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铁西

余亮

 

伊格尔顿如果上微博，很可能会加入“@辟谣联盟”。这位被查尔斯王子称作“可怕的伊格尔顿”的大学者当然不会在意诸如“北京地铁迷药案”之类狗血流言，他毕生针对的都是文化领域那些关于马克思理论的流言和偏见。新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几乎就是辟谣体——归纳出十条当代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偏见，然后逐一驳斥。每条偏见200字左右，最短一条165字，稍稍缩减就是一条微博：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马克思相信存在某种任何凡人都无法抗拒的历史规律。封建主义注定将孕育出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总有一天也必将为社会主义让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不过是世俗版的天命论。它和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统治的国家一样，都是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冒犯。” 　　

 

其它九条归纳一下，大约两条微博也能装下：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理想，马克思完全忽视了人性天生自私好斗。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违背多元主义。唯物论者轻视精神、道德、宗教，更是崇尚暴力革命，崇尚国家，反对市场，消灭个人自由。马克思理论一旦付诸实践就会带来恐怖、独裁和暴政。工厂林立的时代过去了，社会流动性增强了，阶级消亡了。新的政治激进主义诸如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等都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总之，马克思过时了。 　　

 

是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处境。马克思曾经宣称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降临欧洲，如今马克思主义自己变成了幽灵。国际共运惨败，逢凶化吉的资本主义可以狠狠嘲笑失败者，何况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犯罪。马克思主义的丰富被遗忘，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被封印。

 

 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在1960年代曾经满怀痛苦地为马克思鸣不平：“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如果没有马克思和工人运动，也许工人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八小时工作制，女店员也不会享有能够自由自在喝咖啡的礼拜天，但是女店员宁可在床头挂满各种明星相片而对马克思不屑一顾。 　　

 

伯尔的观点在伊格尔顿的新书里里获得了形象的比喻：马克思主义者就像拿着手术刀的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想找医生，病好了就赶紧摆脱。医生深知这一点，但还是尽心竭力救治病人。资本主义的病情不会被永远治愈，伊格尔顿说，新的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又开始召唤马克思大夫的幽灵了。 　　

 

看的出来，伊格尔顿是在对善良的常人们说话：你们只是好了伤忘了痛，错误不在于你们，而在于那些别有用心的偏见。所以伊格尔顿开始釜底抽薪、厚积薄发，逐条收拾这些偏见。就像微博上一样，谣言的转发率总是十倍于辟谣，而辟谣的功夫必须要百倍于谣言才行。伊格尔顿功力深厚，洋洋洒洒写了十多万字，好在体贴易读，其中不乏许多长度在140字之内的精辟之言，很适合“转发”几条： 　　

 

“如果真是宿命论，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还要为政治斗争而大声疾呼呢？如果社会主义真的是无论如何都会来的，我们只需坐等社会主义到来就好了。” 　　

 

“任何事情都存在一定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是不同于宿命论的。就连自由主义者也相信死亡的必然性。” 　　

 

伊格尔顿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到卡尔•波普尔。他在具有当代自由主义圣经地位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开篇，即通过对黑格尔的曲解来认定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宿命论或者目的论。对黑格尔的如此曲解同样出现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里，罗素嘲笑道：仿佛宇宙在渐渐学习黑格尔的理论从而不断进化为绝对精神。二位流行思想家的信徒们也就跟着相信：一代宗师黑格尔真会笨到看不出来精神根本不会自动发展。 　　

 

意志当然不会自动上升到能够代表进步的“绝对精神”，必须努力去争取。这就好比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动升入名牌大学，你必须积极努力才有可能。黑格尔实际上在提倡“杰出”意志。伊格尔顿则说“如果社会生活中不存在一定的规律性或者大体上可以预判的趋势，所谓‘有的放矢’就根本无从谈起。这并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除了不变的铁律与纯粹的混乱之外，我们还有很多选择。”“马克思是个人自由的明确拥护者，并且一直热衷于讨论人如何超越历史的局限，选择不同的道路” 　　

 

