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里春秋，词里古今——大师们和诗词的过去曾经

西贝惑

  1937年，50岁的钱玄同，拖着疲惫之躯，在北平给老朋友周作人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几句话———

    “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

    可是，还来不及回去，2年后，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霹雳先锋”，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52岁。

    “人到四十岁都该死，不死也应枪毙。”钱玄同的先锋语录，以“十分话说到十二分”著称。他和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道，并称为《新青年》杂志的“四大台柱”，向旧礼教宣战，鼓励鲁迅写下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这个被鲁迅称为“话痨”的浙江人，在汉字改革上，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我们如今一直在实用的白话文、汉语拼音、汉字拉丁字母化、简体汉字、汉字横排，甚至是从左至右书写和阅读方式，都是他“发明”的。

    从小体弱，不爱在家住，喜欢上朋友家“雅座”的老北漂，在故乡的日子，不超过十年。今年9月12日，是钱玄同125岁的冥寿。他念及的祖居，今安好？年少时光，又是如何度过？

足迹：祖屋破落，潜园如新

    虽然钱玄同出生在苏州，但是根据家谱《吴兴钱氏家乘》记载，钱家世居湖州鲍山，是贫寒的务农之家。他在信里提及的钱家浜，就在鲍山脚下，今属道场乡道场浜村。

    “孤零零的一座小山，离市区有十多里路。旁边的大山都开石矿开掉了，只有它还保留着。”湖州师范学院的教授余连祥，他写的《钱玄同传》最近正付梓印刷。他曾实地走访了钱家在湖州的每一处角落。

    一幢破旧的清代民居，三开间两进，瓦片凌乱，随时要散架的样子，这就是钱家祖居。

    湖州市在2007年开展的文物第三次普查中，便发现了这处钱玄同祖居，建筑面积约100多平方米，目前被列入文保登录点。

    钱玄同对祖屋的记忆，只停留在家谱的记载里。不过，在湖州城内，确有一处地方，他曾经带着夫人，住过一段时间，这就是潜园。

    这是清代藏书家陆心源建的私家花园，因其自称“潜园老人”，故曰“潜园”。绕过门口用太湖石堆成的山，粉墙黛瓦，引入眼帘。抱轩长廊外，石笋、芭蕉树、香樟，清雅宜人。

    “本来里面还有16景，但抗战时期，大部分都被毁了。”余老师说，钱玄同的长兄钱恂，比他大33岁，是晚清最早一批外交官。他在1909年回到湖州，修祖坟，并租住在潜园。当时的钱恂在湖州中学任代理校长，钱玄同代国文课，茅盾是他的学生，他经常和同学到潜园玩。

反叛：一旦确认信仰，他做事情就很极端

    余连祥说，钱玄同在湖州的足迹不多，但他的思想转折点，却发生在湖州。

    母亲过世后，钱玄同回到湖州，在他曾祖父的李姓亲戚家中，念私塾。这家的私塾先生，有点特别，除了教四书五经之外，还教英语。其中一位老师，叫方青箱，曾当过嘉兴中学的校长，茅盾也是他的学生。

    从小受古典教育的钱玄同，曾经欣赏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一度同情保皇派人士，可是，1903年冬天，方青箱送给他两部书，一部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部是邹容的《革命军》，让他震惊万分，从此，“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一旦确认信仰，他做事情就很极端，不顾一切。”第二年，钱玄同叫来一个剃头匠，咔嚓一声，把辫子剪了，以表示“义不帝清”之意。那年他18岁。这种反叛精神，伴随了钱玄同的一生。

    钱玄同认为，推翻清朝的统治，就是光复汉族，一切都应该复古，恢复到中国古代的情形，包括恢复古人的穿着。辛亥革命期间，钱玄同一个人待在潜园里，参照《礼记》、《书议》、《家礼》等古籍，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深衣冠服说》。“他还请裁缝照着他的书，做了一个套装。”余连祥说。

    1912年3月，钱玄同来到杭州，在浙江教育司当一名科员。“他觉得上班绝对不能穿满族的衣服，于是，每天‘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带’上班，虽被同事当成笑柄，但他还是很执着。”

    余老师说，钱玄同在北京工作时，对杭州常念念不忘。他的长子钱秉雄回忆：“只想到浙江图书馆找个工作，人地都相宜。”

矛盾：牺牲自己，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在周作人看来，钱玄同的性格是个矛盾统一体，“谨严峻烈，平易诙谐，集在一起”。余连祥认为，很多人觉得他是怪人，但他的怪，也是他的真。“对于社会，他是反礼教的斗士，但自己却恪守不已。黎锦熙称钱玄同为‘纲常名教中的完人’，但他完得很辛苦。”

    对自己的包办婚姻，钱玄同一开始就有抵触情绪。有些朋友劝他纳妾，因为那时候法律上并无明文禁止，在他家庭条件又能许可，但他拒绝：“《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女朋友，最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惯替人家拿外套。“所以当他知道鲁迅与许广平在一起后，就特别不爽。”余连祥说。

    他对自己的苛刻，还表现在学问上。钱玄同写的文字学课讲义《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音韵学课的最早一部教材，但他一直不满，自称“百孔千疮”，“多一个人看见，就使我心中加一分难受”。1921年重印时，他在《再版序》中“自打耳光”，列出书中的六大不足。

    对于这种贯穿一生的“矛盾”情结，钱玄同有自己的想法：“藉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历史这一刻

诞者

1885年9月11日 劳伦斯出生

    英国小说家、诗人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以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享誉世界。他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影响，他的《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等名作，都围绕性生活展开。他把人的性欲看成一切生活现象的根源，作品里色情描写泛滥，曾受到猛烈抨击。1866年9月21日 威尔斯出生

    英国作家H·G·威尔斯，与儒勒·凡尔纳并称为“科幻小说的两大鼻祖”。1895年，威尔斯以《时间机器》一举成名。在《世界之战》、《莫洛博士岛》、《隐形人》和《月亮上的第一代人》等经典作品中，他预见到了火箭和原子弹的出现。1935年9月1日 小泽征尔出生

    出生于中国沈阳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与印度的梅塔、新加坡的朱晖并称为“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他幸运地成为了20世纪三位指挥大师明希、卡拉扬、伯恩斯坦的真传弟子。1973年小泽征尔入主波士顿交响乐团，破天荒地签定了终身指挥合同。

逝者

1995年9月8日 张爱玲逝世

    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一生创作了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留下无数传奇与非议。1944年她结识汪伪要员胡兰成，并与之交往，因此遭受骂名。她的主要作品包括《倾城之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金锁记》被业界誉为“中国自古以来最出色的中篇小说”。

