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里春秋，词里古今——大师们和诗词的过去曾经

西贝惑

1936年，因为身体原因，著名作家朱自清先生向清华大学递交了辞呈，目的很明确，立刻辞去担任的校图书馆馆长职务。起先，清华大学相当客气，全力挽留。可是，朱自清先生去意已决，最后只好批准了。

　　随后，朱自清先生收拾好东西，正要离开，突然看见桌上放着员工工作情况报告，他随手拿起来翻了翻，紧接着，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他立即将馆员王伟叫到办公室，请他坐下，然后，非常直率地说：“你来这里工作三个多月了，可是每个月都犯错，登个书名也错了好几回。我觉得，你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明天别来了。”说完就要写辞退信。

　　王伟赶忙起身阻止道：“您都要离开了，就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以后保证不会再犯了。”

　　朱自清先生却摇着头说：“正因为我要走了，才更要按规定办事，你自己犯了错，没达到要求，就该马上走人。”显然，他坚持辞退王伟。

　　朱自清先生略显固执的做法，受到许多人的冷嘲热讽，而他却从不后悔，他对继任者说：“大家都指责我临走前还干了一件坏事，可我还是得做。否则，我当了好人，你就得做恶人呀。”继任者听了，眼角泛出了感动的泪花。

　　平心而论，朱自清先生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明明可以做“好好先生”，不去得罪人，而且做“好好先生”不会丝毫影响他的个人利益，但是，为了内心的正义，却偏偏要去做有利于别人，却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事。正是这种不图私利、只求心安的精神，使他在品行上，跟某些追求功利的人拉开了距离。

　　中国文化一向强调良知，比如，“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再比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话所触碰的，恰恰是公众瞩目的人心与良知。其实，中国古代所提倡的良知，往往是大小兼具。最起码，它可以纯化社会风气，让世人周围的世界更加和谐、安宁，这种环境对于个人的长远利益，也是大有裨益的。

　　看来，朱自清先生的良知，已经变成了判断人性善恶的一种合理的标杆。时间与环境，扭曲不了公众对于良知的准确评判

西贝惑

文章摘要：《朱自清日记》在其逝世前有如下白纸黑字的记录：“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仍贪食，需当心”明确无误地说明了：朱自清家中食物充足，朱自清并非死于饥饿，更不是死于不吃美国面粉。

关于朱自清的死，我们中小学的孩子们琅琅上口的说法是：“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孩子们认为：朱自清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拒绝领受当时美国援助给中国人民的面粉，并因此而活活饿死。

 

　　无数的历史读物因朱自清这个壮举，将其描写成一个铁骨铮铮的伟大人物。

 

　　“朱自清拒吃美国面粉而饿死”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真实。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饿死说”的出处在哪里。

 

　　出处正是解放战争时期某位“伟大人物”所撰写的著名的政论文《别了，司徒雷登》。该文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研究近代史，并不贵在“一句顶一万句”，而贵在推敲举证，兼听则明。首先，《别了，司徒雷登》连事实都没有弄清楚：美国的面粉，不是免费的，只是比较便宜，带有一定的援助性质，但它并不是免费送的，是要中国人民掏钱买的。

 

　　废话不说了。我们来看史料。

 

　　我们先来看看国民党官方历史是如何记载的。国民党官方历史学家郭廷以，在民国编年史《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有以下的记录：“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病卒”。由此可见，国民党官方的历史，不认为朱自清是“饿死”的，而认为朱自清是“病死”的。

 

　　也许读者会说：国民党历史学家的文字，你也信？

 

　　别急，证据还多的是。

 

　　朱自清之子的同窗陆祖德，在其回忆文章《朱自清先生的生平事迹》里面，有这样的回忆：

 

　　“他（朱自清）的胃病已经极其严重，体重减轻到四十五公斤，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然而，他虽穷到不能治病，还是毅然决然地在宣言上签了名、拒绝了（美国）这种侮辱性的施舍。他在这天的日记上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后一个多月，他就进医院了。而在临终前，他还叮嘱夫人：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要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陆祖德的这篇回忆文章，出处是《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第100页。

 

　　读者要注意：这篇证言的作者陆祖德，并非一个医学人士。让我们来分段解读他的这篇证言：

 

　　1、“朱自清的胃病已经极其严重，体重减轻到四十五公斤，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一个成年男子因为患严重的胃溃疡，体重只剩下九十斤了，我们于是知道：在美国面粉到来之前，朱自清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但是，陆祖德接着说：朱自清需要营养和治疗。这里读者需要小心，不要掉进陷阱：朱自清需要治疗是真，但是说胃病的人需要补充营养，读者中如有当医生的，恐怕未必会同意。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患上严重胃病的人，饮食要十分小心、禁忌诸多、宜吃清淡，最好吃容易消化的食物，至于要补充营养，恐怕要等到胃病治愈之后吧。况且，再怎么补充营养，也轮不到补充美国面粉。美国面粉实在算不上什么特别的营养品。

 

　　2、“他（朱自清）虽穷到不能治病，还是毅然拒绝了美国侮辱性的面粉。”这里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美国人的低价援华面粉，是要给中国吃不饱饭的穷人的，并不是送给朱自清用来治疗胃病的。

 

　　3、“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要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朱自清对其妻子说的这番话，真实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你们不要去买美国面粉，否则我会很没面子。

 

　　那么，朱自清本人是否很穷？是否没有钱吃饭？恐怕也不是。我们来看看《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在1948年病死之前的那段时间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一类自白：“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仍贪食，需当心”、“食藕粉，即呕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各地图书馆查阅朱自清的日记，这一类记载，还有许多。

 

　　我们从《朱自清日记》可以看得出来以下几点：

 

　　1、朱自清不但有饭吃，而且食物还很充足；

 

　　2、朱自清在患胃病至逝世前的一段时间，有时候仍然十分贪食。

 

　　朱自清不买美国低价面粉，而改喝牛奶、喝藕粉，可是牛奶、藕粉并不比面粉便宜。由此可知，朱自清的死亡，与食物短缺啊、贫穷啊，实在是无关。我们也可以借此知道：朱自清这个人贪食无度，患上胃病并非毫无原因。

 

　　朱自清的病情持续恶化。

 

　　我们再来看看红色历史学家、朱自清的老朋友吴晗，写过的一篇名叫《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的回忆文章，在文中，吴晗是这样回忆的：

 

　　“……这个时候，他（朱自清）的胃病已经很沉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消瘦，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他的名字……”

 

　　吴晗的这篇回忆文章的出处是《人民日报》1960年11月20日版。

 