说到道路，伊格尔顿说革命当然不是唯一道路，但革命往往是被既得利益集团逼出来的。况且革命不一定暴力，改革却可能残酷。十月革命就是轻松完成的，之后的血腥内战却源自协约国的野蛮干涉。改革的残酷，只要看看《铁西区》和《钢的琴》就知道。“时下，无疑多数西方人声称自己的立场是反对革命的。这其实意味着他们反对某些形式的革命，却偏爱另一些形式的革命……这些人大都会无条件赞成美国独立战争。”他认为泛泛地反对一切革命、暴力和权力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一点中国读者想必深有体会，如今许多爱心人士阻止不了凶手的暴力，就转而阻止法律对凶手行使暴力。伊格尔顿说，“和众多自由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并不反感权力。为了安慰弱者，告诉他们‘权力是个坏东西’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尤其是那些手握强权的人更不应如此。”弱者反对一切权力的结果是：权力不会消失，只会更容易被不反对的人得到。这就是清高的恶果。 　　

 

伊格尔顿狠狠批评了假清高的知识分子们——“由于知识分子不需要像砌砖工那样劳作，他们就可以认为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思想是独立于社会其他部分而存在的，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话的意思是，那些宣称自己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往往就是意识形态分子。在一个几乎人人都自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这样的话该多么逆耳。如果说马克思是医生，那么伊格尔顿就是药。伊格尔顿完全支持对自由的追求，但是他要提醒：思想与实践都不可脱离现实基础，轻浮任性的自由不值得追求。 　　

 

伊格尔顿把“经济决定论”这项指责还给了对手——“在经济上奉行还原论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资本家们唯利是图，根据经济利益衡量一切，他们的理论家更是热衷于用“经济理性人”这个概念解释一切人类行为，但他们却责怪马克思主义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当然，有钱又有闲的人可以去学学插花、瑜伽、古琴，念念国学念念佛，显得自己很多元，很丰富。可是伊格尔顿对此不依不饶： 　　

“富有者往往把精神问题视为高高在上地俯视日常生活的独立领域，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远离自身的粗鄙物质主义的藏身之处。这样看来，麦当娜这样的拜金女郎会被犹太教的神秘哲学所吸引，也在情理之中。”“马克思认为快乐是一种实践活动，而非心理状态。”看到这样的话，那些扎堆念经拜佛或者参加各种心理修炼班的高级白领、富二代们会不会败兴？会不会不爽？ 　　

 

先别不爽，听出来了吗，不爽的是伊格尔顿自己。眼见那么多似是而非的谬论横行，大学者不吐槽都不行了。我看他如果采用我们的微博咆哮体会更痛快，比如：一行马克思原著都没读过只读过一点考研政治的人就敢嘲笑马克思啊？！有木有？！有木有？ 　　

 

不过既然选择了进入吐槽世界，就要能忍受别人的吐槽。吐槽的逻辑是，你吐你的，我吐我的，管你吐啥。自由主义者们当然率先吐了，Libertarian Papers上有位美国的文学研究生批评伊格尔顿随机杜撰了十条偏见，却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这位美国青年大约相当于我们的豆瓣青年——立刻祭出米塞斯与哈耶克，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老话再讲一遍，宣布马克思主义已死（马克思主义被宣布已死很多次了）。这位青年还举了例子：工会运动要求增加工资，而增发纸面工资的结果是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工资下降，所以工人抗争结果反而对自己不利，不如做顺民接受低工资，这样资本就愿意雇用更多工人，增加生产，造福大家。看，多么有条理的歪理，但这只能证明他对马克思一窍不通。混淆纸面工资与实际工资这档子事是蒲鲁东干的，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里就嘲笑了蒲鲁东要用“劳动券”代替货币的想法。马克思明白工人要的不是废纸，而是真正分享剩余价值和政治权力。 　　

 

美国《国家评论》的副主编威廉森写了篇《伊格尔顿为什么是错的》，干脆宣称气得读不下去伊的书。我觉得生气是好事，因为一生气就会“妙”语叠出。他宣称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恰恰就是之前美国政府在房产方面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政策。如此混淆资本帝国的国家政策与社会主义经济构想不要紧，只可怜美国被他说成了苏联第二！伊格尔顿确实没有仔细谈论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只是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明确提出“计划经济”这个词，他更多谈论由生产者代替资本家来掌控生产。有人说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但是辩证法从来不单独肯定或者否定某件事物，而是看到其中的矛盾因素与积极因素。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评价不低，伊格尔顿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蕴藏了丰富的可能，并提到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多种有待完善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只有心死的人才拒绝去发掘。 　　

