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里春秋，词里古今——大师们和诗词的过去曾经

西贝惑

陶渊明与魏晋玄学

　　汤用彤先生指出，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学”，它“鄙视汉代‘象数之学’，抛弃阴阳五行等旧说的传统”，带来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1）。陶渊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学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玄学中具有进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对陶渊明影响最深。

　　崇尚自然的思想源于老子。《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应帝王》也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庄都是以自然为至高之境。

　　魏晋玄学继承老庄思想，特别标榜自然。但玄学家对待名教的态度，以及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异。王弼以自然为体，名教为用，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他认为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是自然的产物，统治者应当顺应自然，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然已足，为则败也。智慧自备，为则伪也。”（2）

　　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3），认为设立名教之前的“鸿荒之世”才是合理的社会。阮籍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4）。他们蔑视礼法，愤世嫉俗，过着佯狂任诞的生活。鲍敬言提出无君论，认为上古时代人性淳朴，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也没有尊卑贵贱的差别，人们“含铺而熙”，“鼓腹而游”，过着自然自得的生活。后来“智用巧生”，“背朴弥增”，“尊卑有序”，“君臣既立”，于是人们陷入了困苦之中（5）。向秀、郭象继承王、何的思想，以儒道为一，认为名教即自然，而且是自然的最高体现：“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6）“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7）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直接继承了老子哲学。在玄学的各个流派中，他倾向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这是显而易见的。陶渊明的《杂诗》、《饮酒》、《拟古》，与阮籍的《咏怀》思想感情一脉相通。正如王瑶先生所说：“到陶渊明，我们才给阮籍找到了遥遥嗣响的人；同时在阮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陶渊明的影子。”（8）但陶渊明的崇尚自然、反抗名教，又有不同于嵇、阮的一面。嵇康、阮籍所处的时代正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标榜名教，以孝治天下，名教成为司马氏排除异己、篡夺皇位的手段。嵇、阮反对司马氏篡夺，便故意破坏他们所标榜的名教，“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9）所以阮咸长成亦欲作达，阮籍说：“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10）不肯让儿子学自己那一套。而自然，对于陶渊明来说，却是他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他不像嵇康、阮籍那样佯狂任诞，他的思想、生活，一吟一哦，莫不出自真率，本于自然。陶渊明虽然也处于易代之际，但像司马氏那样以名教为武器大肆诛戮异己的事并未重演，他反抗名教也就不必采取嵇康、阮籍的方式。他可以从容地实践他的崇尚自然的主张，使他整个的生活和诗歌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

　　魏晋玄学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对陶渊明也有影响。汤用彤先生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意义而不以辞害意。”（11）陶渊明就是用这种新的眼光和态度去读书的。他虽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12），但他并非章句之徒。他在《五柳先生传》里说得明白：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所谓“不求甚解”，就是不为繁琐的训诂；所谓“会意”，就是以己意会通书中旨略。这是与“破碎大道”的“章句小儒”大相异趣，而符合魏晋以来新的学风的。《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支遁传》曰：“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陶渊明读经也像九方皋之相马，支遁之解说，不肯拘拘于文字之间，而是从崇尚自然的观点出发，融会书中的意旨，以丰富自己的思想。

　　陶诗里有些地方引用《论语》，称颂孔圣，但往往已离开了儒家的本义。儒学经他的改造，被“自然”化了。如《答庞参军》：“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从字面上看，陶渊明喜欢儒家圣贤的经典，似乎是儒学的信徒。其实不然，全诗所抒发的是一个“幽居士”的爱好自然的思想。诗的末尾说：“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体素，就是道家的观念，意思是保持朴素自然的本性。《庄子·刻意篇》：“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嵇康《与阮德如》诗：“君其爱素德。”可见陶渊明是用道家的观点去理解儒家经典的。就连孔子本人，也被陶渊明道家化了。《饮酒》其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孔子在他笔下已不是其本来的面目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真’与‘淳’都不见于《论语》”，“‘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13）

