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忠庵读书夜】走近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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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婷忆顾城：

顾城死的前一年，我见到他和谢烨，我还送了谢烨好几件衣服。我走的时候把我的衣服都放在床上，摊著让谢烨挑，你需要什么都挑走。她挑走了一件水洗的真丝磨砂的夹克，一件红衬衫，一件牛仔裤，苹果牌的牛仔裤。第二年就听到她出事了。她死的时候肯定穿著我的衣服，真的。因为他们在国外非常节省，非常非常节省。 

后来我看到别人写的文章，我觉得很生气，里面好像对顾城有点误会，说顾城养了两百多只鸡，说他有嗜血的本性，居然在一夜之间把这些鸡都给杀了。这话是不对的。 

事实上，是执法的小官吏上岛来，给他限定3天以内要把鸡剩下12只，如果两百多只就侵犯了他人利益。所以他们必须把这些鸡都杀了。谢烨跟我说的，说得非常生动，说他们怎么杀：舒婷啊，杀得真是血流遍地！她说，杀两百只鸡，3天以内必须要杀完。他杀这个鸡确实是迫不得已，但是有人把他说成是嗜血成性啊，亲手养的鸡，一夜把它杀光。说得顾城原来就有杀人的倾向似的。 

我觉得顾城其实很可怜的。真是很可怜。开始的时候，谢烨跟顾城在一起其实很苦，非常痛苦。痛苦的原因是，顾城不要谢烨打扮，谢烨上海女孩子，爱美的天性，完全是得到最残酷的压制。顾城不让她戴耳环戴项链，穿衣服都要顾城审过。谢烨跟我们游泳，顾城就很不高兴，不喜欢她穿游泳衣在公众场所。我们游泳在一个美国佬的游泳池里，我，还有谢烨，还有艾蓓，反正很多人，而且里面可能还有北岛，还有几个男的诗人在一起，顾城就不下来，而且脸上很臭。我根本就没想到顾城会这样的。都是老朋友，有什么好忌讳的。 

外国人，包括很多汉学家都认为，顾城的诗是谢烨写的，因为都是谢烨在外面出面，翻译啊，而且包括顾城的版权代理，都是谢烨帮他签帮他看的。他朗诵的时候，他上台之前，谢烨还给他提条给他改字呢。就像舒曼和克拉拉。这是不可能的嘛！但是外国人他不懂。他们觉得谢烨聪明又漂亮，又能应酬。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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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那个小屋是他们两个人亲手盖的，吃了很多苦。顾城跟我讲，怎么从山上把石头搬下来，为了盖这石头屋，盖了洗澡，又没自来水啊，做个蓄水池在屋顶上，怎么艰苦。讲了很多这种事。这小屋是顾城整个的心血，作为一个男人，顾城到那时候神经也崩溃了。设想一下，如果顾城自杀，事情就会很圆满。他自杀，然后谢烨整理顾城的东西、遗物，出版，儿子也很好了。而且将来再结婚，在西方也是理所应当的。她如果不结婚，我们还要劝她结婚呢。你不能用常情来推测他们。所以说顾城是天生的杀人犯，是不对的。 

那时，我跟江河比较谈得来。因为我们老是一起开会。那时候江河跟北岛开始有点分歧了。79年见到杨炼。他们那时候很穷。在北京，他们两个来看我，顾城隔段时间就要到窗户看一眼。我说“干吗？”他们说自行车放在下面，怕人家偷了。我说：“你们怎么不坐地铁来？”他从他什么大院到我这里来，我住在京西宾馆，地铁就是一毛钱。他说：“我们就是没有一毛钱。”他们连一毛钱都没有。 

他们后来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一次有人给他们寄了一笔稿费，很大，一百五十块。就很开心，跟谢烨两个人手拉手穿过一个很大的公园，手拉手去存在银行里。可是到下午就发现了，必须去领十块钱买白菜。然后就手拉手去领了十块钱。第二天早上，又发现他们自行车胎破了，就跟谢烨手拉手，又去领了十块钱。后来那个小姐就问他：“你能不能把下午的十块钱一起领了？”我觉得太好玩了！一百五十块钱对他们就是巨款。后来我就开玩笑说他们，他们一直走路鞋破了，再去领十块钱买双鞋子。 