1973年9月2日 托尔金逝世

    约翰·R·R·托尔金，因创作了史诗奇幻巨著《指环王》而闻名于世。作为1937年出版的《霍比特人》的续作，《指环王》三部曲在1954年至1955年之间出版，被翻译成38种语言，成为现代正统奇幻文学的开山鼻祖，也引发了《龙与地下城》类型游戏与文学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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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鲁迅先生对钱玄同的书法大不以为然，多次批评他的字“俗媚人骨”。不过，若是平心而论，钱玄同的书法可能不如鲁迅那样有风致、有性情，但就字论字，钱玄同无论是篆隶还是魏楷.都还是很有根底和功力的。鲁迅之所以讨厌他的字，实际是讨厌他的人，因人及字而已。若放我们今天来看，这其中多少带有鲁迅个人的偏见，如果仅以鲁迅先生个人之好恶而将之一棒打杀，那么对钱玄同来说似乎就有失公允了。

 钱玄同与鲁迅，早在日本从章太炎先生听讲《说文》时就算同窗，同属“章门弟子”。回国后在北京他们也时相往还，五四前，鲁迅躲在绍兴会馆抄古碑时，钱玄同是那里的常客，也就是那时受了钱玄同的鼓动和劝说，最终使鲁迅萌动了创作之念，“我终于答应他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呐喊》自序>)。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一段时间里，钱玄同冲锋陷阵，和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等都是并肩协作的战友，为推翻旧势力，打倒“孔家店”，他们以笔为枪，横扫千军。尤其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杂志上与刘半农唱的一出“双簧戏”，不仅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崭新一页，也为新文化运动史上留下了一则佳话。然而五四后钱玄同却退回书斋，依然做起他的音韵、小学和经学等学问来，鲁迅对此非常不满。尤其是在一场“古史辨”的论战中，钱玄同和顾N刚、胡适站在了一起，以致与鲁迅“交恶”，从朋友变成陌路。后有一次两人邂逅，鲁迅也不与钱多说，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钱玄同是“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所以在一九三三年为印《北平笺谱》与郑振铎和台静农讨论请谁来题签时，鲁迅颇反感由钱玄同来题，因此在信中也就先后有了“其议论虽多而高，字却俗媚人骨也”以及“盖此公夸而獭，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人骨，无足观，犯不着向铿吝人乞烂铅钱也”的评语。

    虽然鲁迅对钱玄同的字贬之又贬，但在当时的文人圈内，钱玄同还是颇有书名的。周作人就说他“善书法，晚年写唐人写经体，时时给人家书题封面”。如笔者藏书中胡适的《四十自述》以及《游仙窟》等，书封均为钱玄同所题。钱玄同的写经体笔势谨严，用笔偏厚而结构偏宽，给人题写签条似很合适。其实当时的友朋中刘半农也是个写经体的高手，而水准与钱玄同完全可有一拼。据说俩人在一起时常也会各自夸耀:“我的字至少总比你好!”互相不买账。不过就我个人看，若纯以写经体而论，在气韵灵动上刘半农似应略胜一筹。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当然，就书法造诣上而言，钱玄同不光是写经体，其小篆汉隶以及北魏体楷书也均有较高的水准。早年章氏丛书里的四卷《小学答问》，就是钱玄同以楷书的笔势用小篆书写，将圆笔变成了方笔。后又为刻印章氏丛书续编《新出三体石经考》书写，字体又有变化，据说用笔凝练，结体谨严，而且一丝不苟，妩媚妍丽。章太炎特于此书后题跋云:“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写《音学五书》。忽忽二十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希，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矣。”

    如图示一幅隶书联，是钱玄同书赠“凡将斋主人补壁”的，“凡将斋”为著名金石考古学家马衡的斋号。“钟磐竿笙筑坎侯，黄润纤美宜制禅。”坎侯，是一种古乐器名，即-:}}摸之意。从这幅隶书作品来看，钱玄同的字还不能说是一“无足观’，至少是取法有自，既有汉魏之风，也带了些清人隶书的气格，线条质朴厚重，用笔宽展舒和，颇耐一读。值得一提的是他题在一旁的楷书款，以篆隶线条将北魏和写经体揉合起来，读来似乎比他的隶书更有嚼味。

 作为音韵文字学家，自号为“疑古玄同”的他对推动我国的文字改革和创制汉语拼音方案有着卓越的贡献。早在一九一七年，钱玄同便提出汉字应改竖排直读为横排左右读为宜，他说:“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此说可谓非常的科学而有远见。然而钱玄同又生性狂捐，说话做事都非常偏激而走极端，他曾经说上了四十岁的人都应该枪毙，以符合吐故纳新的辩证法规律。后来他自己过了四十周岁却活得颇有滋味，于是胡适还一专门写了白话诗开他的玩笑，而鲁迅先生的一首打油诗更为出名:“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对他作了辛辣的讽刺与挖苦。还有，初期的他提倡复古，主张文字应一律用小篆。后来他反对复古时又来了个“大彻底”，说所有的古书都应扔到茅厕里去，就连汉字也应废除，改用拉丁字母(即拼音文字)……所以，人们说他是个一边提出要取消汉字，一边却书写着最传统文字的学者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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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为扩大 《新青年》的影响，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特别是要对一些守旧派思想进行全面批判，编辑们煞费苦心。钱玄同和刘半农经过一番策划，决定以一反一正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写文章，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 《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刘半农撰写了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所提出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这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演出的一场 "双簧"戏，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入，唤起社会的注意。鲁迅后来称这场论战是一场"大仗"。

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确实跳了出来。他们因王敬轩被批驳而坐立不安，要为王敬轩鸣不平了。

1919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几个编辑，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林琴南在小说里幻想出一个英雄"荆生"，让这个伟丈夫寻衅闹事痛打田、狄、金三人，发泄他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文化的积怨，从精神上满足了卫道者们的私怨。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为表示对林琴南使用的卑劣手段的蔑视，钱玄同虽有很多笔名，又常以“金心异”自称，鲁迅也常以“心异兄”、 “心翁”称之。他们都曾使用“金心异”这个名字写文章，“回敬”过林琴南的诽谤、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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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者，以文字音韵学见长，但又是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编辑家、文化改革家，有着多方面的造诣。

钱玄同祖籍浙江湖州。1887年9月12日（清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苏州。原名师黄，字德潜。辛亥革命前改名夏，别号中季，亦称季。1916年改名玄同，1921年以疑古为别号，自称疑古玄同。1937年11月，再次名为“夏”。