 

威廉森接着宣布：“在本质上，社会主义是无知和贪婪的结合体。”“第一次给他们机会就是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给世界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屠杀和苦难。”就好像当初协约国的干涉和资本国家对工人的镇压还不够残酷似的。“资本主义的恐怖是未能执行资本主义原则造成的人类罪恶，但社会主义的恐怖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直接产物。”这话逻辑完全克隆“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后者说过：“罗马尼亚公有制经济出现问题是因为未能彻底贯彻公有化。”我是多么希望这些活着的死了的都能来中国的微博吐糟啊，一定能鸡飞狗跳吵成一锅粥。威廉森虽然控制不住情绪，但至少保持了言辞文明。中国的译者可就毫不伪装了，很开心地把他笔下的no sense译作“屁话”，把fossilized remains译作“残渣余孽”。吐糟，还是中国人强。 　　

 

中国人更强的是“钓鱼”，微博上有人故意把这本书英文名Why Marx Was Right翻译成《马克思为什么是右派》，立刻被小资们开开心心转发了几百次。我们的时代至少已经进步到这样一种程度：浅薄要以渊博的面目出现，无耻要以良心的面目出现，迷信要以科学的面目出现，专横要以自由的面目出现，反马者以马列教授的面目出现，反党理论机构以党校的面目出现……相反，严肃深刻则要以媚俗肤浅的面目出现才可能钓到读者。伊格尔顿谆谆教导，循循善诱，面向小资大众说话。但是教育小资可不容易，要会哄才行。 　　

 

比如，伊格尔顿是否了解中国小资的国情？中国的学生们从小到大被政治思想课所折磨，不知有多少学生考研栽在政治科上。说起来马克思和鲁迅这些伟人也够冤的，中学课本上的也就是一点皮毛，可是年年看月月看，再好的东西也会烦。一大批知识青年常常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讨厌课本还是讨厌马克思，和那位美国博士一样，常把马克思所批评的东西当作马克思自己的东西加以埋汰。比如某位以讲段子著称的意见领袖就斥责马克思辩证法总是说事情一方面怎样，另一方面又怎样，所以都是废话。天地良心，这是连中学课本都没学好，根本不理解辩证法为何物。难怪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要称赞美国的思想教育办法——无需专门的政治课和教导员，思想教育就隐藏在日常生活里，隐藏在大片里，润物无声，中毒犹深。所以，在中国说“马克思是对的”阻力会很大，但潜力也会很大，取决于沉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们能否被现实再度唤醒。 　　

 

相比较伊格尔顿的真诚，科耶夫就圆猾多了。这位法兰西国师级学者1970年代也曾做过“马克思是对的”之演说，但他没心情对小资们说这些，而是对着一群跨国公司老板上课：马克思之所以预言错了，恰恰是因为他的理论对了。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危机促使资本家们按照他的提醒重建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重新分配了剩余价值，使得工人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来维持经济运行，从而避免了马克思的预言。但眼下殖民地的贫困就像当初工人的贫困一样威胁法兰西帝国非洲领地的稳定和忠诚，所以各位要继续听马克思的话，向非洲多分配一些剩余价值……科耶夫的意思是，这就好比中国父母教训孩子：你要是再这样下去，长大了就会去讨饭！孩子长大后一般不会去讨饭，但这要感谢父母当年的教训。 　　 　　

 

类似的话，我们的改革高参、中顾委员杜润生老先生也对中国的新富们说过。资本家们如果听得进去，那么马克思也算是种瓜得豆。世道如此，一门原本是无产者养料的学说反倒成了资产者的健康手册。心眼明白的精英们在小心翼翼地吸收马克思，聪明善感的小资们却被引导着排斥马克思。越来越多的科耶夫式所谓帝王师只顾对精英说话，越来越多普世的意见领袖只忙着哗众取宠，像伊格尔顿这样愿意费力不讨好的还真稀有。不过，马克思作为幽灵是挥之不去的，只要我们无法完全欺骗自身的正义感、历史感和智力水准，他就会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无论被怎样曲解、贬损、遗忘，他都会不屈不挠地@“爱特”我们。当无法掩盖的世界真相不断刺穿我们的感官外壳，我们也会不断地去“爱特”马克思，去探寻和传播现实的真理。

