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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

 

鲁迅与顾颉刚——党同伐异的“可恶罪” 
 

　　作者：张耀杰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这是晚年顾颉刚在《自传》中用血泪写下的文字。在奉鲁迅为“民族魂”的国度里，包括顾颉刚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大半辈子的时光都是在鲁迅“民族魂”的纠缠与压禁下度过的，直到生命终结都得不到解脱，其罪名只是莫须有的“可恶罪”。
   
   
    一、鲁迅对顾颉刚的支持与嘲弄
    
　　重读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意外发现一篇对顾颉刚表示支持的《对于“笑话”的“笑话”》，似乎连吃鲁迅饭的专家也没有提起过，因此觉得很有发扬光大的必要。 
    
　　当年的南开大学国文系教授范仲澐，也就是后来在革命圣地延安成为毛泽东的御用历史学家的范文澜，在题为《整理国故》的讲演中讲了两则笑话。其一是“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其二是“古人著书，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种人，好象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
    
 　　在罗列了上述两则笑话之后，鲁迅施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刀笔，举重若轻地写道：“我也说句笑话罢，吕不韦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算得上一桩大公案。1923年5月，顾颉刚在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认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古史系统，是到汉代才层累伪造出来的。附带着还谈到“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作为讨论对象的钱玄同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有所保留的响应：“先生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先生据《说文》云，……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接着，又有刘？藜和胡堇人着文表示反对，顾颉刚便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发表声明：“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原是一个假定”。 
    
　　至此，一场学术讨论告一段落，胡适在1924年2月出版的《读书杂志》18期上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认为“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
    
　　 胡适"决不会有害于人心"的声明，可谓煞费苦心，其目的就是把现代人道前提上的科学加民主的求真务实，与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建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单向维度之上，并经董仲舒"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天人合一和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步步收紧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分为两谈。 
    
　　在此之前，胡适曾在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对《新青年》同人所开创的新思潮予以说明："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在此之后，胡适还在1929年的《新月》杂志上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对“以党治国”的国民党进行过“评判”：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
    

　　“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 
    
　　在胡适眼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是对事不对人的，论争双方所面对的是一个双向维度的科学加民主的人道平台与公共平台，而不是动不动就要仰仗“有害于人心”之类的绝对天理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圈套。 
    
　　《对于“笑话”的“笑话”》发表于1924年1月17日的《晨报副刊》，此时的鲁迅尽管站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一边，却没有能够像胡适那样站在科学加民主的现代人道的立场之上，他所运用的依然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所固有的单向维度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范文澜就是他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对象。 
    
　　在厦门大学与顾颉刚共事期间，同事顾颉刚又成了鲁迅党同伐异的圣战对象，1926年10月，他借着《故事新编？铸剑》中的"痛打落水鼠"，对顾颉刚的红鼻子加以嘲弄：
   
    　“他近来很有些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
   
    　到了1935年11月，原本支持过顾颉刚的"怀疑"态度的鲁迅，又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对顾颉刚极尽“笑话”之能事：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二、一厢情愿的树敌积怨
   
    　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与被顾颉刚奉为导师的胡适大有关系。 
    
　　1926年9月20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第一次提到顾颉刚时，还没有表现出敌对态度：“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两地书》原信五十一） 
    
　　9月26日的下一封信中，鲁迅已经开始一厢情愿地设定敌人：“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两地书》原信五十四） 
    
　　到了10月16日，一向好战的鲁迅竟然流露出不战而败的劣势心态，说是" 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你想：坚士至于如此胡涂，他请了一个顾颉刚，顾就荐三人，陈乃干，潘家洵，陈万里，他收了；陈万里又荐两个，罗某，黄某，他又收了。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两地书》原信六十五） 
    
　　鲁迅的信件到了时为国民党员的许广平手里，一下子被拔高到政治斗争的高度，说是"研究系之流，专是假道学，外面似书呆子。这回女师大，简直就是研究系和国民党报仇，换句话就是男师大的先生教授，驱逐了（女师大的）北大的先生教授，……管**，横竖武昌攻下了，早晚打到北京，赏他们屁滚屎流， ……"（《两地书》原信六十三，1926年10月14日） 
    
　　正在发展婚外情恋的鲁迅，立即在政治上与许广平看齐并有所超越，说是" 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两地书》原信六十七，1926年10月 20日） 
    
