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对鲁迅杂文的看法

灵儿

原帖由 木耳 于 2012-7-5 19:46 发表  说得很有道理，痛打落水狗很多时候不但难见勇猛。还有可能成为后来人暴力的借口，一方面痛打成为传统，另一方面死狗可以任意栽赃而少人理睬。所以一旦走向极致，与其说是启蒙，不如说是蒙蔽。假设在这种条件下 ...

应该说政治性强的文章容易让读者产生站队心理，这将加剧原本的社会矛盾，也会让读者通过与书交流进一步坚定自己在变革中的身份。这是这类书籍的力量。我想我们该考察下鲁迅当时的读者群了：）

灵儿

原帖由 木耳 于 2012-7-5 20:45 发表 想了两天也没时间查资料，我的看法是，单纯从文艺作品与革命的关系上来看，是否可以这样陈述：西方的那些文艺作品多是革命先行者，是启蒙同路人。而中国的文艺作品多是革命后行者，先天被笼罩在救亡的大纛之下。所以 ...

还有，中国革命的引导者苦大仇深的居多（比如农民当上皇帝的不少例子），欧美的理性加浪漫主义者居多（华盛顿一直就想当个园艺家），这差异的产生就很让人费解。

木耳

原帖由 灵儿 于 2012-7-6 00:09 发表 还有，中国革命的引导者苦大仇深的居多（比如农民当上皇帝的不少例子），欧美的理性加浪漫主义者居多（华盛顿一直就想当个园艺家），这差异的产生就很让人费解。

 

中国古代也有不少贵族当上皇帝，但没什么差别。华盛顿个人品质确实有很多地方让人敬仰，但还有比个人品格更让人动容的东西，那就是《联邦党人文集》。

木耳

原帖由 灵儿 于 2012-7-5 23:57 发表 应该说政治性强的文章容易让读者产生站队心理，这将加剧原本的社会矛盾，也会让读者通过与书交流进一步坚定自己在变革中的身份。这是这类书籍的力量。我想我们该考察下鲁迅当时的读者群了：）

 

这个楼的主帖是谈鲁迅，后来具体到鲁迅的两句话。现在越谈越远，有点偏离了，还是鹊还鸠巢，就此打住吧。

灵儿

原帖由 木耳 于 2012-7-6 23:43 发表  这个楼的主帖是谈鲁迅，后来具体到鲁迅的两句话。现在越谈越远，有点偏离了，还是鹊还鸠巢，就此打住吧。

嗯，好吧，得补充知识了，现在脑子里全是问题。

木耳

原帖由 白水 于 2012-6-20 21:16 发表  

 没错，晚晴一批志士，已在做文化和国民性格的中西比较，你补充得非常好。但跟鲁迅相比，梁启超更像一个乐观的少年，鲁迅则不但鼓吹社会变革，同时又能深刻地看到群众和革命者可怖的另一面，这后者，一直是我们正规教育讲鲁迅时所回避的，但阅世读史渐深后，则不得不佩服鲁迅眼光的“毒”，并为之嗟叹良久。

 

近日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到第三编第一节“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突然又想起鲁迅来。貌似鲁迅放在这里再适合不过。鲁迅的《灯下漫笔》一方面发现别人的可怖，另一方面尽情展示以暴制暴的恐怖。对此而言，梁启超是少年么？恰恰相反，梁启超及之后的胡适们可能才是大智慧、长眼光，他们正是深切地看到了群众和革命者可怖的一面，才形成了他们的主张。至于古代社会对民众和造反者、国民党反动派和汪伪御用文人对群众和革命者的攻击就不提也罢了。

 

再回过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tocqueville没有简单地对“文人”进行攻讦。哪怕民众的暴力和雅各宾派的恐怖达到了何样的程度，他仍然是把原因归结到“专制”，并没有就人论人，就人而论国民性，实在太深刻不过。鲁迅同时代的很多人都是熟读法国历史，但他们没有把革命的负面因素简单地归结到人性上面，这不但是雅量，更是眼光了。甚至在今天看来，仅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也远超书写《灯下漫笔》的鲁迅了。套用马克思的话说，tocqueville和梁启超、胡适等人可能有那么一点唯物主义思想，鲁迅却是唯心主义思想了。

 

最后，通俗地来讲，梁启超、胡适他们不主张革命，难道他们怕的是清王朝？

 

想到这些，愈发觉得《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写得好。

行香子

原帖由 木耳 于 2012-7-5 19:50 发表 这两天看到罗斯福夫人的一句话，颇值得玩味，大意是：上人论理，中人论事，下人论人。

 