父亲钱振常，曾任礼部主事及绍兴、扬州、苏州等地书院山长。异母兄钱恂，号念敂，清末历任驻日、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或公使。嫂单士厘，随钱恂出使各国，是近代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知识女性之一。

钱玄同幼受家教，熟读传统经籍。1902年前后赞同“保皇”，欣赏梁启超的政治主张。1903年冬，受《苏报》案影响，开始转向“排满革命”。1904年与方于笥（青箱）等人创办《湖州白话报》。1905年冬，钱恂出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玄同随兄赴日，进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习。次年，结识章太炎，成为章的崇拜者，主张“保存国粹”，“光复旧物”。1907年加入同盟会。当时，日本“左翼”知识界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钱玄同一度醉心于此。他一面参加国学讲习会，受教于章太炎，学习《说文》、《庄子》、《文心雕龙》等书；一面参加“社会主义讲习会”，与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人交往。1910年，协助与同盟会分离之后的章太炎、陶成章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批评当时知识分子中的“欧化”倾向，以白话讲述中国的文字学、经学、诸子学等方面的知识。同年，钱玄同归国，先后任教于湖州、海宁、嘉兴等地的中学堂。1911年春，拜见今文经学者崔适，自此，崇信今文经学派。后来尊崔适为师。

武昌起义，浙江光复，钱玄同无比兴奋。1912年3月，钱玄同在浙江教育司任科员。他在“复古”思想影响下，参考《礼记》等书，自制“深衣”、“玄冠”，穿戴上班，一时引为笑谈。1913年，钱玄同随兄到北京，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1922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钱玄同任国学门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次年初，创办《国学季刊》。后曾一度在孔德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及中法大学服尔泰学院兼课。

钱玄同热忱拥护共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给了钱玄同以巨大刺激。当时，部分复辟分子利用孔子学说制造舆论，钱玄同因之主张“孔氏之道断断不适用于二十世纪共和时代”。1917年1月，钱玄同激烈地攻击“《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1918年初参加编辑《新青年》。他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旧文化，要求学习西方，在文化领域实行改革的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骁将。但是，其间他也发表过一些废汉字、汉语，不读中国书的偏激之论，受到社会批评。他积极提倡白话文，曾化名王敬轩致函《新青年》，攻击新文化运动，供刘半农反驳，二人共同演出了一出有名的“双簧”。1919年10月，《新青年》仍归陈独秀一人编辑。次年，编辑部迁回上海，钱玄同与该刊关系日疏。1921年1月，李大钊与胡适之间为《新青年》的办刊方针发生冲突，钱玄同认为是“猪头问题”。他主张思想自由，认为尽可任《新青年》“劳农化”，“我们和他们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版”。1922年3月，与周作人、沈兼士等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反对当时的“非基督教运动”，宣称人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

五四之后，当年的《新青年》同人向政治与学术两途分化，钱玄同选择的是学术之途。他坚持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继续反对复古倾向，认为“赛先生绝对不是西洋人所私有，的的确确是全世界人类所公有之物”。因此，他积极主张：《新青年》的议论，“现在还是救时的圣药”。当时，因整理中国传统文化而出现“疑古思潮”。钱玄同为了探讨中国古史和古书的真伪，积极支持胡适和顾颉刚的学术研究，鼓励他们对于“圣人”和“圣经”“干‘裂冠，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他说：“打倒伪经，实为推倒偶像之生力军。”他要胡适为《诗经》中的《国风》“洗一个澡，替他换上平民的衣服、帽子”。1923年，顾颉刚致函钱玄同，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钱玄同在复函中评之为“精当绝伦”。函中，钱玄同并进一步提出自己对“六经”的怀疑意见。二人之间的通信一时成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

1924年11月，钱玄同与周树人、周作人、顾颉刚等共同发起创办《语丝》周刊。当时，适值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溥仪被逐出故宫，钱玄同曾在该刊发表《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升迁之喜并祝进步》等文，坚持民主、共和立场，认为中国出路在于接受“全世界之现代文化”，而不是“复兴古人之精神”。《语丝》出版后，迅速风行，成为《新青年》之后北京的又一名刊。1925年5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反对校长的风潮，钱玄同曾与周树人、周作人、马裕藻等共同发表宣言，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正义斗争。1926年，钱玄同反思五四前后的偏激之论，自称“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

钱玄同一生用力时间最长、用功最勤的是“国语统一”和“汉字改革”运动。1917年间，钱玄同曾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同年，参预审订吴稚晖主编的《国音字典》。1919年4月，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钱玄同任委员兼常驻干事。同年，与胡适等共同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在推行“国语统一”的同时，钱玄同又提倡世界语，鼓吹汉字改革。1920年，钱玄同撰文提出减少汉字笔画的建议。1922年，任汉字省体委员会首席委员。同年，国语研究会出版《国语月刊》，钱玄同利用该刊，积极提倡“汉字革命”与“国语文学”。1925年4月，章士钊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创办《甲寅》杂志，反对白话文和注音字母。钱玄同坚决反对文化界的昏谬和倒退，愤而与黎锦熙等创办作为《京报》副刊之一的《国语周刊》，钱玄同宣称，要与“僵尸”、“魔鬼”决斗，“拚个你死我活”，同时，提倡“丰富的、美丽的、新鲜的、自然的”民间文艺。同年9月，《新青年》旧日同人刘半农自欧洲归国，组织语音学团体“数人会”，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均成为会员。该会研究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于1926年11月公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为推行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之一。1928年，钱玄同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任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委。1931年，兼任教育部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同年，《国语周刊》在北平《世界日报》复刊。1932年，钱玄同耗费多年心力主持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教育部公布。1933年，与黎锦熙分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

钱玄同是爱国主义者。五四运动后，他虽潜心治学，但仍关怀时事政治。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钱玄同发表文章，主张一面“反抗帝国主义对于我国施加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一面积极“唤醒国人”，“请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穆姑娘（Moral）来给咱们建国”。1933年，日军突袭山海关，华北危急，钱玄同痛感于日本侵陵，而自己缺乏“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曾谢绝宴饮。5月，傅作义所辖部队在北平近郊抗战。事后，胡适以白话为该部队牺牲将士墓撰写碑文，钱玄同为之书丹，反映出他们二人共同的爱国热情。1936年，与北平文化界七十余人联合签名，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救国。

自1929年起，钱玄同即患高血压、神经衰弱等病。1935年，右目患视网膜炎，身体日衰，但他仍作文自勉，声称“一个人，无论事功和学问，总得要干，总得要努力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师大迁往陕西，钱玄同因病留平。他托人寄语随校西迁的老友黎锦熙，宣称决不“污伪命”。1939年1月17日，因脑溢血逝世，终年52岁。其生平著作，近年已辑为《钱玄同文集》出版，但并不完整。