　　当然，儒家思想中也有与崇尚自然的旨趣并不违背的成分，陶渊明可以方便地汲取过来融化到自己的诗里。《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曾暂言志目：“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董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皙)也。”这一章的思想是多方面的，但陶渊明只取其中爱好自然这一点意思，融化到《时运》这首诗里，表现了崇尚自然的情趣。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提倡箪食瓢饮、安贫乐道，其中本含有顺应自然的意义，也被陶渊明吸收了过来，《咏贫士》等诗即带有儒家的意味。但陶渊明毕竟不同于那般章句小儒。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诚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豚，近于马队”（14），陶渊明写诗讽谕，末尾说：“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15），分明表示与他们走着不同的道路。

　　以上所述是陶渊明所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必须指出，陶渊明对于玄学所讨论的本体论等抽象的哲学问题并无多大兴趣。他的崇尚自然的思想，是从他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哲学、社会理想和美学观念。这种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陶渊明的诗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根本不同。玄言诗脱离生活，纯是老庄哲学和佛教教义的说教，“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16）。陶诗却是来自生活的，表现了陶渊明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而不是玄学的注疏和图解。

　　此外，陶渊明崇尚自然还有他的新义和胜解，这就是提倡躬耕，并亲自实践。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于自然的原则。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庄子》书中就曾肯定过躬耕劳动，《马蹄篇》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天地篇》赞扬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盗跖篇》斥骂孔子“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但《庄子》对躬耕的意义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陶渊明不仅长期从事躬耕，而且对劳动的意义提出了新的见解。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中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人生所归，归向于道。但不管归向什么道，首先要吃饭穿衣。所以经营衣食是归道的起点，躬耕劳动是实践自然之义的开端。世人视躬耕为拙，同出仕相比这确实是拙，但他宁可坚守这个拙而不肯取巧。他在诗里一再歌咏自己的劳动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劳动中他找到了人生的乐趣。

　　陶渊明提倡躬耕也具有蔑弃儒家名教的意义。孔子鄙视劳动，樊迟问稼被他斥为小人。孟子也鄙视劳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被他说成是“天下之通义”。陶渊明不赞成他们，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写道：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意思是说孔夫子的遗训太高超了，我景仰之至，可惜难以做到，还是出力气种地吧!这不明明是宣称自己要走“小人”樊迟的道路吗?陶渊明所敬仰的古代的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陈仲子等人，都是名教之外的人物。他说：“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17）“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18） “蔑彼结驷，甘此灌园。”（19）他的心是在这批自食其力的隐士一边的。

注：

（1）参看《魏晋玄学论稿·魏晋思想的发展》，《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第二九五页。

（2）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一九八○年第一版第六页。

（3）《释私论》，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第一版第二三四页。

（4）《大人先生传》，《全三国文》卷四六。

（5）见《抱朴子外篇·诘鲍篇》，《诸子集成》本第一八九页。

（6）郭象《庄子·逍遥游》注。

（7）郭象《庄子·齐物论》注。

（8）《文人与酒》，《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一七一页。

（9）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第九七页。

（10）《世说新语·任诞》。

（11）《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二四一页。

（12）《饮酒》其二十，陶澍注《靖节先生集》卷三。

（13）《陶诗的深度》，《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一版第五六九页。

（14）萧统《陶渊明传》。

（15）《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陶澍注《靖节先生集》卷二。

（16）《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一版第六七五页。

（17）《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陶澎注《靖节先生集》卷三。

（18）《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同上卷三。

（19）《扇上画赞》，同上卷六。

西贝惑

陶诗的自然美

　　陶诗的美在于真，也就是自然。这同他的思想、生活和为人是完全一致的。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一切如实说来，真率而又自然。《五柳先生传》说：“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饮酒》诗前小序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这两段话表明了他的创作态度。他写诗只是自娱而非娱人，更不是为了干人。他的诗都是示志之作，不为时论所拘，没有得失的考虑。正如宋人黄彻所说：“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1）陶渊明爱的是自然，求的是自然，自然就是他最高的美学理想。萧统《陶渊明集序》说陶诗“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黄庭坚说陶诗“不烦绳削而自合”（2）。朱熹说：“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3）这些话正道出了陶诗的风格特点。

