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裘锡圭谈学习古文字

日月光华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甲骨文编》、《金文编》上去了。实际上，对古文字的理解，常比默记更为重要。为了弥补记诵的不足，可以尽量利用工具书。如《经籍纂古》、《说文通训定声》、《新编上古音韵表》、《广韵声系》、《甲骨文字集释》、《金文诂林》等书，与学习研究都有裨益。新出的高明同志《古文字类编》、徐仲舒先生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分栏列举不同时代字体，尤有助于学者通习文字的流变。

唐兰先生说过：“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我这些年讲课，屡次介绍这句名言。我体会，唐先生的意思是强调文献知识对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研究古文字，必须充分运用文献学的成果。以我所知，著名的古文字学者，无不在文献方面有高深造诣。以杨树达先生为例，先生研治小学多年，但直到抗日战争时避难湘西，才着手考释金文。他所著《积微居金文说》，真是妙义纷呈，创获独多。推其本源，其功力和方法都是从文献研究中得来。又如不久前逝世的陈直先生，所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三辅黄图校证》等多种，均以秦汉文物与古籍互相印证。即使是一砖一瓦，他信手拈来，都能用以说明一定的历史问题。没有对文献的精湛研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学古文字时读古书，最好能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文献对照阅读。例如学西周金文，同时读《尚书》、《逸周书》及《诗经》中西周作品，必能收左右逢源之效。前几年，我们整理注释云梦秦简，特立一条凡例：“注释尽可能引用时代接近的古籍及其注释。”就是为便于对比研究。如一味追求高古，援弓《诗》、《书》古训，反与秦简不合。

读古书，首先要读常见书，不可偏好孤本秘籍。最普通的如《史记》，司马迁写作时将《诗》，《书》、《左传》、《国语》等熔于一炉，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本材料，三家注虽不理想，内容却很丰富，足资参考。有人以《史记》为常见，不值得细读，甚至治学多年，还没通读过《史记》，这是不足为训的。

古文字学又不能同考古学分开。在解放以前，绝大多数的古文字学材料得自偶然发现或者盗掘，学者研究甲骨、金文，不能不多靠拓本，侧重于文字的辨析，接触器物本身的机会较少，对出土情况更很难了解。现在的科学发掘材料，有明确的出土记录，其学术价值大为提高，所以学古文字的人不可不具备一定的考古知识。

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相辅相成，把文字考释与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常能解决单凭前者不能解答的疑难问题。研究青铜器，不仅注意铭文，还应观察其形制、纹饰、功能和冶铸技术。研究甲骨，也应该兼顾甲骨品种，修治方式及钻凿的形态。这些年新发现的重要古文字材料，象殷虚小屯南地甲骨，“妇好”墓青铜器、周原甲骨和青铜器、淅川下寺青铜器(我认为出令尹子庚鼎的墓不属于令尹子庚)、侯马等地载书、随县曾侯墓青铜器及竹简、云梦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等等，都必须与遗址，墓葬结合研究，才能深入了解。所以，希望自学古文字学的同志多读有关的考古报告，如有机会参观博物馆或发掘现场，千万不要错过。

检索古文宇学论著及有关的考古材料，也应依靠工具书，即各种书目、索引。关于历代金石论著，可查容嫒的《金石书录目》，其补编刊于《考古通讯》1955年第三期。这部书近年又经增订，可望再版。解放以来的书籍论文，可使用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专科的目录，甲骨方面，有胡厚宣先生五十年代出版的《甲骨学五十年论著目》。《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所载萧楠《甲骨学论著目录》，可视为胡先生目录的续编。金文方面，容庚先生《宋代古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第六期)，《清代吉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2年第二期)及张维持《评中国青铜器外文著述》(《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三期)，对掌握著录情况都非常有用。

翻阅书目，不要被前人著述的繁多吓倒。自学读书，应当精于选择。我年纪小的时候，总幻想读尽天下之书，实际上生也有涯，一个人一生能从头到尾看完的书，不会有多少种。如果不加别择，拚命读了好多书，不能消化，也没有多大用处。小说《谐铎》所讽刺的“两脚书橱”，足为鉴戒。我建议把要读的书分为两类，一为精读，一为泛览。精读的书，必须是对本人确属必要的好书，不管卷帙多寡，一定要读通读懂。这样的书，一年能读一两种，已经获益不浅。泛览的书，不妨扩大范围，目的在开拓眼界，但为珍惜精力，也不能太多。我学甲骨时，曾力求把有关论著全部读过，费了许多不必要的功夫。有一种讲甲骨的线装书，册数很多，我从图书馆借来，用好些天时间通读，没有收获，本应到此为止。我又设法借到同一作者一种未刊稿，篇幅更长，苦读了不少天，仍归失望。自学者精力有限，这样的书，如不是为了写学术史，似可从缓阅读。

最后还想谈一下写作。我觉得练笔是很重要的，学到一定程度，能产生一些见解，就应该试写论文。过于矜慎，长期不肯开笔，容易陷于眼高手低的弊病。不过，论文应该有新见解，没有创见，那就不必写，至少不要发表。创见常与传统的成见相对立，要打破成见，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说：科学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是“正统”的，即指研究工作要不断创新。李卓吾论治学为文，应有胆、有识、有才，所谓胆，便是克服困难，破除成见的勇气。在古文字学研究中，想建立新说，有时也得经过多年的论难，没有决心和勇气，便不易于坚持下去。但是，有胆还必须有识，所谓识，我认为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明辨是非的能力。没有艰苦的功夫、真正的见识，虽然有李卓吾所说的“二十分胆”，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我个人对古文字学所知甚浅，学力非常有限，拉杂谈来，不知有没有足供青年朋友参考之处。至于古文字学的基础知识，以后还有机会介绍。谨祝大家在自学上取得新的成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4 15:39:18编辑过]

日月光华

谈谈学习古文字的方法

裘锡圭

 

我想根据自己的经验，简单谈谈学习古文字的方法，供对古文字感兴趣的青年同志参考。为了行文的方便，提到当代的学者时，即使是作者的师友，也不加先生、同志等称呼，先在这里声明一下。

“古文字”这个名称所指的范围可大可小。本文所说的古文字，主要指见于考古资料上的早于小篆的文字。

李学勤《谈自学古文字》一文引用了已故古文字学家唐兰的一句名言——“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文史知识》1981年6期5页)。这就是说，如果想学好古文字，必须掌握古文字学之外的很多知识。