　　吴晗的证言，也清楚地旁证了：朱自清死于胃病。

 

　　那么，既然真相是如此，朱自清因胃病致死一案，为何会与“拒领美国面粉”这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给联系上了呢？其实，那是因为在1948年6月18日，朱自清在一份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发起的《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面签了字，朱自清这个签字行为，让外界人士作出了以下“想当然”的推断：

 

　　1、因为朱自清签了这个字，所以他一定没有领面粉；

 

　　2、因为没有领面粉，所以朱自清必然断粮；

 

　　3、因为断粮，所以朱自清必然饿死。

 

　　就是这样的生拼硬造，造出了“朱自清拒领美国面粉、壮烈饿死”的谣言，谣言继而成为神话、并写进了我们孩子的读物当中。

 

　　事实上，读者们应当知道，1948年的中美关系，其实总体是良好的，1948年的美国，也根本不是中国的敌国，因此，无论如何，拒绝购买友邦美国的廉价面粉，只能算个人的选择，算不上什么壮举，也算不上什么爱国。

 

　　一个死于胃病的吃货，出于政治的需要，就这样走上了神坛。

西贝惑

 朱自清《中国文学史讲稿》现身

    谈文学史的“变”特别注意“内在规律”

    虽然只是《中国文学史讲稿》电子版，但是韩峰表示，这份资料非常珍贵，朱自清先生嫡孙朱小涛看了后也表示，这是他们首次看见这样的讲稿，是由朱自清先生亲笔所写。

    记者看见，《中国文学史讲稿》封面有些残破，上面写着“朱自清”“1947”“九月”“北平”等字样，里面是“中国文学史讲稿提要”，共有四页纸，分为“甲.绪论”“乙.传统”两个部分。

    “在普通读者心目中，朱自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散文家，他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一面被遮蔽了。其实，他有不少古典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如《诗言志辨》、《经典常谈》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有《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俞香顺看了《中国文学史讲稿》后认为，这是朱自清的一部讲稿，“我注意到的是，朱自清在‘绪论’中谈到了文学史的‘变’。他谈文学史的‘变’，和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些文学史谈‘变’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些文学史往往将文学之‘变’简单归因于政权的变化，而朱自清谈‘变’却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如外来传统影响以及本国传统的影响，也就是说他特别注意文学的‘内在规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学史流于‘庸俗社会学’，当然现在已经拨乱反正了。这个‘正’在朱自清的作品中已经体现了。现在这个都已经是‘常识’了，也就是文学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朱自清对于民间文学非常热衷

    讲稿中绕口令见证他追求雅俗共赏

    “一只红凤凰，一只黄凤凰，一只粉红凤凰。”“驼子担了一担螺蛳，胡子骑了一匹骡子。驼子的螺蛳撞啦胡子的骡子，胡子的骡子踏啦驼子的螺蛳。驼子要胡子赔驼子的螺蛳，胡子又要驼子赔胡子的骡子。（杭州）”……记者看见，这些文字非常有趣。

    至于朱自清在“中国文学史讲稿提要”里的“传统”部分为何提到了一段看似绕口令的内容，俞香顺推测，“这大概是谈民间文学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吧！”中国传统文化由两大块组成，一是雅文化，一是俗文化。这也说明了朱自清先生当年就非常注重雅俗共赏的文化。

    “我翻阅了《朱自清全集》，几乎没找到这些内容。”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铧认为，这些材料其实是朱自清为了讲文学史准备的原始素材，最有价值的是表明了朱自清对于俗文学的浓厚兴趣。如手稿记录了两首绕口令，后面注明“杭州”，应该是在杭州收集的。

    这两首绕口令，流传很广。常见的有：“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黄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与朱自清记载的有区别。民间还流传一种绕口令，和朱自清的同出一源，有所变化：“胡子担了一担螺蛳，驼子骑了一匹骡子。胡子的螺蛳撞了驼子的骡子，驼子的骡子踩了胡子的骡蛳。胡子要驼子赔胡子的螺蛳，驼子要胡子赔驼子的骡子。胡子骂驼子，驼子打胡子，螺蛳也爬到骡子头上去啃鼻子。”

    韦明铧强调，朱自清对于民间文学非常热衷，他收集的《歌谣举例》包括古今100多种民歌资料，其中包括《寄生草》，也即扬州清曲《欲写情书》，唱词如“欲写情书，我可不识字”、“单圈儿是奴家，双圈儿是你”与扬州清曲完全相同。朱自清先生是著名作家，也是卓有建树的学者。他的《古诗歌笺释三种》、《十四家诗钞》和《宋五家诗钞》等古典文学研究专著，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和好评。他同时也是研究通俗文学的专家，其代表作就是他的《中国歌谣》一书。在《中国歌谣》中，朱自清纵论古今歌谣，多次论及“扬州歌谣”，包括扬州清曲。

    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课程，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韦明铧感言：“这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界，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

    朱自清当年住在

    清华大学“北院”

    创作《荷塘月色》

    是在传递正能量

    在这批史料中，有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大学的教授证书。朱自清在清华教学期间，住在哪的呢？韩峰告诉记者，从当时清华大学教职工住宿一览表上可以看出，朱自清先生当年住在“北院”。

    为征集朱自清先生的相关史料，丰富馆藏，韩峰去年曾与朱小涛特意去北京寻访朱自清先生的足迹，“现在的清华比朱自清先生当年在那里教学的时候扩大了很多，我们也曾去过他当年居住的地方。当年，朱自清先生从教室到他居住的地方，都会经过一个荷塘（那时候清华有两个荷塘），让人不禁想起他的经典美文《荷塘月色》。”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朱自清先生能够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并且创作出有着美到极致的意境，成为传世佳作，阅读、品味这篇美文，也是在向我们传递正能量。”韩峰心怀对朱自清先生的敬重，他表示，这些珍贵的史料会在适当的时候充实到展览之中，使参观者能够感悟到朱自清先生的人格魅力。

西贝惑

　　读了两期诗刊，引起一些感想。这些感想也不全然是新的，也不全然是自己的。平常自己乱想，或与朋友谈论：牵涉到中国诗，总有好多不同的意见。现在趁读完诗刊的机会，将这些意见整理一下，写在这里。

　　近代第一期的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他们提倡所谓“诗界革命”；他们一面在诗里装进他们的政治哲学，一面在诗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创造新的风格。但诗不是哲学的工具，而新典故比旧典故更难懂：这样他们便失败了。

　　第二期自然是胡适之先生及其他的白话诗人。这时候大家“多半是无意识的接受外国文学的暗示”，“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诚如梁实秋先生在诗刊中所说。

