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工作日的夜晚，宵禁之后，Emily都会在睡前收听广播节目。在那个首饰工厂里，其他四个女人和她同住一间宿舍，她们都坐在Emily的床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同一个频道。由于职务是秘书的缘故，她们得以享受比流水线工人更好的住宿待遇，那些人是十位同挤在一间屋子里。但是所有女工们收听着的，都是深圳广播上的同一个节目，“夜空不寂寞”，据估计其听众每晚都有百万人。节目主持人，胡晓梅，可能是这座一夜之城中最出名的女性了。
在Emily和她的同事看来，胡晓梅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关于她生活的一些详情已经被深圳杂志所披露：她将近30岁，初来深圳时做厂工。她个子不高，人也不是十分漂亮。她还没有结婚。胡晓梅极少谈及自己的私生活，即使偶然说到，也是闪烁其词。但已经有足够多的细节，让一些心细如Emily般的听众，得到某些确定的结论了：“我敢说一个有钱人经曾爱过她”，Emily有次对我说。“她可能考虑过，但最终还是没有和他在一起。尽管跟他走可能会很轻松，但她还是决定依靠自己。如果她没有那样做，就不会拥有今天这样的成功。”
尽管她很少讲自己的生活，但胡晓梅却在谈论他人的经历上具有某种天赋。“夜空不寂寞”是一个热线节目，很多听众都是外来的打工者，在工厂的宿舍里向电台拨电话。有的人谈工作上的麻烦，有的人讲家里的难事，但绝大多数人想要讨论的还是情感问题。这个人可能在担心她留在村子里的情人，而另一个人或许会讲诉一场糟糕的分手。有的时候，多个来电可能是同一人打来的，她的故事断断续续的可以讲上一周。在这个宿舍样式大同小异，工厂作息刻板严格的城市里，广播节目总能带给人们无穷的新奇。那些不寻常的故事往往能够吸引Emily和她同事们的注意：“一个女人，三十多岁，她说自己有过很多段一夜情。她会在酒吧认识男的，然后就跟他们回家。她想要放弃这种行为，开始一段稳定的关系。但她就是无法做到。胡晓梅并不指责她，只是倾听。”
在Emily眼中，这是主持人最令人称道的优点了。“她不做泛泛之谈，而是根据每个人的特殊情况作出判断。”胡晓梅也有能力发表尖锐的批判，有时她还会对听众给出具体的建议，但她知道在什么时候最好保持缄默。她的嗓音低沉、沙哑，语速缓慢。她从不会显得恼怒和沮丧。在来电中，很多人的问题都属于同一类：年轻女子在关于和男朋友婚前同居的问题上寻求建议。在内地，这种选择往往并不存在，因为家庭的压力是如此的巨大。但生活在深圳的青年，他们只要未被工厂宿舍的宵禁所限，便有更多的自由来作出类似于这样的选择。每当有人打电话问到关于同居的问题时，Emily和她的同事们便会认真地聆听：“很多保守者会告诉你不应该这么做。但只要当事人足够成熟，并且已经深思熟虑了，那么胡晓梅就会说同居也没有什么不可。”
直到1999年底，Emily已经在首饰工厂里工作有两年的时间了。她当时23岁，是其部门里年龄最大的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搞清了厂子里的社交动态：不同工人间的关系，还有那个台湾籍老板的本性。他仍然会纠缠工厂里的漂亮的女士，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他经常招妓。但Emily看得出来，那家伙很心虚。她并不怕他。
在她呆在那里的第二年，所有湖南籍的工人都联合了起来，要求老板涨工资。在工厂圈子里，地域的纽带是十分强大的。工人们会为新来的老乡介绍环境，甚至有的时候，整条流水线上的员工可能都来自同一个村子。工作的时候，他们用自己家乡的方言聊天，其他人完全听不懂。因此有些厂主在招人的时候就会避免太多的人来自同一个地方。包括Emily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时不时地会看到这样的告示：“不要四川人”，或者“不要江西人”。
她所在的工厂里有二十个湖南人，他们大多数都是男性，有些人还互为亲戚。他们都在生产线上工作，用低技术含量的劳动挣取每小时只有一块钱的薪酬。只有在工厂收到一些紧急的订单，需要工人加班的时候，他们的工资才会变得稍微合理一点。
那些湖南人用几周的时间秘密地订好计划，然后在同一天一齐向厂里请假，多数人的理由都是家里有急事。他们把正式的请假函带到Emily的办公室，让她交给老板。老板对此完全不知所措，如果所有的湖南籍工人都走了，那么工厂就会瘫痪。
于是他找到了隔壁工厂的老板寻求建议，那也是一家首饰工厂，老板也是台湾人，但那个人比他有能力得多，对外来打工者的心理也是一清二楚。他来到Emily所在的工厂，见了那些湖南工人。一开始，他先听工人们申诉，以此来搞清谁是领头的。之后，他花了些时间，批评这种罢工行为。最后，私下里，他许诺给那几个领头的工人，包括他们的亲戚，加工资。
于是所有人都回去工作了，有些工人每小时还是只能挣到一块钱。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老板陆续地解雇了某些人，而另一些人则自行离开了。在招收填补空缺的新人时，老板也是慎之又慎。最后，厂子里变得一个湖南籍的男工人都不剩了。