这帖子与上一楼的帖子同样讲到了一个问题，是应论理，论事，还是论人。近日闾丘露薇有暗讽柴静之语，也是说新闻应找出事件背后原因，而不应聚焦于新闻里的人。问题相类，我的观点是，人是最重要的。事是人之事，理是人之理，若没有人，事在哪里，理在哪里。

 

上一楼的帖子，也引申到了归罪于人性，还是归罪于制度。我想，归罪于制度，没问题，我还觉得都是制度不好呢。但鲁迅批评了国民性，就没批评所谓封建制度么。中学课本上都讲他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云云。另一方面，归罪于人性，有问题吗。制度又不是个空壳子，说到底，制度是人创造的，制度作用的对象又是人。说到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考试是监考还是不监考的好。若指出来人都有作弊的倾向，这就算攻讦吗。难道不是正因为人都有作弊的倾向，所以应该监考，来约束人性中的坏与恶吗。同样，若“看到了群众与革命者可怖的一面，才形成主张”没问题，那我不知道“看到了群众与革命者可怖的一面”有什么问题。难道看到了不该说，或者只说主张，不说可怖的一面就更高明，更智慧，更雅量。若说鲁迅“发现可怖”又“尽情展示恐怖”，我以为不恰当。所谓“尽情展示”，这好像很喜欢展示的恐怖而洋洋得意似的。鲁迅是这样吗，应该用揭露与批判比较合适吧。主张可以不同，但“群众与革命者可怖的一面”却是根本。说到用词，“国民党反动派和汪伪御用文人对群众和革命者的攻击”可以不提，但不知道本身“国民党反动派”和“汪伪御用文人”这两个色彩分明的贬义词——我从小一说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反动派，长大了觉得奇怪，这不知是谁造出来的，简单地就给小孩子套上了憎恶——算不算是攻击？

[ 本帖最后由 行香子 于 2013-1-23 11:25 编辑 ]

行香子

原帖由 木耳 于 2012-7-5 19:46 发表  说得很有道理，痛打落水狗很多时候不但难见勇猛。还有可能成为后来人暴力的借口，一方面痛打成为传统，另一方面死狗可以任意栽赃而少人理睬。所以一旦走向极致，与其说是启蒙，不如说是蒙蔽。假设在这种条件下 ...

有道理。难怪人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想想后来的运动，“成为后来人暴力的借口”“死狗任意栽赃”，确然。想到历史上“单纯的口号式的鼓动”酿成的灾祸，不免泪零。好在“痛打落水狗”不是单单一句“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的有论有理的一篇文字，看来是难以煽动后来人暴力的，因为暴力大概不容人先判断一番，思考一番，这对象到底是不是狗，狗之怎样，如何落水。果然，事实上当时人手一本的是红宝书，不是鲁迅全集。“致命的自负”可见另有其人。

灵儿

原帖由 行香子 于 2013-1-23 11:19 发表   这帖子与上一楼的帖子同样讲到了一个问题，是应论理，论事，还是论人。近日闾丘露薇有暗讽柴静之语，也是说新闻应找出事件背后原因，而不应聚焦于新闻里的人。问题相类，我的观点是，人是最重要的。事是人 ...

       小香，不好意思，我看得有點亂，是不是混淆了政治和文學概念呢？治理國家肯定是要法治，怎麼能人治呢，只會導致個人崇拜呀。中國一直勁兒宣稱法治，其實就是地地道道的人治社會，今天我做主說了算，明天你上臺說了算，不為治理，只爲私利。澳門也一樣。真正法治的國家是很尊重人性的，歐美整個思想和文學也都體現了這一點，先從解放人性出發，再進行疏導。不像我們，只會壓抑。

       這個帖子太久了，我晚上再好好看看，記得當時查了不少資料，應該有補充的。

木耳

原帖由 行香子 于 2013-1-23 11:19 发表   这帖子与上一楼的帖子同样讲到了一个问题，是应论理，论事，还是论人。近日闾丘露薇有暗讽柴静之语，也是说新闻应找出事件背后原因，而不应聚焦于新闻里的人。问题相类，我的观点是，人是最重要的。事是人 ...

 

我是为《旧制度与大革命》鼓掌，我觉得王岐山推荐得很好，我也觉得《旧制度与大革命》比《灯下漫笔》好。

 

你觉得《灯下漫笔》好就《灯下漫笔》好，你觉得“不聚焦于人”与“人不是第一位的”可以划等号就可以划等号，甚至于你觉得人治好就人治好。这个本来就没客观标准，大家就是讨论嘛。

 

但是，你拿我语言说事就貌似没必要啦，离题有点太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