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简介：
《汉语文化语用学》是国内外第一部以汉语文化为背景的语用学专著，其构建体系与以英语文化为背景的语用学同中有异。主要内容有：语境干涉、附着于人的符号束的参与、智力干涉、语用原则与策略、语用的体现关系、宽式语用学以及语用学也可以称为“人文网络言语学”。主要读者对象：高校外语系与中文系师生、硕士生、博士生等。 序 季羡林
钱冠连教授的近著《汉语文化语用学》，即将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蒙他垂青，索序于我。这实在出我意料，真是受宠若惊。谈到语用学，要说我一点都不懂，那不是谦虚，而是虚伪。要说我懂得很多，那无疑是吹牛。我的水平大概处于小学与中学之间。我读钱先生这一部近著的过程，就是我学习的过程。这决不是像书中所说的那样的“语用策略”，而全是大实话。以我这样的水平竟敢佛头着粪来写什么“序”，岂非天大的笑话!
然而我却感谢钱先生的殷殷感情，情不可却，又感谢本书中那些前无古人的精辟的见解，开我茅塞，把我的水平一下子从中小学提高到大学预科。我立即动手来写这一篇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本书的内容，宛如游夏诸贤，不敢赞一辞。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借题发挥。
多少年来，我就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国际学术之林中，中国学者的声音几乎一点都听不到?中国的文化积淀不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差，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也不比世界上任何民族低。在国外，在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新学说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彪炳宇内，煞是热闹。有的学说简直像“蟪蛄不知春秋”，生命并不长久。我曾套用赵瓯北的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然而，反观国内，则噤若寒蝉，一片寂静。
原因何在呢?
要找原因，并不困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专就语言学而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差不多，我现在先置而不谈——，有个别的学者患了明显的“贾桂病”，总觉得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在“老外”面前挺不起腰板来。一提到中国的语言理论，他们的鼻子都想笑歪。大部分搞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的学者，他们那一套分析的方法，我总觉得是受了西方的影响。这影响自《马氏文通》以来就存在于我们的汉语研究中。最近几年，我才豁然顿悟，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同中国的汉语不是一码事。西方的基本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其中当然包括中国的基本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表现在语言上，就形成了西方与中国的语言的差异，在中国首先是汉语。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简而言之，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西方印欧语言有形态变化，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尽量用语法变化的形式来表达得尽可能地清楚。而汉文则既无形态变化，词类的区分又往往并不泾渭分明，总之是有点模糊。汉语的模糊性，多少年来就受到了谴责。有人说——是不是鲁迅先生?——中国人语言模糊就说明思想糊涂。鲁迅先生等人，曾企图改造汉语，有一段时期使用“的”、“地”、“底”三个字，把英文historically译为“历史底地”，一时成为严肃的笑话。从世界最新科学的发展来看，万事万物没有哪一个是绝对清楚的。汉语的优点正在于它的模糊。研究汉语，就首先应该抓住汉语的这个特点。用西方语言的理论来硬套是不行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立自己的理论。有人把中国学者没有发出声音称为“失语症”。找准了病源，开个药方，并不是办不到的事情。
在西方学者方面，他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或者潜意识地，难免还有“天之骄子”的思想。他们昧于东西文化的根本区别，他们不知道，研究人文社会科学，西方的资料只占一半的分量。钱冠连教授说得好：“缺了以汉语为语料的语用学专著的语用学学科，就像缺了一个方面军的大集团军那样不可思议。”语用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何独不然!可惜目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还不算多。东方和西方都有懵懵懂懂者。只有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多了起来，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才能真正成为完整的学科。看来要想完成这个理想的任务，只能等到21世纪了。