他的稿费非常少。都是五块七块三块的。虽然和家人住在一起，让他自己生活自己买菜。顾城就做了一大锅白菜粉丝豆腐，天天跟他老婆两个人吃这个。一锅菜，中午吃剩了就晚上吃。后来92年到了美国，那时候顾城的精神已经比较异常了，可以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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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旅馆，旅馆的早餐是不要花钱的。我比较迟起来，拿了杯咖啡，拿了块蛋糕，蛋糕吃了一半，太甜了，就放了一半在咖啡盘子上。顾城把我的一半就拿来吃了。我以为顾城是傻，不懂，我说：“顾城，那边很多？”那早餐有很多东西啊，意思是你不要拿这半块，我吃剩的嘛。 

谢烨就跟我说：“你不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七块蛋糕了。”为什么呢，那个美国佬发给我们钱，三天发两百块，三天三天发。三天两百块美金，自己吃饭，早饭是旅馆给。晚上经常有宴请和Party，几乎都有，没有自己吃晚餐的机会。就一顿午餐，附近吃一碗海鲜面，有大虾，有鱼片，有肉片，一大碗面才四块九，加小费也不过五块五吧。这个他都舍不得花。 

他把七块蛋糕吃了，然后就去睡觉，睡到下午四点起来，准备吃晚饭。这是谢烨说的。我心里很难过。人家每三天给你两百块钱，等于一天有七十块钱吧，完全够你吃两顿饭的。但他舍不得吃。这不怪他，我觉得他是缺钱缺怕了。 

谢烨早就应该动摇了，早就应该离开了，她离开是没错的。但是从另外一个世俗的角度看，在那个年代里，谢烨如果不是跟顾城有这一层婚姻，她不可能在国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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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们去逛一个小商店，谢烨看到一个玩具，是个小青蛙，摁一下，哒哒哒叫一下。下面写的是中国制造。谢烨就说，我这个买给儿子。才1.99美金。在国外，两美金，付小费都不止。她就出去了，就去付账。顾城就坐在地上，真坐在地上，就跟小孩子撒娇一样坐在地上不走了。我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以为顾城犯病呢，我赶紧过去，“顾城你需要一杯水。”谢烨就很生气，在旁边就哭了，说：“他就这个死样子，他就因为我买了这个东西，他就这死样子！”我就说：“我买了，我买给木耳（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叫木耳—编者注）。我买了。”后来他不好意思，起来了，我们才一起走。我一路上一直在说他。他也不说话。他这个事情已经很异常。 

 70年代未80年代初，我们这帮诗人中间，比较像男子汉的，在花钱上面，一个是北岛，再有一个就是顾城。有次印象最深了，大家去看我我请他们吃饭。好了，那一帮人就坐在远远的椅子上，说说笑笑，热闹，看著我去点菜，付钱，一盘一盘给他们送菜，送啤酒，北京那种黄色塑料杯的。花的钱极便宜，可是没有一个男子汉过来帮忙的。我当时觉得，北京人太混蛋了，根本不像绅士！如果在南方，女士跟一帮男士吃饭，即使我要付钱，也有人来和我争一争。如果没有争一争，至少来帮我端菜拿酒，哪有一帮人坐在那里看著我。我觉得北京人太没有绅士风度了。 

但是，只有顾城，拿了一张十块钱来跟我争，那十块钱非常小心地折得干干净净的，来跟我争付钱。当然我不会要他付钱。比较其他男人，顾城还是显得很有绅士风度。他比他们都穷。这事情我印象很深。所以我不认为顾城是一个小气的人！而是因为他确实太没有办法了。 

他那个小岛要分期付款，如果他没付款，银行要没收回去，拍卖，他就无家可归。木耳寄放在酋长家里，酋长就到法院去告他们不能负父母责任。顾城没有钱雇律师，他就替顾城雇了一个律师，酋长居然自己请律师跟顾城打官司。顾城说，为了表示他有抚养能力，他要象征性地每年给这毛利人酋长付一点他儿子的抚养费，不然要剥夺他的抚养权利，毛利人就想把这孩子接管。为了保住这个儿子，他必须还得付这个钱。所以他说：我在外面参加笔会，跑来跑去，所有的钱我都必须带回家去。 我觉得他最可怜了。 

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上，我最想念顾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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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儿忆顾城

北京专电1月7日，虽然大街上的风吹来阵阵寒意，北京的阳光还是灿烂的。在诗人刘湛秋零乱的家中，李英(英儿)在顾城悲剧事件后第一次直面国内记者的提问。她想摆脱过去的阴影，她想面对公众正常地生活，她想完成文学梦……但提问和叙述都还得从无法绕开的悲剧展开。 