按照我的体会，在必须掌握的那些知识里，最重要的是古汉语方面的知识。古文字是记录古汉语的。如果对古汉语很不熟悉，就没有可能学好古文字。

熟悉古汉语的主要方法就是读古书。我们的条件跟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不一样，不可能像他们那样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读古书，但是至少要想法集中时间精渎一部篇幅适中的比较重要的古书。对学古文字的人来说，最适合精读的古书也许可以说是《左传》。《左传》的注本有好几种，我主张读《十三经注疏》里的《春秋左传注疏》(杜预注，孔颖达疏)。不仅是《左传》的本文，就是注和疏基本上也要一个个字地读。这不但是为了帮助读懂本文，同时也是为了掌握古代注疏的体例。读完了这部注疏，以后使用其他各种注疏就比较方便了。读《左传注疏》时可以把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当作参考书。读《左传》不但能熟悉先秦语言，而且还能得到很多先秦历史、社会、典制、风俗、思想等方面的有血有肉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学习、研究古文字是非常有用的。

《左传》之外的古书当然也要读，但是由于时间条件的限制，读法恐怕就只能以粗读为主了。李学勤在《谈自学古文字》里说：“在学古文字时读古书，最好能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文献对照阅读。例如学西周金文，同时读《尚书》、《逸周书》及《诗经》中西周作品，必能收左右逢源之效。”(6页)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对战国文字感兴趣，就应该读读《战国策》、《史记》和诸子等书。不过现在所能看到的战国文字资料，多数是语言带有仿古意味的(如某些金石铭刻)和文字特别简单的(如玺印、货币)。因此对学习、研究战国文字的人来说，《战国策》、《史记》等书的史料价值超过作为语言资料的价值。

与读古书同时，最好看一点讲上古汉语的语法和词汇的著作，使自己的古汉语知识有条理。初学者可以看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中的通论和王力《汉语史稿》中、下二册里的有关部分。训诂学方面的著作最好也读一本。初学者可以看洪诚的《训诂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熟悉古汉语，主要靠踏踏实实读古书。如果古书读得不够踏实，古汉语方面的通论性著作读得再多也不解决问题。初学者如果读了不好的通论性著作，反而会使思想混乱，甚至还会误入歧途。

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为了勉强把古文字资料的文义讲通，不惜杜撰在古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字义或曲解古人的训诂，还不顾古汉语中词语搭配的通例和语法规律，对文句作穿凿附会的解释，使得用古文字记录的古汉语变成了一种跟古书上的古汉语很不相同的特殊语言。我们如果熟悉了古汉语，就不至于上这类错误说法的当了。以后自己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可以避免犯同类的错误，除非是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明知故犯。

在古汉语方面有一种比较专门的知识，对学习、研究古文字的人极为重要，那就是古音学知识。

在古文字资料里，通用字(也有人称通假字)是很常见的。如果同一个词可以用不同的字来表示，这些不同的字彼此就互为通用字。除去少数很特殊的情况，两个通用字的原来读音一定是完全相同或非常接近的。有些人认为两个字只要声母或韵母相同或接近，就可以通用，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声母相同而韵母明显不同的字，或是韵母相同而声母明显不同的字，读起来显然有别，古人怎么会把它们当作通用字来用呢？从古到今，语音在不断变化。现在同音的两个字，在上古的读音有可能差别很大。现在的读音差别很大的两个字，在上古的读音有可能很相近甚至完全相同。我们如果不知道上古音，就无法判断古文字资料里的某一个字是不是古书里某一个字的通用字。有些古文字资料是韵文，释读这种资料，没有古音学知识也是不行的。形声字往往因为使用不同的声旁而造成异体。要确定分别见于古文字资料和古书的两个声旁不同的形声字究竟是不是一字的异体，也需要古音学知识。此外，在考释古文字的时候，还会碰到其他需要用古音学知识的情况。我们即使自己不进行研究工作，为了判断别人在古文字研究中作出的跟古音有关的结论是否正确，也必须学古音学。

一说到古音学，青年同志往往谈虎色变。的确，要想精通古音学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学习、研究古文宇，并不需要很高深的古音学知识。我的古音学知识就很肤浅。初学者如果能认真读一下王力的《汉语音韵》(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和《汉语史稿》上册，掌握音韵学最重要的一些术语和上古音声母、韵部的概况及其后来演变的粗略情况，然后在碰到跟古音有关的问题的时候勤查工具书，就不至于出大纰漏了。

查字的上古音的工具书，比较容易使用的有近年出版的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编按：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郭锡良的《汉字古音手册》，也很容易使用。)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和周法高的《上古音韵表》，是上古音方面的重要工具，可惜都不大容易找。如果实在找不到上面举的那些书，在需要知道一个字的上古声母的时候，可以先在《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或新版《辞源》里查出这个字的中古声母，然后再按照语音演变规律折合成上古声母(在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根据语音演变规律，指出某两个字的声母在上古是否相同或相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在需要知道一个字的上古韵部的时候，可以查清人朱骏声编的按古韵部收字的字典《说文通训定声》(以下简称《定声》。这部书近来出版了影印本，容易找到)。不过《定声》的韵部名称都是取自六十四卦卦名的，跟通用的古韵部名称不一样。要想知道二者的对应关系，可以看王力《古韵分部异同考》一文中的“诸家分部异同表”(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77——79页)。《定声》中少数字的归部有错误，例如支部的“系”“奚”等字误入脂部，幽部的“灶”字误入侯部等等(《定声》称支、脂、幽、侯为解、履、孚、需)，使用时应该注意。

《定声》以小篆为标准字形。它不但按古韵部收字，而且每部中还按声旁排列形声字，以某一个字为声旁的字都排在这个字后面。此外，《定声》解释字义有假借一项，其下列举所释之字的各种假借用法。这些特点使它成为很适合学习、研究古文字的人使用的一种字典。但是《定声》对形声字结构的分析并非全都正确；由于时常把音义相近的字的关系跟本字和假借字的关系混为一谈，它所举的假借用法也往往有问题。这些在使用此书时都应该注意。

在跟古文字有关的文章里，把古文字资料里的一个字说成上古音跟它并不相近的某个字的通用字的现象，是相当常见的。例如有人把见于战国陶文的地名“格氏”的“格”读为“葛”。其实在上古音里，“格”属铎部(鱼部入声)，“葛”属月部(祭部入声)，一般说并不存在通用的条件。有人把一种楚国金版上的文字误释为“鼒”，读为陈蔡之“蔡”。“鼒”是之部字，“蔡”是祭部字，也是不能通用的。我们有了古音学知识，就不会上这类错误说法的当了。以后自己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可以避免犯同类的错误。