钱玄同的日记始于1905年12月9日东渡日本之初，终于1939年1月14日，距逝世仅三天，长达34年。

治史者大都重视日记，因为它记叙个人经历和亲见、亲闻的世界，比较准确，也比较具体，常常可以据此考证若干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关系，更常常有正史、官书所不可能有的“私房”情节，有助于补正史之缺，甚或解正史不能解之谜。但是，前人日记也有两种。一种是专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倘能真实地记录世事、人情，亦自有其价值；倘不以记录世事、人情为目的，而以装腔作势，自扮圣贤为事，则这种日记的价值就很小。另一种日记，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或为备忘，或为个人道德修养，或为情之所发，不能自已。这种日记，率性操弧，一任本真。其记录世事、人情者固然可贵，即使纯记个人经历或感情，也可以从中见到一个赤条条的未经包裹的“自我”。其价值不言而喻。钱玄同的日记，显然属于后者。他解剖自己时，坦率真诚，至情流露；论事论人时，直言无隐，毫无粉饰，不像日常交往和著书时总有不可避免的某些顾虑。

钱玄同一生，历经维新保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至抗日战争等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的日记，不同程度地折射出时代的面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史。钱玄同是文化人，他的生平活动关涉近代中国文化的启蒙与转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一时期的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他的日记，不仅记个人经历、思想，而且大量记述自己的读书心得与研究成果。他是大学问家，研究面广，阅读面更广，涉及经学、诸子学、史学、文学、艺术、宗教、文字、音韵、训诂、碑帖、书法等门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钱玄同多方面的成就。钱玄同的日记还记录了他和同时代许多文化人的交往和对他们的评价，有助于我们研究近代的文化人。其最大缺点是详略不一。有些日记洋洋洒洒，连篇累牍，有些日记则只有一两句话。钱玄同自称是一个“无恒”的人，日记时断时续，有些年，只有少数月份有记，有的年，则干脆一字不记。

钱玄同对自己的日记很重视，生前曾亲自清点，一一编号，最早的少部分日记还曾誊录重抄。钱玄同去世后，日记连同其藏书由其长子钱秉雄先生珍存。“史无前例”的年代中，日记一部分由鲁迅博物馆取走，一部分被查抄，其被查抄部分虽在文革结束后发还，但其中第15册（1916年10月26日至12月31日）及第46册（1926年2月12日至6月22日）已不见踪迹。

（因篇幅所限，对原文有所删节——编者） 

西贝惑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拐点，自此以后，中国作为天朝上国的迷梦彻底破灭，随之，中国事事不如人的 悲观阴霾罩上了国人心头。在这种社会凋敝、政治破败的时刻，有一群知识精英一直护持着中国的尊严和气脉，他们当中，有 一批人以充满激烈的反叛精神著称，不过，在本质上他们仍是在为探寻中国文化未来的方向而奋斗。毫无疑问，钱玄同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他是那个时代最为卓越的学者之一，不过，本文不可能全面评价他的事迹，只希望能勾勒出他引领时代风气的那 一面。

　　反叛师门的经学大师

　　钱玄同(1887-1939年)，1887年9月12日出生于浙江吴兴一个书香门第，原名师黄，自德潜，又曾 名怡。后来留学日本期间，受章太炎排满思想影响，又取号汉一，单名夏，别号中季。五四运动前，改名玄同，五四运动后， 又号疑古，又时而自称疑古玄同，日寇侵华期间，恢复钱夏之名，以示不做顺民的决心。

　　钱家是当地望族，其父钱振常是清同治年间举人，曾任礼部主事，“晚年深湛经学，精于考据。治小学，能究文字之 变迁。”钱玄同出生时，钱振常已经62岁，正在苏州的书院山长任上，其培养的学生中，就有著名的蔡元培。钱玄同的哥哥 名钱恂，号念劬，年长弟弟34岁，是晚清知名外交家，其子钱稻孙，后亦为知名学者，与钱玄同同年。钱恂的夫人单士厘， 是近代中国最早走出闺门、走向世界的女性，著有作品《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等十一种，被称为中国妇女启蒙解放的一 颗明星。成长于这样一个家族，钱玄同幼年就可以接受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打下扎实的古典学问的根基。钱玄同在严父的督 责下，4岁启蒙，整天站在书架前，诵读父亲亲自书写并贴在书架上的一条条《尔雅》词义。在这样严苛的要求下，据说钱玄 同常因为站着诵读太久，以至两腿僵直，无法移步，傍晚就只能由仆人把他抱回内室。钱玄同晚年曾对朋友和学生谈及此事， 说他双腿没有力量，很怕走路，就是小时候念书时站坏的。到11岁时，钱玄同已精熟五经与《史记》、《汉书》，曾当众一 字不漏地背诵《史记》的篇章，已有“神童”之誉。到15岁时，钱玄同已经完整地接受完中国古典教育，精通经、史和小学 (文字音韵学)。

　　1898年，钱玄同的父亲去世，哥哥为他延聘塾师以继续学业；同年，兄嫂举家迁往日本，钱玄同则和母亲留在苏 州。1902年，旧学根底深厚的钱玄同一直遵循父愿，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此时母亲病故，这样，根据旧制度，钱玄同 只能“丁忧”，放弃科考，独立面对生活的挑战。1903年，“苏报案”发生，是“保皇”还是“革命”的政治选择摊到了 每一个有志国人的面前，这一抉择导致了钱玄同思想上的剧烈转变。这年冬天，钱玄同读到了“苏报案”主角著名古文经学家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因浸淫于古典教育而满脑尊王思想的钱玄同一时震惊莫名，但是章太炎 以古证今的雄辩论说显然折服了他。他回忆说：“自此又陆续看了些《浙江潮》、《江苏》、《汉声》、《书学》、《黄帝魂 》、《警世钟》、《攘书》之类，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彻底反叛， 从此，这种反叛的精神伴随了钱玄同的一生。