　　第三期是民国十四年办晨报诗刊及现在办诗刊的诸位先生。他们主张创造新的格律；但所做到这只是模仿外国近代诗，在意境上，甚至在音节上。模仿意境，在这过渡时期是免不了的，并且是有益好。模仿音节，却得慎重，不能一概而论。

　　音节麻烦了每一个诗人，不论新的旧的。从新诗的初期起，音节并未被作诗的人忽略过，如一般守旧的人所想。胡适之先生倡“自然的音节”论（见《谈新诗》），这便是一切自由诗及小诗的根据。从此到闻一多先生“诗的格律”论（见《晨报·诗刊》），中间有不少的关于诗的音节的意见。这以后还有，如陈勺水先生所主张的“有律现代诗”（见《乐群》半月刊第四期）及最近诗刊中诸先生的议论。这可见音节的重要了。

　　中国诗体的变迁，大抵以民间音乐为枢纽。四言变为乐府，诗变为词，词变为曲，都源于民间乐曲。所以能行远持久，大半便靠这种音乐性，或者乐的根据。这其间也许有外国影响，如胡乐之代替汉乐，及胡适之先生所说吟诵诗文的调子有梵呗而来（见《白话文学史》）之类；但只在音乐方面，不在诗的本体上。还有，词曲兴后，五七言之势并不衰；不但不衰，似乎五七言老是正宗一样。这不一定是偏见；也许中国语的音乐性最宜于五七言。你看九言诗虽有人做过，都算是一种杂体，毫不发达。（参看《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中刘大白先生的论文）（俞平伯先生说）

　　按照上述的传统，我们的新体诗应该从现在民间流行的，曲调词嬗变出来；如大鼓等似乎就有变为新体诗的资格。但我们的诗人为什么不去模仿民间乐曲（从前倒也有，如招子庸的粤讴，缪莲仙的南词等，但未成为风气），现在都来模仿外国，作毫无音乐的白话诗？这就要看一看外国的影响的力量。在历史上外国对于中国的影响自然不断地有，但力量之大，怕以近代为最。这并不就是奴隶根性；他们进步得快，而我们一向是落后的，要上前去，只有先从效法他们入手。文学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之下，外国的影响是不可抵抗的，它的力量超过本国的传统。就新诗而论，无论自由诗，格律诗，（姑用此名）每行之长，大抵多于五七言，甚至为其倍数。在诗词曲及现在的民集乐曲中，是没有这样长的停顿或乐句的。（词曲每顿过七字者极少；在大鼓书通常十字三顿，皮簧剧词亦然。）

　　这种影响的结果，诗是不能吟诵了。有人说不能吟诵不妨，只要可读可唱就行。新诗的可唱，由赵元任的新诗歌集证明。但那不能证明新诗具有充分音乐性；我们宁可说，赵先生的谱所给的音乐性也许比原诗所具有的多。至于读诗，似乎还没有好的方法。诗刊诸先生似乎也有鉴于此，所以提倡诗的格律。他们的理论有些很可信，但他们的实际，模仿外国诗音节还是主要工作。这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我们且先看看中国语言所受过的外国的影响如何。（本节略采浦江清先生说）

　　佛经的翻译是中国语言第一次受到外国的影响。梁任公先生有过《佛典翻译与文学》一文（见梁任公近著）详论此事。但华梵语言组织相去悬远，习梵文者又如凤毛麟角，所以语言上虽有很大的影响（佛经翻译，另成新体文字），却一直未能普遍应用。有普遍应用的是翻译文中的许多观念和故事的体裁；故事体后来发展便成小说，重要自不待言。中国语言第二次受到的外国影响，要算日本名辞的输入；日本的句法也偶被采用，但极少。因为报章文学的应用，转播极快；二三十年前的“奇字”如“运动”（受人运动的运动），现在早成了常语。第三次是我们躬自参加的一次，便是新文学运动中白话文欧化的事。这回的欧化起初是在句法上多，后来是在表现（怎样措辞）上多。无论如何，这回传播的快的广，比佛经翻译文体强多了。这里主要的原因是懂得外国文的人多得多了；他们触类旁通，自然容易。大概中国语言本身最不轻易接受外来的影响；句法与表现的变更要有伟大的努力或者方便的环境。至于音节，那是更难变更——不但难，有时竟是不可能的。音节这东西太复杂了，太微妙了，不独这种语言和那种语言不同，一个人的两篇作品，也许会大大地差异；以诗论，往往体格相同之作，音节上会有繁复的变化，如旧体律诗便是如此——特别是七律。

　　徐志摩先生是试用外国诗的音节到中国诗里最可注意的人。他试用了许多西洋诗体。朱湘先生评志摩的诗一文（见《小说月报》十七卷一号）中曾经列举，都有相当的成功。近来综观他所作，觉得最成功的要算无韵体（Blank Verse）和骈句韵体。他的紧凑与利落，在这两体里表现到最好处。别的如散文体姑不论，如各种奇偶韵体和章韵体，虽因徐先生的诗行短，还能见出相当的效力，但同韵的韵字间距离太长，究竟不能充分发挥韵的作用。韵字间的距离应该如何，自然还不能确说；顾亭林说古诗用韵无隔十字以上者，暂时可供参考。不但章韵体奇偶韵体易有此病，寻常诗行太长，也易有此病。商籁体之所以写不像，原因大部分也在此。梁实秋先生说“用中国话写Sonnet，永远写不像”，我相信。孙大雨先生的商籁（见《诗刊》），诚然是精心结撰的作品，但到底不能算是中国的，不能被中国人消化。徐志摩先生一则说孙先生之作可成定体，再则说商籁可以试验中国语的柔韧性等；但他自己却不做。（据我所知，他只有过一首所谓“变相的十四行诗”）这如何能叫人信？

　　西洋诗的音节只可相当的采用，因为中国语有它的特质，有时是没法凑合的。创造新格律，却是很重要的事。在现在所有的意见中，我相信闻一多先生的音尺与重音说（见《晨报·诗刊》中《诗的格律》一文及《诗刊》中梁实秋先生的信），可以试行。自然这两种说法也都是从西洋诗来的。我相信将来的诗还当以整齐的诗行为正宗，长短句可以参用；正如五七言为旧诗的正宗一样。采用西洋的音节创造新格律都得倚赖着有天才的人。单是理论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要的是作品的证明，作品渐渐多了，也许就真有定体了。

　　有一种理论家我们也要的。他们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语言的音乐性的。他们能说平仄声，清浊声，双声叠韵，四等呼，以及其他数不完的种种字音上的玩意，对于我们情感的影响。这种理论的本身虽然也许太烦琐，太死板，但到了一个天才的手里应用起来，于中国诗的前途，未必没有帮助。（本节采杨今甫先生说）

