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郭嵩焘遭遇白郎宁 ——关于晚清中西文学交往的一个问题

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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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郭嵩焘遭遇白郎宁* ——关于晚清中西文学交往的一个问题 

尹德翔 

内容提要：郭嵩焘与白郎宁谈诗，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国内从不知晓。白郎宁对中国诗人大使的漫不经心的讥诮，不仅是个人性格的问题，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鸦片战争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西方人对中国人接触、学习西方文学艺术，总要带上几分犹疑、不信任甚至轻蔑。晚清西方文学输入中国之艰难，不全是中国一方的问题。西方人出于文化上的优越感，既不主动向中国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也轻蔑地看待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学，应亦是原因之一。 
关键词：郭嵩焘；白郎宁；晚清外交官；西方文学 
[作者简介]尹德翔，男，1964年生，黑龙江省肇东人，文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一 

1878年4月18日，英国《利兹水星报》（Leeds Mercury）刊载了一条轶事： 

新来本国的中国大使颇具文才，或许是马修•普赖尔 以来（利顿爵士 一人除外）几个以诗知名的外交官之一。抵达本国不久，他就表达了一个愿望：与英国大诗人们结识。因白郎宁先生比之于那位桂冠诗人 更易见，也不那么清高（more a man of the world），某一天人们就安排，让这两位相互接触。听说大使阁下也是一个诗人，互致问候以后，白郎宁先生表示，他想知道大使已经出版了多少作品。“仅三、四卷而已”，大使通过翻译回答。“那么”，白郎宁先生说，“我没阁下那么有自制力，妄作太多了。大使阁下写哪种诗呀？——田园的，幽默的，史诗的，还是什么？”停顿了一会儿。最后翻译说，大使阁下认为，他的诗可形容为“费解的”（enigmatic）。“那样的话”，白郎宁先生回答说，“我们之间就有深切的一致（deepest sympathy between us）了。这正是人们对我的诗的批评，我想这个批评也是恰当的。” 

“新来本国的中国大使”，就是清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考郭嵩焘日记， 1877年3月7日晚，郭嵩焘参加英国外相德尔比（Earl of Derby）夫人举办的茶会，“男女聚者三百馀人。” 隔了一天，郭嵩焘写道：“有类理爱觉敦者，约为茶会。五十馀岁老妪也，在德尔比茶会中一见。是日函约再下一次礼拜一至其茶会。” 3月19日（星期一），郭嵩焘又写道：“爱觉敦夫人邀茶会，晤提督马尔铿、诗人白娄霖”。 这是郭嵩焘与白郎宁初次见面的来龙去脉，日记与报纸颇能吻合，证明《利兹水星报》的报道，不是空穴来风。 

郭嵩焘与白郎宁谈诗，这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国内从不知晓。以诗人自居的中国大使，兴致勃勃地要引英国大诗人为同调，却在机智幽默、妙语迭出的白郎宁面前，变得哑火，这是有着促狭鬼习性的英国记者拿中国大使寻开心，以博英国读者的一粲；也是英国人讲给英国人听的故事，言外之意，中国的“诗人”称不上诗人，英国的诗人才是诗人。 

郭嵩焘算不算诗人？清代以前，读书人作诗是普遍现象，不像在西方，诗人和演员类似，只是少数人的专能。因此在中国，会写诗的未必称得上诗人，要看具体情况。据郭嵩焘自记，他“生平作诗多散佚，不自存录”，“自三十六、七以前，岁常得诗数十首，而失佚为多。” 咸丰丙辰（1856年）三十九岁时，郭嵩焘曾将保存的诗检录出来，厘为九卷，去世后刻印的《养知书屋诗集》，更达到十五卷。钱锺书先生说，郭嵩焘的诗和古文不愧名家。 写得多，又写得好，这样看来，在西方的意义上，郭嵩焘也是一个诗人了，虽然他在晚清诗人中的地位，不能和白郎宁在维多利亚诗人中的地位相提并论。 但在郭嵩焘自己，却未必愿意争“诗人”的名头。《养知书屋诗集•自序》云，“予自三十六、七以来，遂废诗文之业。盖谓今之为诗文者，徒玩具耳，无当于身心，无裨于世教，君子固不屑为也。” 不屑于诗歌为什么还要去结识英国诗人呢？也许是对诗本不能忘情，以至于到了英国还常在梦里作诗；抑或想了解，西方人的诗，是否与中国诗不同而更有意义？ 