[ 本帖最后由 铁西 于 2012-7-28 07:52 编辑 ]

木兰晓芙

真是微博时代了，谈“主义”也可以是这种风格；刚看了话剧《钢的琴》，令人唏嘘的故事的确反映出改革的残酷一面；惭愧自己@马克思太少了；建议把《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作为我们读书会的一个候选主题。

行香子

当我们在谈论马克思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或：当我们在谈论马克思的时候我们真的在谈论马克思吗？

或：当我们在嘲笑马克思的时候我们嘲笑的真的是马克思吗？

或：既然“浅薄要以渊博的面目出现，无耻要以良心的面目出现，迷信要以科学的面目出现，专横要以自由的面目出现，反马者以马列教授的面目出现，反党理论机构以党校的面目出现”，那么今天马克思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呢？

或：在一个打着马克思大旗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国家，“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重要吗？

另：不论伊格尔顿或文章作者如何批评“假清高的知识分子”，如何鄙夷“从小被政治思想课折磨的小资大众”，如何呼唤受马克思和工人运动恩惠的工人和女店员们，但读过“一行两行马克思原著”的到底只会是“假清高的知识分子”，而”一行马克思原著都没读过只读过一点考研政治的人就敢嘲笑马克思“，“女店员宁可在床头挂满各种明星相片而对马克思不屑一顾”，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至于家家感念伟人时代，德国曾悬过希特勒像，朝鲜祝祷金正日，我们也唱颂过红太阳，何必令马克思亦受此殊辱呢？伯尔鸣不平自然无不是，然前人栽树，固是后人乘凉，但前人结恶果，后人也得尝，岂徒只有恩与义？何况“马克思主义的丰富被遗忘，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被封印”，徒鸣不平，严斥人类忘恩负义，（呵呵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当然也有道理，反正我天天用电灯也没想过爱迪生）——如伯尔生前虽获诺贝尔文学奖殊荣而现今却已为人淡忘，天上有知，不晓得是否要吹胡子瞪眼再斥后人忘恩了——倒不如细细探究，为何如此。今谚云，世上无无缘无故之爱，亦无无缘无故之恨。当然，亦无无缘无故的谬论和不平咯。背后历史原因、文化原因、社会原因等等呢。”别有用心的偏见“此种阴谋论调调，还是罢了吧。主义么，鲁迅道，“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再看网络上常常吵得鸡飞狗跳，划人站队，从个人智商问候到父母祖宗，想想还是“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吧。

[ 本帖最后由 行香子 于 2012-7-28 15:47 编辑 ]

铁西

余亮（网名“单车上的骑士”）确实喜欢说刺激人的话，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文章只能划入那种没知识没逻辑的骂战。如果不想落入他说的那种“吐槽”陷阱——“你吐你的，我吐我的，管你吐啥”，大概需要更多的心平气和。 比如，所谓“忘恩负义”的说法，仔细阅读文章不难发现，那其实是关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一种隐喻：“伯尔的观点在伊格尔顿的新书里里获得了形象的比喻：马克思主义者就像拿着手术刀的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想找医生，病好了就赶紧摆脱。医生深知这一点，但还是尽心竭力救治病人。资本主义的病情不会被永远治愈，伊格尔顿说，新的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又开始召唤马克思大夫的幽灵了。 ” 作者无非在说，在资本主义的太平盛世里，人们会遗忘马克思及其参与推动的历史进程，而在危机时代，其思想的意义又会再次浮现出来。这和感不感谢“伟大领袖”有什么关系呢？ 无论观点和对现实的判断有怎样的差异，首先理解别人在说什么，都是重要的。

行香子

原帖由 铁西 于 2012-7-29 10:11 发表 余亮（网名“单车上的骑士”）确实喜欢说刺激人的话，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文章只能划入那种没知识没逻辑的骂战。如果不想落入他说的那种“吐槽”陷阱——“你吐你的，我吐我的，管你吐啥”，大概需要更多的心平气和。 ...