秘书职位上的人员流动也非常之多。她们都受过教育。而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来说，有太多事情是需要她考虑的：她是否希望结婚生子，或者是她要不要回老家。她可能会换个新工作，甚至可以选择自己单干。Emily的来信中常常描述到这样的变动与机遇：
再过一阵，露露可能要辞职单干了。她那只有一人的公司会叫做“千千首饰有限公司”。而陆云则在等待自己成为二把手的那一天。这需要厂里所有其他的老员工（包括露露和我）离开。除我们仨之外，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叫何金华的姑娘，她做会计。但她可能不会呆很久，因为她家里会帮她在湖南省找工作还有对象。
对Emily来说，陆云始终是个谜。一开始，Emily会在信里说“她人很好”，但渐渐地，她开始不这样想了。她察觉到陆云会在暗地里挖同事们的墙角。不仅如此，陆云还经常拍老板的马屁，尽管在背后总是骂他。在和陆云相处了一年之后，Emily开始疑惑她究竟想要些什么。那个女人似乎完全生活在自己的计划里。
一天晚上，Emily躺在宿舍的床上，她发现自己对胡晓梅节目中一个女人的来电听得尤其入迷。那人已经在一周中打过不止一个电话了。而Emily也逐渐意识到，这个女人的声音之所以如此吸引她，是因为那让她想起了陆云：
她说自己有小学文化，初来深圳时当工人。后来她找了一份做佣人的工作。但她觉得人们都瞧不起她，因为她来自农村。所以她开始了自学课程。最后，她参加了成人自考，想要获得大专文凭。但由于某种原因，她未能完成所有的考试，因此她给自己买了一份假文凭——你在大街上就可以弄到它们。她就是这么做的，不过她也确实刻苦学习过了。她的水平真的有那么高。
靠着这个新文凭，她找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再加上她活干得很认真，因此她的地位也越升越高。她总是做一些事情来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受威胁。每当有比她低级的工人开始晋升，她便会想办法将他们按下去。在描述这些的时候，她都讲得非常坦诚。而且只有在感到了威胁的时候，她才会采取行动。其他时间里，她对公司中的人都很好，大家也都很喜欢她。他们不知道她真正在想些什么。
她给节目打电话，只是因为想要倾述。不像其他人，都是为了咨询些什么。她只想将自己的经历描述出来。在她说完之后，胡晓梅问她：“你不怕别人知道你的真心想法吗？”那个姑娘回答说，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的，因为她很会掩饰自己。而且对于自己做过的事情，她从未后悔过。
在她挂断之后，胡晓梅评价说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她的心太硬、太冷了，很难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她。
事实上，Emily和她家人的关系并不如自己期望的那般亲密。她父亲是一位水平颇高的数学家，涪陵师专里等级最高的教授之一。他曾两度访问美国，在学术会议上宣讲自己的论文。如此的经历在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是极其罕见的。但就算这样，他的成功也不过是以往经历的一个惨淡阴影罢了。当Emily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她曾在一份英语作文里这样描述到自己父亲的背景：
当父母还像我现在这么大的时候，整个中国正陷入一团混乱之中。那个时候讲究政治挂帅，知识分子被说成是有走资本主义的倾向。因此他们都被发配到了基层单位接受再教育。我的父亲也是其中一员。从四川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被下放到了一个小煤矿里，在那一干就是八年。
那个煤矿位于涪陵以南，靠近贵州省的一个偏远山区内。他本可能像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变得绝望，但Emily的父亲本就生长在农村，因此他只是尝试在同样的环境中，让自己过得更好。他在矿区工作的时候，曾多次申请过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后者一再拒绝着他。和他的女儿一样，那个男人有着宽阔的面庞、高耸的颧骨跟一副和善的眼神。他的沉静总能给人一种放松的感觉，无论对方是否接受过教育：
我必须承认他在矿区的那段时间并非十分艰难。大家都很尊重他，分配给他的也只是像记账这种不费体力的活儿。直到现在，他的事迹仍然在工人间被作为奇闻来传颂：他只需扫一眼账本，便可以心算出其收支平衡来。