不管怎么说，郭嵩焘是诚心想了解诗人白郎宁的，白郎宁却没把诗人郭嵩焘放在眼里。看报上的文字，白郎宁对郭嵩焘，表面上惺惺相惜，骨子里却尖酸刻薄。说自己妄作多，又说自己不自制，实际是说自己才气盛，这种拐弯抹角的自夸，以及话里有话的揶揄，从翻译那里，郭嵩焘能听懂多少呢呢？问郭嵩焘做的究竟是哪类诗？回想自己做过的那些古、近体诗，那些感时伤世、赠答唱和的五、七言诗，用西方文学的标准，不是田园的，也不是幽默的，更不是史诗的，简直什么都不是，郭嵩焘又能说什么呢？所谓“费解”，揣摩当时情景，大概郭嵩焘意指自己的诗很难跟白郎宁说清楚，而郭嵩焘的回答，被白郎宁巧妙引用， 用一语双关的“sympathy”，结束了一场尴尬的会面。《利兹水星报》的报道被贝尔法斯特的一家报纸转载时，加上了一个题目：“一对诗人”， ——一对不成比例的诗人：一个是才气横溢的智者和演说家，一个是结结巴巴、辞不达意的乡下佬。遭遇英国诗人白郎宁，中国诗人郭嵩焘“失语”了。 

在晚清使臣中，郭嵩焘对“西学”最热心，学习最刻苦，五、六十万言的出使日记，就是明证。在以往的印象中，我们认为郭嵩焘主要关心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工商、政教、法律、新闻等社会制度，对文学艺术则不甚关心。现在看来，这个判断过于绝对了。郭嵩焘对西方文学还是希图了解的，虽然不一定像对声光化电那样愿望强烈。但是，由于语言不通，缺乏文化基础，西方文学对于他，远没有科学试验那样直观，那样易于接受和理解。我们不知道，在白郎宁身上碰壁以后，在别的诗人身上，郭嵩焘是否尝试过同样的沟通。但即使有，相信效果也不会理想。不然的话，在他无所不记的日记中，我们就应该不仅读到科学理论、政坛动向、报纸新闻等，也应该读到文学家的高论。郭嵩焘后来又有两次见到白郎宁， 游苏格兰时，见到拜伦对卜鹿阿瀑布的题咏，在格拉斯哥，看到街头司各特的雕像， 在瑞士莱蒙湖，见到龙沙和拜伦的题咏， 这些，他都一笔带过，或止于记下诗人的名字而已。但是记下名字，已经表示郭嵩焘对西方诗人和文学的关注，再进一步，则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了。 