　　不过，当时的鲁迅并没有挺身而出向"研究系"发起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而是暗地里干起夺人饭碗的勾当，说是"顾颉刚在此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画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昨听玉堂口气，对于这一层却似乎有些觉悟，恐怕他不能达目的了"。（《两地书》原信七十六，1926年11月1日） 
    
　　鲁迅自然明白，夺人饭碗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甚至会招致许广平的看不起，于是，在下一封信中，他靠着贬损"敌人"来曲曲折折地为自己进行心理化妆和道德包装，说是"先前顾颉刚要荐一个人到国学院，（是给胡适抄写的，冒充清华校研究生，）但没有成。现在这人终于来了，住在南普陀寺。为什么住到那里去呢？因为伏园在那寺里的佛学院有几点钟功课（每月五十元），现在请人代着，他们就想挖取这地方。……研究系学者之浅薄，就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两地书》原信七十七，1926年11月3日）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原理，在现实社会中也依然有效，鲁迅对于顾颉刚们一厢情愿的树敌积怨，就是在自以为是、层层加码中步步攀升的。比之于与风车决战的堂·吉诃德，鲁迅并不光明正大地把盗甲与面具穿在身上和戴在脸上，而是无休无止地通过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的精神胜利法来武装自己。关于这一点，他在《两地书》中表现得更为露骨： 
    
　　 "至于寄给《语丝》的那篇文章，……当时著作的动机，一是愤于自己为生计起见，不能不戴假面；二是感得少爷们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若不能利用则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哀怨之言。……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少爷们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故意要轻视我和骂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妖魔似的站着L.S.两个字，大概就是为此。"（《两地书》原信一0六，1926年12月12日） 
    
 　　一个人一旦在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的"精神上的胜利"上走火入魔，竟然会把自己的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本身当作一种优势与美德加以炫耀，这种事情在阿Q 身上发生过，说是"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 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比之于阿Q，真正称得上登峰造极的，非鲁迅莫属。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鲁迅一方面要到广州中山大学谋取新饭碗，一方面又要对付原本与自己在同一战壕里的高长虹的发难，不得不放松了对于"颇注意我"的顾颉刚的反"注意"。被鲁迅一厢情愿地树为敌人的顾颉刚，也从来没有过与鲁迅发生正面冲突的记录。 
    
　　到了辞职离校时，此前抱着"我在此地其实也是卖身"的消极态度的鲁迅，反倒反客为主，找到了"像一个皇帝"的感觉，并且把势不两立的敌人由顾颉刚们身上转移升级到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身上，说是"我所不满意的是校长，所以无可调和。……他对我虽然很恭敬，但我讨厌他，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两地书》原信一一九，1927年1月2日） 
    
　　即将离开厦门大学的最后关头，已经在中山大学的鲁迅，于半推半就中披露了自己登峰造极的峥嵘之相：
   
   　 "我就是这样，横竖种种谨慎，还是被人逼得不能做人。我就来自画招供，自说消息，……但现在之所以只透一点消息于人间者，（一）为己，是还念及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 （《两地书》原信一二四，1927年 1月11日） 
    
　　一个人既要保饭碗、追女人又想当"皇帝"、"偶像"、"中心"，其实是不大可能的事情，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被撤职、被通辑，正是他既要追女人又想当"中心" 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横竖种种谨慎"的鲁迅，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付出"被人逼得不能做人"的代价，却偏要对所谓的"敌人"一再发起自以为绝对正确的神圣挑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出过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
   
    三、替党行道的罗织罪名 
    
　　怀着诸如"皇帝"、"偶像"、"中心"之类的主人翁意识，鲁迅于1927年1月18 日抵达广州，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初来乍到，鲁迅自然不便也不敢以"皇帝"、 "偶像"、"中心"之类的嘴脸示人，而是在中山大学1月25日的欢迎会上，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朱家骅所授予的封号，说是"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语出《而已集？通信》） 
    
 　　做定了"战士"的鲁迅，在国民党随后针对中共的清党中并没有做出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贡献，而是假公济私，把自己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目标，锁定在夺过自己饭碗的敌人及其同党身上。 
    
　　 1927年3月15日，鲁迅在致莽原社同人韦丛芜的信中明确表示："《莽原》只要能支持就好，无须社之流，我以为不妥当，我一向对于投稿《晨副》的人的稿子，是不登的。"4月10日，他又写下一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借着歌颂北伐胜利的名义干起告发仇敌的勾当："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 
    
 　　正在这时候，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傅斯年，偏偏提出要聘请自己北大时期的同窗好友顾颉刚来广州担任史学系教授，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鲁迅拼出自己被封为"战士"的强势身价横加干涉。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朱家骅出面调停，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鲁迅依然不依不饶，于1927年4月21 日丢下饭碗辞职离校。 
    