Emily出生在1976年，那时她的父母还没有离开煤矿。那一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她还小的时候，她们家就被批准回到了涪陵。家里挂着毛主席的照片，摆着他的塑像，而Emily跟她的姐姐，还有比她小两岁的弟弟，就在这里长大。八十年代中期，Emily的父亲终于加入了民盟——国家指定九大合法政党之一。在涪陵，民盟比较倾向于招收知识分子，但组织本身，就像其他合法政党一样，完全听命于共产党。“他们说话根本就不顶用，”Emily曾经告诉我，“我父亲讲只要共产党提出点什么，民盟马上就赞同。但是在内部会议里他们倒是可以讨论些自己的想法。虽然这些东西没法公开，可他们至少还能跟彼此讲讲。”
当Emily还小的时候，她父亲从不跟她讲政治的事情，教科书里告诉她什么，她就相信什么。她学到的是共产党视角解读下的历史、政治还有时事。就算她在学校里用到的空白草稿本，其实也并非完全空白。在每个本子的背后，都印着这样两行字：
台湾、苏联与越南在广播中散布谣言和谎话
我们强烈呼吁大家不要听信敌人的声音。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的照片和雕像逐渐从Emily家中消失了。偶尔她也能感觉到父亲的言辞中透露的出对国家政策的不满。但她父亲并不会具体地说出这些。而对于Emily来讲，她的转折点则是在大学。英语学院某些干部的腐败行径令她厌恶至极。而且她开始相信一些规矩的制订只是为了阻止学生们独立地思考与提问。她讨厌宿舍制度，还在大一的时候，她就向学校提出申请希望在家里住宿。她是班里唯一一个不住校的学生。在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
我憎恨那些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因为我曾经真的相信过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明白太多身居高位的官员总是说一套，做一套。而我的父亲直到五十多岁才最终意识到这些，他一定比曾经的我更加难过吧。
跨越不同的时代，家长与女儿的人生轨迹滑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当Emily的父母尚且年轻的时候，作为共产党那场宏大的意识形态试验的一部分，他们被推向了农村。二十年之后，Emily和她的姐姐则向城市奔去，而且正好是那座名为“经济试验区”的深圳城。两代人所经历的实验完全不同：一个属于政治，另一个则是经济性的；一个发生在国家的层面，另一个则根植于每个普通人日常一点一滴的选择之中。
这种情况的结果是，长辈的经验无法为晚辈提供借鉴。当Emily仔细打量他父亲的人生时，她发现塑造他职业生涯的，基本上都是除他之外的那些人的决定。“我想他还是挺遗憾的。他的一些同学不是出国了，就是从事其他行业而获得了成功。他知道自己错过了许多机遇。”而对于家长来说，Emily和她的姐姐则通常显得太过任性了。当她在大学和Anry谈恋爱的时候，她妈妈就曾表示过反对。“她说我当时还太小，不应该找男朋友。我说，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结婚了！她说这不是一码事。”
但是代沟的障碍却在Emily弟弟的身上体现得最为严重。他头脑惊人，明显遗传了其父亲的数学思维。可同时他也在社交上举步维艰。这个男孩高考时考入了计算机系，但最终却没能毕业。他偏好于阅读哲学和宗教书籍，有一阵，还迷上了法轮功。他经常声称自己不愿谈论关于钱的话题。直到21岁，他还从未找过一份工作，始终跟父母住在一起。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研究象棋上，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个天才——他能够发现复杂棋局背后自洽的逻辑统一。在放弃法轮功之后，他开始钻研古老的孔孟之道。有一次他对Emily说，只要她多读孟子，就会变得更加美丽，因为道的光芒会由内而外地在她脸上涌现出来。对此Emily不知该如何回应。他的家人也曾考虑过对他进行心理治疗。谈到他的时候，Emily曾这样评价道：“他是一个现代化的受害者。”
当Emily第一年在深圳的时候，她姐姐又换了一份工作，跑去了浙江。很快，她姐姐就结婚了，而Emily的父母也转而开始为她操心。她觉得这很滑稽：“当我跟Anry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太小了不应该谈恋爱。可现在他们又觉得我已经这么大了，怎么还没结婚！”1999年八月，Emily的父亲去了深圳，第一次见了她的新男友，朱云峰。朱只读过一年的商贸学校，现在一个工厂的流水线上做监察员。那个工厂制造电炉、高压锅还有电饭煲之类的厨房用品。
Emily的父亲暗示了她，希望她能找到一个更加般配的男友。但他并没有尝试改变对方的想法。他不是那种蛮横的人，而且生活已经让他习惯于接受那些并不理想的事情。实际上，他的女儿还没有做出嫁给朱云峰的打算，甚至连要不要结婚本身都未曾打定主意。“我不喜欢办婚礼这个主意。去参加它的都是一些根本就不关心你的人。他们只是去看看这个菜做得怎么样啊，东西置办得齐不齐全啊。他们去参加你的婚礼只是因为想知道你拥有怎样的一个婚礼。”不管怎么说，她在个人问题上对于寻求父母的指导毫无兴趣。在这方面，胡晓梅的言论对她的影响反而大得多。