二 

白郎宁对中国诗人大使的漫不经心的讥诮，不仅是个人性格的问题，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热”，到十八世纪末发生了逆转。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归国后发表的一批文献，严重影响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好感。十九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之不堪一击，使耶稣会士为这个东方古国编织的五彩光环，片时消散。除了新教传教士发愿用福音“拯救”中国人，以及商人们关注对华贸易，一般人对中国的兴趣，已经一落千丈。而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评价，自感上当受骗之后，也从无限的好奇和憧憬，一变而为极端的卑视。从商人受限制、传教士被驱逐、外交官遭凌辱的种种报告，西方人早就知道中国的皇帝和人民把他们看成野蛮人，现在，中国的落后、无能，西方的文明、进步，已经证实，轮到西方人带着报复的快感说，瞧，我们都是绅士，中国人才是真正的野蛮人呢！英国文豪德•昆西在题为《中国》的小册子里说，耶稣会士之于中国人，好比魔法师普洛斯彼罗之于丑陋而凶顽的野人凯立班，只不过莎士比亚的凯立班踢一下就乖了，中国的凯立班却让一连串的普洛斯彼罗遭到迫害。 德•昆西是对华战争的狂热支持者，鼓吹用武力“教训”中国，但更多的西方人包括在华传教士，则不主张“教训”，而主张“教育”。教育意味着文化的等级差别。《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71年的一篇文章说，“西方国家的责任，同时也是利益，就是要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在道德和知识上的优越，这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人的优越感，是他们向中国输入文化的一个动力，但是，过度的优越感，又会阻障这种文化输入。因为这里有一个悖论：中国人头脑和文化落后，是需要教育的；但是，中国人头脑和文化如此落后的，能配得上他们需要接受的教育吗？鸦片战争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西方人对中国人接触、学习西方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这样高级的东西，总要带上几分犹疑、不信任甚至轻蔑。不特郭嵩焘，晚清外交官许多人都有此遭遇。 

1866年，总理衙门派斌椿率同文馆学生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赴欧洲游历，是为清政府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考察团。为前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作传的笳臣（Alexander Michie）说，斌椿在英国时，参观了所有西方人看来绝妙的东西，但是，他欣赏不了科学的成就，就像某个到英国的南非祖鲁人，只能欣赏动物园里的大象；或某个苏格兰女人，在大英博物馆参观一圈之后，印象最深的，却是大门口的垫子。 四年以后，蒲安臣使团在两位中国使臣志刚、孙家谷率领下返回上海，《北华捷报》刊登评论分析两位使臣的收获，认为他们对西方的先进，尤其在物质的发达方面，将印象深刻，但同时又说：“我们的不易感知的优势，诸如我们在文学、艺术、科学上的成就，我们的全部法律系统——使正义当道腐败摒迹，我们的财政系统、代议政府和极端重要的新闻自由，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从混乱无序中产生的可佩的进步，对两位使臣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领会的。……至于我们的文学、艺术和科学，对这些高人一等的人，这些继承了尧和舜的光荣传统的人，只是小小不言的虚荣，需要它们做什么呢？” 郭嵩焘到英国后不久，在文学基金会的酒会上，在主持者向“其他国家的文学”祝酒之后，代表“其他国家”发表演说，有人在《体育时代》（Sporting Times）周刊上表示不屑：只能说几句让人笑死的洋泾浜英语的中国公使，配谈文学吗？ 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一次参观伦敦皇家工艺馆，顺便听了几段《哈姆莱特》的朗诵， 《地方绅士》（The County Gentleman）杂志表示好奇：“在中国大使曾侯爵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有雄心的中国佬。就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他和侯爵夫人以及全体随员，在工艺馆聆听了《哈姆莱特》的一些片断。这位杰出的外交官会怎样想哈姆莱特、朗诵者和观众呢？只有那些能读到大使珍藏的、用塔型字（pagoda-shaped characters）写就的日记的人，才能知道。” 《笨拙》（Punch）杂志提到一位中国大使，他讨好一个戏剧家说，自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每晚都看这个戏剧家写的一出戏，连续看上一千年！可惜这出戏恰恰是剧作家写得最乏味的。 有趣的是《开心鬼》（Funny folks）杂志的一套漫画。漫画是根据一个传言做文章的，据说曾纪泽向英国剧院的经理们建议，派一个演出团到北京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经理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建议。漫画家设想，若是这次演出最终不能实现，中国本土的剧团会不会组织起来，用他们的洋泾浜英语来表演西方戏剧呢？《开心鬼》的漫画中，中国演员滑稽之至：头顶辫子，身着补服，姿态夸张，发音尤其可笑：把哈姆莱特见到父王鬼魂来临时说的，“Angels and ministers of grace, defend us！”，说成“Angels and millsters of glace defendee us！”把玛格丽特在花园与浮士德散步时的自言自语，“He loves me – he loves me not!”，说成“He lovee me, he lovee me nottee！” 中国人演出莎剧，已经难以想象；翻译莎士比亚，就更不可思议了。从郭嵩焘任驻英公使起，就传出中国人将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消息，十年后最耸动的传闻，则说中国皇帝已经颁旨，要将莎士比亚作品翻成中文，供王子们学习。《北华捷报》1888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文的莎士比亚》说，即使让同文馆教习丁韪良来翻译，也只能译出其培根的筋脉（vein）， 而不能译出其肌肤（rind）。因为莎士比亚诗歌的出奇的想象力、深刻的洞察力与绕梁的音韵美，统统是汉语无法表达的：“由笨拙的五个或七个音节组成一行的汉语诗，能传达出鲍西娅呼吁仁慈的庄严而流畅的意味吗？我们以为不能。号称中国诗歌的那种对仗，也许翻译民谣和回旋诗（rondeau）还差不多，要用到莎士比亚身上，唉！” 丁韪良说，中国有自己的加里克与肯布尔，但没有希登斯或伯恩哈特， “最糟糕的是，从来没出过一个莎士比亚。没有几个戏有什么文学上的优点，而且，这些剧就想私生子那样，生也好，死也好，都是不被其作者承认的。对中国人来说，真正的莎士比亚是培根的理论，没什么不可思议。” 1890年2月，《北华捷报》又有一篇文章，讨论把什么样的西方文学翻给中国人好： 