　　上文说过新诗不能吟诵，因此几乎没有人能记住一首新诗。固然旧诗中也只近体最便吟诵，最好记，词曲次之，古体又次之；但究竟都能吟诵，能记，与新诗悬殊。新诗的不能吟诵，就表面看，起初似乎因为行不整齐，后来诗行整齐了，又太长；其实，我想，是因为新诗没有完成的格律或音节。但还有最重要的，如胡适之先生《谈新诗》里所说及刘太白先生《中国诗篇里的声调问题》文中所主张，是轻重音代替了平仄音。说得更明白些，旧诗句里每个字，粗粗地说，是一样的重音，轻音字如“了”字也变成重音；新诗模仿自然的语言，至少也接近自然的语言，轻音字便用得多，轻音字的价值也便显露了。这一种改变，才是新诗不能吟诵的真因；新诗大约只能读和唱，只应该读和唱的。唱诗是以诗去凑合音乐，且非人人所能，姑不论。读诗该怎么着，是我们现在要知道的。赵元任先生在《新诗歌集》里说读诗应按照自然的语气，明白，清朗（大意）；曾听见他读《我是少年》等诗，在国语留声机片中。但这是以国语为主，不以诗为主，故不及听他唱新诗的有味。又曾听见朱湘先生读他的《采莲曲》，用旧戏里韵白的调子。这自然是个经济的方法，但显然不是唯一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读诗，似乎还有些味儿。读诗的方法最为当务之急，新诗音节或格律的完成与公认，一半要靠着那些会读的人。这大概也得等待天才，不是尽人所能；但有了会读的人，大家跟着来便容易，不像唱那么难。朱湘先生在民国十五年曾提倡过读诗会（见是年四月《晨报画刊》），可惜没有实行；现在这种读诗会还得多多提倡才行。

　　在外国影响之下，本国的传统被阻遏了，如上文所说；但这传统是不是就中断或永断了呢？现在我们不敢确言。但我若有自觉的努力，要接续这个传统，其势也甚顺的。这并非空话。前《大公报》上有一位蜂子先生写了好些真正白话的诗，记载被人忘却的农村里小民的生活。那些诗有些像歌谣，又有点像大鼓调，充满了中国的而且乡土的气息。有人嫌它俗，但却不缺少诗味。可惜蜂子先生的作品久不见了，又没个继起的人。这种努力其实是值得的。

　　五七言古近体诗乃至词曲是不是还有存在的理由呢？换句话，这些诗体能不能表达我们这时代的思想呢？这问题可以引起许多辩论。胡适之先生一定是否定的；许多人却徘徊着不能说就下断语。这不一定由于迷恋骸骨，他们不信这经过多少时代多少作家锤炼过的诗体完全是冢中枯骨一般。固然照傅孟真先生的文学的有机成长说（去年在清华讲演）一种文体长成以后，便无生气，只余技巧；技巧越精，领会的越少。但技巧也正是一种趣味；况如宋诗之于唐诗，境界一变，重新，沈曾植比之于外国人开埠头本领（见《石遗室诗话》），可见骸骨运会之谥，也不尽确。“世界革命”诸先生似乎就有开埠头之意。他们虽失败了，但与他们同时的黄遵宪乃至现代的吴芳吉，顾随，徐声越诸先生，向这方面努力的不乏其人，他们都不能说没有相当的成功。他们在旧瓶里装进新酒去。所谓新酒也正是外国玩意儿。这个努力究竟有没有创造时代的成绩，现在还看不透；但有件事不但可以帮助这种努力，并且可以帮助上述的种种；便是大规模地有系统地试译外国诗。

　　这是本文最末的一个主张。译专集也成，总集也成，译莎士比亚固好，译Goedeu Lreaxsury也行。但先译总集或者更方便些。你可以试验种种诗体，旧的新的，因的创的；句法，音节，结构，意境，都给人新鲜的印象。（在外国也许已陈旧了）不懂外国文的人固可有所参考或仿效，懂外国文的人也还可以有所参考或仿效；因为好的翻译是有它独立的生命的。译诗在近代是不断有人在干，苏曼殊便是一个著名的，但规模太小，太零乱，又太少，不能行远持久。要能行远持久，才有作用可见。这是革新我们的诗的一条大路；直接借助于外国文，那一定只有极小数人，而且一定是迂缓的，仿佛羊肠小径一样这还是需要有天才的人；需要精通中外国文，而且愿意贡献大部分甚至全部分生命于这件大业的人。

西贝惑

文所谓诗，专指中国旧体诗而言；所谓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与鉴赏而言。

　　据我数年来对于大学一年生的观察，推测高中学生学习国文的情形，觉得他们理解与鉴赏旧诗比一般文言困难，但对于诗的兴味却比文大。这似乎是一个矛盾， 其实不然。他们的困难在意义，他们的兴味在声调；声调是诗的原始的也是主要的效用，所以他们虽觉难懂，还是乐意。他们更乐意读近体诗；近体诗比古体诗大体 上更难理解，可是声调也更谐和，便于吟诵，他们的兴味显然在此。

　　这儿可以看出吟诵的重要来。这是诗的兴味的发端，也是诗学的第一步。但偶然的随意的吟诵是无用的；足以消遣，不足以受用或成学。那得下一番切实的苦工 夫，便是记诵。学习文学而懒于记诵是不成的，特别是诗。一个高中文科的学生，与其囫囵吞枣或走马看花地读十部诗集，不如仔仔细细地背诵三百首诗。这三百首 诗虽少，是你自己的；那十部诗集虽多，看过就还了别人。我不是说他们不应该读十部诗集，我是说他们若不能仔仔细细读这些诗集，读了还不和没读一样！

　　中国人学诗向来注重背诵。俗话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现在并不劝高中的学生作旧诗，但这句话却有道理。“熟读”不独能领略声 调的好处，并且能熟悉诗的用字、句法、章法。诗是精粹的语言，有它独具表现法式。初学觉得诗难懂，大半便因为这些法式太生疏之故。学习这些法式最有效的方 法是综合，多少应该像小儿学语一般；背诵便是这种综合的方法。也许有人想，声调的好处不须背诵就可领略，仔细说也不尽然。因为声调不但是平仄的分配，还有 四声的讲究；不但是韵母的关系，还有声母的关系。这些条目有人说是枷锁，可是要说明旧诗的技巧，便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这些我们现在其实也还未能完全清 楚，一个中学生当然无须详细知道；但他会从背诵里觉出一些细微的分别，虽然不能指明。他会觉出这首诗调子比另一首好，即使是平仄一样的律诗或绝句。这在随 便吟诵的人是不成的。