    在激流岛上过着“影子”生活 

　　我从一开始认识顾城，就陷入到唯美主义的幻想里，非常地理想化。顾城出国前，我只见过他4次面，都是和朋友一起去的，没有单独见过。每次像进殿堂朝圣一样，我的精神世界被他的光环所笼罩。 

　　后来我之所以要出国，就是特别想争取一个自由空间。北京的胡同能带来人际关系的亲密，但没有私人空间，起码没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所有想法、和刘湛秋的爱情都在压抑之中。我想找一个地方，没人管我，海阔天空地活。还有一个想法，想在国外打造一个空间，邀请湛秋出国，我们能自由地走在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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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5日我离开北京去新西兰，到了激流岛上一个星期之后，我对顾城提出到外面找工作，因为当时钱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气氛一下就僵硬了，以前没有见过顾城那样不好的脸色。我意识到让他失望了，他感到了他所不能忍受的世俗。这造成了我的分裂，不能定位我的对错，我原以为我的自由和独立不是世俗的。谢烨告诉我不要刺激他，他的情绪非常极端化。过了几天他的态度缓和下来，我也喘了一口气。 

　　其实岛上找不到工作的，没有商业和工业，也没有别的华人。这岛是顾城和朋友一起旅游时找到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有厌世倾向的英国移民聚集到这里。顾的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不合群，表面上对人很礼貌，但不容易和人沟通，他说找到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就非常看重。能与顾城沟通，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以为自己非常成熟，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懂，能理解他梦幻的空间。他对我也一样。 

　　在岛上时间长了，我和顾城能进入谈诗、谈精神的东西，我开始把和湛秋的感情、对他的渴望化成一个世俗的现实。湛秋在我们一开始就说即使他离婚了，也不可能和我结婚，不想再戴上镣铐。开始时对我的伤害很大，在岛上我可以没有这个痛苦，可以只谈精神，不谈身体之爱，我以为顾城可以给我带来这些。在国内，我和湛秋的关系是秘密的、压抑的，对家里人和朋友都不能讲，比如我想把和湛秋初吻的感觉对所有的女朋友讲出来分享，但不可能。和他一起到饭店吃饭都要先看看里面有没有熟人。这也是刺激我出国去那岛上的一个原因。 

　　在岛上我却又成了另一个“影子”。奥克兰的朋友打电话来要我去，我不能说为什么不去。台湾媒体来采访、约稿，我都会在事前离开房间躲到海边去，虽然他没有说要我离开，但我意识到自己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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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儿》中的性描写是歪曲事实的 

　　顾城对我做“那事”的房子非常破，我住的地方是客厅后面的一个拐角，没有门，只有一个窗帘。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有一种坍塌的感觉。我是把顾城和谢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后来我意识到谢烨是知道他的举动的。我从聚焦的光芒里被摔到黑暗里。现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英儿》中写的，不是当时的情景。《英儿》中单独的一个性描写，是没有精神背景的，是歪曲真实的。顾城想通过这个举动把我留下来，这里面有中国男人的传统意识。 

　　后来我和顾城在岛上伊丽莎白的家里住了一个月。顾城排斥自己的儿子，把他寄养在毛利人家里，也不让谢烨去任何别的地方，包括去看儿子。他认为儿子是闯进他的世界里的，对他的生活是一种侵犯。我以为是女儿就会大不一样了。我们在一起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男欢女爱，他住一间房，我住一间房，我们谈话的时间特别多，他的精神缓和了很多，一个多月里他没发过偏执狂病。我们也谈到性，我也在那种时候对他说过“放松一点”。他做这事时特别紧张，不是在享受性爱。他要做，觉得不能再控制了，又觉得特别有亵渎宗教感，想反抗自己。每次都赶快做，做完后就赶紧分开回各自的房间。

顾城杀谢烨迟早要发生 

　　在岛上有一个教我和谢烨英语的50多岁的英国移民约翰，他也不是一个世俗的人，是我岛上惟一的朋友。他们走后，他第二次向我求婚，我有了一种被爱的感觉，觉得可以逃出“影子”了，可以让他带我出去，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电话号码、私人地址，告诉朋友我是谁。1992年底，我们到了悉尼，到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中。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约翰也没有钱。我去一家咖啡店工作，也想以工作来麻木自己。我们的婚姻关系也不是正常的，没有那方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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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悲剧事件后两天知道消息的，约翰告诉我的，我昏了过去。原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答应谢烨在他们平静下来前不和他们联系。只在事发前一个星期给她写了一封信，告知我的通信地址，不是家庭地址。他们应该是在事发前一天收到信，顾城不会看到信，他从不去信箱拿信的。 