真实的情况是（这也是各类传教差会应放在心上的），如此隔绝的一个文明，像我们在此发现的，在成功嫁接成熟的西方拥有的观念以前，需要特殊的准备。在中国能品味加尔文教与长老教的区别以前，或理解豪威尔斯先生更青睐简•奥斯汀而非萨克雷的小说以前，必须从最初的东西开始，修奥古斯丁和薄伽丘的课。当我们的翻译出版公司组建以后，应该从早期意大利小说开始（也许需要做点删节），进至荷拉斯•沃普尔喜欢的较简单的传奇。但《一千零一夜》一定要是第一批翻译的作品（《十日谈》以后）之一。如果这部小说（阿拉丁一定要排除）也没人看，我们就要做出结论：中国人的趣味不值得我们教育，别再梦想出版二十四“套”的Sse-ko-the（司各特，这里模拟“Scott”的汉语发音——笔者）或Ti-kien-sse（狄更斯，笔意同上——笔者）全集。 

这里无意说，当时西方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中国。喜欢、同情中国人的外国人是有的，尊重和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也是有的，但毕竟是少数。钱锺书先生早年撰写的《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中说，“自从马戛尔尼爵士出使中国，汉学在英国已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专门化的代价则是，专业学生对习学的科目所知愈多，公众对它的关心就愈少。” 因此，当理雅各一部接一部翻译出版《中国经典》，当翟理斯慨叹英文翻译较汉文原著如月之比日、水之比酒的之时， 一般英国人瞧不起中国文化，或一知半解的“中国通”们对中国无知妄说，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晚清使臣因为接触或没有接触西方文学而遭挖苦，他们自己是否知情，或做出什么反应，笔者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资料。但阅读使臣的日记，或国外报章的报道，能够看出他们大多具有一种边缘文化的意识，认识到在西方环境中，自己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不被重视和理解。他们的应对策略，就是与西人打交道的时候，显示出较超脱的姿态，既尊重对方的文化，也强调中国的文化。这是一种近于今天所说的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曾纪泽在福克师登（Folkstone）小镇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的致辞，很能体现这一姿态： 