　　1905年，钱玄同入读上海南洋中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另一位排满的杰出的古文经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 的著作，学术眼界大开。1906年，钱玄同作为浙江省官派留学生赴日留学。在这里，他终于有机会结识了流亡日本的章太 炎和刘师培。那时，他十分服膺章太炎的学问和品行，认为他的议论是“天经地义”，他的主张“绝对是之，而不容他人匡正 ”，遂拜太炎为师。在钱玄同的推动下，成立国学讲习会，章太炎定期讲学。讲习会里，汇聚了黄侃、龚宝铨(章氏女婿)、 朱希祖、朱宗莱、马裕藻、沈兼士、许寿裳、周树人兄弟和钱玄同等，日后这些人均成为中国国学各领域的绝代宗师，执教于 北京大学等中国最知名的学府。钱玄同在这群人里，年龄最小，但活跃异常。周作人回忆说：“当时玄同着实年轻气盛，每当 先生讲了闲谈的时候，就开始他的‘话匣子’，而且指手画脚，仿佛是在坐席上乱爬，所以鲁迅和许寿裳便给他起了‘爬来爬 去’的雅号。”得遇章太炎，使钱玄同学问大长，他本人也深受章氏器重。1909年，他为章太炎书写《小学答问》，章氏 称许说：“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写《音学五书》”。次年，章太炎又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 归安钱夏季中(应为中季)，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于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 士甚众，不备书也。”可见钱玄同是章太炎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而他的这段求学经历，也最终导引了他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 路。

　　1910年，钱玄同学成归国，短暂执教于海宁中学。转年，他拜师故乡吴兴的今文经学大师崔适，读了他的《史记 探源》，又在崔适那里，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大为佩服，于是开始质疑古文经学，而改宗今文经学，从此开启了他 考遍群经的伟业。钱玄同就这样背离了章太炎，完成了事业的一次反叛。钱玄同后来曾对这一转向做过说明：“我对于经，从 1909年至1917年，颇宗今文家之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伯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这两部书，我都是 在1911年才看到的。1909年细绎刘申受与龚定庵二人之书，始‘背师’(指章太炎，章氏师专宗古文经，痛诋今文经 )，而那时唯对于《春秋》一经排斥左氏而已，此外如《书》之马，《诗》之毛，虽皆古文，却不在排斥之列，而鲁泰王得壁 经一事，并不疑其子虚乌有，尚未排斥古文。自1911年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专宗今文。”

　　对这个问题，笔者略缀数语。今天我们不容易理解旧时代的中国背叛师门的严重性，但在门派观念浓重的过去，这是 违逆人伦的大恶，俗语“欺师灭祖”连用，可以略证此点，因此寻常人对此决不敢造次。但有意思的是，钱玄同的两位业师章 太炎和崔适均曾受业于晚清古文经大儒俞樾，但前者写了“谢本师”，公然和业师决裂；而后者则干脆改攻今文经。因此，钱 玄同在学业上的反叛，可以说一方面是师门有此传统；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经学今、古文分派的不合理性。钱玄同的反叛其实 仅仅是单纯的对经学今古文划分的认识的转变，也没有损害他和章太炎的私人关系。实际上，他自己后来的看法印证了这点： “过去学者凡研究经学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所谓的家法师说。……在清末有两位学者，可以说是集中国两千年来经学派别之大 成，一是康有为，一是章太炎。他们两位都是经学大师，但他们的见解是极端相反的。康有为偏于微言大义，而太炎先生则特 别偏于训诂名物。……‘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这差不多是康氏的口号。至于太炎先生，……‘六经皆史’，这也就是章先 生的口号。”可见，钱玄同背师，恰是表明了他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超越，是他成为有独立的卓越见解的经学大师的一个标 记。不过，不管如何，在那个时代，作为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他有勇气做出背师这样的举动，还是充分表明了钱玄同敢于为追 求真知而不惮引领风气的的鲜明个性。

　　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

　　1913年8月，钱玄同离开杭州转往北京。他先是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国文、经学讲师，1915年就任该 校国文部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1917-1927年，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在这段时间里，钱玄同 开创了他一生最辉煌的岁月。

　　钱玄同到北京之时，虽然学术上已经是大师级学者，但他在思想上仍然认为推翻清朝之后中国的出路是要“光复旧物 ”，而且“愈古愈好”。但袁世凯借助复古企图恢复帝制和张勋复辟两次丑陋的政治表演，促成了关心国运的钱玄同反思他的 复古主张。这一反思导致了他思想上再次发生剧烈的转变，他由一个复古主义者迅速转变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这种转变体 现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全面地展示了他的这种取向。

　　今天我们熟知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是陈独秀和胡适，这不存在太多的争议，但新文化运动若缺少了钱玄同，是否 能造成那么大的声势，则殊可存疑。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曾发表《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精辟地指出：“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 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所以，“我们要巩固共和政体，非将这般反对共和的伦 理文学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这得到了钱玄同 的回应，他写信给陈独秀：“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是救现在中国的唯 一办法。”从此，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而且表现得空前激烈，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各个方面展开全面攻击 。对文学传统，他斥之为“桐城(指以桐城学派为代表的文学风格)谬种”、“选学(指以《昭明文选》为代表的文学风格) 妖孽”，提出“应烧毁中国书籍”；对中国戏曲，他认为“今之京戏，理论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他提出“要中国有真 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对中国古典小说，他认为“旧小说中十分之九，非诲淫诲盗之作，即神怪不经之谈 。否则以迂谬之见，造前代之野史。”这还不算，最激进的是他甚至提出“废除汉文”，他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 ；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然而问题是，若真如钱玄同所说，彻底把古典中国的学问打翻在地，那中国该怎么办呢？钱玄同继续语不惊人死不休 ，他把希望寄托于欧化。他提出废除汉文以后，可以语根精良，发音整齐的世界语代替；关于戏剧和小说，则“如其要中国有 真戏，这真戏必然是西洋派的戏”；“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从今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 二步是新做。”又说，“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学他，才是 正办”；“应该将过去本国旧文化遗产拔去，将现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盘接受’”。最后，他还骇人地宣称：“我所爱的中国 是欧化的中国！”

　　一个精通中国古典学问的大师，竟然能够对自己从事的学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颠覆掉，钱玄同可真敢标新立异！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这些主张，当然不可能全都实现，但也不是全无成绩。为攻击旧派人物，他和刘半农合 演了一曲双簧戏，影响巨大。至于他提出新文学要新做的主张，则正是他促成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是《狂人日记》这篇中国 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新文学杰作的催生者。当时鲁迅热衷于搜集碑帖，研究版本，钱玄同从鲁迅发表在《新青年》的“杂感录 ”中看到鲁迅有深刻敏锐的洞察力、犀利明快的文笔，有写小说的天才条件，加上他们又是同门，他因此有机会说动鲁迅，他 极力怂恿鲁迅写小说：“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钱玄同 《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鲁迅在《呐喊自序》里也说，是因为不忍抹煞钱玄同们“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终 于答应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一篇《狂人日记》。”在《自叙传略》里又说：“初做小说是1918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 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今天，鲁迅成为中国新文化无可争议的一面旗帜，钱玄同的催生 之功不可谓不大。