呵呵，铁西老师大概误会了，我是十分心平气和的。他的文章我仔细看过，也并无将其划为没知识没逻辑的骂战，是故我做出了十分认真的回复。由于作者在伊格尔顿其书之外，尚提到中国情况，且作此文大抵也是望提醒国人“马克思是对的"，愿其丰富性获更多探究与认识。我是针对此部分稍作提醒，即马克思在中国当前语境下意味着更多。在危机时代更多的看到马克思思想的意义，这是当然，但同时中国并不仅仅是在经济危机的层面上，还有更多，而这也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所以我说，当我们在谈论马克思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另“补充里，或有些不满，作者既“喜欢说些刺激的话“，我还真有些不自持。至于历史与现实关系这一层意思，我读出来了，也确很赞同。我“说事儿”的是作者在伯尔之不平语，及作者引申。这也是作者直接发言：“如果没有马克思和工人运动，也许工人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八小时工作制，女店员也不会享有能够自由自在喝咖啡的礼拜天，但是女店员宁可在床头挂满各种明星相片而对马克思不屑一顾。”或许我误解，但其原文怕是确有令人误解之嫌。至于最后，我说无无缘无故的谬论，是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样于谬论的辩驳之外，更在想，谬论是何以产生的。当然，细想想，这些确与原文意思多少还是偏离了。好的，以后我会尽量警惕“吐槽陷阱”的，还是谢谢铁西老师了：） [ 本帖最后由 行香子 于 2012-7-29 11:33 编辑 ]

白水

“说到道路，伊格尔顿说革命当然不是唯一道路，但革命往往是被既得利益集团逼出来的。况且革命不一定暴力，改革却可能残酷。十月革命就是轻松完成的，之后的血腥内战却源自协约国的野蛮干涉。” 我不知道“况且”后面那两句话尤其是关于十月革命的那句话是伊格尔顿的意见，还是作者自己的看法。说到革命，当然有很多是被既得利益集团逼出来的，但还有一种东西作者也该知道，叫做“输出革命”。参见http://chengyinghong.i.sohu.com/blog/view/217586250.htm

铁西

“理想状态下，社会主义的实现要求有掌握高水平技能、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人民，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开明的自由主义传统，以及民主的习惯。……” “正如马克思坚称的那样，社会主义还要求缩短每天的工作时数——部分原因是为了让社会主义的男男女女们有时间去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政治和经济上的自治得以成为可能。如果人民穷得连鞋子都穿不起，那么这一切都是空谈。……” “那就是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你不仅得有鞋穿，还得能穿得上好鞋。这样的观点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所赞同，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或是托洛茨基。或者如果你还不够富有，那你就得有一个富有同情心的邻居出手相助。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这就意味着邻国（特别是德国）国内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掌握生产力，那么他们就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源保卫人类历史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这听上去可能不切实际，但实际上并非完全不可能。那时的欧洲遍地都是革命的火种，柏林、华沙、维也纳、慕尼黑和里加等地不断涌现的工人委员会和军代表（或军事苏维埃）如雨后春笋。当这些起义都宣告失败的时候，列宁和托洛茨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急了。” “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下并非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必要的物质资源，社会主义会扭曲变形，最终变成斯大林主义。革命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就发现自己已经被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军队团团包围，而国家内部也面临着反革命势力、城市饥荒和野蛮内战的严酷考验。在农村，大量对新政权满怀敌意的农民在枪口的威胁下才勉强交出辛苦攒下的余粮，支援饥饿中的城镇。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物资产量极低，公民机构缺失，工人阶级损失惨重、筋疲力尽，农民暴动不断，官僚机构的臃肿程度堪比沙皇俄国时代，新生的革命政权在建立之初就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最终，布尔什维克还是依靠着枪杆子将饥肠辘辘、士气低落、早已厌战的俄国人赶进了现代化的大门。许多政治上激进的工人都在西方支持的内战中牺牲了，这严重削弱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基础。没过多久，以布尔什维克党为主的工人苏维埃就取消了独立的新闻和司法系统，开始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操纵选举，用军事化的方式管理劳动生产。这些与社会主义内涵背道而驰的残酷政策，是在国内发生内战、出现大面积饥荒和面临外部侵略的背景下出台的。俄国的经济土崩瓦解，社会建构支离破碎。在最需要社会主义的地方反而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真是整个二十世纪最具悲剧色彩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22-24页）

