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交流专题”课程参考书目及作业交流专用帖

抱香斋

按：“中外文学交流”内容庞杂，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十分有效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因此，对专题内容的界定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下面的书目是为有典型意义的个案专题而开列，欢迎大家继续补充，也可以谈谈自己的读后感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1.周发祥、李岫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以“中外文学交流史”命名的仅此一种，校图书馆有藏。扩展阅读：《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东方文学交流史》、《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中印文学关系源流》、《中韩文学关系史论》等。

   2.钱钟书《七缀集》，三联书店，2008年。

    重点是《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林纾的翻译》两篇。

   3.杨宪益《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重点是《板桥三娘子》、《中国的扫灰娘故事》、《高僧传里的国王新衣故事》。

  4.严绍璗、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文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关于《游仙窟》的流传、以及《竹取物语》对汉文学的吸收，此书可以了解严先生从文学发生学角度进行的分析。
     

  5.乔光辉《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此书对《剪灯新话》的研究较为详尽，有专章分析《剪灯新话》的域外流传。

  6.周宁著《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形象学的书很多，周宁胜在他文笔不错，可读性强，了解了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就知道二十世纪林语堂等人为什么要“自塑形象”。此外，孟华《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是关于“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是部论文集。

  7. 钱林森编《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戏剧和小说》，外研社，2007年。

    西方汉学以法国汉学成就为最高，此书收录了十八、九世纪法国汉学家翻译《玉娇梨》等小说的序跋，包括伏尔泰《中国孤儿》献辞等，有很好的资料价值，而《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的比较研究，以陈受颐在民国十八年（1928）所作的《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为嚆矢。

  8.陈铨《中德文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1936年初版，材料翔实、文笔生动，是了解中德文学交流的必读书，对理解《好逑传》专题有帮助。
     

  9.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比较文学经典著作，对《好逑传》一书的英译有详细的考证。

  10.倪正芳《拜伦与中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作者是国内拜伦研究专家，这本书材料丰富，文字优美生动。

  11.贾植芳、陈思和主编《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上下，1898——1937），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

  收录了较多涉及现代文学交流的文献资料。
     

  12.赵毅衡著《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
     

  作者1983年写出《远游的诗神》一书，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此书是其改写和扩充。是了解意象派与中国诗歌的必读书。
    

  13.孙宜学《泰戈尔与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泰戈尔来华本该是一次难得的文学交流机会，为何却演变成“一场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本书还原了当时的文化语境。
     

  14.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生活的艺术》、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

 关于自塑形象的问题，前两种书最好找到中英对照本，看看辜和林的英语究竟好到什么程度。

[此贴子已经被白水于2009-12-5 20:10:16编辑过]

白水

QUOTE:

以下是引用抱香斋在2009-11-2 16:30:30的发言：

按：“中外文学交流”内容庞杂，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十分有效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因此，对专题内容的界定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下面的书目是为有典型意义的个案专题而开列，欢迎大家继续补充，也可以谈谈自己的读后感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1.周发祥、李岫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以“中外文学交流史”命名的仅此一种，校图书馆有藏。扩展阅读：《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东方文学交流史》、《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中印文学源流》、《中韩文学关系史论》等。

2.钱钟书《七缀集》，三联书店，2008年。

  重点是《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林纾的翻译》两篇。

3、杨宪益《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重点是《板桥三娘子》、《中国的扫灰娘故事》、《高僧传里的国王新衣故事》。

第1本应该先看了，这样，可以对中外文学交流的概况有个大致的了解，先有一个全局在胸，再去深入一些个案就好办得多。

第2本具体到篇目，很好。其实这种单篇文章，可读的非常多，如陈寅恪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上一世纪很多顶尖的大学者都写过这类文章，应该找来看几篇。

第3本我有，当年在南开大学门口八里台的地摊上淘的，看过，后来去杨老先生家，请老先生给签了个名。老先生家是后海的一座四合院，进屋不见一本藏书，只有一个矮脚柜，老先生说，那里面是他翻译的书。所有的藏书都不用了，只剩下一柜子自己翻译的书~~~~~~~，膜拜~~~~。老先生的英译之作我有多种，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英译，就是老先生的手笔。当然老先生译作里最有名的当属《红楼梦》的译本了，对杨译本与霍克斯译本的比较，也是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远风