　　事件发生前他们实际上已经离婚。谢烨的人生也是被扭曲的，她也想过世俗的生活。对顾城来讲，喜欢一个女孩子，看到了你灵魂中纯粹的东西，你自己不保护，他也要来保护，不要你到世俗中去，这是他的信仰。我觉得他一时间冲动杀了谢烨，当时是完全失控了，他是随时都可以爆发的人，悲剧只是一个契机的问题，在岛上他跟我讲过你去找点炸药什么的。他杀谢烨我不感到特别惊讶。 

　　我在《魂断激流岛》中写过这样一件事，我们曾陪到岛上来玩的一个男孩一起去海边，顾城和谢烨先回家去，我就陪那男孩捡贝壳。5分钟后谢烨就风驰电掣开车回来叫我回去，说顾城不对劲了。我觉得特别可笑，什么都没发生呀。回去我看见他正在一斧子一斧子地砍树。他的爆发一定要体现出来。悲剧发生时，如果我在岛上，斧子会砍在我身上。只是死之前，顾城对儿子有了柔情，以前他看见儿子就要绕开走的，从没抱过儿子，这是我感到最痛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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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活在生与死的边缘 

　　在经济上我能够自立，奥克兰的朋友打电话来让我去那里找工作。我不能离开的原因是顾城会自杀。他的自杀倾向伴随着他的一生。谢烨对我说，他们婚后第二天，顾城说：“我们一起自杀吧。”他喜欢一个女孩子，不是那种性呀什么的男女意识，他觉得是把一个女孩子从世俗中解救出来。他的宗教感是非常强烈的。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我们三个人在岛上一起生活是没法理解的。 

　　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生与死的边缘，当时我和谢烨的精神极度紧张，在山下干活总想到回去时是否会发现顾城的尸体。我只有对自己说：明天或许会好。我的精神特别痛苦，我一方面要隐瞒着湛秋岛上所有的事情，他写信问我何时到奥克兰，我无法说。同时我也不敢对顾城说我和湛秋的关系。 

　　有一天顾城收到了德国的邀请信，他不想去，谢烨特别想去。我一直认为她像圣母一样，身上没有什么世俗的东西，她没指责我和顾城在一起怎么怎么的。顾城说不想去，她就哭了起来，她把邀请信看成她的一道门，觉得能把顾城带走，我也要走掉，他们再回到岛上重新开始生活。其实她在岛上非常痛苦，但没有流露出来。她对我说这是顾城的最后一个机会。我们在岛上生活贫困，依靠救济金过，也没有朋友。他们有一些朋友在德国，她感到可以出去呼吸一下子了。 

　　送他们走后，我开车回来时觉得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我刚来岛上时把湛秋的情书都烧了，以为自己可以放弃世俗的爱情、生活了，来进入一个精神王国。现在已经到了尽头。谢烨得到了她想要的，留下的一切都压在我身上。她走之前和我谈，哭了，说我应该走，但不要马上离开岛，照顾一下他们的儿子。顾城若是知道我走了，在德国也会待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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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的“精神王国”违背人性 

　　事件发生后，我的生活停止了，没法再过正常的生活。与约翰分居，精神分裂，觉得一切是一个梦。当时我想自己是要负全责的，直觉上认为如果我没有离开岛，一直防止着，悲剧就不会发生。路走到头了，下一步就是我怎样去死了。在澳洲看到报纸上《英儿》的摘要和有关文章后，压力就更大了，人们会认为我是怎样一个女人？更该死了！每一天过得非常麻木，一醒来就觉得事情没有发生过。湛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压力也开始刺激我要一步步走出来，想想到底什么是事实？我写了《魂断激流岛》，把岛上的生活又回想了一遍，这帮我度过了特别困惑的时期。1994年我为这书回国了一次，见到了湛秋，很尴尬。虽然每一次见面都感到痛苦，但对他的感情开始恢复了，爱情帮我一步步走下去。我在悉尼开始接触外国人，找工作，生活。但不接触任何华人，有了《英儿》这本书，我见到华人就会感到自己是没穿衣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