有志学古文字的青年，在传统文字学方面一般都是有基础的。在这方面我们只想强调一下传统文字学的经典著作《说文解字》的重要性。

古文字学发达以来，学者们指出了《说文》篆形和解释上的不少错误。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说文》的价值，也没有降低《说文》对古文字学的重要性。《说文》是资料丰富、体系严密的一部小篆字典，是古文字和今文字(即隶书、楷书)之间的一道桥梁。如果没有《说文》，不少字在古文字里和隶、楷里的字形就很难联系起来了，要把这些字的古文字辨认出来也就比较困难了。有些在古文字里有明显区别的字或偏旁，在隶、楷里已经变得混而不分或很容易混淆了。要想弄清楚这方面的情况，也离不开《说文》。研究古文字的人如果对《说文》不太熟悉，就很容易闹笑话。例如有一位在古史学方面颇有贡献的已故学者，曾把甲骨文里一个从“止”从“ ”的字释为“達”(“达”的繁体)。但是根据《说文》，“達”所从的声旁本是从“羊”“大”声的一个字，跟“ ”毫无关系(“ ”字据字书音niè，“執”字本从此)。还有一位学者把古文字里“年”字的异体 说成从“壬”声，把它跟古音与“壬”同声同韵的“稔”字联系了起来。但是根据《说文》，“壬”本作 (古文字本作I)；上引“年”字异体，下部从“人”从“土”，跟“廷”的声旁“壬”字同形，跟“壬”字却毫无关系。到楷书里，这两个字才被有些人写得混而不分(按照字典仍有区别，“壬”字中横长，“壬”字下横长)。

《说文》还收了一些早于小篆的古文和籀文的资料，并保存了一些对字形的较古解释。这些对研究古文字的人来说，自然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周代铜鼎铭文自称器名所用的那个字，往往写作从“卜”从“鼎”。《说文》“贞”字下说：“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贽。一日鼎省声，京房所说(这大概是由京房传下来的旧说。上古“鼎”、“贞”二字读音极近)。”“鼎”字下又说：“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此从小徐本，大徐本脱去上句)。”如果注意到《说文》“贞”字下所引“一曰”的说法以及“鼎”字下关于古文字用“贞”字、“鼎”字的情况的说明，就可以断定铜鼎铭文中那个从“卜”从“鼎”的字，就是不省声的“贞”字(这已为西周甲骨文所证实)。铜鼎铭文把“鼎”写作“贞”，跟《说文》所说的“古文以贞为鼎”同例。“贞”在这里是“鼎”的假借宇。可是过去却有学者把金文中借为“鼎”的“贞”字释为“鼒”，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袭用这种误释。这就是由于对《说文》不够熟悉的缘故。殷墟甲骨文里贞卜的“贞”都作“鼎”。这跟“籀文以鼎为贞”同例。一般把甲骨文中借为“贞”的“鼎”字直接释作“贞”，严格说起来也不是很妥当的。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来看，要想学好古文字，不在《说文》上下一些功夫是不行的。但是《说文》是很难读的一部书，精读一遍要花很多时间。在古汉语等方面基础比较差的青年人，读起来尤其困难。由于对内容不能真正理解，读了往往记不住，效果不大。按照我的经验，在开始学古文字的时候，可以先很粗地翻阅一下《说文》，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能精读一部分当然更好，但不必急于通读全书。对学古文字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养成勤查《说文》的习惯。不但在学习、研究古文字的时候一碰到有关问题就要去查，就是在阅读书报的时候碰上了一个记不起它的小篆写法的字，也应该去查一查。查《说文》并不是很轻松的事。即使有索引可以使用，也还是会有查了半天还查不到字的情况。我们决不能因为怕麻烦就少查《说文》。勤查《说文》能减少以至消灭由于对《说文》不够熟悉而犯错误闹笑话的可能。而且通过不断翻查，对《说文》无疑是会逐渐熟悉起来的。

读不懂《说文》的时候，可以参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一般简称《段注》)。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查阅《说文解字诂林》所收的其他各家的解释。段注水平很高，但是武断之处也很多，而且还时常擅改《说文》原文。所以引用《说文》不能根据段注本。

前面说过，《说文》的篆形和解释有不少错误。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充分重视《说文》，一方面又不能轻信《说文》，应该注意学者们根据古文字纠正《说文》错误的各种意见。不但是先秦古文字，就是秦汉金石简帛上的小篆和隶书，也可以用来纠正《说文》的错误。所以学古文字的人对秦汉时代的文字资料也应该有所了解。

在古汉语等方面的知识之外，上古史和考古学(包括古器物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学习、研究古文字的人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例如：学殷墟甲骨文，应该有一些商代史和殷墟考古的知识。在殷墟考古方面，初学者可以看胡厚宣《殷墟发掘》。学金文，应该有一些商周史和青铜器研究方面的知识。在青铜器方面，初学者可以看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

上面提到的各方面的知识，都是学古文字的人所应该具备的。在开始学古文字的时候，至少应该先在这些方面取得一些常识。在学古文字的整个过程里，应该不断积累这些方面的知识。

下面简单谈谈学习古文字学范围之内的知识时所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要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

古文字的内容丰富多样。按时代可以把古文字分为商代文字、四周文字、春秋文字和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又可以按地域分为六国文字和秦国文字(如称秦系文字则可以包括春秋时代的秦国文字和小篆)。对六国文字还可以进一步作分国的研究。按照文字所附着之物的性质，古文字又可以分为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玺印文字、货币文字、陶器文字、简帛文字等种类。学习、研究古文字的人，可任意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但是不管你如何选择，对古文字发展的过程都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各种古文字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如果专攻一种不及其余，所专攻的那种古文字决不可能研究得很深很透。李学勤在《谈自学古文字》里说他起初“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这是经验之谈，值得我们重视。

但是我们强调认识古文字发展全过程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求学古文字的人对各种古文字都平均使用力量，更不是要求他们不分主次地同时学几种古文字。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如果齐头并进地同时学几种古文字，往往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们最好先集中力量学一种古文字，在基本掌握了这种古文字之后，再集中力量去学另一种。所谓集中力量学一种古文字，并不意味着在学这种古文字的时候对其他各种古文字一点也不能管。我们只要做到主次分明就可以了。至于究竟先学哪一种，后学哪一种，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去决定。