　　在废弃文言文，采用白话文的运动中，钱玄同则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作为海内知名的文字学家， 钱玄同在改革汉字方面居功甚伟。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对文学刍议的反应》，激烈反对作文“用典”，倡导 不用典的胡适主张“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但钱玄同走得更远，他说：“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他 提出“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 尤为恶劣。”他还主张改革书写格式，提倡用标点符号，还采用和西方书写方式相同的左起横写的书写习惯，这一主张率先在 《新青年》杂志得到应用。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一文中说：“《新青年》用新式标点符号，是从民七(1 918年)四卷一号起的，这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标点符号排印的第一本书，出版时，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但这个怪 物今天已经畅行中国大陆。蔡元培对这一成就，曾公允地评价说，这是结果出自“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

　　不仅如此，钱玄同还挟他文字音韵学的雄厚功力，致力于汉字注音和简化汉字的工作。1917年，钱玄同加入了中 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会长是蔡元培。该会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采用。1919年，该会出版了《国音字 典》，最终由教育部公布成为教育标准，钱玄同起了关键作用。黎锦熙曾写到：“民七(1918)的两件大事：创编白话的 国语教科书；创修注音字母注定《国音字典》，乃是民八五四运动以前，钱(玄同)先生以生力军参加的‘国语运动’。《新 青年》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是同时兴起的。钱先生是健将。”在简化汉字方面，钱玄同认为汉字难认、难记 、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因此，他主张废除方块汉字。“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立 后，他为委员。在他参加的“数人会”的努力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制订出来并于1928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正 式公布，成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第一式是“注音符号”)。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4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减 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1934年，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 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 简化汉字。1958年周恩来曾经对钱玄同的这方面的工作做过合乎史实的评论：“1926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 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1931年产生了瞿秋白、吴玉章等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 ，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提倡白话文，推动汉字改革，在当时，这绝对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出格行为。钱玄同却百折不挠，甚至不惜为此和 同门翻脸。19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对钱玄同开玩笑说：“二疯，你来前 ，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 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自此，黄、钱二人的同门之谊就此疏远。

　　钱玄同不仅呼吁提倡白话文，简化汉字，他还提倡世界语，因他的提议，北京大学一度还真的设立了研究世界语的研 究机构。世界语的未来虽然至今还不好说，但世界越来越呈现出需要通用语言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 以说，钱玄同绝对是具有超前的世界眼光的大学者。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显而易见，最明显的事实是，今天我们熟知并广泛运用的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及汉字 横排等等，都是钱玄同率先提出的，正是钱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的结果。虽然时光流逝，白云苍狗，今天的读者大多很 难再想起是钱玄同奠基了这一事业，更不会想到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标点符号、司空见惯的横排汉字正是出自这位文字音韵大 家之手。不过，如何评价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笔者还是借助时人的评论来确定。陈独秀在1917年2月1日出版 的《新青年》第2卷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钱玄同发表了《对文学改良刍议和大学文科中国文学课程表的反应》的公 开信，首次提出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八字。钱文一出，陈独秀大受鼓舞，认为“以先生(钱玄同)之声韵训诂大学，而 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当“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而胡适更觉得遇到了知音，“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 太炎(炳麟)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又说，“钱 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胡适口述自传》)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 也认为胡适提倡新文学，因有钱氏的声援而“声气腾跃”。笔者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手陈独秀和胡适的近乎感激的评论和 钱基博的说法当属公允，它充分说明了钱玄同在这个运动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笔者之所以这么推定，乃因为钱玄同既是当 时就被海内外公认为国学领域的泰山北斗的章太炎的得意弟子、著名古文大家，又是北大名教授，其地位及社会声望自然非同 一般。更重要的是，其时，实际上章门弟子都极其出色，而且糜集北京，特别是在北京大学里，他们势力雄壮。桑兵教授认为 ，实际上，在很大方面，章门弟子在当时的北大几乎具有呼风唤雨之能，那么可以想见，在当时学界，罕有人敢于挑战章氏子 弟兵。虽然，章门弟子并不一定团结，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一如黄侃，并不一定认同钱玄同的事业，但碍于师门情谊，他们也 不会公然反对钱玄同。从另一方面看，一般旧派可以学养不足攻击陈独秀和胡适，并可以期待能得到当时学界的积极回应。而 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钱玄同则大不同，他的中国古典学问修养深厚，因此旧派绝无可能在这方面攻击他。笔者认为，正是这两方 面的原因，使钱玄同对新文化运动的襄助，得到两大旗手近乎感激的评价。如果这一推论合理，那么，钱玄同参不参加新文化 运动，当然对这一运动的前景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这个片段的结尾，我们还得对钱玄同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做一说明。钱玄同曾说：“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 这很容易使钱玄同被误认为是一个崇洋媚外的家伙，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否则就不能理解钱玄同晚年的抗日行为。实际上，钱 玄同不是当时普通的“全盘西化”论者，他对“欧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非欧洲人所私 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 ”他认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就一定能赶上这位大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并辔前驱，笑语徐行”了。从 这我们可以看出，钱玄同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其实是对当时祖国的落后和混乱怒其不争，因爱之深才痛之切的正常反应。

　　特立独行的教授

　　钱玄同不仅在经学研究和新文化运动中敢于引领风气，他在历史研究和教书育人方面的标新立异也毫不逊色。

　　众所周知，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史学领域崛起过一个新派别：古史辨派。该派的代表人物除了顾颉刚和 胡适，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钱玄同。该学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推翻了旧有的由“盘古开天”、“三 皇五帝”往下说的旧历史学说体系，取得了空前的成绩。钱玄同毫无疑问是这一学派的肇端者，而这发源于他对古文经学和今 文经学两派的超越性思考。顾颉刚明确提及正是钱玄同的启发，才使他走上了疑古的治学道路。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中说：“十二(1923)年，玄同先生给我一封长信，论经部的辨伪。我和他已经一年多不相通问了，忽然接读这一封痛 快淋漓的长信，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种兴奋。我就抽出一个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写了一通复书……”这封复信，正是顾氏多年来 蕴积于心中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系统看法。后来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于胡适主持的《读书杂志》，正式向学术界 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说。可见，这一学说之所以能出现，钱玄同居功甚大。更重要的是，当顾文发表后，钱玄 同还给予了大力支持，马上在同一刊物上表态，称该学说“精当绝伦”，由此激发了当时的史学大论战。这一论战的后果是很 明显的，至少，它瓦解了旧的史学系统，使中国的经、史研究可以跳出先入之见为准传统，而只把经学和史学当成单纯的学术 来研究。