　　现在的中学生大都不能辨别四声；他们也没有“韵”的观念。这样便不能充分领略诗的意味。四声是平、上、去、入四种字调，最好幼时学习，长大了要难得 多。这件事非理论所能帮助，只能用诵读《四声等韵图》（如东、董、冻、笃之类；《康熙字典》卷首有此图）或背诵近体诗两法学生。诵读四声图最好用自己方 音；全读或反复读一行（如东、董、冻、笃）都可。但须常读，到任举一字能辨其声为止。这方法在成人也是有效的，有人用过；不过似乎太机械些。背诵近体诗要 有趣得多，而且是一举两得的办法。近体诗的平仄有一定的谱，从那调匀的声调里，你可渐渐地辨别，这方法也有人用过见效；但我想怕只能辨别平仄，要辨别四 声，还是得读四声图的。所以若能两法并用最好。至于“韵”的观念，比较容易获得，方法仍然是背诵近体诗，可是得有人给指出韵的位置和韵书的用法。这是容易 说明的，与平仄之全凭天籁不同。不过单是说明，没有应用，不能获得确实的观念，所以还要靠背诵。固然旧诗的韵有时与我们的口音不合：我们以为不同韵的字， 也许竟是同韵，我们以为同韵的字，也许竟会不同韵；但这可以预先说明。好在大部分不致差得很远；我们只要明白韵的观念，并非要辨别各字的韵部，这样也就行 了。我只举近体诗，因为古体诗用韵较不整齐，又往往换韵，而所用韵字的音与现在相差也更远。至于韵即今日所谓母音或元音，同韵字即同母音或元音的字，押韵 即将此类字用在相“当”的地位，这些想是中学生诸君所已知道的。

　　记诵只是诗学的第一步。单记诵到底不够的；须能明白诗的表现方式，记诵的效才易见。诗是特种的语言，它因音数（四五七言是基本音数）的限制，便有了特 种的表现法。它须将一个意思或一层意思或几层意思用一定的字数表现出来；它与自然的散文的语言有时相近，有时相远，但决不是相同的。它需要艺术的工夫。近 体诗除长律外，句数有定，篇幅较短，有时还要对偶，所以更其是如此。固然，这种表现法，记诵的诗多了，也可比较同异，渐渐悟出；但为时既久，且未必能鞭辟 入里。因此便需要说诗的人。说诗有三种：注明典实，申述文义，评论作法。这三件就是说，用什么材料，表什么意思，使什么技巧。上两件似乎与表现方式无涉； 但不知道这些，又怎能看出表现方式？也有诗是没什么典实的，可是文义与技巧总有待说明处；初学者单靠自己捉摸，究竟不成。我常想，最好有“诗例”这种书， 略仿俞曲园《古书疑义举例》的体裁，将诗中各种句法或辞例，一一举证说明。坊间诗学入门一类书，也偶然注意及此，但太略、太陋，无甚用处。比较可看而又易 得的，只有李锳《诗法易简录》（有铅印本）、朱宝莹《诗式》（中华书局铅印）。《诗法易简录》于古体诗，应用王士祯、赵执信诸家之说，侧重声调一面，所论 颇多精到处。于近体诗专重章法，简明易晓，不做惝怳迷离语，也不作牵强附会语。《诗式》专取五七言近体，皆唐人清新浅显之作，逐首加以评语注释。注释太简 陋，且不免错误；评语详论句法章法，很明切，便于初学。书中每一体（指绝句、律句）前有一段说明，论近体声调宜忌，能得要领。初学读此书及前书后半部，可 增进对于近体诗的理解力和鉴赏力。至于前书古体一部分，却宜等明白四声后再读；早读定莫名其妙。

　　此外宜多读注本、评本。注本易芜杂，评本易肤泛笼统，选择甚难。我是主张中学生应多读选本的，姑就选本说罢。唐以前的五言诗与乐府，自然用《文选》李 善注（仿宋、胡刻《文选》有影印本）；刘履的《选诗补注》（有石印本）和于光华的《文选集评》（石印本名《评注昭明文选》）也可参看。《玉石新咏》（吴兆 宜笺注；有石印本）的重要仅次于《文选》；有些著名的乐府只见于此书；又编者徐陵在昭明太子之后，所以收的作家多些。沈德潜《古诗源》也可用，有王莼父笺 注本（崇古书社铅印），但笺注颇有误处。唐诗可用沈氏《唐诗别裁集》（有石印本），此书有俞汝昌引典备注（刻本），是正统派选本。另有五代韦縠《才调 集》，以晚唐为宗，有冯舒、冯班评语，简当可看（有石印本）；殷元勋、宋邦绥作笺注，石印本无之。以上二书，兼备众体。元好问的《唐诗鼓吹》专选中晚唐七 律；元是金人，当然受宋诗的影响，他是别出手眼去取的。此书有郝天挺注，廖文炳解，钱谦益、何焯评（文明书局石印）。有人说这是伪书，钱谦益曾作序辩之； 我得见姚华先生说藏元刊本诸序，觉得钱氏所说不误。另有徐增《而庵说唐诗》（刻本），颇能咬嚼文字，启人心思，也是各体都有。宋诗选本有注者似甚少。七古 可看闻人倓《古诗笺》（王士祯原选）；七律可看赵彦传《宋今体诗钞注略》（姚鼐有《今体诗钞》，此书只注宋代诸作）。但前书价贵些，后书又少见。张景星 《宋诗百一选》（石印本，在《五朝诗别裁集》中）备各体，可惜没有注。选集的评本，除前已提及的外，最多最著的要算纪昀《瀛奎律髓刊误》。纪氏论诗虽不免 过苛，但剖析入微，耐人寻味，值得细看。又文明书局有《历代诗评注读本》（分古诗、唐诗、宋元明诗、清诗），也还简明可看。至于汉以前的诗，自然该读《诗 经》、《楚辞》。《诗经》可全读，用朱熹集注就行；《楚辞》只须读屈、宋诸篇，也可用朱熹集注。