2．学习的重点不要放在读文编上而要放在读原始资料上。

已经出版的古文字文编相当多。综合性的有高明《古文字类编》和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甲骨文方面有孙海波《甲骨文编》等书。金文方面有容庚《金文编》。古印文字方面有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文编》。古陶文方面有顾廷龙《古陶文香录》等。货币文字方面有张颔《古币文编》等。石刻文字方面有商承柞《石刻篆文编》。初学者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读这类文编上。这种办法不一定妥当。

我们知道学外文不能从读字典入手。要想学好一种外文，必须大量阅读这种文字的书和文章。使用汉字的人学古汉字，情况跟学外文当然有所不同。在开始学一种古文字的时候，先粗读一遍有关的文编，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要想学好古文字，主要不能靠读文编，而得靠大量读原始资料。脱离了古文字的使用环境，孤立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学习，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古文字的。在这方面，学古文字跟学外文有很大的共同性。

在开始学古文字的时候，只能读有考释或释文的原始资料。例如学甲骨文可以先读郭沫若的《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学金文可以先读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学石刻文字可以先读《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九卷所收的有文字图版的《石鼓文研究》和《诅楚文考释》，学货币文字可以先读丁福保主编的《古钱大辞典》的有关部分，学古印文字可以先读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有了基础以后，就应该去读没有考释和释文的原始资料。如果离开了别人的考释、释文就不能利用古文字资料，就是没有学好古文字。

有的人不管古文字在资料里的实际使用情况，也不怎么注意古文字字形的真实的演变历史，就字论字地孤立静止地去研究古文字。他们喜欢用“看图识字”的办法，或者滥用“偏旁通用”(如“人”旁“女”旁可通用)的原则，去考释古文字文编的附录里所收的未识字，其结论大都是不可信的。有志学古文字的青年千万不要走这条道路，要想掌握考释古文字的比较正确的方法，应该看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殷墟文字记》和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不过他们的考释也并非完全正确，阅读时应该注意。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们说要想学好古文字主要不能靠读文编，并不意味着对文编可以不加重视。不论是学习还是研究古文字，都应该充分利用有关的文编。由于各种文编大都大量收入异体，还可以把它们当作索引来用。在需要查文编的时候，千万不要因嫌麻烦而不去查。

除了上面举过的各种文编外，汇集各家考释甲骨文的说法的《甲骨文字集释》(李孝定编)和汇集各家考释金文的说法的《金文诂林》及其《附录》与《补》(皆周法高主编)，也都应该充分加以利用。

日人岛邦男编的《殷墟卜辞综类》，按甲骨文本身的字形特点建立部首、编排文字，每个字下汇录使用这个字的甲骨卜辞(整条卜辞的字都按原形摹写)。对学习研究古文字的人来说，这种工具书比一般的文编有用得多。可惜《综类》对卜辞的摹录有不少错误，使用时需要核对原始资料。

3．对古文字资料的性质、时代等方面的问题都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古文字资料的内容是由它们的性质决定的。例如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玺印文字、货币文字……，其用途各不相同，因此内容也截然有别。同性质的资料，其内容也还会由于时代、地域等因素的影响而有不同的特点。古文字资料的文字形体和用字习惯，通常随时代而异。资料的性质在这方面也有影响，例如重要的金石铭刻的文字形体大都很规整，货币文字则往往比较草率。同时期同性质的资料，其文字形体和用字习惯也还会由于某种或某些原因而有所不同。例如同时期不同组的殷墟甲骨卜辞，其文字形体和用字习惯就有明显的差别；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战国时代的金文和其他文字资料，其文字形体和用字习惯往往随地域而异。不注意上面所说的这类情况，是不可能很好地掌握古文字的。所以学古文字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文字上，对古文字资料的性质、时代等方面的问题都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例如要学甲骨文，至少应该读一读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比较深入地了解一下殷墟甲骨卜辞的性质、内容以及分期分组等问题。

如果想粗略地了解一下各种古文字资料的概况，可以读唐兰《古文学导论》和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

4．要及时吸收本学科的新知识。

新的古文字资料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是层出不穷的。我们前面举到过的工具书和专著，大部分是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出版的，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知识陈旧的问题。有的工具书虽然出版得很晚。但也没有很好地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既要充分利用工具书，又不能过分依赖工具书；应该随时注意本学科的新资料和新成果的发表，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古文字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文章以及新出版的有关专著，都应该力争及时加以阅读。

古文字学领域内的有些问题，已有较长的研究历史。如果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有关的基础知识，就可以先找关于这些问题的最新著作来看，然后再根据这些著作提供的线索，去补看一些比较重要的旧著作，这也可以算是“迎头赶上”的一种办法吧。

最后还想强调一下动脑和动手的重要性。不管多高明的古文字学者，他的意见总不可能一点没有错误，各种古文字工具书更是免不了有较多的错误，因此我们在使用古文字工具书和阅读古文字方面的著作的时候，一定要善于动脑，不要无条件地接受别人的说法。如果让错误说法先入为主地占据自己的头脑，新的正确的说法就吸收不进去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前面曾经屡次强调学古文字必须勤于翻书查书。此外还应该勤于做卡片、做摘录。如果能持之以恒，对于学习以至以后的研究工作一定会有极大的好处。（原载《语文导报》1985年第10期，今据拙著《古文字论集》所收者收入本集。）

木兰晓芙

好文章！两位文字学大家的治学经验，是我们学古文字时非常宝贵的参考资料！感谢光华版主！

小白杨

谢师兄！想起这篇文章，大家一起看看吧。

小白杨

                     王力：谈谈学习古代汉语

                     谈谈学习古代汉语[①]

一、什么是古代汉语

什么是古代汉语呢？就是古代的汉语。中国古代的语言，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古代语言应该是分时代的。因为从两千多年前到现在，经过一个一个时期的发展，有时代性，从《尚书》、《诗经》到《水浒》、《红楼梦》，都是古代汉语。这么看，范围就很大了。我们高等学校开的古代汉语课，要照顾那么大的面，就不好教了。所以，我们教的古代汉语没有那么大的范围，只是教的所谓“文言文”，又叫做“古文”，当然也有些古诗。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有一个道理。因为，尽管口语在历史上有很大发展，可是人们写下的的文章还是仿古的文章。由于古时候知识分子写文章需要模仿古文，所以即使在唐宋以后，还是模仿先秦两汉的文章。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讲的古代汉语范围就窄得多了。古代汉语课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这就是我们讲的古代汉语。