Emily把“夜空不寂寞”的主持人当成了自己在深圳的守护天使。每当她谈到有关伦理道德的问题时，都会引用胡晓梅的话，仿佛那是毋庸置疑的。一次，当我们讨论到人们在深圳未婚同居的话题时，她轻声告诉我，你一定不要直接询问别人的同居状况。“在这儿我们不会公开谈论它，”她讲道，“举个例子，胡晓梅经常建议说，如果你正在和一个人同居，你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别人。那会影响他人对你的看法，特别是如果之后你们又分手了的话。对此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也别说。”
终于，在无数次听到这个名字之后，“胡晓梅”、“胡晓梅”、“胡晓梅”，我决定了联系电台，对她进行一次专访。Emily很细心地帮我做了准备工作，她跟我讲了所有那些她觉得最为有趣的、打动她最深的来电者故事。而且她还提醒我说，胡曾经爱上过一个有钱人，虽然事情最后并不如人所愿。
电台女主播身材娇小、五官玲珑，长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她不停地抽着Capri超细薄荷烟。在深圳闹市区里一家四川菜馆的单间内，我见到了她。同她一起的，她介绍说是一位对美国新闻业很感兴趣的朋友。那位男青年体型稍胖，也留着一头长发——这在中国明显代表着艺术家气质。他安静地坐在一旁，听着我们的采访。
胡晓梅告诉我她是个“夜猫子”。我们的这顿晚餐已算是迟的了，但她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她去电台播节目的时间是11点。她说自己对美国文化很感兴趣，尽管她并不会说英语。她赞赏Raymond Carver的小说，读过其中译本（“你可以在他极小的一个细节中发现那么多的东西”）。在餐馆里，她讲诉了自己是如何来到这座一夜之城的。
她出生在江西省的一个煤城，父母都是基层工程师。她们家并不贫穷，但赚得也不算多。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想着要离开那里。“那时我很内向。我经常跟自己说话，还假装是在做广播节目。如果有机会，太多东西会是我想讲的了。”
1992年胡晓梅来到了深圳，那时她20岁。她在一个矿泉水厂里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月薪600元。每天夜里，她都会收听本地广播里的一个热线节目。此类节目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范围内都很流行。一天晚上，她终于拨通了电话，将自己的声音广播了出去。与他人不同，胡晓梅并不需要寻求建议，她只想告诉听众们，她有一个成为电台女主播的梦想。她的演讲非常动人。最后，她还提到了自己的工作地址和电话号码。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收到了好几打的信，还接听了上百个电话。”她回忆道。“但矿泉水公司把我开除了，因为我用它们的电话干私活。所以我没工作了。于是我就把所有的信捆成一摞，将它们带到了电台。他们问我想干什么，我说自己想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他们说我太年轻了——我当时才20岁，而且还没有经验。但有位领导决定给我一次机会。我跟他们讲，虽然我只有20岁，阅历也不深，但是那些听众们都是和我一样的，或许我就能理解他们呢。”
她仍记得自己第一次作主播的时间是：1992年12月22号。不到八年之后，“夜空不寂寞”已经成为了深圳市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而胡晓梅不久前也出版了一本自己创作的书。她觉得每天晚上听着那些故事，将自己的心都变得衰老了。而且她说生活在深圳的女人都很艰难。这里的离婚率高于内地，生活也更不稳定。“因为自由，这里人的压力更大，”她说，“你的个人主张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没有人了解你的私生活。不像在内地，父母会告诉你应该做些什么。这的确是自由，但却是会让人感到压力的那种自由。”
她说按照中国的标准，自己的结婚时间是很迟的。明年，她将满30周岁，她打算把自己的婚礼安排在那时。谈到婚姻，我问起了她未婚夫的情况。她突然沉默了下来。“他喜欢写作，”胡晓梅轻声说道，“现在他可能并不成功，但他真的热爱这个，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在乎彼此。”她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
：
“我不希望社会的标准成为我的标准。我曾经和一个很有钱的男人约会过，一个深圳的开发商。他关心的事情，只有生意和买卖。有一次，他帮人在一个刚建好的大楼的门口，立了几个石狮子，它们的造型十分引人注目。他本可以收人家20万元，但是他却要了80万。这就叫成功吗？用超过其价值三倍的价格把一样东西卖掉？”