　　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并不就此放弃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天职，而是效法林纾当年对《新青年》同人借刀杀人的旧伎俩，于 1927年4月26日致信孙伏园，再一次加顾颉刚以反党罪名："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沉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由厦门大学追随鲁迅来到广州的大学生谢玉生，也配合鲁迅致信孙伏园，说是"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 
    
　　1927年5月11日，时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把两封来信加上诸如"看来我们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大抵非大大的反动一下不可的了。""厦大的情形，林语堂先生来武汉，才详详细细的告我，顾颉刚先生真是荒谬得可以""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之类的按语，公开发表在自己主持的党报副刊上。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大肆清党，"反对民党"与"反动势力"恰恰是足以杀头的罪名，迟至7月22日才见到这张报纸的顾颉刚，写信给滞留广州的鲁迅，表示 "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鲁迅则在回信加以嘲骂，说是"江浙俱属党国所治，……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在8月8日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干脆摆出阿Q式的无赖嘴脸："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
   
    　　四、党同伐异的"可恶罪" 
    
 　　顾颉刚自知不是鲁迅的对手，"听候法律解决"不过是一时间的愤激之辞。好在有恩师胡适可以诉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保存下来两封弱势一方的一面之辞。 
    
 　　"厦大的风潮，起于理科与文科的倾轧，而成于鲁迅先生的辞职。……鲁迅先生受了广东中山大学之聘，向厦大辞职。他是很得学生的信仰的，……于是刘楚春（理科主任）与鲁迅乃同时出校。……有一件事我敢请求先生，先生归国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 
    
　　 "这几年中，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伏园、川岛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去年我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辞退之后，孟真见招，因拟到粤。鲁迅在粤任中大教务主任，宣言谓顾某若来，周某即去。……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这是见诸报纸的），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 
    
　　两相对照，被鲁迅骂为"浅薄"、"阴险"、"专门荐人"、"反对民党"的顾颉刚，反倒显得太过厚道也太过迟钝，直至一年之后还不知道，党同伐异的鲁迅与他势不两立的根源，只在于他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异党"。借用鲁迅的话说，顾颉刚所犯下的是莫须有的"可恶罪"： 
    
　　 "这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可恶罪》一文写于1927年9月14日，鲁迅自己是以受到迫害的苦主自居的，而在实际上，他自己恰恰是莫须有的"可恶罪"的制造者。鲁迅所谓"新的世故" ，无非是从董仲舒"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天人合一到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一直在奉行的单向维度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把戏；换言之，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连最为赤贫的无产者阿Q都会把玩的那种抢占一元绝对的精神制高点来置对手于死地的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把法。鲁迅此后面对"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的圣战围剿，不得不投身于"惟我是无产阶级！"的左联阵营，同样是出于这种"新的世故"。换一种角度说，也就是对于自己《新青年》时期一度支持过的"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的"新思潮"的彻底放弃。 
    
　　相反地，一再被鲁迅加以形形色色的"可恶罪"的胡适、顾颉刚们，无论在现实生活中做出过多少的妥协与让步，打从《新青年》时期就培养成的民主加科学的"评判的态度"，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关于这一点，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出过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的鲁迅，是永远也不会真正理解的。奉鲁迅为绝对神圣的"民族魂"的人们，自然也难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这样，开一代学风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偏偏被"层累伪造"的历史打入另册，一生一世都没有翻过身来。

行香子

这篇对鲁迅的解读倒是带有很主观的色彩，已先入为主了将其作为“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而抨击，不太以为然。

白水

原帖由 行香子 于 2012-6-15 19:32 发表 这篇对鲁迅的解读倒是带有很主观的色彩，已先入为主了将其作为“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而抨击，不太以为然。

 

呵呵，不带主观色彩的解读，有么？关键在于能否提供足够的证据，形成一完整的证据链来自圆其说。

行香子

原帖由 白水 于 2012-6-15 21:27 发表   呵呵，不带主观色彩的解读，有么？关键在于能否提供足够的证据，形成一完整的证据链来自圆其说。

但觉此文过了。证据虽有，但很有些自说自话的嫌疑，虽话说得仿佛很圆满，但总叫人如读野史，将信将疑。我倒不是反对批判鲁迅，鲁顾恩怨这桩公案也很可看看，不过以为态度该实在些，这样先盖顶大帽子，一个以为绝对无辜，一个编排成虚伪可憎的小人，总觉不大妥当。

白水

原帖由 行香子 于 2012-6-16 20:05 发表 但觉此文过了。证据虽有，但很有些自说自话的嫌疑，虽话说得仿佛很圆满，但总叫人如读野史，将信将疑。我倒不是反对批判鲁迅，鲁顾恩怨这桩公案也很可看看，不过以为态度该实在些，这样先盖顶大帽子，一个以为绝对 ...