二、学习古代汉语的必要性

我们要继承丰富的文化遗产，就要读古书；念古书就要具有阅读古书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古代汉语。比如研究古代文学，当然要学习古代汉语。比方我们要研究文学史，有古代的诗歌、古代的散文……没有阅读古代古书的能力，我们便无从研究。这是很容易懂的道理。我们研究自然科学，要不要懂古代汉语呢？也要。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的成就的。比方说天文学、数学这一些学科，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取得过在世界上领先的地位，可以说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很大的成就。就天文学说，从东汉的张衡起，一直到南北朝的祖冲之、唐朝的僧一行、元朝的郭守敬，他们在天文学上的成就，比起西方来，要早得多，成就辉煌得多。这些我们应当知道，我们的天文学不是外来的。又比方说我们要研究医学，中国古代的医书，当然是用古代汉语写的了，我们不懂古代汉语，就看不懂。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医的把脉，有四大类，有浮、沉、迟、数。“浮”、“沉”好懂，数（朔(shuò)）不好懂这里“迟”是“慢”的意思。我们如果懂得古代汉语，知道“数”在这里是“快”的意思，就很好懂了。我们如果搞研究，不管文科、理科，要深入研究，就要读古书，就非懂古代汉语不可。从前我听说有个中学语文教师教杜甫的《春望》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个老师怎么解释呢？他说：“打仗打了三个月了，杜甫家里很穷了，没有办法，把家里的书卖掉了，家里的书抵得一万块钱。”你看这个中学教师讲的可笑不可笑？不要笑中学老师，大学教授也有闹笑话的。一位教授引《韩非子·显学》：“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大意是说，尧舜之道是没有的事情；儒家一定要说有，就“非愚则诬”——不是愚昧无知，就是说谎话骗人。“愚”是愚蠢；“诬”是说谎。你如果不知道尧舜之道是没有的事，那你就是愚蠢；你如果知道尧舜之道是没有的事，还硬说有，就是说谎，骗人。这个教授怎么解释呢？他说“非愚则诬”就是“不是愚蠢就是诬蔑”。他不懂得先秦时代的“诬”没有“诬蔑”的意思，只当“说谎”讲，所以这一个大教授出了大笑话。后来他看到人家引文讲是“说谎”，他也就不再讲“诬蔑”了。

有些地方，看起来容易，往往也会弄错。例如曹操《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看起来很好懂，很多人引用，其实不太好懂。“烈士”不是今天讲的“烈士”：——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人。“烈士”在古时有两种意义：一个是“重义轻生的人”，合乎正义的事就做，生命在所不顾；另一个意义是有志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曹操这首诗的“烈士”就是这后一种意思。“壮心”似乎好懂：雄壮的心嘛！但是我们知道，先秦两汉的“壮”，只是壮年的意思，跟年龄有关，“三十曰壮”，三十岁叫做壮、壮年是最能做大事的时候。曹操的意思是：我是胸怀大志的人，虽然老了，到了晚年，我壮年的心还在，我是人老心不老啊！我还要做一番大事业呢！很多人就不懂这个意思。又，“枥”字很深，现代很少用。查《辞源》、《辞海》都说是：“养马之所。”新《辞海》解作“马厩”。《辞源》修订稿“伏枥”：“马被关闭在马房里头。”又查《新华字典》，说“枥”是“马槽”。一说是“马厩”，一说是“马槽”，到底哪个对呢？不能两个都对。我们想想，“伏”当是靠、趴的意思，是“埋头伏案”的“伏”。“伏枥”，伏在马槽上吃草，还一面想到跑路，想到当千里马，比喻想做一番大事业。“枥”解释为“马槽”，是很顺畅的。“枥”若解作“马房”（马厩），马怎么伏在房子上呢？不好解了。韩愈有一篇文章（《杂说四》），正是讲的千里马，他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秖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里讲的很明显，“槽、枥”是同义词连用。《说文解字》说：“槽：畜兽之食器。”段玉裁注：“马枥曰槽。《方言》：‘枥：梁、宋、齐、楚北、燕之间谓之樎（缩(suō)，《玉篇》：养马器），皂’。皂与槽音义同也。”这就铁证如山了，槽就是枥，枥就是槽。因此，《新华字典》解释是对的，而《辞源》、《辞海》是错的。所以，字典、词典讲的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前些时候，有一些老科学家想为四个现代化做一些贡献，有人说：我们今天不是“伏枥”了，要“出枥”了。这个雄心壮志很好。但是按古代汉语讲，这话就不通了：怎么“出枥”呢？从马槽怎么出来呢？所以我们说，研究古代汉语是很必要的。毛主席指示我们说：“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希望大家很好下点功夫，把古代汉语学好。

三、从三方面学习，以词汇为主

语言有三个要素：语音、语法、词汇。古代的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都要学。

语音方面。我们知道古音与今天不一样，如不研究古音，许多古诗就会感觉不押韵。比如《诗经》，以今天语音看，很多地方不押韵；按古音来念，就押韵了。再说唐宋的诗词，它也是用古音写的，所以有些地方我们念起来好像不押韵；本来是押韵的，变到后代就不押韵了。还有，诗词讲究平仄。毛主席说，不讲平仄，就不是律诗了。我们如不讲究古音，就很不容易欣赏古代诗词，有时还会弄错。最近有个朋友写一部《李商隐诗选注》，把原诗都抄错了。为什么抄错了呢？因为他不懂得平仄。李商隐《无题》诗中有两句：“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他抄成了“此去蓬莱无多路。”为什么抄错呢？因为他不懂得格律要求，这一句应是“平平仄仄平平仄”。按照他抄的，就不合平仄了。而李商隐写诗，是不会不合平仄的。

还有语法要学。古代汉语的语法，与今天大同小异，很多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如李商隐《韩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头一句好懂，碑高字大嘛。下一句，“负以灵鳌”，也好懂，海中大龟叫鳌，就是说乌龟背着石碑。“蟠以螭”，有个同志解错了，他说“蟠”是蟠龙，“螭”也是龙。这就讲错了。为什么错了呢？从语法讲，“负以灵鳌”就是“以灵鳌负之”；那么“蟠以螭”应是“以螭蟠之”才对。“螭”是龙，“蟠”是盘绕的意思，指以龙盘绕石碑，这才对。所以，从这个例子看，我们要懂古代语法。