　　开创史学新流派，自然是引领风气大手笔，但这里，笔者意在借此引出钱玄同作为大学者奖掖后学的名师风范。钱玄 同在教学上极为重视引发学生的思考，而不重视学生的考试等技术问题。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在钱玄同逝世7周年后，写了《 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一文，文中讲到了钱玄同的教学风格：“先生(指钱玄同)的伟大在‘循循善诱’而‘无拘牵挂 碍’的引导后辈。只有我相随十多年才晓得先生这一点美德，是若干旧或新的为人师者所不及！中国学问，往往只许老师包罗 了一个大圈子，他的学生只算是大圈子里的若干小圈子，如此，学生的学生一辈一辈传下去，不应该也不敢向圈子外延长一点 儿。学术何以得进步呢？这现象自古有之，于今犹烈！我的先生，他从来不对人说他有哪一个学生的：这，我懂得的，他不轻 易承认是谁的先生也就是不轻易许可哪一个人配当他的学生。例如他对人的称呼：凡是大学里的学生，他一概称‘先生’；等 相处熟，才改称‘兄’……先生在这些小节上，不知者以为很脱略，实际是极严肃的。一面保持严肃，一面酷好自由；所以先 生对我们论学，不但不遏抑我们的玄想，并且还从而助长。我是狭陋的研治了先生所长的学问的一部分，文字语言之学，他并 不求全责备，偶而关于经学史学的问题也对我谈及。当我注意某些问题，提向先生请益，往往接着的回答都是：‘这问题呀， 我曾经注意过。’这样以后，他叙述了自己一段意见。我有时把我不同的意见说出，先生多半说明他不以为然的理由，之后又 说：‘不过照你的讲法，……’以下就完全站在我的观点上替我加以解释，替我想证据。如此成就了我若干学说的取舍信念。 这样，学问的进展，师徒相承正似许多圈链上下相联着，可以延引至于无穷。我惭愧：治学既无以继先生，教人亦不能如先生 ；愿将先生如此盛德传告国人！”

　　对于钱玄同富于启发性的教学风格，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可以证明。据说在一次音韵学课堂上，钱玄同讲到“闭口音” 与“开口音”，有个学生站起来请他举个例子说明二者的区别。于是他讲了一个简短的故事来做说明——

　　北京有个唱京韵大鼓的美女，她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十分引人注目。后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使她在宴会上 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于是她就尽量避免不讲话，万不得已有人问话要答话时，就全用“闭口音”回答。如问：“贵姓？”答 ：“姓伍。”问：“多大年纪？ ”答：“十五。”问：“家住哪里？”答：“保安府。”问：“干什么工作？”答：“唱大 鼓。”

　　这位女艺人把掉的牙齿补好了，再在宴席上与人交谈时，就全用“开口音”，以炫耀她的一口美牙。如问：“贵姓？ ”答：“姓李。”问：“多大年纪？”答：“十七。”问：“家住哪里？”答：“城西。”问：“干什么工作？”答：“唱戏 。”果然言简意赅！

　　而对于考试，钱玄同则相当不重视，当他在燕京大学兼课，钱玄同仍坚持不批学生考卷，就行不通了。他考卷不看， 交与学校。学校退回，他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方要依照学校的制度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玄同又一 次表现了他的“特行”：钱玄同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你们的制度我固然会遵守， 而我的原则也同样是不能动摇的。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师大西迁，钱玄同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不能随迁 而成为留守者。坚守故园的钱玄同在给远在西北的好友黎锦熙的通信中表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原来，在北平(即 北京)沦陷以前，他认为凡去伪满和冀东伪组织求职和授课的都叫“污伪命”。次年，他又对北师大秘书汪如川说：“请转告 诸友放心，钱某决不做汉奸！”真是铁骨铮铮，掷地有声！1939年1月17日晚6时，正准备吃晚饭，钱玄同突然感到头 晕，随即，他被送往德国医院医治，但当晚9点多，钱玄同这位引领时代风气的一代宗师，满怀对家国的忧虑的爱国教授就永 远地停止了呼吸，享年52岁。在他身后，北师大和他的同好、学生纷纷对他进行了追悼。而国民政府也于同年7月颁发了褒 扬令，深赞他精湛的学识和高洁的品行。

木兰晓芙

钱玄同先生的资料，看后大开眼界，谢谢！“鲍山病叟”，叹。

西贝惑

原帖由 木兰晓芙 于 17-12-2014 09:08 发表 钱玄同先生的资料，看后大开眼界，谢谢！“鲍山病叟”，叹。

老师也注意到“鲍山病叟”了呀，转的时候唏嘘了一番。钱玄同很传奇的呀

西贝惑

一提到朱自清就是其散文，殊不知朱先生在诗歌研究方面以及文学史方面都很有建树。

《中国文学史讲稿》现在读来也很有启发。这个是不应该忘记的。所以今天为先生建一楼，看看先生自己的”背影“

西贝惑

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常常制约着，或是怂恿着他对女性的态度。纵恿也是一种制约。 

    朱先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一九一六年考入北大预科，当年寒假里回扬州老家结婚。妻子武钟谦，扬州名医武威三的女儿，朴实，文静，在上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里，魏金枝说，“至于我们的朱师母呢，也正和朱先生是一对，朴素羞涩以外，也是沉默，幽静。除开招呼以外，不大和我们搭腔，我们谈着，她便坐在床上做活”。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夫人在扬州家中病逝，三十二岁，遗三子三女。朱先生与夫人同岁，都是一八九八年出生。 

    第二次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与陈竹隐女士在上海结婚。陈是四川成都人，少先生七岁，毕业于北平艺术学院，为齐白石、溥西园的弟子，工书画，善度曲。这第二任夫人，可说是一位新时代的新女性了。婚后随夫北上，住在清华园里。抗战爆发后，朱先生独自赴长沙，又转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陈由北京赴昆明与丈夫团聚。抗战后期，带着孩子住在成都。 

    对武钟谦夫人，朱自清的心里，始终充溢着真挚的情爱，《给亡妇》可说是一曲爱的颂歌。现在要说的是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若是刚刚去世，痛不欲生，秉笔为文，自在情理之中。但愿是这样，然而不是这样。文末标明一九三二年十月，是武去世三年之后，又是新婚三月之内。未及百日，如此痛悼亡妇，可以说是对亡妇的一个交待。文中有“五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之语。是不是也有一点“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的意思在里面呢？ 