很受启发，这个领域俺是绝对的外行，斋主的书目中读过的不多，要多学习呀。

小麥

看老師給的參考書

John G. Blair & Jerusha Hull McCormack  寫的

Western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omparisons

雖然內容混亂

但是可以知道些中國古代的那些東西用英語怎麼個說……

抱香斋

QUOTE:

以下是引用白水在2009-11-2 17:58:02的发言：

第2本具体到篇目，很好。其实这种单篇文章，可读的非常多，如陈寅恪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上一世纪很多顶尖的大学者都写过这类文章，应该找来看几篇。

第3本我有，当年在南开大学门口八里台的地摊上淘的，看过，后来去杨老先生家，请老先生给签了个名。老先生家是后海的一座四合院，进屋不见一本藏书，只有一个矮脚柜，老先生说，那里面是他翻译的书。所有的藏书都不用了，只剩下一柜子自己翻译的书~~~~~~~，膜拜~~~~。老先生的英译之作我有多种，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英译，就是老先生的手笔。当然老先生译作里最有名的当属《红楼梦》的译本了，对杨译本与霍克斯译本的比较，也是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是呢，单是神话研究，周作人、鲁迅、茅盾、闻一多、苏雪林、陈寅恪、胡适、郑振铎等人就写过许多好文章。

八里台是个淘书的好地方。对了，杨老先生还有一篇关于十四行诗与鲁拜体与唐诗关系的文章，也很有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26 16:25:33编辑过]

抱香斋

QUOTE:

以下是引用远风在2009-11-2 20:21:58的发言：

很受启发，这个领域俺是绝对的外行，斋主的书目中读过的不多，要多学习呀。

俺现在觉得，读书不在多，在精。越做比较文学越觉得，国学也欠缺，西学也差得远。

抱香斋

QUOTE:

以下是引用小麥在2009-11-2 20:37:02的发言：

看老師給的參考書

John G. Blair & Jerusha Hull McCormack  寫的

Western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omparisons

雖然內容混亂

但是可以知道些中國古代的那些東西用英語怎麼個說……

用英语一翻译、阐释中国的东西，这里面就有对话，有交流。

木木东

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林东 200640006

 

 

马雅可夫斯基是20世纪苏俄文坛的著名诗人，并且对我国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本文从文学交流机制角度切入，探讨中国对于马雅可夫斯基的选择性接受和借鉴。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无法获得更多关于译介和文学批评的早期资料，对于文中存在的疏漏谬误之处，还望老师批评指正。

 

 

一、马雅可夫斯基在苏俄文坛的地位

马雅可夫斯基是俄国未来主义的代表诗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俄共中央高度赞赏的。未来主义诗人破坏传统文化、歌颂运动、速力和标新立异、提倡使用拟声词、数学记号、音乐记号、取消标点、随意造词等材料组织形式，他们在1913年发表立体未来主义宣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宣称：“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从现代轮船上丢下水去！”。他们对资产阶级和黑暗现实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情绪；大声疾呼“诗决不在沙龙中决不在死的殿堂里，也不是资产阶级闲情逸致的消遣品。它不得不集合在广场和街头，因为它必须在勇敢的行动中才能尖锐的呈现。”他们具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其文学美学观点和主张曾受到俄共中央和列宁的批判（即使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在观点上开始接近共产主义）。列宁是怀着直率的厌恶看待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的：“我理解和欣赏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我也承认，但是马雅可夫斯基，对不起，我理解不了他。”1921年，针对马雅可夫斯基作品《150000000》的出版，列宁对卢纳察尔斯基说：“你不为你自己赞成《150000000》出版5000册而感到害羞吗？荒谬，无聊，双倍的无聊而又虚伪做作！”[1]

而斯大林在1935年《真理报》上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评价是“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由此，马雅可夫斯基才在苏联拥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其作品在苏联和中国都更广泛地流传开来，成为“苏联政府所积极支持的集体性敬仰的对象”[2]。在苏联实行公开性后，封存在纪念馆、克格勃以至党中央政治局保险柜里的档案材料陆续公诸于世，我们才了解到斯大林作出这一评价的来龙去脉，以及一系列政治目的和复杂的宗派斗争[3]。当然，随着苏联“解冻”和对斯大林评价的变化，马雅可夫斯基的地位在苏联和中国都发生了变化。帕斯捷尔纳克随笔《人与事》中写道：“马雅可夫斯基开始被强行推广，就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一样。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但他与此毫无关联。”[4]其革命性使他的作品甚至他本人被当做一个政治工具使用，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二、早期译介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基本形象[5]