再就是词汇了。一个字，一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懂。有一种情况要提醒大家：大家以为难懂的是那些难字、那些不认识的字。我说不对。那些字，一查字典、词典，就懂了，一点不困难。我举个例子，有个“靔”字，一般人不认识，查一般字典也没有。但是从《康熙字典》“备考”中查出，“靔”就是“天”字，青气为天嘛（“无”就是气，亦写作“无心”）。一查出来，一点也不困难了。常常使我们上当的是有些常见的字，把它解释错了。前两年北大中文系编字典，很多错误都出在常用字上。常用的字容易出错，那时因为它错了还不知道。这一点要谨慎呢。举个例子，有个“羹”字，我们编字典时就误解为“汤”。羹不是汤，直到今天北方称羹、汤还是不一样的。《红楼梦》中的“莲子羹”，那里面是有莲子的，不单是汤。说到先秦两汉，“羹”更不是汤了。“羹”是带汁的肉，其实就是一种红烧肉。古人做红烧肉要配很多作料，可以说是“五味羹”，酸甜苦辣咸都有。《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作羹要用梅，梅子味酸，盐有咸味。“羹”是上古时代常吃的一种红烧肉。《孟子》说的“一箪食，一豆羹”，“食”是饭；“箪”是筐，盛饭的；“豆”是盛菜的，主要是盛肉菜，今天在博物馆里可以看到这种器皿。很明显，“羹”，是红烧肉。在楚汉之争时，楚霸王项羽与汉高祖刘邦打仗，他抓到了刘太公（汉高祖父亲），架好了大火锅，给刘邦看，威胁刘邦，要刘邦投降，若不投降，就烹了刘太公。刘邦回答说：没关系，我的爸爸就是你爸爸，你一定要烹你爸爸，如煮熟了，请分给我一杯羹吧。（《史记·项羽本纪》：“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从前我还以为是分一杯汤呢。汉高祖这么客气呵？没有这么客气，是说煮熟了，分我一碗肉，不是汤。穷人的羹，叫做“菜羹”，也不是汤，是煮熟了的青菜。这种字，看看好像认识，其实不认识。又比方说，“再”字，好像很浅，可是古代的“再”不象现代，是“两次”的意思；三次以上就不能叫“再”了，它表示一个数量，就是“两次”。《左传·曹刿论战》中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是一次，“再”是两次，“三”是三次。《周易·系辞》“五年再闰”，讲的是历法，五年闰两次。《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齐将田忌与诸公子赛马，孙膑给他出了个主意：用你的下等马对他的上等马，用上等马对中等马，用中等马对下等马。结果赢了，得了王的“千金”重赏。所以叫做“一不胜而再胜”，输了一次，赢了两次。如果解释为今天的意思就不对了。所以，看起来很普通的字，今天也要研究。

从三方面学习，为什么要以词汇为主呢？语音不是太重要的，因为除了诗歌，古书上并没有语音问题。至于语法，刚才讲了，古今相差不大，容易解决。问题在词汇，这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我们编《古代汉语》时，有一位同志讲得好：古代汉语的问题，主要是词汇的问题。所以，我们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要放在词汇上。

四、建立历史观点

今天重点讲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许多人研究古代汉语时，很不注意这一点。语言是发展的，每个时代都有发展，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起来的，所以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有共同点。但是语言是发展的，所以现代与古代比较，也有不同。一个字，后代是这个意思，古代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当然，古今字义有关系，相近，有联系，但不相同；相近也有小变化，而这小变化比大变化更容易被人忽略。研究古代汉语，大变化要研究，但重点不在于研究大的变化，而在于小的变化。因此，历史观点很重要。什么时代说什么话。时代不同，说话就不同了。《三国演义》中有些例子就很典型。刘备“三顾茅庐”，两次未见到诸葛亮，刘备留下了一封信，写得很客气。研究古代汉语就知道，那封信是后人假造的，汉朝人不会那么写，刘备是不会那样写信的，只有到了明朝，人们才那么写。《三国演义》的造假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后来刘备第三次去时，孔明睡觉未醒。醒来时，口吟一首五绝：“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我说这首诗更容易看出来是假的。诸葛亮时代不会写这种五绝。从语音上讲，“知”“迟”汉代不可能同韵，不押韵；大约唐以后，“知”“迟”才会押韵。再从语法方面看，律诗绝句，讲究平仄的诗，唐以后才有。诸葛亮是东汉时人，他怎么会写这种诗呢？从词汇上看，“睡”字，先秦两汉时不是睡觉的意思，是打瞌睡，打盹的意思；在床上睡觉，那时叫“寝”。因此，从“春睡足”三字就可知这首诗是假的。《史记》中商鞅见秦孝公，讲王道，孝公不爱听，书上说：“时时睡、弗听。”“睡”就是打瞌睡。因为，商鞅是新来的外宾，对外宾，孝公不可能那么没有礼貌，躺在床上睡了。所以，“睡”不是睡觉，是打盹。由此可见，古今不同，语言不同，明朝人伪造汉代的诗，露出了马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下面举出一些有关身体的例子来说明语言是发展的。

身：古代有三种意思：①身体。②除了头的其他部分。如《楚辞·九歌·国殇》：“身首离兮心不惩。”“惩”是“后悔”。这句说，战士们头和身体分离了，但为国牺牲并不后悔。这个“身”就是除了头的其余部分。③除了头和四肢，即指躯干部分。第三种意义是身子的原始意义，最初的意义。《说文解字》身字作：“躬也，象人之身。”实际上画的一个大肚子，指的是躯干。《论语·乡党》：“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以前很多人看不懂，以为孔丘的寝衣有一个人的身长，再加半个身长，清朝王念孙考证出来了，身是躯干的意思。那么，孔夫子睡觉，寝衣不盖头和腿脚，只盖到膝上，那就正好是长“一身有半”了。

体：和身不是一回事。体原义是身体的各个部分。《说文》：“体，总十二属之名也。”十二属指的是顶、面、颐；肩、脊、臀；肱、臂、手；股、胫、足。但主要是四个体：两只手、两只脚，即四肢。《论语·微子》：“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勤”是“劳苦”的意思（不是勤快）。这个老头说，四肢不劳动，五谷不能分辨，谁晓得你的老师是谁？又如楚霸王别姬，在乌江自杀，汉高祖以千金、万户侯悬赏，当时汉将五个人争功，王翳取得头；其余将领争夺，后来四个将领“各得其一体”。这个“体”也是指四肢。

颜色。古代颜指额，色指脸孔。连起来，颜色是面孔、脸色。不是今天讲的颜料的颜色。《史记》说刘邦“龙颜”，是说他额角象龙一样（见《高祖本纪》）。《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颜色憔悴”也是讲面孔，脸色憔悴。凡是古书上讲的颜色都不是今天的颜料的颜色。一直到文天祥《正气歌》：“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是说他虽坐在监牢中，宁死不降，在风檐下展开古书来读，古道教给他“正气”，在他面孔上表现出了不可屈辱的“正气”。