她点起烟，猛吸了一口。“不管怎么说”，她告诉我，“他不喜欢有的时候，人们只因为他是‘胡晓梅的男朋友’而认识他。”
一年多之后，有次我碰巧又路过深圳，我约了她一起吃晚饭。在电话里，她说自己的新婚丈夫这次也会来。
我走进饭馆，看到了第一次采访时陪在她身旁的那个男青年：身材微胖，留着长发。胡晓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只是不想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告诉你。”
整个1999年的冬天里，Emily都频繁地向我打电话和写信。在圣诞节之前，她还给我邮来了一些工厂里的产品：由白色、蓝色还有紫色的塑料珠子编成的手镯，装在塑封袋里。她说我可以把它们送给家里的女生们。
但她信件的内容却变得越来越灰暗了：“恐怕我没法继续写下去了，我的头最近很疼，因为失眠。”她抱怨说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正使她变得麻木，而且她担心自己的抑郁会伤害到朱云峰。
她在信中写到：“老实讲，我的男朋友非常细心，对我也很好。问题不在他，而在于我自己。我只是需要时间从一些莫名的沮丧中恢复过来。我正在努力。”
她对自己的要求始终都很苛刻。有次我向她寄去了自己撰写的一些文章，是关于涪陵师专里她所在的那个班级的。她回复我道：
谈到自己，我发现这才是最令人琢磨不透的。或许跟我的大部分朋友相比，你比她们都更加了解我。在他人眼中，我只是一个和善、好相处的女孩。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有你所说的那么值得尊重。没错，我喜欢独处。但部分原因只是我不知该怎样融入大家。我无法分享她们的喜悦和忧愁，无法关心她们所关心的。
我当老师的时候，发现班里顶尖的那些女学生，常常都伴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而这在男学生中则很罕见。最主要原因的或许是，男孩们并没有那么成熟，即使是班里最聪明的那些，他们也喜欢四处胡闹，开些粗鲁的玩笑。像Willy这样的学生（Peter Hessler的另一名学生）可能在毕业后就迅速成熟了起来。但很多女生尚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考虑很多了。
英语学院曾经的大一新生中，有一名及其优秀的女孩，她很安静，性格有些孤僻。她的课程由Adam（与Peter同去支教的美国人）教授，但课下，她有时还会找我来加练英语。暑假的时候，她回到老家，从一座桥上跳了下去。关于她的死因，我和Adam一直了解不多，因为班里没有一个真正和她亲近的人。在中国，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名列世界首位，是全球平均值的五倍。多数案例来自于农村中接受过教育的妇女。她们并非最穷困的那些，甚至不如说，对更高生活可望不可即的一瞥，使她们变得绝望了。
Emily的同学们一直都很喜欢她。即使感到孤独，她仍能让自己受人欢迎。我担心的是她在深圳的生活，直到2000年初，她已经变得极其不满了。有一阵，她说想和朱云峰一起创业，去卖车床切削机。但最终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初始投资是在是太高了。她感觉自己被工厂——宿舍的生活所绑架了。在一封信中，她告诉我自己一个月已经能挣1800元了，是最初的两倍。但是钱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我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我时不时就会犯头痛，还经常发生错误。尽管工资一直在涨，但是我已经不想再在这儿干下去了......
你知道有什么工作既有意思，又对全社会都有好处吗？我想找一个那样的。
（未完待续）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3-12-1 08:37:00
提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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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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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身卡
发表于 2013-12-1 10: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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