　　诗话可以补注本、评本之不及，大抵片段的多，系统的少。章学城分诗话为论诗事与辞两种，最为明白。成书最早的诗话，要推梁钟嵘的《诗品》（许文玉《诗 品释》最佳，北京大学的出版社代售），将汉以来五言诗作者分为上中下三品，所论以辞为主。到宋代有“诗话”之名，诗话也是这时才盛。我只举魏庆之《诗人玉 屑》及严羽《沧浪诗话》两种。前者采撷南宋诸家诗话，分类编成，能引人入胜；后者始创“诗有别材别趣”之说，影响后世甚大（均有石印本，后者并有注）。袁 枚的《诗法丛话》（有石印本）也与《诗人玉屑》同类，但采撷的范围直至清代。至于专论诗话的，有郭绍虞先生的《诗话丛话》，见《小说月报》二十卷一、二、 四诸号中，可看。诗话之外，若还愿意知道一些诗的历史，我愿意介绍叶燮《原诗》（见《清诗话》，文明书局发行）；《原诗》中论诗学及历代诗大势，都有特 见。黄节先生《诗学》要言不烦，只是已绝版。陆侃如先生《中国诗史》听说已由大江书铺付印，那将是很好的一部诗史，我念过其中一部分。此外邵祖平《唐诗通 论》（《学衡》）十二期）各论各节都有新意；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代售）虽琐碎而切实，均可供参考。宋诗有庄蔚心《宋诗研究》（大东书 局），材料不多，但多是有用的原料；较《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中陈延杰《宋诗的派别》一文要好些。再有，胡适先生《白话文学史》和《国语文学史》中 论诗诸章，以白话的立场说旧诗趋势，也很值得一读的。

　　附注 文中忘记说及顾实的《诗法捷要》一书（上海医学书局印）。这本书杂录前人之说（如方回《瀛奎律髓》、周弼《三体唐诗》等），没有什么特见，但因所从出的书 有相当价值，所以可看。书分三编：前编论绝句，中编论律诗，均先述声律，次列作法，终举作例；后编专论古诗声韵。初学可先看前两编

附

简介 《陈旧人物》既是作家叶兆言的一部读书笔记，也是一部近现代文学史话的随谈，所记叙的人物，上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下至苏青、张爱玲等江南才女，既有林琴南、闻一多等文学大家，又有齐白石、张大千等画坛巨匠。本文系书中《朱自清》一文。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差不多是识字的人，就一定读过。文章结尾处又一次写到背影，差不多是 点题的意思，“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儿子像父亲，印象中，朱自清也应该是这么一个背影。我见过他写 《背影》时的照片，胖胖的，很憨厚的样子。他的朋友说起来，总说他不高的个子，白白的，人长得结实，做事认真，喜欢喝一点酒。这当然是抗战前，抗战后，刚 刚五十岁的朱自清成了一个瘦老头，体重只有三十多公斤。

这或许是中国教授们抗战前后的最好写照，抗战前，教授绝对是个人物，吃香喝辣，生活优裕，可 是和日本人一打 仗，教授便从神坛上走了下来，为衣食操心，像闻一多，因为穷，竟然靠替人刻图章贴补家用，他当时的润例是“牙章每字一千元，石章每字六百元”。闻一多学美 术出身，早年喜欢雕刻，有了这种技艺，因此可以得意洋洋地成为“手工业劳动者”。朱自清没有这样的本事，至多也是到中学里去兼课，他的胃病早在昆明时就很 厉害，如果当时有条件医治，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日本人打败了，中国人的日子并没有立刻好起来。通货膨胀弄得民不聊生，美国人有些看不下去， 规定在美援的份额中，必须有一部分用来拯救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据说朱自清最后借钱做的手术，刚开始以为是盲肠炎，后来发现仍然是胃溃疡，已经破了一个洞， 一切都太迟了，进医院再也没出来。他临死时曾对夫人说，自己在拒绝美援的宣言上签过字，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无论日子怎么难过，坚决不买政府配售的美援 平价麦粉。朱自清拒绝美援的理由很简单：

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德和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之污蔑侮辱，为中国人民之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具有收买灵魂之一切舍施物资，无论为购买或给与的。

这种声明颇有些赌气，人活一口气，该赌气的时候还是得赌。挨饿的滋味固然不好受，然而也不能为了肚子就不顾原则，高风亮节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苏格拉底被人诬告，他的学生劝他逃跑，他拒绝了，理由是自己是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与其违法而生，不如遵法而死。

闻一多的性格，按中国老派人的说法，属于狂，张狂的狂，闻是一座火山，要爆发就爆发。朱自清 一点也不狂，在气质上更近于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闻是拍案而起，朱却只是拒绝。郭绍虞先生说闻是“嫉恶如仇”，朱是“从善如归”，严格意义上讲， 这两个人并不是一路货色。王瑶先生曾经说过，朱自清和闻一多之间的私交，“并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那么深’，闻一多遇难后，为了出版《闻一多全集》，在两年多 的时间里，他“无时不在为闻先生的遗作操心”，直到死前一日，还在为此事烦神。他这么做，绝对不仅仅是因为私谊，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觉得闻的遇难是中国学 术界的大损失，而出版全集可能是对这种损失的一种弥补，是对死者的最好祭奠。

三十年代鲁迅到北京省亲，各大学闻讯，纷纷派人去邀请讲学，朱自清以系主任的身份，亲自出 马，好不容易见到鲁迅，却被拒绝。朱不死心，三天以后又一次去请，仍然被拒绝。鲁迅这次省亲在北京待了十多天，分别去五所大学做了演讲，偏偏冷落了清华， 朱自清一定觉得很没面子。鲁迅的倔有时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他到了北京，碰到胡适，胡开玩笑说他又卷土重来，鲁迅立刻翻脸，说我马上卷土而去，绝不抢你饭 碗。胡被他弄得很狼狈，只好涎着脸说你还是老脾气不改。鲁迅对清华出身的人没什么好感，朱自清没有招惹过鲁迅，但是只好代清华受过。我查过朱自清日记，想 看看他当时的感受，除了“访鲁迅，请讲演，未允”之外，没别的记录。

朱自清是一个十分平和的人，对于属于五四时代的人来说，平和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他取字“佩 弦”，意思要像弓弦那样将自己绷紧。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显然只是良好的愿望而已。吴组缃曾说过一件事，一位学生打电话到朱自清家，说有几本要看的书 找不到，让朱速去图书馆帮着找一找。朱自清似乎有些生气，因为这实在没什么规矩，差遣系主任犹如使唤老妈子，然而学生的没规矩，又充分说明平时并不太把没 架子的朱自清放在眼里。大家的印象中，朱既没架子，又太认真，很多学生都怕上他的课，汪曾祺就说过朱的课太枯燥，而且分数给得十分抠门。朱自清的文学批评 课曲高和寡，选修的学生极少，有时是三个人，空旷的教室里只有三个人，朱一样要点名，他就是这么一丝不苟。