眼。今天的眼，古人叫“目”。古时目、眼是不一样的。古时讲的“眼”，比“目”的范围小，“眼”是指的眼珠子。《史记·刺客列传》讲韩国刺客聂政刺杀韩国宰相侠累后，怕人认出自己，被迫自杀时，“自皮面，决眼”，用刀划破脸，挖出眼珠子。这个“眼”就是眼珠子，眼眶不包括在内。又《史记·伍子胥传》说，伍子胥是吴国宰相，越王勾践投降吴，吴王放了他。勾践返越，卧薪尝胆，图谋报仇。伍子胥屡次劝谏吴王，讲了很多话，吴王非但不听，还赐剑让他自杀。伍子胥说，我死可以，吴国眼看要被越国灭亡了。临死时告诉他的舍人，“抉吾眼县（同“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这里的“眼”也是眼珠子，不是“目”。

脸。和“面”不同。现代所谓“脸”，古人只叫“面”。而古人所谓脸（俭(jiǎn)），指“目下颊上”（《辞源》），这比较对。但如仔细研究，又不完全对。南北朝以后才见这个字，是指妇女擦胭脂的地方。古代诗歌的“红脸”，是脸被胭脂擦红了，不是关公的“红脸”。白居易有一首诗咏王昭君，头两句说：“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前面讲“面”，后面讲“脸”，可见脸、面不是一回事。北方风沙大，出塞后满面的沙、满鬓是风，他忧愁不高兴，很悲哀，不画眉，也不打扮，不擦胭脂，红也没有了。所以说脸是妇女擦胭脂的地方。最近我看了一本注释《红楼梦》的书稿，注得很好。但是里边有个地方注错了。《红楼梦》五十回李纹写的《赋得红梅花》：“冻脸有痕皆是血，酸心无恨亦成灰。”那注解说：“梅花冬天开花，所以脸上冻得有了痕迹。”这就不对了。“痕”，应当是“脸”上擦的胭脂的“痕”，所以说“有痕皆是血”。

脚。古代的“脚”字，原义不是今天的脚，今天的脚，古时叫“足”。古人说“脚”是指小腿。《说文》：“脚，胫也。”“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司马迁《报任安书》）。古代刑法，去掉膝盖骨，使小腿不起作用，叫膑脚。与刖刑不同，刖是把脚丫子砍掉，被刑的人，勉强还可以走路，而膑刑后就不能走路，刑更重些。

趾。今天指脚指头，但古书上不是这样。古书上的趾，就是“足”，即是脚。《诗经·豳风·七月》：“四之日举趾。”举趾，是把脚举起来，表示动身下地，开始耕种了。脚指头，古人写同手指头的“指”。汉高祖打仗时，被敌人射中，“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史记·高祖本纪》）他怕损伤士气，不说射伤胸部，反而用手摸脚，说敌人射中我脚指头。《辞源》：“趾，足指曰趾”，举《诗经·豳风·七月》为例，那是错误的。《辞海》也讲错了，说是“足指”，举例为“足趾遍天下”，这是错误的。在“足趾遍天下”一语中，“足、趾”是同义词，足是趾，趾也是足。只有这样解释才讲得通。

词义发展有三个类型，可以讲是三个方向：一是扩大，一是缩小，一是转移。扩大，就是把意义范围扩大了，例如以上讲的“身”、“眼”、“脸”，就是词义发展而扩大了。缩小的，举个例子，念《诗经·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弄之瓦。”旧注：“瓦，纺砖也。”纺砖也叫瓦。古代瓦是土器已烧之总名（见《说文》），范围很大。今天缩小到只有盖屋顶那个叫“瓦”了。词义发展中，缩小的情况较少。转移，就是词义搬了家了，搬到附近的地方去了。比如“脚”，就是转移，从小腿转到“足”那里去了。

词义有发展变化，我们就要注意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义。如“眼”字，它的意义就要看时代，才能断定它是眼珠子或是眼睛。唐元稹《遣悲怀》诗中有两句说：“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终夜”是通宵。“眼”是眼睛，不是先秦的眼珠子的意义了。“常开眼”是说晚上睡不着，常常睁开眼睛。眼珠是不能开的，如果在这里解释为眼珠，那就错了。所以说，要有历史观点。又如“睡”字，本义是打瞌睡，但到唐以后，就变为睡觉的意思了。比如杜甫诗中的“众雏烂漫睡”，“雏”喻指小孩子。这句是说，小孩子们一天到晚走累了，睡得很香甜。如果再把“睡”解释为打瞌睡，那又错了。什么时代有什么语言，语言是发展的。所以要注意时代性。今天我着重讲这个，因为过去人们常常忽略这一点。

五、要反对望文生义

望文生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句话，这么解释了，讲通了，好像这个字有这个意思，但实际上这个字并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字典中没有这个意思，而且在别的地方、别的古书中也没有这个意思。独独这个地方似乎可以这样解释，就认为这个字有这个意义。这叫望文生义，就是胡猜。古时有人也犯这个毛病，但不严重。最近各个地方编字典、词典，他们尊重我，把稿子送给我看。我看了一些，发现编字典、词典的人有一个通病，就是望文生义。差不多我看过的每一步字典、词典都有这个毛病。例如某省有些中学语文教师解释毛主席《念奴娇·鸟儿问答》中“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这本来很好懂，是说鲲鹏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在蓝天下飞翔，从上看下面，尽是人间的城墙。城指内城的墙，郭指外城的墙。那些中学教师都把“城郭”解释为“战争”，甚至有人说是“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互相呼应”。大概因为下文有“炮火连天、弹痕遍地”，所以误以为“城郭”是指“战争”了。这种情况叫做望文生义。为什么呢？因为别的书、别的文章都没有把“城郭”解释为“战争”的。