    单就这篇文章来说，这样立论不免轻率，从此后朱先生的《日记》中寻按，就不能说无影无踪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也就是《给亡妇》一文写罢不久，朱先生“在平伯处打契约桥牌，并吃晚饭，归时竹似怒”。此后夫妇间小的龃龉，在日记中时有所见。有时纯属记事，却不能说没有怨怼之意，如“竹病中延一中医诊治，竹信中医甚笃，然中医诊金昂甚”(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四日)。又如“晚竹谓予近太懒，为之惕然”(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 

    有没有大的龃龉呢。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全的朱自清的《日记》，是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全集》中的第八、九两卷。全翻过了，没有。删节太多了。一部分在《新文学史料》上初发时，陈竹隐夫人就删去一部分，轮到儿子朱乔森编全集了，又删去一部分。朱乔森还说“所删的其实并不多。除一九二四年的那一本外，需删之处只是删除了几句话或一段话，从未有一整天的记载全部删除的。”现在的日记中，有时几天只有年月日与阴晴，没有一个字记事。朱乔森说，“那是作者因病因事或其他原因没有记，而不是删除的结果。”(全集第九卷《编后记》) 

    怕不全是这样。很早就见过朱先生日记原本，写有《朱自清年谱》的季镇淮先生，在该书前言中曾说过：“先生有一九二四年的一册日记，又从一九三一年九月起，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入院前三天，逝世前十天，十七年间，无一日间断的日记。”如果真的几天几天的光记日期和天气，季先生是不会这样说的。 

    我并不反对删除。我要说的是，删除了就说删除了，不要说没有删除。明明删除的干干净净，还要说什么“从未有一整天的记载全部删除的。” 

    且看这样一例。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记： 

     补记在城中日记，记昨日系一长段，写后心甚舒畅。又想起一事，七嫂爱七哥而七哥冷落异常；我爱隐而隐无意中冷落，情形正相反，岂天地间无佳偶乎？然何以论少谷夫妇？总之忍耐终不可缺。 

    “昨日系一长段”，昨日即一月二十八日，一长段呢，只有日期、星期和那个“晴”字了。是夫人删去的，还是儿子删去的，舍间有全套《新文学史料》，查一查便可知晓。不费这个神了，反正是全部删去了。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删去的是夫妇之间的一场大的龃龉。 

    绝不是要揭谁家的隐私。我还不至于这么卑劣。我是要探究一个品行方正的好人的妇女观，而且要全部利用公开发表的资料，不夸饰，也绝不遮掩。可以不杜撰，但绝不会不考证。精明和诚实，同属优秀的品质。 

    有一个时期，朱自清对他的夫人，似乎已不止是怨怼了。一九三四年一月二日记： 

     入城至吴宅，吃牛肉锅，极美。食毕跳舞，余兴致先不佳，后较好。舞得非常生，只一次合上拍子。竹跳甚多，其履不佳，一胫常外歪斜，又身子不直，显得臀部扭得厉害，然甚剌戟余也。 

    徐志摩一度对陆小曼失望后，曾在日记中写道：“爱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可不可以把这句话转用在这儿呢。还是不要吧。那就都让一步吧，你也得承认，朱陈之间的关系，不像一些传记里说的那么好。 

    抗战后期在昆明，朱先生那么艰难地活着，冬天甚至披着赶车人穿的光皮板子(俗名一口钟)御寒，这在当时的大学教授里，是绝无仅有的。樽节下来的钱，乃至是借来的钱，按时寄往成都。若是武钟谦夫人，再苦也要和丈夫在一起的。 

    说了这么多，只是提供一个背景，并廓清一些阻障，毕竟，写朱自清眼里的女人，不应当只说他的两位夫人。纵使夫人是他眼中最常见到的。 

西贝惑

朱自清和陈竹隐

　　叶圣陶对婚姻有个比喻：好比蜗牛背了壳。朱自清自然也明白婚姻的种种烦琐，也是不愿早婚的。但很多事情原本由不了他，19岁就与父母亲包办的女子武钟谦结婚。武钟谦内向沉静，与朱自清同岁。

　　那时，朱自清在清华教书，讲扬州方言，说话很急，还脸红，与武钟谦感情却很好。婚后12年，生下三男三女。朱自清不是个很爱孩子的人，吃饭时，一溜儿孩子坐下来，要吃稀饭的，要吃干饭的，要喝汤的，哭的哭闹的闹。朱自清性急，每每都是几巴掌下去，把孩子打一顿了事。在风平浪静之后，看孩子吃喝完跑走才舒口气。武钟谦是个性格温软的女子，对孩子总是非常耐心，这点朱自清永远也比不上。

　　可惜的是，武钟谦在一次肺病中永远离去。朱自清异常难过，发誓不再娶。但隔了一年，事情就发生变化。在这一年时间里，6个孩子让他劳心万分，觉得一个人的力量真是不够。于是在思想摇摆一段时间后，还是去相了亲。

　　对方是个小他7岁的女子陈竹隐，毕业于北平艺术学校，是齐白石的弟子，工书画。她长相清秀，性格活泼，与武钟谦是两种类型的女子。

　　朱自清那天穿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戴一副眼镜，看起来还不错。谁知道脚上却穿了一双老款的“双梁鞋”。这双梁鞋让陈竹隐的女同学笑了半天，说坚决不能嫁给这土包子。陈竹隐却没为一双鞋就否定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朱自清再约她时，她爽快赴约。他们去饭馆吃饭，坐电车去看老电影。朱自清之子朱思俞回忆说：他们一个在清华，一个住城里。来往不是很方便，所以那时写信写得比较多。朱自清写给陈竹隐的情书保存下来的有71封。有些现在读起来还颇为肉麻。

　　1931年6月12日朱自清的情书中写道：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谢谢你给我力量。

　　1931年8月8日，朱自清已对陈竹隐换了亲昵的称呼：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到这种滋味，很害怕真会整个儿变成你的俘虏呢！

　　然而，陈竹隐想到一结婚她将成为6个孩子的母亲，有很大压力。她在犹豫中疏远了朱自清。这让朱自清的情书变得伤感：竹隐，这个名字几乎费了我这个假期中所有独处的时间。我不能念出，整个看报也迷迷糊糊的！我相信是个能镇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扰乱啊。

　　在朱自清情书的“轰炸”下，陈竹隐终于熬不住心内强烈的感情，接受了他的孩子。朱自清的情书中写道：隐：十六那晚是很可纪念的，我们决定了一件大事，谢谢你。想送你一个戒指，下星期六可以一同去看。

　　他们去看了戒指。在朱自清欧洲访学结束后，两个人在上海结婚，一直共度到朱自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