 

呵呵，你认为是先盖顶大帽子，人家却可能认为是由材料推出的这顶大帽子。作者是贸大对面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在民国史方面也出版过力作，是受过学术训练的人，这篇文章记得也是正式发表了的。作者的身份却不论，只说如果他的材料排比没有问题，那么鲁顾之争，其曲在鲁，有问题吗？至于说曲到什么程度、什么性质，这确实有讨论余地，但大致的是非却总还是要用材料来说话的，即使是“很有些自说自话的嫌疑”，但有材料到底比没材料更有底气。这篇东西转到了历史区这里，历史研究的原则那就是材料第一，就如同前面转过的余英时为汪精卫辩的那篇文章，只怕也有人会十分不满，也会在心里讲几句“证据虽有，但很有些自说自话的嫌疑，虽话说得仿佛很圆满，但总叫人如读野史，将信将疑”。但如果不能切实地在材料上反驳，那么这类话说了也就跟没说一样：只说对方有嫌疑，却又拿不出材料来坐实这嫌疑，只说“仿佛圆满”，但何以只是“仿佛”而不是确实，也并无理由，只说将信将疑，又具体说不出何处可疑，这种论说方式，只怕给人的观感倒比原文要更“主观”了。当然，人经历有限，不可能事事都有研究，面对对方的材料，不大信，即使举不出材料，但还是要表示一下不大信，当然也可以。只是这样的表态，倒更近于自说自话，因为它既无举证，也就无法进入讨论的程序环节，无法展开有效的讨论。

白水

原帖由 行香子 于 2012-6-16 20:05 发表 但觉此文过了。证据虽有，但很有些自说自话的嫌疑，虽话说得仿佛很圆满，但总叫人如读野史，将信将疑。我倒不是反对批判鲁迅，鲁顾恩怨这桩公案也很可看看，不过以为态度该实在些，这样先盖顶大帽子，一个以为绝对 ...

 

再补充一句，转这篇东西，不等于支持这名作者对鲁迅的总体评价，只是想说明，历史研究的复杂性，靠各种真真假假的材料做翻案文章的，很多，很多。要想形成有效的论辩，必须有切实的手段，如http://ishuiyunjian.com/viewthread.php?tid=385&extra=page%3D7&page=4 此帖所示。上面这篇东西，在论证过程中是有毛病的，只是你得切实能指出毛病在哪儿，说几句囫囵话，并不能起到反驳的作用，也不利于思想的训练。

行香子

原帖由 白水 于 2012-6-16 21:56 发表   再补充一句，转这篇东西，不等于支持这名作者对鲁迅的总体评价，只是想说明，历史研究的复杂性，靠各种真真假假的材料做翻案文章的，很多，很多。要想形成有效的论辩，必须有切实的手段，如http://ishuiyu ...

嗯嗯谢谢老师指点。我原不过瞎白话的，因零星看了一些原委，但于事件确实无知。不过此时就文论文，我再找找资料，试试看吧~~~

白水

原帖由 行香子 于 2012-6-16 22:41 发表 嗯嗯谢谢老师指点。我原不过瞎白话的，因零星看了一些原委，但于事件确实无知。不过此时就文论文，我再找找资料，试试看吧~~~

 