我的借题发挥就到此为止。现在再回到钱冠连教授的这一部《汉语文化语用学》这里来。我那一套一得之愚，钱先生未必都会同意。但是，他写作本书的基本精神，我认为，却是同我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的。因此，尽管我在决意写这一篇序时心中确有诚惶诚恐之感，可是，现在写完一看，并没有离题太远，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1997年3月7日 一气呵成，时窗外春风吹拂，柳露鹅黄序言序言王宗炎语用学是一门年青的科学，可是在中国的际遇不错。热心把语用学引进的，大有其人；努力把语用学发展的，也有好几个。在这些引进者和发展者的当中，钱冠连先生占有显著的位置。
搞语用学，钱先生有好些优势。第一，他年富力强，而且思想敏捷。第二，他得到广州外国语学院领导的支持。第三，1992年他有机会到国外深造，在那里读了不少名著，并且与各国学者接触，获得了启发和激励。
眼前这本书——《汉语文化语用学》——是钱先生长期研究的成果。本书有丰富的汉语材料，国外的语用学著作与它是无可比拟的。这个优点一眼就能看出，本文用不着多讲。我个人关心的倒是，钱先生多年来锲而不舍，他的理论建设最后在哪里表现出来。
据钱先生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文章说，他啃外国著作虽则啃了十多年，可是只有最近才发现，语用学原来是“人文网络言语学”。“我们在做语言环境的奴隶，不折不扣的奴隶。”“我们是在受非语言环境的左右，也受语言性环境(上下文)的左右。”在语用学文献中，这样尖锐而干脆的话是很少看到的。
社会人文网络由什么组成呢?钱先生说，由人(自然的人，这在语言系统之外)和社会(这也在语言系统之外)共同组成。语用是一种功能系统，它“完全建立在社会行为之上”，“完全建立在人和人文网络对语言干涉的基础之上”。
对于上面这种判断，我是赞同的，但是想补充两点：
第一，社会人文网络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在不断地变，社会也在不断地变。就中国来说，把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人文网络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人文网络相比，分明大不一样。与此相应，汉语的语用规范也应该有不少地方改变了。
第二，一个人与社会人文网络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人在社会人文网络中的行为，是完全被动的呢，还是仍有一定的能动性、主动性呢?从许多人的经验看来，人虽然受到社会的制约，可还不是五花大绑，捆得死死的。
当奴隶是不自由的，然而一个人“当了奴隶”依然有某种程度的选择权；人处在社会人文网络中，当然要受到种种的限制，然而同时他也获得多方面的指引和支持。人有失也有得，不能只怪罪社会而不感谢社会，这是我的看法。这个看法对不对，请钱先生赐教。 1997年5月2日
于中山大学回春楼
面对三位先生的期待——作者自序面对三位先生的期待——作者自序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
作为一家之言，我知道这声音既不是玉磬击明堂，又不是朱瑟奏雅室，但我还是冒险喊出，自有它难解的情结。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我有幸在国际语用学会研究中心（设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大学）搞合作研究，接触到浩如烟海的语用学资料。然而令我脸红的是，竟没有一本中国人写的语用学专著，更没有以汉语为语料、以汉语文化为背景的语用学专著！我们当然不必把这事儿扯到中国人行不行的问题上去。因为中国人的本领是世界公认的。但是，缺口必须填补。事情总得要人做起来。
早在出国之先，就有三位先生的话如重锤时时敲在我的心上。
吕叔湘：“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陈平，１９９１）。此外吕先生还“一直为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往来、‘两张皮’的现象深为忧虑”（沈家煊，１９９６）。
王宗炎：“中国的学者不研究中国问题、汉语问题，拿不出本土的材料来，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次讲话，１９９４）。
许国璋：“语言学界的学术活动，大体分两类：中文系学人以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的研究为主；外文系学人以介绍、解释国外诸语言学派的论点为主。两者未见汇合。”（1991）此外他“欢迎引进， 但不欢迎照搬；欢迎借鉴外国资料，更欢迎开发本国资源；”（刘润清，１９９５）。
于是，我们面对一种忧虑。于是，我们又面对殷切甚或焦急的期待，极有意义的期待。说期待是“殷切甚或焦急”，是因为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类似的号召，不知道发过多少次了，却不曾见落到实处的响应。不落实，期待只能是无期之待，于是才有了吕先生的“深为忧虑”。说期待是“极有意义”，是因为实践这个期待，在战略上、战术上，对我国语言学界甚至其他学界，是一种思维定势上的改造。有过这样的说法：大陆提出问题，海外解决；海外提出理论，大陆引用。听到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感到寒心？８０年代早期，在湖北的一次语言学年会上，报告过这样的消息：在一次国际语言学会议上，有洋人说，中国还没有语言学。在那次国际会议上，我国的一位颇有成就、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只能做旁听代表。凄凉也罢，气愤也罢，我们都得认了。