　　陶渊明的诗和生活完全打成一片，正如宋施德操所说：“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4）他似乎无意写诗，只是从生活中领悟到一点道理，产生了一种感情，蕴含在心灵深处，一旦受到外力的诱发(如一片风景，一节古书，一件时事)，便采取了诗的形式，像泉水一样流溢出来。如《拟古》：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首四句描写春之来临，时雨、始雷、众蛰的潜骇、草木的舒展，诗人仿佛听到了春的脚步。燕子翩翩来归故巢，一点也不嫌恶门庭的荒芜。诗人不禁向这老朋友表达了自己隐居的决心，进而试探他们的感情。这一切是多么天真，多么自然!又如《时运》：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暧微霄。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清晨，青山从夜雾中显现出来，仿佛洗过一般。雾气渐渐消散，为天宇罩上一层薄云。南风拂来，禾苗被吹得张开了翅膀。这首诗简直是带着孩子般的天真和喜悦写成的，无怪乎长期得到人们的喜爱。

　　陶诗纯以自然本色取胜，它的美是朴素美。我们在陶诗里很难找到奇特的意象、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词藻。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秋菊有佳色”，“日暮天无云”，全都明白如话，好像绘画中的白描，另有一种使人赏心悦目的韵味。然而，如果仅仅是朴素平淡，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陶诗的好处是朴素中见豪华，平淡中有瑰奇。正如前人所说，“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5）“词直意婉”（6），“词淡意浓”（7）。“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是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8）陶诗完美地统一了朴素与豪华、平淡与瑰奇这些对立的审美范畴，达到了自然化的境地，陶诗独特的艺术成就即在于此。

　　陶诗所描写的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这些在别人看来平平淡谈的东西，一经诗人笔触，就给人以新鲜的感觉。例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9）写夏日闲居的恬适心情，“贮”字用得多么有趣，好像凉爽都贮存在林下，随时可以汲取一样。南风也体贴人意，为人撩开衣襟送来凉意。又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10），“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11），两个“亦”字表现物我契合的境界，也是极平淡而又极有趣的。“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12），仅仅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以及出乎意外见到大雪时的惊喜之情。《归园田居》其五：山涧清且浅，可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不过是极平常的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束照明用的荆薪，出自陶渊明笔下，便有了盎然的生趣。农村生活的简朴，邻人的亲切，以及乡间风俗的淳厚，全都呈现在纸上，给人以美的享受。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陶诗的确淡，但淡得有味，是由至醇至厚转成至淡，是美的极高境界。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和雕凿的，只是不露痕迹，自然得很。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13）例如《杂诗》十二首屡次写时光的流逝，一曰“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二曰：“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三曰“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四曰“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五曰“去去转欲速，此生岂再值”；六曰：“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七曰“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同一个意思用不同的语句表达，都锤炼得十分精粹。掷人而去的日月，不肯待人的岁月，催人老的四时，都被赋予了生命。那掷字、待字、催字下得何等有力!“去去转欲速”，是说越到老年时间过得越快；“前途渐就窄”，是说越到老年人生的道路越窄，都是体验深、容量大、言简意赅的诗句。“壑舟”二句用《庄子·大宗师》的典故，也极其自然。如果没有高度的驾御语言的技巧，怎么能将诗写到这样纯熟自然的地步!

