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观-客观"的问题由来已久,它在东方思想(佛家是个例外)中并未当作一个主流的论题来思考(虽然它隐性地处于各种文本之中绕不开);倒是在西方思想中成为主脉. 80楼所提问题并不是只为了显示出一个"概念"自身内部的矛盾,从而以一个悖论的形式进行诘难.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是不能被各种解释\辩解\论证等轻易绕开的.它翻绕在人类漫长的思想史中,尤其在西方,它甚至成了思想史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被表述为所谓"存在"("是"、“有”）问题. 在这里提出存在问题并不是要把问题扯远\或者说把问题哲学化（实际上，我本人是很反感“哲学”这个词儿的，仿佛一提到这个层面就意味着该进入某种逻辑游戏，进入某种只有少部分人才爱好的飘然无着的“高深”思辩）；反而只是想把问题“还原”到它的“现场”。这种“还原”当然也不意味着一种逻辑、思考的论证。 进入正题。 我们的每句话、每个思考都几乎暗含着“是”、“有”等意味。我们似乎也有很强大的（虽然说不清）的“理由”来默认“存在”。而存在是什么？客观的东西是什么？甚至这样的问法本身也已经首先暗含（默认）着“存在”（是、什么）（这里，海德格尔早期的表述是“有存在吗”、“有东西？”等等）。 在无不已经充斥着“存在”意味的语言与思考中，这个问题似乎根本是无法解决的。瞧，思想就是这副德性，你还能怎么办？也有思想家试图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其中突出的一种倾向就是回到“主观”。这种倾向当然也不能成功，不赘。 实际上，一种最朴实的解决方式已经呼之欲出。这就是，既然我们已经具有一种强大的对“客观存在”的“默认感”，那么，我们应该只从这个默认感出发，去朴实地体会这个感：存在感。它可以从一个强大的“否定”或者“怀疑”入手，但是，最后却总是“不得-不”肯定（是），这里说的就是食、吸、居等基本人生经验。在下从第二轮“西方文论”课开始，就已经采取比如让学生先屏住呼吸一分钟之后再来思考、讨论的方式来讲这个“存在”话题了。这里，人可以切己地感受到一种强大的“不得不”的“外”，一种强大的对“……”（可能不被对象化、明晰化的“物”、“东西”）的不得不的需要（有）。简言之，这个就是所谓的“有”感、“存在感”、“外-感”。不这样，那么大可谈“唯心”，“主观论者”也大可经受任何辩难。因为，存在问题根本就不是源始于什么辩难、思考、逻辑、辨证法，反而后者要已前者为根本奠基。语言中的“述谓”结构正是以此基本的逃不掉的人的基本生存经验来奠基。这样，“存在”就根本上超出了所谓“论域”、“逻辑”而还以它早已经如此的给出的“外”，这种“外”、“给出”在人（内）的体验中就是所谓“受动”。人不是顽石（当然顽石也有它的受动，比如它的被“造”，它的居有-也就是承托等），有“受动”就有所谓能动，于是，受动-能动就这样牵扯不开。能动于是必定具有明确的“目的”。就目的而言，它可以称为“点”；所谓“点性经验”就这样与“物”（东西，存在者）的经验缠绕一处，或者说前者源出于后者。这个点性经验不可谓不重要，人类（甚至包括一切生灵）都在这个“被给予”之中进行着斗争（初始的能动性，有用性），“有”与“用”也如此地连在一处。它被中国的古人很智慧地称作“器”（所谓“形而下者”，——形不形[比如画的饼]是其次，首先肚子这个“器-官”里得有“物”：可食者、有用者、存在者，西方人比如海德格到了现代才抛开了理性思辩、唯名-唯实、主观-客观，而通过生存以及器具来入手存在问题已经是两千年后的事情了。）人在不能安顿好最基本的器（用）的时候是无法、无心解决别的事情的。国家之“器”重在“保土安民”其重要性也正是如此，“先天下而忧”的“忧”也忧的是这方面的事情，“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正欢于此。这些，都不可谓不重要。甚至，极其重要。谁要认为不重要就先饿他三天。 存在“问题”必须仅从此入手，才不失掉原位，因为借以思考的“理性”也以此为根本奠基。仿佛“存在”“外面”是“问”出来的、进而“答”出来的，这样离开“存在的经验”而独立到理性、语言层面是注定泥泞化或者简单化的。这种情形可以被称作“理性对存在的异化”。 以上所谈大致落于“存在者”（或者说物、东西）上。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的本性（本质）问题，才是真正所谓“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存在本身是什么？以及衍生出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是什么？等问题）在人类思想史上绵延不绝，解释千般。