短短的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语言学研究有了惊人的发展。欢呼一下也可以。但是，上面三位先生的话，言犹在耳。新的任务直逼我们面前。
与其袖手旁观，不如从自己做起。我要做做“自己家里的事情”，试着把“两张皮”弄成一张皮，努力“拿出本土的材料来”，用心“开发本国资源”。即使我做得有毛病甚至大有毛病，我的同胞也会谅解我的。我这样想着，也就做起来了。
但是，写一本以汉语文化为背景的语用学专著的念头早就起了。１９９０年我在全国首届语用学研讨会后的一个综述报告中问道：“在一套符号系统里可以生存、发展的语用学，在另外一套（语言）符号系统里就没有解释能力了，这说得过去吗？”当时，在我的头脑里，“另外一套语言符号系统”就是指的汉语。
就是上面这些原因催生了本书。
本书写作时，国外的语用学资料不谓不多了，引进也不少。可是，这本书里，它们只会被拿来与汉语对照，不会当成基本框架。理由有二。其中之一是：上面三位先生的教诲一定是有一番道理的。我想老老实实地实践一下，试探一下，“隔壁人家的事情”怎样和“自己家里事情联系”呢？联系了有什么好处呢？“拿出本土材料”会别有一番什么样的天地呢？“开发本国资源”会有什么样的景观呢？理由之二：不同的文化就会生出不同的言语行为，不同的言语行为，就会生出不同的语用策略，于是就会抽象出不同的语用原理与原则。为什么一定要拿西方语言（比如说英语）的语用原理与原则来代替汉语的语用原理与原则呢？我承认你根据你的实际抽象出来的理论是对的，你为什么就不能承认我根据我的实际抽象出来的理论是对的呢？本书作者无意故意和洋人闹别扭以自抬，并且认为，能为我用的洋而故意不用，这是毫无意义的标新立异。但是，如下的信念是不会错的：从汉语的事实里抽象出来的语用原理与策略，绝不会矮人家半截儿。这里，权将拙著第一章第一节里的一段话先引用如下：
“《汉语文化语用学》不可能是搬用英语文化语用学的原理作为‘帽子’，然后采取西洋帽子＋汉语例子的貌合神离模式。汉语文化语用学，只能是从地道的汉语文化事实出发，抽象出真正符合汉语文化的语用原理、原则与策略。可以预料到，汉语文化语用学既有部分地与别种语言文化语用学的相覆盖的理论、原则与策略，更有汉语文化独特的理论、原则与策略。理想的汉语文化语用学，应该是汉语文化与语用规律的水乳交融，从语料到术语到原则到策略，都应该是地地道道的汉语文化本性。”
但愿本书真能如此。
此书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开始着笔，但是，上面说过，写此书的念头早在１９９０年就生发了。此后，由于一种科学上的好奇心，又不想踩着洋人的脚印走到底，便真正地留心起汉语材料来。另一方面，又毫无恶意地但有意识地寻找了一些“冒犯”洋人的题目做了开来。这样干的结果，便产生了一批在全国高校外语学刊上出现的论文：“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言语假信息——兼论 Grice 合作原则的拯救”、“不合作现象”、“面相身势与话语必须和谐：一条会话合作原则”、“语用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语用学：语言适应理论》评述”、“语言符号的局限与语用学”、“言语的生命意识”、“论构建语用推理模式的出发点”、“文化共核对翻译和语用失误的调剂”、“语言功能不完备现象”、“新格赖斯语用机制新在哪里？”等等。当我现在系统地构建这本书的框架的时候，便不无趣味地发现，这一系列的文章，基本上都并非巧合地围绕着一个思路，即：在借用外面东西的时候，也在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东西。适合中国特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比较清楚了，是汉语文化的语用原则，就必须向汉语文化的本性回归。现在写出的这本书，当然是上面系列文章的思路的发展，尽管如此，这些文章也不能像砖头那样搬来就往墙上砌，必须修改、补充，因为原来的文章毕竟有大量的英语文化背景。
审阅过本书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的先生有：中山大学的王宗炎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戚雨村教授、河南大学的徐盛桓教授、复旦大学的熊学亮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的易仲良教授、北京大学的高一虹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陈宏薇教授、北京语言学院的周换琴副教授。没有他们无私地贡献各种意见，本书不可能有如今这个样子的。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并在此表达我的谢意。
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在我写作此书的过程中，给了我许多细致的帮助和鼓励。１９９６年的广州的春节，十余天寒潮氤氲，冷雨纷飞，是几十年之仅见，在我面对电脑的硬屏冷盘操作之时，此书的责任编辑北方来电慰问。虽然隔着千里，话筒传过来的声气，却也像是温温的、暖暖的了。后来他还邮来了禅宗方面的资料，助我禅宗公案那一章的写作。信中说：“人生痛快事，文思泉涌时。能找到一个开创性的课题做，一展智慧才华，幸莫大焉。”我明白，虽然我离这一境界尚远，出版社如此鼓励他们的作者，用心却也良苦！我想，这个出版社对作者的工作做得这样细致，一能使读者明白他们的极高声誉是如何得来，二能督促我竭力殚精，务必不使热望付之东流。