　　陶诗富有哲理，但不是抽象枯燥的哲学说教。他的诗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14），“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15），“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16），“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17），这些朴素自然的诗句，都像格言一样，言浅意深，发人深思。清人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是很中肯的评论。

　　在中国古代的诗人里，陶渊明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思想和为人确有令人不能不钦佩的地方。他的自然、朴素和淳真所带来的艺术魅力，决非那些“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时髦作品所能比拟的。辛弃疾在一首《鹧鸪天》里写道“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元好问在《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里也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辛弃疾和元好问都可以说是陶渊明的知音了!

注：

（1）《�ハ�诗话》，《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五。

（2）《题意可诗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

（3）吴瞻泰《陶诗汇注》引朱子文集。

（4）《北窗炙鞣录》，清姚觐元手抄本卷下。

（5）《东坡题跋·评韩柳诗》。

（6）蒋熏评《陶渊明诗集》卷一《答庞参军》。

（7）张谦宜《�φ�诗谈》，《家学堂遗书二种》，清乾隆刻本。

（8）《朱子语类》卷一四○。

（9）《和郭主簿》，陶澍注《靖节先生集》卷二。

（10）《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同上卷三。

（11）《读山海经》其一，同上卷四。

（12）《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同上卷三。

（13）《论诗绝句》，清施国祁《元遗山诗笺注》卷十一。

（14）《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同上卷三。

（15）《杂诗》其一，同上卷四。

（16）《杂诗》其二，同上卷四。

（17）《饮酒》其五，同上卷三。

木兰晓芙

原帖由 西贝惑 于 2014-12-13 23:59 发表      有些是自己平时搜集的，我有个习惯，就是将遇到的作家和大家建立一个文件夹，以后遇到相关的就放到他们自己的文件夹里面去。

只是习惯没有健全，有时候忘记标明出处和保存的缘由了，以后慢慢改善。

也有些是临时根据转载的文章找的。也有的是文章自己带的，但是这个很少，而且觉得文章自己带的好像有点敷衍的感觉，不如自己找。     ...

我说这楼怎么盖这么快呢，简直是火箭式上升，原来你有不少存货啊。昨天你又改了这座楼的标题，更有诗意了，标题、内容更加和谐。加油吧！

木兰晓芙

原帖由 西贝惑 于 2014-12-13 23:55 发表 柔石？好久远而陌生的名字……只看过他的《为奴隶的母亲》短篇小说，鲁迅好像十分欣赏柔石，记得有言：我从他的作品中学到了青春的活力。并且《为了忘却的纪念》也是关于柔石的。文苑趣闻里好像鲁迅和柔石是因为乡音 ...

柔石的《为奴隶底母亲》我印象很深，讲的是一桩“典妻”故事。《为了忘却的记念》是鲁迅先生为纪念五位“左联”烈士写的，其中包括柔石，还有白莽、胡也频、冯铿等，因为回复你的帖子，又重读了一遍这篇文章，很感慨。

木兰晓芙

谢谢西贝君在诗词楼里顺便普及了陈寅恪先生名字的“恪”字读音。以前读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现在注意到《陈寅恪与柳如是》，是本好书，想看一看，谢谢你转载！

西贝惑

回复木兰晓芙老师

金克木先生的那首诗是我在咱们学校图书馆看一本旧杂志看到的，当时很喜欢，就抄了下来，没想到今天可以被分享出来，很开心。

陈寅恪先生的书以前没有基础看起来很没意思，但是懂一点之后再看，很有趣。看来，不同的书需要不同阶段来看。和谈恋爱一样。有时候，不是书或者自己不好，而是没有在合适的时间阶段相遇。

既然您发的帖子提到了王力先生，今天这楼就说说王力先生的过去曾经\(^o^)/~

西贝惑

　　　　“语言是发展的，词义也是发展的，古义今义不同的，有时候最难的不在很明显的不同，而在微殊。”