有关朱自清做人的认真，很多文章中提到。他始终是个谦谦君子，对什么人都毕恭毕敬，天忽然转 凉，妻子怕他冻着，让刚上小学的小女儿去学校送衣服，他接过衣服，会当着众人的面很认真地对女儿说“谢谢”。这一代人在思想上绝对趋新，习惯上却常常从 旧，朱自清以散文闻名，也写新诗，和朋友交往，更愿意用旧诗唱和。他从来不发表自己的旧诗，大约觉得这是应该淘汰的玩意，写了只配给朋友看，以手抄的形式 在私下流传。朱自清最知心朋友应该是俞平伯，但是与他有旧诗唱和的人却不在少数，譬如吴宓，他们是清华多年的同事，朱丧妻再娶，婚后很幸福，吴一直很羡 慕。有一次，吴感慨中连写两首诗，一首怀念与前妻所生子女，一首是写给毛彦文女土，吴从不隐瞒自己对毛的追求，他甚至公开发表自己的情诗，但是他只给朱看 前面的一首诗，也许觉得在这方面，朱和自己会有同感，因为也有前妻生的子女，至于后一首，想到朱那么严肃正经，还是不让他看为妙。

通常熟悉的都是朱自清前期的散文，就文章而论，朱后期的散文比前期的更好。一个人一生的努 力，常常会被影响所害，朱的一些所谓代表作都在前期，大家熟记了这些篇目，因此也就不太在意他后期的作品。其实朱自清一直在努力克服自己早期散文中的缺 点，这些缺点或许由于他为人太好的缘故，很少有人指出。对于研究者来说，发现这些缺点并不十分困难，朱自清前期散文首先是难免造作，譬如《匆匆》，譬如 《荷塘月色》，都有堆砌辞藻追求华丽的毛病，而《阿河》这一篇，在对一个年轻女佣的描写上，活脱创造社的腔调：

这全是由于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软了，用白水的话来说，真是软到使我如吃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不 止她的腰，我的日记说的好：“她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牎倍�那两颊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她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 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牎彼�的眼像一双小燕子，老是在滟滟的春水上打着圈儿。

新文艺腔是朱自清后来坚决要去掉的东西，这也是新文学的通病，他在语文教学上投入了很多精 力，目的就是为了消灭这种拿腔拿调。把《荷塘月色》选进中学教材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为弄不好便会对学生起误导作用，以为好作文就应该这么写。在朱自清前 期散文中，优秀的是那些充满真情实感的文章，如《背影》，如《给亡妇》，在“才”和“情”中，以情感动人才是文字艺术的基石。但是，说这类文章好，并不是 一点毛病也没有，他当时毕竟还年轻，整体的新文学也年轻，文字技巧上仍有可推敲之处。《背影》开头一句是这么写的：“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两年余了，我最不能 忘记的是他的背影。”两个“我”中起码可删去一个，“余了”二字也能删，汉字习惯中，“已两年”是模糊概念，可以含两年余的意思，或者索性改成“两年 多”。朱自清散文有着极高的地位，评论者曾说，将他的散文作为样板悬置于国门，不能增删一字，我想这种评价或许是指他后期的散文。他一生都在摸索如何写出 最地道的语体文，斟字酌句，不敢有一点马虎，后人特别要注意的应该是他的这种努力，否则便难免误解了前贤，可惜了他一生的追求。朱自清最后的几本散文集分 别为《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语文影及其他》，都是非常经典的文章，值得愿意写好散文的人一读。

西贝惑

风雨沉沉的也夜里，

前面一片荒郊。

走尽荒郊，

便是人们的道。

呀！黑暗里歧路万千，

叫我怎样走好？

“上帝！快给我些光明罢，

让我好向前跑！”

上帝慌着说，“光明？

我没处给你找！

你要光明，

你自己去造！”

木兰晓芙

你给朱自清先生文章配的几幅插图我都觉得很好。原以为朱先生的字迹应该更加洒脱一些的，没想到偏工整。    

我转过一篇谈朱先生《背影》的论文，若有兴趣可以看看：艰难的父爱：http://ishuiyunjian.com/viewthread.php?tid=5090&highlight=%D6%EC%D7%D4%C7%E5。

西贝惑

看了木兰老师转载的帖子，很有收获。今天太累了，先不更新了，但是想好要建谁的楼了。抱歉，看帖的诸位。

西贝惑

汤炳正，教授。山东荣成人。１９３４年毕业于民国大学，１９３６年毕业于章太炎主讲的“章氏国学讲习会”研究班。曾任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建国后，历任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专于声韵学、文字学、《楚辞》学。著有《屈赋新探》、《楚辞类稿》、《广韵订补》等。

　　汤炳正（1910-1998年），字景麟，室名渊研楼，山东荣成人。语言学家、楚辞学专家。1935年大学毕业后，考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研究班，受业于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曾称其“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太炎先生对他期望之高、欣赏之甚，由此可见一斑。在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上深受章太炎先生影响，又能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前进。治学严谨，能于小中见大，于现象中求规律，对屈赋中许多千秋难解之谜，提出新的结论与答案，受中外学术界所重视。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楚辞研究》主编、中国诗经学会和章太炎研究学会顾问。擅诗词，在三十年代即以写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彩云曲》而闻名于世。著有《语言之起源》、《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渊研楼屈学存稿》、《楚辞今注》（合著）、《楚辞欣赏》（主编）等。

　　

    纪念文字一：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关门弟子汤炳正（作者：狮山人）

　　

    【简介】汤炳正教授（1910—1998），山东荣成人，楚辞学专家。 1931年就读于北京民国大学。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弟子。1950年被聘为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曾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章太炎纪念会顾问。他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方面卓有建树，尤以语言学理论和楚辞学研究蜚声海外。主要专著有《屈赋新探》、《楚辞类稿》、《语言之起源》等。

　　一

　　“秦东门，天尽头”（李斯语），山东半岛最东端，隔海距韩国最近之处，那是清雍正帝钦赐嘉名的“荣成”（雍正13年，1735年）。荣成古称“朝舞之地”，《孟子.正义》中解释为“朝日乐舞之地”，意思是说那里风光优美，人烟阜盛，连朝日都不愿意离去并为之且蹈且舞。1910年，汤炳正便出生在那个后来被称作“将军市”的地方。汤炳正家住荣成石岛镇张家村，父亲是满清末年的秀才。在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中以及壁师的教导下，汤炳正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功底。