我国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译介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1922年《东方杂志》刊登署名化鲁的文章《各国的自由诗》说到：“俄国革命后，已产生了一群新诗人，——最受俄国人崇敬的，便是梅耶谷夫斯基了”。沈雁冰《未来派文学之趋势》写道：“他和同志加入了布尔塞维克党，自此以后，他的一支锋利的笔就全部为布党效力了”。在这一阶段的文学史著作中，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描述和评价，典型的比如“十月革命涌现出很多天才的诗人，而马雅可夫斯基恐怕要算这些诗人中最伟大，最有收获，最有成就的一个了”（蒋光慈《俄罗斯文学》，1927），“马霞夸夫斯基是革命后五年中未来主义的健将，很多诗人之中只有他能完全迎受‘革命’”（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1923）。马雅可夫斯基是经历了革命前和革命后两个阶段的诗人，而译介中叙述的起点和描述凸显出马雅可夫斯基的“诞生”是在“俄国革命后”，凸显他的革命性，十月革命前的马雅可夫斯基被很大程度上“淡化”了。马雅可夫斯基一开始并不以纯粹的文学形象出现，而是一个放在政治宣传格局中的革命鼓动者的形象，也奠定了此后译介和评论的基调。

对于其人的介绍在20年代初，而其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则相对滞后了几年。到1929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新俄诗选》，其中从英文翻译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我们的进行曲》等三首作品。1930年4月，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身亡，这一事件扩大了诗人在我国的影响力，《现代文学》组织了“玛耶阔夫司基纪念特载”，包括诗人的作品以及国内外学者的评论文章。1937年才第一次出现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译作：上海Motor出版社从世界语转译的《呐喊》诗集。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文学上需要马雅可夫斯基充满战斗性的诗作，另一方面也由于其革命性的形象和各种政治因素（选择苏俄革命道路、上文提到斯大林对马雅可夫斯基的高度赞扬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对于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艺术探讨存在不同声音：陆立之的《玛耶阔夫司基底诗》认为，其战争题材作品是“官样的”，其讽刺作品新奇却浅薄，以《裤中之云》和《关于这个》为代表的早期和晚期爱情题材作品才是他最精彩的创作。署名谷非（胡风）的文章《玛耶阔夫司基死了以后》认为，诗人的天才在歌颂革命的《一亿五千万》之后便走向了衰弱。[6]

 

 

    三、中苏关系与建国后到文革期间的译介

    建国后的译介有其特殊性：

第一，文学翻译活动往往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义。对苏俄文学作品的译介，是意识形态的选择，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之间外交政策一种需要。因此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于马雅可夫斯基的评价也有变化。比如，五十年代初期，郭沫若充分肯定了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的积极影响及其诗歌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故不仅苏联红旗里有马稚可夫斯墓的心和血，就是我们今天的五星红旗里面也有他的心和血”。而1962年，郭沫若在广州的一次关于诗歌的讲话中分析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则说：“我不喜欢，我没有写过‘楼梯式’（实际上他在1945年参观马雅可夫斯基故居时模仿‘楼梯式’写的《洪波曲》十分有名）……说不定扶住这‘楼梯’上了天，也说不定扶住这‘楼梯’下了地”。[7]这个评价虽然客观，但与他在建国初期的态度大不相同。这一变化与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有关。到文革期间中苏决裂，我国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译介也随之停滞。

第二，在研究马雅可夫斯基时“多采取仰视为主的态度”[8]，一片“高度赞扬”和“取经学习”，少有关于艺术价值高低探讨的不同声音（也没有探讨的余地，因为价值已经由斯大林前定了）；关注焦点是其革命者形象以及与之相关的诗歌特点，如鼓动性、战斗精神、爱国主义等，选择的诗歌理论主要有“歌和诗——是炸弹和旗帜”“镭的开采”“社会订货”，都是极具政治功利性的。但是对于始终贯穿其创作的批判意识和未来主义艺术手法却少有提及。在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压下，批评不再是个人的活动，现实要求不需要批评家对这些作品的审美角度的个性化解读，重要的是通过文学批评活动将主流意识形态灌输给读者。所以，尽管相关评论文章数量大增，但得出的结论千篇一律，甚至是空喊口号。当这些作品“牢牢的在中国读者视域中扎下了根，评论界大张旗鼓的报导、宣传，作家们竞相模仿的时候（田间、艾青、郭小川、贺敬之等均受其影响创作了大量“政治抒情诗”），它们的权威性、典范性就生成了”。[9]以革命和战争为主要题材的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教育感染作用，这对当时的新中国建立后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仍会有强大的鼓舞和激励力。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未来主义属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流派。现代主义在当时是被“强烈拒绝”的，被认为是一种颓废的艺术，是资产阶级没落阶段的文化。[10]但有关未来主义的这一事实在此期间的研究中却被过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将当时还不存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按在马雅可夫斯基身上。[11]