“1984年的春天，84岁的王力开始编撰一部他心中‘理想的字典’。这也将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古汉语字典》。计划中的字典120万言，鸿篇巨制。诞生在抗战岁月中的这一宿愿，在他心中酝酿了近半个世纪，而他已垂垂老矣。这位84岁的中国语言学的奇才，那年春天开始，早上8点研墨，每天连续伏案8到10小时，任何与写作无关的事他不闻不问，只有助手和妻子拖他吃饭时才小歇一下。他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朝自己‘理想的字典’迈进。”这是上海纪实频道《大师》栏目推出的一期纪录片《王力》的片头解说词。

　　纪录片《王力》是《大师》团队耗费两年时间、根据王力自述文章和相关著作，采访了50多位相关专家学者，从多角度各个方面呈现了这位中国古汉语大师不爱闲谈、勤勉奋进的一生。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在片中接受采访时强调，“王力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位语言学方面的全才。”

　　另悉，此片于5月19日首播后反响很好，应观众要求，将于9月22日晚9：30在上海纪实频道重播。

 

如蚁负山，背着为中国语言学打基础的使命

　　对于如何在片中体现这位古汉语语言大师的重要性，《大师》制片人王韧告诉早报记者，“为这个民族想一点问题，出一点主意，做一点事，王力把这三个一点做了一生。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做那么‘一点’。我们将这个作为基础，成为了将王力一生浓缩在一个小时的片子中的关键点，因为语言的好坏，高级之处皆在细微之处，细微之处可见其人的精神和品位。”

　　王力到北大后即开始了汉语史研究。但他清楚，“两千年不曾关心的事，一个早上是赶不出来的”，“在这种筚路蓝缕的情况下，要写一部像样的汉语史，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和集体的力量。像我这样写法，真是如蚁负山，太不量力了。”

　　“王力的自述对于我们制作这部片子很重要，因为从他的自述中我们可以悟出很多东西，可以和他心灵对话。”王韧说。

　　王力如蚁负山，背着为中国语言学打基础的使命。针对文科大学生研读古文能力的退化，汉字典籍中的传统文化讯息面临传承的阻断，王力应高教部之命主持编撰了《古代汉语》。对于古汉语的贡献，除去法国留学的时间，在50多年里，王力除了站讲台便是伏案读写。他说：“我们天天说话，但是对于许多语言现象习而不察，讲不出一个道理来，一旦从科学研究中获得解决，此中的乐趣，不是一般人们所能体会到的。”

 

古汉语的简洁之美，是今天白话文的养料

　　“王力告诉我们的是：作为一个民族的语言，我们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个民族的语言对这个民族来说是生死攸关，极为重要的，每天都在发生。而且正是因为每天都在发生，人们自然会习以为常、自然也就不当回事了，其实它很重要。”王韧在采访中告诉记者，“五四那一代中国语言的改造者，推行白话文并不是要否定中国的古汉语，他们是觉得应该科学地理解古汉语。王力受五四影响很深。为什么那批人对中国语言下这么大的力气，有的甚至革命者都不做了，一生都在从事语言研究？他们的理念和抱负是相同的，他们都知道，一个健康、清新、质朴、优美的语言对于一个民族犹如新鲜的空气对于一个人般重要。所以说王力对于中国古汉语的梳理，真的是对中国民族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关于古汉语的重要性，我的个人感受有两点，写文章的人读得懂古汉语，那他写的文章就会有书卷气，古汉语的简洁之美，永远是今天白话文的养料，这也是我个人写作的体会。就拿我写解说词来说，语言有它的复杂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会越来越喜欢简洁白描、用最少的字数来表达最复杂的内容，这也是古汉语的精妙之处。写文章的人应该多多去读古代历史文学，读得懂读不懂是一码事，一知半解也没关系，但是你读了就会有感觉。”王韧说。

 