呵呵，先找找有没有现成的反驳文章：）

行香子

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文/孙玉祥

　　
　　弄点现代文学史或学术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鲁迅与顾颉刚是一对冤家，彼此之间一提到对方，就忍不住笔露锋芒，骂他个鲜血淋漓——尤其是鲁迅，甚至不惜在历史小说《理水》中塑造了一个很可笑的“鸟头先生”来影射讥讽顾颉刚：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见《鲁迅全集》2卷372页）？’”为什么这样影射呢？原因是顾颉刚根据文字学将“禹”解为“蜥蜴”，从而得出“夏禹是一条虫”的结论；而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根据文字学将“顾（繁体字为“顧”）”字解为“雇”（本义为“鸟”）与“页”（本义为“头”）。所以，不少人说鲁迅这是在利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因为这让人想起《水浒》中的骂人话“鸟人”！而在鲁迅的私人通信里，则直接将顾颉刚称为“鼻公”、“鼻”、或“红鼻”：比如在1927年5月15日致章廷兼的信中，鲁迅就写到：“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发，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再比如同年8月17日鲁迅致章廷兼的信中又有：“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西子湖’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起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禹是虫，故无其人；而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以自慰欤？……近偶见《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迁，因割掉卵子而发牢骚，附之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为什么这样称呼呢？原因就是顾颉刚长了一个红红的酒糟鼻——这当然也是很不厚道的人身攻击！所以有人认为这是鲁迅拿人家生理缺陷做文章的“失德之举”（见胡文辉《最是文人》78页）。

　　可现在的问题是：鲁迅为什么这么刻毒地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照说，鲁迅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和鲁迅发生争执的人多了，用聂绀弩的话来说就是“有文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为缘”，可无论争论的人有多多，也不管争论得如何激烈，我们都没有看到过鲁迅公开或私下里拿对方生理缺陷做文章。不特此也：1922年，当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时，因为写文章批评了北京学生上演的戏剧，结果惹怒了这群天之骄子，立即就有北大学生魏建功写出一篇《不敢盲从》以为回敬。文中，作者故意在“看”，“观”，“盲从”等字上大做文章，大搞人身攻击，而这引起了鲁迅的的强烈反感，他马上写出了《看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在文中，鲁迅怒斥这种利用别人生理缺陷对其进行攻击的人是“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见《鲁迅全集》8卷115页）”。在1919年3月26日，为《孔乙己》做“附记”时，鲁迅也曾明确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见《鲁迅全集》1卷438页）。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对顾颉刚有这样的“失德之举”？顾颉刚到底什么地方开罪了鲁迅，使他这样不顾自己原则地对其生理缺陷一再实施旁人看来甚是过分的攻击？而且，这种怨恨一直持续到鲁迅晚年，比如在1934年7月6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提到顾颉刚时仍然这么刻薄地写到“三根（指顾颉刚，因为在中国古代相面语中，‘三根’即指鼻梁——笔者）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岁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粤也。现在所发之狗性，盖于在厦大时相同。最好不要与相涉，否则钩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真使人不胜其扰。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这又是为了什么？

　　对此，有很多解释，有人（比如唐振常先生）轻描淡写，认为这不过是“开玩笑”：“谑而不虐，这个玩笑开得颇有童心，近乎天真。”这显然不对——因为没有人会拿原则开玩笑。而有人（比如陈涑渝先生）则根据鲁迅与许广平和章廷兼的通信内容认为鲁迅不满顾颉刚主要是因为“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二十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军’、‘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论敌。”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这么“刻骨”仇恨——因为即使对胡适和陈源，鲁迅在论争时，也没有违背自己为文原则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更没有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影射。对“阎王”这么“宽大”的主儿会对“佩服”他们的“小鬼”那么严厉？这从道理上讲不过去——因为鲁迅不是这样欺软怕硬的角色。

　　当事人顾颉刚对此似乎也有些对此莫名其妙：在《顾颉刚年谱》1926年8月25日顾氏日记有他1975年、1973年补记的两节对他与鲁迅在厦大的冲突有这样的说辞“林语堂来信嘱换聘书改为史学研究教授。‘予骇问其故，则谓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须改变。’然此时引起潘家洵的嫉妒，‘渠与我同住十年，且谈话最多，我之所作所言，无所不知，厦大本只请我，而他……未得延聘也，瞰我何日上海上船，即束装以俱登。我性不绝人，到厦后即为向……林语堂介绍，林氏以为其为素识，乃照北大例给以讲师头衔。’‘这一来就使得他火高三丈，与我争名夺利起来，称我曰“天才”又曰“超人”，逢人就揭我的短（我一生未做过良心上过不去的事，但仗着他的能言善道，好事也就变成坏事）。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也就是说，他以为鲁迅不满他是因为潘某的攻击与伏园川岛的挑拨，但实际上鲁迅对他的不满并非这个原因——这点，在顾颉刚后来给胡适的信中，他自己也有所察觉，所以他才在信中这么感慨：“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1927年4月28日《致胡适信》）。”