第三，与建国前大不相同的是，译介行为不再是翻译家个人兴趣爱好的问题，而是一种按照制定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政治行为。1957年到1961年期间出版的五卷本的《马雅可夫斯基选集》本身就是中国当时文艺政策、文艺制度的一种典型反映，是对国家所制定的翻译计划的执行。《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的出版，是国家为了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纪念日而出版的系列丛书之一，也是按照国家规定的出版书目来进行翻译出版的。而担任《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的出版发行工作的也是当时被公认为“官方”出版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2]

 

 

由此可见，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马雅可夫斯基诗歌译介以及接受的过程中，其文学自身因素并不是决定力量。一方面受到苏联国内的特定评价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力量，二者给译介活动铺好了指定的路。诗人形象及其作品是经过过滤与设计的改造性接受。

---

[1]
      （美）爱德华·布朗：《马雅可夫斯基和左翼艺术阵线》，《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0.4

[2]
       （美）爱德华·布朗：《马雅可夫斯基和左翼艺术阵线》，《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0.4

[3]
      蓝英年：《马雅可夫斯基何以被偶像化》，《俄罗斯文艺》，1996.2

[4]
      陈建华主编：《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三卷），重庆出版社，2007年

[5]
      以下史料引自陈建华主编《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三卷），重庆出版社，2007年

[6]陈建华主编：《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三卷），重庆出版社，2007年

[7]
      邱宗功：《郭沫若前后译介马雅可夫斯基史实述评》，《郭沫若学刊》，1998.1

[8]
       陈建华主编：《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三卷），重庆出版社，2007年

[9]
      余嘉：《中国批评视野中的俄苏红色经典》，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10]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

[1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在1932年正式提出，1934年在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基本方法。而马雅可夫斯基去世是1930年。

[12]
      张广卫：《马雅可夫斯基与“十七年诗歌”》，西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26 19:08:19编辑过]

抱香斋

QUOTE:

以下是引用木木东在2009-11-25 20:43:29的发言：

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林东 200640006

老实说，对这个题目，我是比较陌生的。不过看完你的作业后，我觉得你的思路和观点都很有价值，对文学交流机制的思考也比较深入，很用心，也下了功夫。

我想要谈“译介”，可能还应该加上八十年代后“去政治化”的这一部分，要谈“接受”，那么可能要涉及到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影响（如左派诗人胡风、何其芳到贺敬之，新时期的朦胧诗派等），这里面也有误读、创造性接受等等。另外，文学交流常常受到文学之外的因素影响，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便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之外的许多“副文学”（paraliterature）文本纳入考察范围（当时的报纸评论、日记、书信）。

译介和文学批评的早期资料，我看《中外文学关系史汇编》里有一点。更多的资料，去检索《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然后去查原始资料是最好的办法，其次就是看有没有好的编选本；另外你还谈到二手资料的问题，我特意查了一下国图的馆藏，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21世纪初有多种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或选集出版，这里面本身就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编选者和翻译者的价值观一定是有变化的。如果真要研究，要好好读读这些诗集，另外，下面两种可能对资料收集有帮助：

岳凤麟编《马雅可夫斯基评论集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

戈宝权主编《马雅可夫斯基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0年。

马雅可夫斯基无疑是个天才诗人，也有许多经典作品。更多时候，我们发现面对的典型个案都是些二三流的作品，这主要就是因为文学交流受到许多其它因素的影响。还有，越是文学价值高的作品，反而越难被翻译和接受，这可能就是文学交流的特点吧。（这些感慨，是针对我们这门课程而发）

BTW：你的注释怎么没有页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27 8:54:41编辑过]

seashell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读书报告

王学双  200640013 汉语0601

从钱钟书先生《林纾的翻译》短短三十余页纸的叙述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他深厚的中国古文功底和深刻的外文理解力。钱先生通过对林纾翻译作品的评论,把翻译的指导原则和翻译技法通过“诱”、“媒”、“讹”、“化”等极有概括力的字一一体现出来，充分体现了文学作品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辨证关系。我仅从《林书的翻译》中撷取印象较为深刻的两个点，叙述些自己的认识。