留学法国，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力，1900年出生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他7岁上私塾。先生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处，便拍案而起。王力由此爱上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但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每天就着月光读书。书读了很多，但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1924年，带着别人帮他凑的120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王力先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而被开除，转入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1926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对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为着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他认为王力的文章“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王力于1932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课余仍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撰写希腊、罗马文学专书，翻译《莫里哀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按清华的章程，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他去问朱自清，朱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他反躬自省，向“翻译家王力”告别。不久，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回忆，朱先生看了就很满意了。于是王力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

 

颠沛流离之时，仍不忘学术研究

　　当代音韵学家唐作藩在采访中说，“王力认为过去编的字典，都不是很理想，比如《辞源》、《辞海》，他觉得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罗列词义，不分主次，不分历史。”

　　1930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觉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国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无建设。”

　　1935年，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他认为5年可以制成草案，3年精细修订，“8年之后，我们将有一部文法。”尽管想法很好，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第二年，王力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对一种语言规律的研究，必须从该语言的实际中来。但实际的汉语，同当时的社会一样，动荡而复杂。文言、半文言、白话和欧化的白话，还有千差万别的方言，都令人无从下手。王力认为，“这是艰难的一种工作，比之依傍西洋语法者，多费百倍的踌躇”。但就在这时，卢沟桥枪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两个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长沙。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几乎无书可读。1937年10月的一天，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红楼梦》，版式古雅，很是喜欢。王力蓦然悟到，《红楼梦》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不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汉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傅雨贤在采访中谈到了王力买书的细节。“他觉得这个材料非常宝贵，一个是，对象很明确，没有方言的杂芜，还有就是没有古代汉语的杂芜，所以买了这两本书，还没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了，”傅雨贤说，“他把这两部著作的所有用词造句的规律，一个个的做卡片，之后就进行归纳整理，突破了《马氏文通》沿袭西方的框架的毛病，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王先生发现，词法是次要的，因为我们汉语没有什么形态变化，不像英法德俄语这些，形态变化多，所以那些外国语都是以词法为主，他说中国以造句法为主。”

　　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点不起煤油灯，他点豆油灯，妻子夏蔚霞在旁借点光亮编织毛衣。一个月能织五件，贴补家用。到80岁时，这艰难的时光仍历历在目，王力赋诗赠妻：“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整整5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问世。随后两书普及本《中国语法纲要》完成。到这时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3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当时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在中大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岁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王力著文：“咱们对于抗战建国，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那时节，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家中学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和英法德俄诸语并重。那时节，咱们有没有像《牛津字典》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济。”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执教、讲学。他自己除了授课，甚至还检查楼道、厕所的卫生。

　　1950年，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到1953年，4个年级在校生只有13个。到了夏天，7名学生毕业，实属盛况空前。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到了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类扫盲和文教工作。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新生刚入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 对整个语言学、语言学界，他都功不可没。”

 

“文革”时白天打腹稿，夜晚写书

　　王力一方面支持应用和普及，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他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研究生。

　　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这位60多岁的老人被抄家、批斗，书稿查封，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日记中他写道，“不容于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殊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被允许回家时，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文革”一结束，他拿出两本书稿，一本《诗经韵读》，一本《楚辞韵读》。“文革”后王力还修订了《汉语史稿》，1950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最后在他84岁时将《汉语史稿》扩充和修订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他为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时间。

 

“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

　　当代语言学家詹伯慧在采访中感慨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怎么样，我的事业只要我生存一天我一定执着地追求，我有我做人的宗旨，我有我做人的目标”。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到了50多岁，还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他80岁的时候他还听日语的广播学日语。“文革”结束那一年，76岁的王力写诗送给自己：“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为了把十年时间补回来，王力到后来更加倍地工作。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向他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1954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谈道，“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这个工作时，他已经是83岁高龄了，审音表发表后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动于他的精神。”

　　1984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 演讲。5000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12000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他很感动啊！84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12000多人听，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他的绝笔。”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尊严”的美誉。