　　在这诸多的解释中，胡文辉先生提到的一种特别让人感兴趣，他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说：“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是顾颉刚曾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见《最是文人》76页）。”我之所以对这种说法感兴趣，是因为鲁迅对别人造谣说他呕心沥血之作《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别人著作的人的确深恶痛绝：1926年陈源公开在报上说鲁迅“他常常挖苦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到刻骨镂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情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本来是自古已有的道理（见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致志摩》）。”为这个缘故，鲁迅不仅当时把陈源骂了个狗血淋头，慌得陈源的好朋友徐志摩为助朋友一臂之力而出面要求双方“带住”；而且在十年后的1936年，鲁迅在做《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时，还恨犹未释地提及此事：“当1926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了中译，我的书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可见鲁迅对此事的怨恨之深。如果顾颉刚的确是在这事上“做了什么孽”，那鲁迅对他恨之入骨也就容易理解了——毕竟“‘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可，此说也有几处难惬人意：首先，说“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这从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陈源乃留英博士，他的文化背景以西学为主——换句话说，他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所以，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这情形，正如鲁迅在《不是信》中对陈源造谣说自己骂个学生抄袭了郭沫若的几句诗时所言“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抄袭。陈源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见《鲁迅全集》3卷230、231页）。”而这方面，专弄国学的顾颉刚显然比他在行也更有资格。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那鲁迅骂陈源当比骂顾颉刚厉害——造谣者当然比受谣者可恶——但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言：鲁迅骂陈源虽然厉害，可并没有像骂顾颉刚那样进行人身攻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源厉害。为什么？理由只有一个：谣言的制造者比谣言的传播者更可恨！所以，我们不妨先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出这样一个结论：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源，可制造者却是顾颉刚；不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而是“陈源误信了顾颉刚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那么，这个结论除了逻辑上的理由外，有没有直接证据呢？

　　当然有的——这证据就出于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写的回忆录《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997年版）一书。在书中，提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所谓“抄袭”一事时，顾潮这么写到“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在《不是信》，说道：‘盐谷氏的书，的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见该书103页）。”也就是说，在污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事上，出面传播谣言的虽然是陈源，而制造者却是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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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香子

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顾颉刚如此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说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因了：其一，“‘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被别人判为抄袭者几乎就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鲁迅对造他抄袭谣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而对其酒糟鼻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对传播这个谣言的陈源也谓之“谎狗”！其二，鲁迅所以特别恨顾颉刚，还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自己造谣不公开，却叫一个二百五的陈源在报上叽叽喳喳——这特别让人感到愤恨（因为他造谣）而无奈（因为他没公开）。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鲁迅才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提到“当1926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的。”这里说陈源是“公开”了这谣言，说明这谣言早已存在；而且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还写到“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这里，他似乎希望陈源能为自己“洗刷”以避免插着“谎狗”的旗子生活并“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怎么洗刷呢？当然就是供出这个谣言的真正制造者顾颉刚，这样，鲁迅也就可以直截了当地和这位《古史辨》主打交道。可，陈源这二百五充好汉，一直不肯供出自己这流言的来路，当然也就只好插着“谎狗”的旗子生活并“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有意思的是：陈源在后来编辑自己文章时，对自己这段与鲁迅争论的文字，他一篇也没编进自己的文集——也许，他也多少对此感到了委屈：本来不是自己造的谣，却要自己插着“谎狗”的旗子生活并“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能不委屈么？可又不能出卖朋友，当然就只好来个眼不见心不烦的鸵鸟政策。倒是陈源与顾颉刚的共同朋友胡适曾出面为陈源洗刷过：在1936年底，胡适在写给苏雪林后来又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写到“通伯先生（即陈源——引者）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现金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见《胡适往来书信选》（中）339页）。”在这封信中，胡适承认了说鲁迅抄袭是“冤枉”，并承认这样造谣的人是“小人”，这是胡适的正直处；不过，他这样说还是主要为了替陈源洗刷（他没造谣，只是“误信”——“谎狗”的旗子应该张凤举去插），还掩护了顾颉刚（那“小人”不是顾颉刚，而是张凤举）。可谓用心良苦。可惜，顾颉刚的后人并不领情，还是白纸黑字地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父亲头上！胡适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会啼笑皆非。

　　要之，鲁迅所以刻薄顾颉刚，是因为顾颉刚不仅是个谣言家，造谣说鲁迅著作抄袭；而且是个阴谋家，自己不这说谣言，却让别人去说，叫鲁迅无从直接批驳。因为这双重的可恶，使鲁迅恨之入骨而不惜对其进行人身攻击。 【End】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6579738.html 

《鲁迅为何会与学界晚辈成仇敌》

此文对孙玉祥之文亦有批评，可对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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