望文生义，是忽略了语言的社会性。语言有社会性，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全社会的人都懂得的言语，才是语言。如果只有那么一个作家，一个人用了这个字有这个意思，别人怎么懂？因为社会上都不那么用，唯独他一个人这么用了。这就是没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就是说你独自去“创造”语言了。语言是社会创造的，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现在有的人往往去“创造”一个意义，那不是创造语言，那叫望文生义。我们知道，语言是很早的时候创造的，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现在已经不是个人“创造语言”的时候，不能望文生义。而有人往往望文生义，总觉得这样讲才通，就是原来没有这个意义，他也硬添上一个意义。那么，从前的字典、词典中没有的义项能不能添呢？这就要看情况了。从前有些遗漏的，有些注意古代、没有注意近代的，象这些，可以补。例如“穿衣”的“穿”，过去就没有“穿衣”的义项，就应当补上（例如《辞源》、《辞海》中的“穿”就没有“穿衣”这个义项）。但是不能轻易地给它添一个意义，要谨慎。举一个例子，有本词典，注解“信”字，有个义项，注为“旧社会的媒人”，所举的例子是《孔雀东南飞》：“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这里的“信”是可以解释为媒人的。但仅凭这一处立为一个义项，我认为是不可以这样的。因为，在这儿可以这么讲，在别的地方、别的书中没有这么解释的，可见是望文生义了。“信”可解作媒人，为什么别的书都不这么用，唯独《孔雀东南飞》中这么用呢？闻一多先生解释说：断：绝；信：作“使”解，“来信”指县令派来做媒的使者。余冠英先生《汉魏六朝诗选》注：“信：使者，这里指媒人。”这样解释就很好了。“信”是“使者”，是县官派来的，实际上是媒人。这样解释就很好了。我们编《古代汉语》时就常常采用这个办法：先讲本来的意义是什么，再讲这儿指什么，这就没有毛病了。现在有这么一种望文生义的情况，要提醒大家注意；尤其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更应该注意。

六、学习古代汉语的方法

从前古代汉语教学有两个偏向，都是不妥当的。头一个就是教同学们专念一些古文，解释一遍，叫大家熟读了，就行了。这是一个老框框，大概我们几千年来都是这么一个老框框。那样做，也行，但是效果比较慢。另一个偏向是只教古代汉语语法。其实，古代汉语学习内容有语音、语法、词汇，其中重点是词汇。你只给他讲语法，那怎么行？所以这个方法更不好。

我们提倡的方法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的方法。感性认识是多念古文，越多越好，逐渐逐渐地提高到理性上去理解。这样，文选、词汇、语法都讲，效果快一些。学古代汉语，记一些常用词是必要的，学外语都要记一些常用词嘛！如刚才举例讲的那些词，一个一个字地记住，好像是麻烦，但还是要记，这样可以学习快些，学得好一些。

感性和理性都要，但主要还是感性认识。从前古人念了很多古文，便逐渐理解掌握了。这个方法还是好的。因为只有具有了很多感性认识，才能提到理论认识的高度。古人讲：“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就是说，多学多会。这个道理是对的。学习古代汉语，有什么“秘诀”没有？常常有人要求我们给一把“钥匙”。规律是有的，上面所讲的历史观点就是规律。但规律是很复杂的，没有一把“钥匙”那么简单。就是要下苦功，多读、多记，坚持感性和理性结合，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至于读什么，今天不讲了。

最后讲一点，我们教大家学古代汉语，并不是主张你们写文言文。明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了。“五四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白话文运动”。反对写文言文。这一条我认为应该坚持下去，我们学古文，学古代汉语，是为了读懂古书，为了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并不是为了学写古文。现在不知为什么有那么一个风气——写文言文，这很不好。有些读者给我写信，认为我是主编《古代汉语》的，写文言信给我，我很不高兴。有个考研究生的同学给我写了一封文言的信，文言写得还不错，但是我回他的信说，我反对你写文言文，如果你考卷中出现了文言文，我就不取你，学古文和写文言文，这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1979年

[①] 本篇是王力先生在广西的一次演讲，黄葵根据录音整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5 15:24:23编辑过]

子非鱼

很好的推荐，谢谢光华和小白杨！

三篇治学文章中有很多值得效仿的经验，比如用《左传》打文献功底（丰富而饶有趣味），以《说文》为古文字学习的枢纽（其实研究隶变以后的今文字也应重视《说文》），学习古汉语以词汇为中心（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就是以词汇为重点的）等等。

木兰晓芙

最后讲一点，我们教大家学古代汉语，并不是主张你们写文言文。明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了。“五四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白话文运动”。反对写文言文。这一条我认为应该坚持下去，我们学古文，学古代汉语，是为了读懂古书，为了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并不是为了学写古文。现在不知为什么有那么一个风气——写文言文，这很不好。有些读者给我写信，认为我是主编《古代汉语》的，写文言信给我，我很不高兴。有个考研究生的同学给我写了一封文言的信，文言写得还不错，但是我回他的信说，我反对你写文言文，如果你考卷中出现了文言文，我就不取你，学古文和写文言文，这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看了小白杨转来的王力先生的文章，上面的观点自有它的道理。但是不合时宜有时也能成就好事。请看下面的转帖。

木兰晓芙

         胡适参加清华留美生资格考试，第一场国文，作文题目是“论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老兄一时兴起，在考场上考证起“规”和“矩”的起源来，将一个带有道德性的论述题，做成了考据文章。即使不是今天的语文老师，碰上个按规矩来的考官，恐怕也会判他跑题，就算开恩不给零分，成绩无论如何也好不了。可是，奇迹出现了，那场考试的判卷人恰巧是个跟胡适有同好的“考据癖”，阅卷之后大喜过望，提笔给了胡适100分。考虑到另外几门胡适考得很一般，而且最后录取的名次也很靠后，所以说，实际上是这篇跑题的作文，把胡适先生送到了美国（如果他按规矩做，不跑题，估计十有八九不会得这么高的分）。如果胡适去不了美国，自然就不可能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那么以后“现代孔子”的称号也许就得给别个了。
　　钱穆的运气没有胡适那么好，不仅没有机会出去留洋镀金，甚至连国内的大学门也没进，只在几个中学做做孩子王。不过，在钱穆写的几本书出版之后，好事情也来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他，居然进了燕京大学做教授。不懂洋文的钱穆，在这个洋文天下的教会大学，居然还挑三拣四，批评学校的S楼、M楼之类不够中国化。结果呢，学校当局还真就改了，S楼变斯楼，M楼变了穆楼。之后钱穆如日中天，成了大牌教授，先后在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等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任教。
　　钱穆和胡适的好事，都属于曾经有过的好事，基本上无法复制了。

（木兰：有些跑题了，姑且看看吧！）

 

[转帖]曾经有过的好事

 

 

[转帖]曾经有过的好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5 10:33:37编辑过]

小白杨

还得谢谢非鱼老师做的摘要。

旁逸斜出的"没想到"也挺有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