西贝惑

　王力（一九零零—一九八六）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和诗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王力，字了一，一九零零年八月十日生于广西博白县，早年贫寒辍学，在家自学。一九二四年到上海，先后入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学习，一九二六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 院，一九二七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一九三二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并曾担任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主任。一九五四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王力撰写了上千万字的学术论著，其中专著四十多部，论文二百多篇。他的研究工作既继承了我国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又充分吸收了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语言学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研究涉及汉语语言学的理论、语言、语法、词汇、语言史、语言学史以及汉语方言、汉语诗律学等各个领域，其重点研究成就都具有开创的意义，带动了学科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国内外产生了突出影响。王力先生的治学具有突出特点。 

　　第一，将传统的“小学”（语文学）和现代语言科学相结合。王力运用先进的语言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语文学。或科学地诠释旧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例如他的《中国音韵学》（后改名为《汉语音韵学》）、《字史》、《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或深入探讨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结构系统、民族特点及其历史发展的演变规律，例如他三十年代写的《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国文法中的系词》，四十年代写的《汉越语研究》、《新训诂学》、《中国现代语法》、五十年代写的《汉语史稿》、《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汉语实词的分类》，六十年代写的《先秦古韵拟侧问题》、《略论语言的形式美》，七十年代写的《黄侃古音学述评》、《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八十年代写的《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等。 

　　第二，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王力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五十余年，先后开设过二十多门课程。他写出来的讲义，就是他的科研成果。所以常常是一上完课，他的讲稿就可以送出版社出版，而且多是高水平的专著。例如：《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文概论》（后改名《汉语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以及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等。

　　第三，创新与求实相结合。在科学研究中，王力开创了不少新的汉语言学科体系（如上文所列举的），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例如《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大量的语料，系统地考察了汉语“名句”句法结构的特点和系词的产生及发展过程，指出古汉语名句的主语与表明语之间不用系词。这不仅正确揭示了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是中国语言学家首次真正摆脱西洋语法的束缚，历史地、求实地研究汉语自身特点而取得的重大成果。又如古韵研究上，他提出的“脂、微分部”说，“古韵十一类二十九（或三十）部系统”，“上古每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先秦声调分舒促两大类，各又细分为长短”的学说，也都是根据丰富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而得出的独到的见解。他强调说，“如果墨守师说，学术就没有发展了。”正是由于王力具有这种求实的学风，才能不断创新。 

　　第四，渊博与专深相结合。王力的学问博大精深，为学界所公认。他不仅是杰出的语言学家，而且是著名的翻译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翻译、出版过法国纪德、小仲马、嘉禾、左拉、都德、波特莱尔等作家的小说、剧本、诗歌以及《莫里哀全集》共二十余种；他早年还撰写了《罗马文学》、《希腊文学》；他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基本上收集在《龙虫并雕斋诗集》、《王力诗论》与《龙虫并雕斋琐语》里。后者多次重版，在港台也一再翻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把他和梁实秋、钱钟书推崇为抗战时期三大学者散文家。 

王力作为语言学大师，不仅注重专业的学术研究，在语言科学诸多领域勤于开创，写出了许多高水平的论著，取得丰硕的成果，而且非常关注语言文字学的普及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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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惑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迁。这一年的6月，王力北上途经广州，被中山大学借聘。这一“借”，就是八年。其间，王力先后出任中大、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大，王力出任中大语言学系主任。直到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才离开广东。

这八年，对于这位“用世纪来计算时间”的现代语言学大师来说，不过是倥偬人生中的一站。“他出生于世纪之交，从事了逾半个世纪的学术工作，研究几十个世纪的汉语，由他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开创的现代汉语研究成果，将持续和保留到以后无尽的世纪。”但在广东近现代百年学术史上，王力却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他在中山大学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语言学系。

也是在这里，王力经历了新旧中国交替的历史节点，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留在广州等解放”。此后，他和他在广东的师生同僚们，一同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踉跄前行，失散四方。几番风雨愁人，白发青山，相对苍华；犹自不忘，认取云中烟树，夕阳故人。