另外，我还想感谢贤惠的妻子，是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让我得以潜心写作，神闲气定地思考，遂有今日之果(但不敢断言为“正果”)。
语用学大家巨擘如林，自知“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孟子：《尽心》） 既然不是黄钟大音，拙著就权充竹管律吕之声。这本写语言运用的书，按说，它本身应该是思想绵密，语言清澄；不说文采壮丽、引辔挥鞭吧，至少也应该会词切理。可是，写成之后，除了感觉自己尚能老老实实从汉语实际出发以外，还深感瑕疵颇多，或一叩而语穷，或一发不可收拾。这两个极端都不好。愧矣! 作者 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996年7月23日自己的声音——第二版序自己的声音——第二版序1997年《汉语文化语用学》问世后，从各方面传来了与它有关的一些消息。有些外语院校以它为教材或必读书，一些中文系也以它为教材开了课（这正是作者的初衷之一。多年来，中文系与外语系学人两不搭界的事，如块垒在胸，此书能为两界学人做一点穿针引线之事，也是我响应了前辈的号召），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它，日本《言语》杂志1998年第1期（Vol.27）报导了我在中国第五届语用学大会（1997年8月，长春）上就本书的发言，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Jef Verschueren 在同一个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对此书也有一些积极评价，国际语用学会会刊PRAGMATICS 11：1（March，2001）对它有一短小介绍，日本关西大学一副教授在日本《语言》杂志（２０００第５期）详细介绍了《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也传来关于韩国某大学索讨此书作为教材的事，后来广东省给了它一个小小的社科奖。再后来便转来南京大学社科文献价值评估中心（此名不甚确）关于此书较多被引用的消息。
上面这些消息都远远不能证明这本书就真正有价值。一本书有无价值或许能在５０年后看出一点眉目。我的意思仅仅是，著书立说，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声音。只要是自己的声音，无论强弱，无论对错，甚至有许多可以挑剔的东西，读者还是愿意倾听的。——这也许是这本书能给我自己的一点启示。我理解我的外语同事们专注于对国外理论的介绍与解释，他们也能理解我在介绍与解释国外理论的同时，掺和一点自己的声音。趁本书入选教育部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之机，我愿意说出这样的想法与愿意倾听我的读者共勉。
这次再版，增加了两节。一节是“语用学的哲学渊源”，另一节是“国内外语用学选题对比研究”。我以为这两节对愿意研究语用学的人会稍有帮助的（选题是研究最关键的一步）。也趁再版之机，对初版的排版与文字错误做了一些订正。在这一耗时费力的劳作中，第二版的责任编辑尽心尽力，多次与我磋商，尽可能将一切误讹之处改正了过来。我特别感谢我的挚友、湖北民族学院的汤贤均教授与精美的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编译者、香港大学的李北达教授对此书摘误指谬、详细匡修。后者来信说，他“对书中的错误采取了零容忍度”。对错误的零容忍度就是对科学的百分之百的忠诚。 作者于羊城 2001年4月15日冬收斋 阅读指南 序(季羡林)7 序言(王宗炎)9 面对三位先生的期待——作者自序11 自己的声音——第二版序15 第一章导论1
第一节“汉语文化语用学”诠释1
第二节什么是语用学8
第三节语用学的哲学渊源23
第四节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32
第五节国外语用学发展概况36
第六节我国的语用学研究46
第七节国内外语用学选题对比研究65 第二章语境干涉 79
第一节什么是语境干涉79
第二节语言符号的局限邀请语境介入86
第三节在语境上操作的语用推理97
第四节语境使符号信息量膨胀101
第五节零语境句与语境句106 第三章附着（于人的）符号束的参与 110
第一节什么是附着符号束110
第二节附着符号束参与言语活动的前提112
第三节伴随物的参与112
第四节面相身势的参与115
第五节声气息的参与121 第四章智力干涉 131
第一节智力干涉：合适感觉的选择131
第二节语用推理为何不能走纯粹形式化的道路136
第三节智力必须进入语用推理模式146 第五章语用原则与策略 150
导言150
第一节目的—意图原则：兼论合作不必是原则151
第二节语用策略：得体及其他164
第三节面相身势与话语和谐原则182
第四节假信息策略（假信息论）183
第五节适当冗余信息策略（冗余信息论）189
第六节容忍语用失误策略（语用失误的容忍度）195
第七节从功能不完备原理到语用学的实质209 第六章语用的体现关系 214
导言214
第一节句法体现214
第二节文学体现——《庄子》《阿Q正传》案例调查228
第三节翻译体现——中译英《红楼梦》案例调查249
第四节禅门公案体现267 第七章宽式语用学的一个例子：会话分析277 第八章语用学：人文网络言语学285 第一版后记： 简单的与美的292 主题词与关键词索引294 主要参考书目298
[此贴子已经被木兰晓芙于2010-4-17 10:48:07编辑过] | 
IP卡
狗仔卡
楼主
显身卡
发表于 2010-4-16 15:54:42
发表于 2010-5-18 23: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