概言之，凡是对此有明确、精确答案的，无论哲学还是宗教，都无一例外地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因为这里的提问就是“什么”，答案就是用某个具体者、明确者对这个“什么”进行替换。在这个方面，人要有自知之明，因为这里人根本地面临着深渊。这就是深渊体验。人要临渊而退，存而不论（悬搁）。这个“渊”不是一个左右封闭的湖泊，而是人只能碰到一块无法穿越的石板。所以存在是不合语法的，比如我们只能用一个不合WORD语法的“（”来表述“它”，而不能“（……）”，这样就太自大了。对“存在”的探究构成了西方所谓“本体论”、“逻各斯”、METAPHYSICS的学问。也就是说，它是追问物之为物的奠基方面(两希文明也在此相遇出"共同语言",如<圣经>开篇:"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因此，这个方面根本不是什么“形-而-上”之学，而恰恰是“器而下学”。把“形而上者”（道）解成“客观存在的万物的本性”正是属于“器而下学”的领域，它离汉语思想中的“形而上者”已经很远了。可以说，西方思想中基本缺乏这个“形而上者”的经验，我们自己更不能因着西学的传入（比如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混淆之。 那么，“形而上者”到底意味什么？（这样问当然已经很危险，姑且先这样）。 让我们还是回到最初的“存在经验”上来。上文已经说到，人的存在经验其实是物的经验，也就是存在者的经验。它在具体的经验中显示为朴实的耗费性。也就是说，它是“是-不”（有-无）相生相灭的。它必然激起人的“有”（动词化的，动作行为化的）体验。这种“有-体验”说的就是“占有-拥有”问题。但在耗费性中，所谓“占有”实际上就是改变、毁坏、消灭，耗费性说的恰恰是这个状态。也就是说，有着有着却无了，或者是着是着却不了。日常的吃饭、呼吸、作爱等等无不如此。尤其，日常的时间体验也是如此：我已经活了二十岁，说的其实是我拥有了二十年的生命，但真实的情形是，我耗费了二十年，也就是我没了二十岁。人生在这个层面上何尝不是如此：活着活着却死了。我称这样的状态为“是-不”运作机制。如果人对此有神伤、如寄、过隙、入梦感，那么，这里，是在耗费性的“是-不”运作机制上加入了新的因素，这就是主动化、目的化、自觉化的“占-有”体验。实际上，这才是人的日常存在体验。这种体验说的是，我要与某物产生关系。但是，因为耗费性本己的“是-不”运作机制，所以，这个关系变根本上不可能尽然。于是，它只能是“符号化占有”。是耗费性（原始的有体验）的变格。人总要通过什么，来“占有”什么。比如一张纸，一个证明、一张证书、一张照片。这里面根本地蕴涵着“神伤”。有时，它也会催生暴力。 人们或隐或显地意识到，人不能是这个样子的。人不能仅是这么回事儿。于是，有了各种办法来对抗。它首先表现为类似这样的自问：人生有意义吗？人生意义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人生的终极关切。在各种解决方案里，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信念”。信念指向与“存在体验”之耗费性对立的永恒。这里要指出的是，如果把信念（它含括着理性主义、信仰主义）作为答案——人生的根本意义、首要的东西，那么，它也本己地含着危险与神伤（虽然它也可以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良性作用）。这是因为，信念作为一种观念总已经是一个现成者。现成的意思是它是已经存在了的（即使是在心中），在之后的践履中，它必须念兹在兹，然后它指向“未来”。所以它被安放在起点和终点，在过程中它只能是一种符号化拥有。更准确地说，它本然地是过去者，但是被放在了未来（“未来”也必然被“耗费”而沦为“过去”）。而人的实际生命经历过程中却没有它，有的只是一个符号化的相属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在设立了目标、确立了意义之后，在追求的过程中却偶尔会感觉到自己没有“住”在自己的意义里。说到底，这里仍然是在寻求某种“有”（存在）的东西。也就是某个存在者。它的底色仍然是“器”或者“器而下者”的方面。在这样的心境中，人生的过程必然是悲剧化的，它的动力只在于“怀有信念”的激动。人类在这样的激动中已经作了很多坏事。当然也做了很多可歌可泣的高尚的事情，但是，这也没有在根本上解决意义问题。因为，这仍然是把意义当作了一个现成者。也就是为“人生意义是什么”的“什么”单纯地填写上一个答案、一个东西，一个观念存在的东西。如果说，要让这信念一直保持，那么，只能诉诸“彼岸”（看不到的、不能到来的“未来”，生命之后的、死后的“未来”）。如果，不把之推广，而只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么，当地狱没有了的时候怎么办？