在科学和艺术方面，我们已经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将来要学的更多。但是，你们就没什么要向我们学习的吗？如果这样说，就是否认进步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否认进化的伟大法则，上年从你们中登遐的那位大自然的伟大门徒，精彩地阐述了这一法则。 （听众赞叹）没有哪个民族会经历那么多世纪的生存和奋斗——这些已记入汉民族的历史——而不拥有一些值得记忆的东西，并把从自然（the field of Nature）得来的收获留给后代。你们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重建巴比伦、尼尼微、赫利奥波利斯的历史，但在中国文学、中国古迹方面，几乎什么都没做。我坚信，当你们的学者将来探索这些东西，会发现这里蕴涵着丰富的宝藏，是你们的哲学所不曾梦见的。 

中国文化的价值，本自具足，用不着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证明。曾纪泽援引进化论，既显示了主动与西方人交流的姿态，同时显示他对中国文化在西方人心目中无足轻重的地位，十分明了。作为中国大使，他关于西方人要学习中国文化的呼吁，放到十八世纪，必会激起热烈的反响，但在当时，却只能听到空洞的回声，间或一两句冷嘲。

清和

三 

1898年以前，翻译、介绍到中国的西方文学作品，十分稀少。外国传教士完整翻译的作品，只有《伊索寓言》、《天路历程》等两三部，而翻译这些作品的目的，又旨在传教，而非文学。至于中国人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也只有《昕夕闲谈》等区区六、七部小说，且多是片断，诗歌亦寥寥可数。很明显：晚清时期西方文学之输入中国，是十分缓慢、艰难的。 

对这种不理想的状况，国内学者主要拿一个观点来解释，那就是有机会接触外国的中国人的文化自大。钱锺书先生的著名文章《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说，晚清使臣虽以诗文自命，却“‘只扫自己门前雪’，把隔了一垛语言墙壁的西洋诗文看成‘他家瓦上霜’，连捡起一点儿道听途说的好奇心都没有”；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林林总总，都加意采访或观察，“只有西洋文学——作家和作品、新闻或掌故——似乎未引起他们的飘瞥的注意和淡漠的兴趣。” 为了把这个观点贯彻到底，钱先生还分析了身为外交官而谈西方文学的两个特例。一个是驻德公使李凤苞。钱先生认为，李凤苞《使德日记》里提到歌德，其实是“现任的中国官通过新死的美国官得知上代的德国官”， 对诗人本身则没有真正的兴趣。另一个是多次出洋的张德彝。钱先生说，这位同文馆出身的高才生，在日记里“甚至街巷的新事趣闻，他也谈得来头头是道，就只绝口不谈文学，简直像一谈文学，‘舌头上要生碗大疔疮’似的。”他的出使日记讲到了《格利佛游记》，却幼稚地用人类学资料证明“小人国”的不妄，显然对小说的真意毫无领会。 

晚清亲历西方的中国人往往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因之无视西方亦有文学的存在；或汲汲于增长办“洋务”的才干，而无暇于西方的文学艺术，这是基本倾向，是无庸讳言的。但“晚清外交官对西方文学没有好奇心”的观点，则过于绝对。就李、张二人而论，李凤苞不光在《使德日记》提到过歌德，他还在德国有名的杂志《德国评论》上，发表过《中国诗歌的历史》一文，这篇以德文写成的文章，固然主要谈杜甫、王维和李太白，却也提到了“欧洲的贺拉斯和维吉尔”；说到《诗经》时，也把它和古希腊诗歌作了比较。 这个例子使我们相信，李凤苞对诗人歌德，以及一般西方文学，应该能有真正的兴趣。至于张德彝，笔者曾经检读张德彝的八部《述奇》，考证他至少记录了不下十五种西方名剧，从最初将西洋剧与中国戏混同，到慢慢辨识出西方戏剧的独立特点，从最初对布景、歌舞、服装、扮相等技术因素的兴趣，到后来对人物的复杂性、情节的曲折性和场面的戏剧性等文学因素的欣赏，张德彝对西方戏剧的认识，远远超过了“热闹热闹眼睛”的程度。 还有两个例子：陈季同和罗丰禄。他们同是从福建船政学堂产生的两位外交官。“陈季同将军”在法国颇知名，他用法文撰写的、站在中国人立场讨论中西文学与文化的著作，别具风味，传诵一时。 罗丰禄西方文学修养很高，担任驻英公使期间，常用英语发表演说而赢得满堂喝彩，其演讲辞也常被报刊登载。以笔者所知，曾纪泽喜读英诗、喜观莎士比亚戏剧，张荫桓、王之春、戴鸿慈在日记中都记载过西方戏剧。这些事实，连同上文援引的郭嵩焘向白郎宁问诗的例子，都说明对西方文学，晚清外交官并非不能发生一定的兴趣。 

