮崎県に、長曽我部姓は愛媛県に集中する苗字となっている。）室町時代以降、通字に「親」を用いた。

长宗我部氏是日本一个武家氏族，平安时代末与战国时代间的武家。本姓为秦氏。族徽是七片酢浆草。也写作长曽我部、长曾我部。（目前长宗我部姓在高知县存有几家，更字后的长曾我部姓集中在宫崎县、长曽我部姓集中在爱媛县作为姓氏而存在。）室町时代以后，名字里都会带有一个亲字作为通字。

長宗我部氏の出自には諸説あるが、秦氏祖先説が通説である。その他には、蘇我氏の子孫とする説などがある。秦氏は中国秦王朝の始皇帝の流れを称する古代氏族であり、飛鳥時代に秦氏の繁栄を築いた秦河勝の後裔が長宗我部氏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秦能俊（初代 長宗我部能俊）が土佐に入ったのが、長宗我部氏の始まりとされる。

长宗我部氏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秦氏祖先说是通常认可的说法。另外，也有其为苏我氏的子孙等说法。秦氏是中国秦王朝的始皇帝所传下来的古代氏族，飞鸟时代筑造起秦氏繁荣的秦河胜的后裔成为长宗我部氏。秦能俊（初代 长宗我部能俊）进入土佐后，成为长宗我部氏的开端。

清和

風土對文學想象的影響，南北半球（目前看來）原來一樣。

东方

土佐の国の戦国大名・長宗我部元親は天正13年（1585年）に四国全土をほぼ統一したと言われている。が、伊予の国の平定には随分てこずった。統一・平定とは、すなわち侵略でもある。
＜万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ール＞の作者である大江健三郎は愛媛県（伊予の国）の出身だ。かつて伊予の人びとは、長宗我部元親の侵攻をどれだけ恐れたことだろう。
＜万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ール＞の「チョウソカベが来る」という台詞には、歴史の重みが詰まっていた。チョウソカベは時空を超えた気配と恐怖になったのだ。

相传战国时期土佐国的大名长宗我部元亲在天正13年（1585年）基本统一了四国，而当时对伊予国的平定非常艰难。统一、平定，换句话说就是侵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作者大江健三郎出身于爱媛县（伊予国）。大概曾经的伊予人民对于长宗我部元亲的攻侵多少有些恐惧吧。《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台词“チョウソカベ(長宗我部/長曾我部/長曽我部)来了”，则是历史厚重感的淤结。チョウソカベ营造了超越时空的气氛与恐怖。

注：
这里的人名チョウソカベ是用的日语中的片假名，片假名一是外来语、二是要强调一个词时使用，大江健三郎的小说里没有用汉字“長宗我部/長曾我部/長曽我部”，而是用了片假名，应该是出于“长宗我部元亲”这一特定的人物概念因素，只用了其姓氏来代表恐怖的人，来吓唬别人。因为三种汉字名字写法都存在，只是国内的译者翻译的时候选择了“长曾我部”作为此片假名所对应的汉字名吧，毕竟大江健三郎出身于爱媛县，爱媛县是用“長曽我部”这个写法而不是宫崎县的写法“長曾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