“艰难黄卷业，寂寞白头人”(王力《春日未名湖畔散步》)。季羡林在《回忆王力先生》一文中说：“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群很特殊的人物。”他们生活清贫，饱受政治运动冲击，但依然任劳任怨，勤奋工作。这群以王力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而王力在其弟子心目中，不仅是学术泰斗，更是“现代圣人”，高风文藻，教泽师表，无不是《中庸》精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今世范本。

值得一提的是，王力一生若干学术高峰期，正好与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几段“绝代风流”相吻合：30年代清华的“魏晋风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茄吹弦诵”，以及50年代北大的“万象更新”。而季羡林也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有在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才能出现。此中真意，耐人回味。

西贝惑

●学人名片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幼年家贫失学，以教书为生，自习不辍。1924年赴上海求学，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

王力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4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总计逾千万字。王力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大批语言学专门人才，为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他将《王力文集》20卷全部稿酬10万元捐献出来，成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

●勤学

“脑子里装有一部《广韵》”

1946年初夏，王力先生即将来穗的消息，传遍中大校园。中文系的学子们，无不怀着“朝圣”的心情引颈以待，渴望“亲聆謦欬”、“近瞻岱岳”。据中大老教授吴宏聪回忆，早在西南联大期间，王力的传奇经历就不胫而走 只有高小学历，凭着十年自修考上大学，仅隔两年，又跻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们甚至连梁启超对王力毕业论文的评语“精思妙语，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都背得滚瓜烂熟。

然而，王力履新之际，在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成立大会上，郑重介绍的却是另一位导师、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赵元任的治学经验。同期32个学生中，王力是唯一一个跟随赵元任专攻语言学的，他对王力影响至大至深。比起梁启超那些令人气血大增的美誉，赵元任对王力的论文《中国古文法》没有半句褒奖，反倒是开了一剂下火的“清凉散”“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被王力毕生奉为圭臬。

王力曾说，赵先生是由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文学家、音乐家作底子，根基深广，做学问自然得心应手。他将赵师所授心得倾囊转赠中大师生，譬如重视理科和外语，既要精通西方语言学理论，又要有乾嘉学派的国学功底。“借彼锋锐矢，射我云中鸢”(陈振寰语)，方可“钻得进去，跳得出来”(吕叔湘语)。

精通多国语言、会讲33种方言的赵元任，是公认的“旷世奇才”，而王力在外语方面稍逊其师(照其自述，法文最佳，英语(论坛)只能看书不能会话，俄语、越南语阅读需借助字典)，但方言天分仍属超群。梁羽生在岭南大学就读期间，曾当面领教过王力的“绝技”只消和学生谈上片刻，就能一口说出对方来自何处。王力是广西人，和夫人学会了讲苏州话，被叶圣陶鉴定为“宛逢乡旧”。

“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天才，不如说是勤奋造就学问。”有一次，学生询问王力著作宏富的原因，他答道：“我的脑子里装有一部《广韵》，这非一日之功。我在研究朱翱、朱熹的反切时，一般不需查阅，即可直接看出他们的反切跟《广韵》有什么不同。如果你对《广韵》不熟，只好看一个反切翻一次书，我工作一天，你就得工作一年。”

古有大禹惜寸阴，王力则是“分阴必惜”。在中大期间，他的助教曾目睹其生活节奏“像江河的滚滚流水，紧凑而又从容不迫”，只要没有学术活动，每天从8点开始伏案，持续十多个小时。

耄耋之年，他照旧每天工作8小时，用毛笔撰写两三千字，直到去世前，才减少到每天五六个小时，写数百字。那时他视力已大不如前，必须用放大镜看书写字，眼睛几乎贴着稿子。一旦开卷，立即澄神静虑，昼昏浑忘，“就是有人在身边敲锣打鼓也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