铁西

“革命通常伴随着暴力和混乱的图景。这与我们意识中温和、渐进形象的社会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误的。许多改革在成功的道路上无所不用其极，唯独缺少和平。美国的民权运动就是这样一场改革，它与革命相去甚远，但与死亡、殴打、滥用私刑和残酷镇压却又如此之近。十八至十九世纪是拉丁美洲努力脱离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的时期，而当时进行的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也引发了暴力社会冲突。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革命的过程反而相当平和。天鹅绒革命和暴力革命都是革命可能的形态。一九一六年的都柏林起义伤亡甚少，却成功地使爱尔兰的一部分获得了独立。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并没有多少流血牺牲。事实上占领莫斯科关键要地的过程中并没有发一枪一炮。由于一般民众对起义者的支持形成了压倒性的力量，用艾萨克•多伊彻的话说，旧政府“只是被轻轻推了一把就灰飞烟灭了”。而时过境迁，当七十年后前苏联解体时，这片有着残酷斗争史的广袤国度却轻易倒下了，甚至比其创立之时流的血还少得多。” “马克思主义并不以暴力程度为标准来定义革命，也并不认为只有举国动荡才是革命应有的状态。…… 一场革命通常需要长期的酝酿，最终也许历经百年才能实现目标。欧洲中产阶级废除封建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达成的。夺取政权只是朝夕之功，但整个社会传统、制度、情感习惯的转变是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府固然可以通过一纸政令强制工业社会主义化，可是仅靠立法是不可能让任何人的想法和行为截然不同于他们的祖辈的。人的变化只有通过长期教育和文化熏陶才能实现。 那些质疑这种改变可能性的人，应该先好好观察一下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因为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代英国本身就是一个长期革命的产物，这场革命最早可以上溯至十七世纪，而革命成功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多数人都不会意识到我们的社会也源于革命。成功的革命会抹去自身经历的所有印记。这样做的结果使人们认为，革命带来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自然。这有点类似婴儿降生：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正常”，我们通常都会忘记自己降生时所经历的痛苦和恐惧。原初的起点往往是痛苦的，人如此，政权也不例外。马克思提醒我们，现代英国的资本就建立于对由农民转变而成的无产阶级的剥削之上，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如果马克思能“有幸”见证斯大林的苏联如何强行将农民赶进城市，他一定会惊骇不已。多数政权都是通过革命、侵略、占领、篡夺或者（比如美国）灭亡他国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也都成功地从本国公民头脑中抹去了这段血腥的历史。像以色列和北爱尔兰这样的国家建国时间不长，还来不及抹去那些不光彩的记忆，因而也难以避免地饱受政治纷争的困扰。”（第180-183页）

铁西

“原初的起点往往是痛苦的，人如此，政权也不例外。马克思提醒我们，现代英国的资本就建立于对由农民转变而成的无产阶级的剥削之上，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如果马克思能“有幸”见证斯大林的苏联如何强行将农民赶进城市，他一定会惊骇不已。多数政权都是通过革命、侵略、占领、篡夺或者（比如美国）灭亡他国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也都成功地从本国公民头脑中抹去了这段血腥的历史。像以色列和北爱尔兰这样的国家建国时间不长，还来不及抹去那些不光彩的记忆，因而也难以避免地饱受政治纷争的困扰。” 这段话中文版有明显误译，英文原文是这样的： Origins are usually traumatic, whether of individuals or political states. Marx reminds us in Capital that the modern British state, built on the intensive exploitation of peasants-turned-proletarians, came into existence dripping blood and dirt from every pore. This is one reason why he would have been horrified to observe Stalin’s forced urbanization of the Russian peasantry. Most political states came about through revolution, invasion, occupation, usurpation or (in the case of societ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extermination. Successful states are those that have managed to wipe this bloody history from the minds of their citizens. States whose unjust origins are too recent for this to be possible—Israel and Northern Ireland, for example—are likely to be plagued with political conflict. [ 本帖最后由 铁西 于 2012-9-19 12:25 编辑 ]

铁西

“十八至十九世纪是拉丁美洲努力脱离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的时期，而当时进行的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也引发了暴力社会冲突。”这句也把意思译含糊了，让人弄不清是在说改革还是革命呢，而原文的意思是明确的：In the colonial-dominated Latin America of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every attempt at liberal reform sparked off violent social confli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