兴趣归兴趣，毕竟，晚清到西方各国出使、旅行、考察、留学的人员太少了，其中能阅读西方文学的人更少而又少，就算个别人动念向国内介绍西方文学，以诸般条件之不备，终不免有心而无力，这是无法苛求前人的。 

笔者以为，晚清时期西方文学之输入，成就甚微，也要从外国人身上找原因。需要指出，西方传教士和清政府官方机构以及民间力量一道，构成了十九世纪后半叶西学输入的基本主体。正是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在中国的文化活动，最为活跃。从道理上说，当时的西方人更有理由、也更有条件向中国人介绍他们的文学。毕竟传教士、汉学家更了知西方文学的价值，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程度，也非中国外交官、留学生对西方的了解所能比拟。然而遗憾的是，数十年之中，除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57年发表于《六合丛谈》上的几篇文章（《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希腊诗人略说》、《罗马诗人略说》、《和马（荷马）传》），罕见外国人有意识向国内介绍西方文学的事例。他们选择向国内传布的西学，基本限于自然科学、军事科学、工艺技术，以及法律、外交之类应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而将文学艺术排除在外。这与中国官方和民间对西学的选择，有惊人的一致。这是一种双向的误解：中国人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只需要吸收西方“形而下”的东西，不需要西方的哲学、文学和艺术；西方人则认为，中国人的“野性的思维”，只能接受西方的物质文化，接受不了高级的精神文化。相形于山聚海积般的西方科技与实用知识翻译，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几乎是空白，这种局面，不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人“合作”的结果吗？ 

晚清西方文学输入中国之艰难，不全是中国一方的问题，西方人出于文化上的优越感，既不主动向中国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也轻蔑地看待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学，应亦是原因之一。无论居高临下的嘲讽，或倦于“启蒙”的矜持，都是对中国文化的卑视、对中国人能力的卑视。在如此冷漠的氛围中，海外中国人对西方文学的一点好奇的星火，怎么能烧得起来呢？ 

文化的傲慢往往是相互的。钱锺书先生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中，指摘晚清人物无知自大，把西方人看作语不可晓的殊类，轻蔑有加，实际上，当时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轻蔑，正与此相埒。十余年来，国内学者一直在讨论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笔者以为，在宽泛的意义上，“失语”的现象，不仅表现于中国文论之于西方文论，上溯至十九世纪，也表现于中国文学之于西方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之于西方文化。“失语”的本质是文化沟通的不平等。郭嵩焘在白郎宁面前的“失语”，不过是文化不平等沟通的戏剧化。跨文化交流需要相互的理解和尊重，遗憾的是，在近世中西交往的历史中，我们见证了太多的偏见、歧视和不平。这些，铸成了近世中西文学交流史的坚硬的结节。 

清和

白朗寧即英國著名詩人Robert Browning，他的夫人Elizabeth Browning也是非常優秀的詩人。

如作者所說，文化的傲慢，確實是阻礙文學交流的原因之一，時至今日，中西文學的交流仍是相當不平衡的。

不過，晚清中西文學交流的空白，更為實際的原因自然還是當時中國對西方科學技術等實用知識的大量需求，無論中外都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在這些方面。對文學無暇顧及似乎也理所當然。。。

木耳

这篇文章挺有意思，可惜一时文国相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