其一，钱钟书在文中曾几次提到，他学外国文学是因为“读了林纾的翻译小说，因此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钱钟书读林译小说没有提到产生学习古文的冲动，反而转学了外国文学，在当时的陈衍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以现在的观点，或者在我看来，是比较顺理成章的。这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原因，即林译小说的优、缺点在其作品中的共存。在《林纾的翻译》中作者提到了林译小说的优点，这也是引起钱钟书先生兴趣的原因；而同时作者也着重讨论了林译小说存在的问题。钱钟书从林译小说中发现了很多理解不通的地方，很多问题看来意思不通，这就激发作者愿意去学外文、读原著的冲动。林译小说中的缺点于是成了钱先生继续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动力。当然，从某个侧面也反映了林译小说对当时的一批学者的影响，通过这些小说，国内的学者对外国、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从而激发了他们了解外国的原初的动力。

林纾是不懂外文的翻译家，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他的百十来部作品确确实实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由此线不禁想到，在我所见到的现代的许多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其实并不懂外文。他们的研究材料来自于别人的译著而并非自己对原著的阅读。（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研究者不懂原著文字等。）这样的研究是不是可靠？（钱锺书在文中有相关的阐述）尤其是在宏观的外国文学研究方面，仅靠译著为背景资料，而在某种情况下，为了迎合了国内市场的需要，我们引用的外国作品并不全面，即选择的作品或许只是外国文学的“代表作品”，对于其他的作品，如二、三流作品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么这样的研究是否有失偏颇，或许说是不全面的，从而产生“西优我劣”的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不能再仅靠译著来维持，第一译者在理解原著是会产生某种观点，二次“咀嚼”者在研究过程中会受到第一译者的影响，而会影响自己的思路延伸，这在研究过程中是种局，应该努力去克服。此其一。

其二，就是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到林译小说的“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并将其分为三个类象以实例作了解释。在林纾之后的白话文运动中，白话文似乎也有“欧化”的句子等现象。而时下的我们生活中的现代汉语似乎也沾染了“欧式语言”的习气，我们在不经意间就会使用了这些“欧化”语言。

汉语“欧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包括历史的、社会的因素。翻译对“欧化”汉语的产生有确实有一定的关系。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忽略了中外语法的差异，而就近按外文语法顺序译成中文也会出现，尤其是在翻译早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现实的欧化汉语现象。“欧化”汉语产生的初期，由于当时的语文专家还能够清楚的认识到；而如今生活在充满“欧化”汉语现实中的我们是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然而自身对“祖国的语文习惯”并没有深入的认识，现实中又有英语及港澳台业已形成的“欧化”汉语的影响，仍然不能摆脱这种习惯，自己也时常掉进这种语言的“陷阱”。

不同时代的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也是语言的交流，取长补短、融会贯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我国的语言变化发展的特点，汉语言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对我们的汉语言的发展研究很有参考意义。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对传统汉语言的语法习惯的“颠覆”，很多表达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在汉语口语表达表现尤为突出。是否要保持我们“祖国的语文习惯”呢？回答是肯定的。在现实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去思考如何去保持这种习惯，这在中外文学交流中也是应该值得注意的一点。注意保持我们语言的独立性，这样在交流过程中才有意义，才能反映汉语言的特点。可以说，我们的母语习惯的保持对汉语的发展是有利的，同时这既是对自己母语的尊重，也是对我国语言发展的责任。尽管钱钟书先生在文中并未做延伸，但从其字里行间能够读出其保持我国语文习惯的观点。

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语言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其自身也要发展，内容需要不断充实。所以，汉语在某些方面如词汇方面是需要不断扩大丰满的。新的事物的产生需要新的语言词汇来表达，这也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要求。不论怎样，要对我们语言的准确把握，保持汉语的语文习惯都是需要我们作为语言使用的主体的语言素养的不断提高。只有这样才始终不乱，保持清醒的语言思维方式不受影响而肆意变化。

其实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简单叙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如何看待在某些现象中产生的问题并透过其现象抓住内在的东西，从而能够更好的把握它。这样，在文学交流过程中，我们始终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真正达到交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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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发现两个问题：一，写的似乎很不正式；二，两年多了还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