“意义”在哪里——如果我们始终把“意义”当回事儿的话？还有，那没被推广到的天下苍生的“人生意义”怎么办？难道在高尚的信念者的心中，他们保护的苍生就只是吃吃睡睡……OK的生物因而无所谓什么意义吗？为什么物质生活提高了，除去那些永不满足的攫取主义者之外，在这些衣食无忧的人那里反而出现了那么多的虚无主义者、悲观主义者、绝望主义者、麻木主义者、酗酒度日者、抑郁症患者、自杀者？充满着爱恨情仇的整个人类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当回事儿的话？ 人生意义绝不是一个什么现成的、确切的、固定的“答案”，否则小孩子都会继续问“那么，这又为什么？”小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经常把大人问烦，实际上是大人也不懂。 这里，至关重要的方面是“人生有意义吗？”“人生意义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源于存在经验的，因此它暗含着对一个不知躲在什么地方的现成的意义（也就是一个东西、物）的寻找。如果有人说：找到啦！那么他一定很高兴，但找到、得到的高兴劲儿总会过去，剩下的时光就是坚持了。这样，人就只能是在践履中封闭地“复习”那个已经找到的东西，这根本不会快乐，正如找到者常立即感到的那样，反而是体味到一种人生的根本的悲剧性（如果有人就喜欢这种悲剧性，那我也没办法，虽然这可以很高尚，但也经常很骄傲）。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朴实地“潜入”人生体验，也许会“发现”人生意义的非现成性。明确地说，也就是“发生性”。“意义”不是什么固定的东西（某个点），然后“i get the point!"。意义就是本源的“发生”。它意味着有别于“存在体验”所给予的“器性时空”的“道性时空”。在意义的发生中，器性的时间之点（相生相灭的过去、现在之点）当机叠化而通达，可谓一种根本的“记起来”的体验，同时，在器性的空间中当机晕形，造创出一个“新的空间”（也可以称为“境”），这个“新的空间”反而也为我们提供了道性的“未来”体验（时间），道性的时间-空间在此联系一起。人每造出这样的“时-空”，必定会乐，或者说，这样的造出本身就是“乐”。（人只有在体味到这根本的“人生之美好”后，才可能具有“友朋万物”的“仁”，也只有在把“心”真正打开之后才能有真正的牵挂、揪心、恻隐、成全。）所谓“欣赏”也正是原本地给出来，而绝不是什么对某个对象（存在者）的指指点点（判断），这种给出（赏）必是欣欣然的，所谓“欣-赏”。这种根本的创造性是人的本真的“能动性”，它打破了“受动-能动”的相生相灭，也就是没有所谓目的性的找寻，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存在领域中的“某个东西”，它不是寻门而入，只能是当机而造——“道性时-空”的创造。“道”因此，也绝不是什么现成的、固定的东西（物），它是动词性的，所谓“通达”；也是“形容词性的”，所谓“朗然晕开”。它不是离开存在者（器、物）的“异域”（另一个器），它反而必定是在器的基础上的发作：道性时间的发生正是对器性时间之点器性的叠化；道性空间的发生也正是对器、点的晕开。它朴素地创造出整全的生命之线，也当机味出了存在者（一个东西）的光彩。它是原本的“形容着的名词”，就如“小桥流水人家”“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此所谓“破点生晕”。它不期然而至，然发端于韵动着的、非点固化的“形”（兴），由此而“上”味出本真的“时-空”——“道”。它是意味深长的所谓“人生底蕴”、也就是意味深长的所谓“哲”；而“形”本身意味着日常所说的“品味”、也就是所谓“文学艺术”的“文”；“器”在这个格局中意味着绵延给出的“规矩”——它既有“自然主义”的内容，也有“历史主义”的内容，从此处说，也就是意味深长的“史”。各有其“用”（器），化裁变通，而养韵人成其“大器”，塑造自己的“位置”（所立），为天下人呈现人生根本的美好而后能有所作为（塑造国家之大器、社会之大器、天下之大器）。
“不期然”当然是一种“遇”，但它同时孕育着本然的主动——生；对它的表述当然需要精确，但这表述也明白自身的无法避免的点固，而不会以身僭越那虽不能网住、但是绝不神秘的朴素素又活泼泼的“发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21 10:21:24编辑过]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9-11-18 23:27:24
显身卡
发表于 2009-11-19 20:01:31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