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激进主义

行香子

        搞新文化的人，起初挨骂者甚多，其状之苦，今人是难以体察的。曾读过钱穆的一本回忆录，谈到某年遇到刘半农，那印象就有几分暗淡，鄙夷之感，多少是有些的。中国弄旧学的，曾很痛恨过白话文的提倡者，“五四”之初，彼此的论战，就可以看出水火的难融。胡适与周氏兄弟当年之被骂，大抵是有辱先人之过，我们看国粹者流恨恨然的样子，便也知道在中国进行变革，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偶读辜鸿铭、钱穆等高赞国故的文章，虽敬佩其间的学识，但那种卫道的结论，就颇让人难受。文坛倘被这一类人把握，中国的读书人不革命那才怪呢。辜氏与钱氏都把中国旧文明说得较为完美，似乎是人类的珍贵遗产。但那大多是绅士阶层不关痛痒的陈述，对儒教之下的生民之苦，是颇少体味的。“五四”前后，中国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盛行，思想较新的文人也不免把国家主义置于未来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那结果和辜鸿铭等人的国粹主义，很易结合起来。国家主义因为强调秩序和共性，漠视的恰是个人的存在。1925年6月1日，周作人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中，便对自己的同行发出警告： 

        “但是我要附加一句，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易变成狂信。这个结果是凡本国的必好，凡别国的必坏，自己的国土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争战是天下之正义，而犹称之曰‘自尊心’。我们反抗人家的欺侮，但并不是说我们便可以欺侮人；我们不愿人家抹杀我们的长处，但并不是说我们还应护自己的短。我们所要的是一切的正义：凭了正义我们要求自主与自由，也正凭了正义我们要自己谴责，自己鞭挞。”① 

        周作人一生的思想，有方方面面，惟此点最为可贵，他的动人部分，逆俗部分，大约正在这里。其实这一思想与胡适、鲁迅如出一辙，我们对照他们同一时期的文章，便可感到彼此的默契。周氏强调的个人主义，其实正是鲁迅所云的“立人”精神。个人乃国家的基础，尊个性而张精神，那才是现代文明的出发点。可惜后来的高喊教条的文人，渐次远离了这些。国家主义在整体上立住了脚跟，鲁迅、周作人那异类的声音，遂被淹没掉了。 

        现代中国的激进主义者，最早的那批人，是懂国学的。胡适之于中国哲学史，钱玄同之于文字学，周氏兄弟之于野史、杂书，都是非同一般的专门家。他们在旧书里泡久了，因了域外文化的参照，便知道那里含有鬼气，不足取的地方很多。鲁迅主张青年人多读外国人的书，少看中国旧典籍，那实在是吞下苦果后的肺腑之言。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对旧文化的看法，周作人大抵是认可的。他们那时的文章，风格很像，收在《热风》里的杂感，有几篇就出自周作人之手，现在看来，很难分辨。周氏的文章虽略显柔和，不及其兄那么峻急，但那些自称“不正经的文章”，和激进主义，如出一辙。像《人的文学》、《祖先崇拜》、《思想革命》诸文，对中国旧习之痛斥，都是很有名气的。倘和鲁迅的《看镜有感》、《春末闲谈》、《灯下漫笔》等对读，当惊异于他们的相近。不过周氏的激进，和胡适、陈独秀、鲁迅诸人不同，他的心性不适于从事社会运动，加之又是一个很浓厚的怀疑主义者，疑到最后，就连激进主义，也难立足，所以，他最终又与鲁迅诸人分道扬镳，成了非正宗的儒者了。 

        周作人《苦口甘口》倘若从思想的脉络而言，周氏大约是个“西化”的赞扬者，虽然他的所谓“西化”，与胡适大不相同。周作人至死，也相信“道义之事功化，伦理之自然化”不错。这“伦理之自然化”，便和旧儒的看法不同，是反对唯道德主义的。但他又不主张文化上血与火的变革，20世纪30年代后，渐次退到文化研究里，觉得仅有激进，无济于事，惟有潜下心来，做一些学理的输送，方有效果。1944年，他写有《文艺复兴之梦》一文，其中感叹颇有卓识：

 

        “立人固然不能去奔走呼号，求各方的兴起援助，亦不可以孤独自馁，但须有些觉悟，我辈之力尽于此，成固可喜，败亦无悔，惟总不可以为文艺复兴只是几篇诗文的事，旦夕可成名耳。本国固有的传统固不易于变动，但显明的缺点亦不可不力求克服，如八股式文的作法与应举的心理，在文人胸中尤多存留的可能，此所应注意者一。对于外国文化的影响，应溯流寻源，不仅以现代为足，直寻其古典的根源而接受之，又不仅以一国为足，多学习数种外语，适宜的加以采择，务深务广，依存之弊自可去矣，此所应注意者二。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参加者未尝无相当的诚意，然终于一现而罢，其失败之迹可以鉴戒，深望以后能更注意，即或未能大成，其希望自必更大矣。”② 

        周氏期待的工作，后世于此有建树者，惟钱锺书、顾准等少数人，深味此理的学人，确是有限。我在周氏的这段话里，至少感到，他对激进主义，在学理上有了很深的反省。狂热，易造成民族的内伤；守旧，又会导致旧的轮回。办法呢，只能寄托于学术研讨，精神的苦思，作为学人，这样的药方，是难得的。但在急于改变现实的人们那里，却是远水难解近渴。 

        其实周作人的内心，也是很有反骨的。他所说自身的那两个鬼——绅士鬼与流氓鬼，未尝没有冲动的因子。你看他喜欢的中国三个人物王充、李贽、俞理初，哪一个不是狂狷高傲的智者？钱玄同就喜放狂言，被他引为同道，便也证明了儒雅君子如周作人者，与激进思潮，也是不能绝缘的。

    注： 

    ①《雨天的书•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②《苦口甘口•文艺复兴之梦》。

                                                                                                                                                                                                                                       选自《周作人左右》

[ 本帖最后由 行香子 于 2013-12-12 20:48 编辑 ]

行香子

偶尔看见此文，只觉在“后民国时代”，一样茫然，一样怀疑。激进与保守，一样警惕。像钟声敲响两边。咚，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