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抽空看了一遍这篇文章。 文章很长,有的地方要停下来反复阅读,最后将它的脉络大致梳理如下: 1、鲁迅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2、鲁迅发现了中国文化是轻超验重当下的文化(而人们却一直以为鲁迅批判的儒家的三纲五常这类制度层面的东西,没有认识到鲁迅认识得更深刻,所以说鲁迅的思想价值被低估了,是被贬低的思想)—— 3、中国文化是重当下轻超验的文化又将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 “自古希腊和希伯来以来,欧洲文化就一直建立在物我两分的基础上,主体与客体、灵与肉形成对立的关系,这种思维产生了外在超越的文化,把超验世界看成是人的终极目的,从彼在的角度去把握此在。在宗教性的背景上,西方文化最终形成了一种史华兹所说的浮士德-普罗米修士气质。可以说,欧洲的整个思想史就是向着彼在这一遥远的地平线进发,随着地平线的后退,不断拓展主体与知识的新边疆。” “西方思想分析到最后都是上帝,中国精神分析到最后都是当下。 面对这个世界,西方人总是反复追问:人是什么?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并为此而苦恼不已。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不管活着有没有意义,反正都是活着。在无数的禅宗语录、文学作品中,最聪明的回答就是:从来处来,往去处去。所以,读西方的书籍,总是有一个"为什么活着"的问题,而在中国文化中,最终面对的都是"怎么活着"。 ”—— 4、中国文化的重当下轻超验,是专制思想奴性思想的温床。所以五四时代鲁迅激烈地抨击传统,冀望对民族精神做现代性的改造—— 5、方向是走对了,但在走的具体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西方人对神性的追求是基于人性的不完善,中国人追求的起点却要低得多,这种从奴性状态非历史的一跃,曾经激起过狂热的感情,导致了现代迷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西方文化对终极目的无止境的追求产生了现代极权主义,人对神性的集体追求最终被证明是一个乌托邦。”—— 6、面对西方"理性的自负"所造成的极权灾难,如今简单的思维又出现了,我们又重新滑落到已经达到的水平之下,标志之一就是贬低新文化运动的人文主义。 于是当代文化出现了种种问题,从五四时曾达到的高度又退步了很多。 7、但这并不能说明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人以西方宗教传统产生的超验精神来改造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这种选择是错误的,不能“轻率地贬低鲁迅”,“断言国民性批判是文化决定论,甚至还把它与文革拉上关系”,我们还应回到鲁迅(继续用西方文化的浮士德-普罗米修士气质改造中国)。 大致脉络应该是如此吧。这里涉及的问题非常之多,我简单地说说我的看法,当与不当,请方家赐教。
上列1 所引用的鲁迅关于道士的名言,我也曾思索过,得出的结论跟作者相似,就是因为中国文化重当下重享乐,而道教与这种精神近,所以鲁迅那样讲。但这里还是有些问题,一,中国人并非从来不憎道士,《笑林广记》里有以道士为嘲笑对象的性笑话,《西游记》里唐僧师徒一路西行取经途中所遇崇道国君多为反面形象;二,就算鲁迅说的是大致的概率,即中国人“往往”不嘲笑道士,就算鲁迅说的是对的,但鲁迅这样讲究竟是什么意思,这还不好说。因为鲁迅的这段话,出自《而已集》的一篇“小杂感”里,这段话是没有上下文的。所以,尽管我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和作者比较接近,但觉得作者在没有其它材料充分的策应支持的前提下,就将这种个人理解作为支撑后面洋洋洒洒万余字长文的起点,这实在是冒险了些。从行文论证的常理来说,我不能认同这种做法; 作者由上列的1到2引出了3和4,3和4是全文的核心所在。但恰恰是对这个3和4,我持保留态度。西方的宗教传统重超验,中国文化重当下轻超验,这话大致不差。但作者的描述方式,却让人很容易就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近代的落后乃至今日社会之种种弊端,在中国文化的发端时期即已决定。 但是作者如何解释无论是在物质文明还是制度文明上,中国曾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远远领先于西方这一事实? 我毫不否认,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比,有很多优长,在当今中国,仍大有吸取西人思想精华之必要。但我非常怀疑作者这种单视角阐释历史的论证方式。鲁迅五四时代的激进言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很大的合理性,甚至,如果有人要说那在当时是唯一合理的言说方式我也不会强烈反对,但在今天,仍这样来论述问题,我就比较怀疑了。所以问题不是“某些自由主义者也在轻率地贬低鲁迅,他们采用一种简单的推理,断言国民性批判是文化决定论”,而是这位作者的行文逻辑就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对这种论证阐释方式,我持保留态度,尽管作者论证出的许多具体结论,我赞成; 上列的5我也是怀疑的。读作者的文章,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某些局部,作者论证的恰恰是他想反对的。比如,作者说“某些自由主义者也在轻率地贬低鲁迅,他们采用一种简单的推理,断言国民性批判是文化决定论,甚至还把它与文革拉上关系”,而如前所述,作者自己恰恰就是将文化决定论作为论证基石,并且,也恰恰是作者自己,将文革与五四时期的激进批判连在了一起。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真是反对上个世纪末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和部分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将文革溯源到五四激进思潮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文革的“万寿无疆”是“西方文化对终极目的无止境的追求”产生的现代极权主义,而是认为,是五四启蒙思潮没有真正完成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赞同李泽厚的看法,是救亡压倒启蒙所致。这个观点也许显得有点“落伍”,但比较符合我心目中理解的常识;
尽管我对上列12345都持保留态度,但6和7所说的当代文化出现了很多问题,与五四时期比不无退步之处,我们应该回到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的解毒剂,等等,这些我都同意。当然,以鲁迅为解毒剂,是不是就一定要用“西方文化的浮士德-普罗米修士气质”来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这一点我还是持保留态度。 说了这么多不同看法,并不等于不赞赏景凯旋的这篇文章。恰恰相反,文章中的很多局部见解我是赞赏的,如下面这段: 仔细分析一下,在他那些采用第一人称的作品里,常常是一种对比的结构,作为叙事者的"我"时隐时现,代表着不再活在当下的人的痛苦:润土是麻木,叙事者是伤感;祥林嫂是卑弱,叙事者是苦闷;魏连殳是淡漠,叙事者是悲哀;吕纬甫是敷衍,叙事者是惆怅。就这样,鲁迅创造了现代史上一种新的小说形式:真正的悲剧人物其实是叙事者本人。面对一个没有痛感的民族,叙事者无地彷徨,成为了失败的英雄。
真是大受启发。能看到这样一段精彩分析,这篇文章就没白读。还有下面一段也好: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每个国家都会选择一个作家作为它的文化代表,如英国是莎士比亚,德国是歌德,法国是雨果,西班牙是塞万提斯。但奇怪的是,这些作家身上却很少具有所属国民的典型特征,或者说,他们往往具有与自身民族性相反的素质。在博尔赫斯看来,每个民族都需要一位不同于它的人来做代表,这个人是自身文化的解毒剂。 鲁迅便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尽管前面一段是引述别人的,但看了也开眼界。 所以读一篇文章,有没有收益并不在你是否完全赞同它的观点,能肯到局部精彩的分析,能促使你思考问题,能帮你为了与它商榷而整理自己原有的看法并使之清晰化,这都是收获。 花了几个小时回这个帖子,是希望热爱读书热爱思考的同学也都能养成如此读书如此思考的习惯。这里只是做一个未必成功的示范,列位将其视为抛砖引玉,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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