　　青年时代，汤炳正先就读于北京民国大学（后称私立民国大学最）。民族私立大学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共同愿望是“通过发展教育，使中华民族强盛，抵御外来侵略，造福社会”。北京民国大学是由蔡公时等人于1916年冬创设，1917年4月正式开学上课，时分文、法、商三科，1920年蔡元培任校长，对校事进行了“颇多改革”。勤奋好学的汤炳正在那里认真研读，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

　　在“章氏国学讲习会”，汤炳正受业于国学大师章太炎门下。“讲习会”于1934年成立，以章太炎为主讲，王小徐、蒋竹庄、沈瓞民等为特别讲师，开讲诸子、小学等，各省学习慕名负笈到此求学者500余人。据《国学讲演录》可知，章太炎当时讲授的内容包括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等内容，汤炳正因此跟章先生攻读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汤炳正在《忆太炎先生》中说：“我则是把太炎先生看作是‘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而章太炎则称汤炳正是“继承绝学惟一有望之人”。

　　“讲习会”毕业后，汤炳正即被章太炎先生礼聘为“文字学”与“声韵学”讲习。因受章先生作学问“要有创见”的教导，汤炳正在授课的同时，便孜孜不倦地企求在学术上有所建树。1935年汤炳正撰写了《古等呼说》，该文不仅受到章先生的赞许，至今在语言学界仍有很大的影响，“当代几部很有影响的声韵学专著，都把此文列入必读书目”。汤炳正因此在中国学术史上，“占得一个声韵学家的席位（《回忆先祖汤炳正先生》）”。

　　作为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老师的言行让汤炳正“执著地追求着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品性，人生价值”。汤炳正认为章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相当深刻，尤其是在抗战前夕，他主张抗日的思想，给我以巨大影响，十九路军在上海先抗日时，太炎先生就曾电报支持。”（《高山仰止遗泽永留》）

　　二

　　日本侵略中国后，汤炳正“风尘仆仆从沦陷区逃出后，几经周转，最后落脚在贵阳”。到贵阳之初，他任教于贵阳师范学院，兼课于贵州大学。抗战期间，文人名流云集西南，贵阳乃西南五大文化中心之一，俗有“小南京”之称。贵阳师院中文系主任文学史名家谢六逸先生刚去世，继任者是著名的诸子名家王驾吾先生；汤先生的同仁如著名文学史家姚奠中先生，系章氏同门；历法大家张汝舟先生，新文学蹇先艾先生等，其时亦皆任教于贵州大学。

　　教书，是汤炳正在贵阳时的中心工作。他所讲授的课程，有刘知几的《史通》——因为抗战初期，他在家乡曾对它下了一番功夫，“有一些心得”；也开过声韵学，训诂学——因为它们是他那时的主攻学科，并继承了章师的绝学，建立了自己的体系。

　　日寇侵略，曾激起汤炳正研讨《楚辞》的动机；而闻一多的被害，又激起他讲授《楚辞》的念头。后来先生自述：“我选择屈原为研究对象是在抗战时期，一种民族压迫感使我爱上了屈原，因为屈原所处的历史环境也如此”；“他的志向、人品、才学，我是钦佩的”；“我们心境相同，这也可以说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后来才逐渐把我引上研究屈赋的道路”。（《高山仰止遗泽永留》）不料《楚辞》开讲之后，常常学生满坐，甚至坐在窗外、跨系听课者也拥挤不堪。汤先生后来回忆说，“学生的情绪如此热烈，无疑是广大青年们已把屈原精神跟当时反侵略、反黑暗斗争联系起来，并产生了共鸣”。

　　就在那时，汤先生曾写下一些有关语言学和《楚辞》的论文，但“几经丧乱，原稿散失殆尽”。现在仅存的《驳林语堂“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语言起源之商榷》和《招魂“些”字的来源》等，可以说是他那时期“仅存的一点学术陈迹”。而于专著《屈赋注》、《屈赋新章句》等在这时诞生。

　　汤先生在贵阳时期的生活，用他的话来说“是闲适与震荡相交错”。

　　所谓“闲适”，是汤先生去贵州大学兼课时的“流亡偶遇”。贵大离城约四十华里，即在贵阳花溪之畔，巍然于花溪之畔的一家小小的旅舍，不仅建筑玲珑雅致，而且名字也雅致，叫做“花溪小憩”。贵大安排兼课的老师都以“花溪小憩”作为临时住宿之地。汤先生利用每周一次的兼课机会，饱赏了花溪风光，领略了花溪幽趣。

　　每周一次小住“花溪小憩”，备课之余，汤先生有时徜徉于山水之间，有时把卷于回廊曲榭之际，恍如置身世外，心境怡然。在他的一本线装书中，夹着一张老得发黄、字迹模糊的烂纸片，竟是当时写下的一首七绝。其诗云：

　　蝉翼纱窗静里开，麟山一角画中来。

　　踟踌忘却心头事，听罢溪声数落梅。

　　其时闲适之情，宛然可见。

　　一次新秋的晚饭之后，汤先生独自散步。行至花溪附近，忽与潘芷云先生邂逅相遇。原来她是来花溪镇上访同乡人的，亦因饭后无聊而独自散步至此。他们遂相携同游。芷云先生曾任教于“花溪中心小学”多年，故对花溪一草一木，似乎都有深厚感情。畅游之际，经她一一指点，汤先生便觉山山水水都有妙趣。花溪四围都是山，如麟山、龟山、蛇山诸胜，皆以形状而得名。麟山最高，陡峭多石，嶙峋如歧角。蛇山则逶迤绵延，上多乔松。天色渐晚，他们漫步于蛇山之上，一轮新月，出现于松间，晴空澄澈，四顾无人。此时，不仅忘却人间，更不知身在花溪。少顷，麟山磷火闪灼，四出如散星;松涛震耳，凉气袭襟袖。颇有东坡《赤壁赋》所谓 “凛乎其不可留”之势。乃相别而归。三十多年之后的一九七七年春，芷云先生路经贵阳时的忆花溪诗，犹可见其情景。诗云：

　　人生何短促，回忆少年期。坐送闲云去，静看归鸟迟。

　　溪声留客处，月色送人时。往事如前世，陈踪入梦思。

　　乱极思治，历来如此；劳极思逸，人情之常。抗战时期的花溪之所以成了人们的“小憩”之地，正是这个原因。所谓“小憩”，亦不过是于混乱中自我解脱而已，现实的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幻想的世外桃源，也只是出现于陶潜的笔下。“且不谈抗战末期日寇进犯独山时，贵阳的骚乱景象；即使抗战胜利之后，人们脑海中那昙花一现的安乐感，也没有保留几天。”

　　汤先生到贵阳不久，西南联大的学生由昆明回北京，路过贵阳，即住在贵阳师院的临时招待所。从他们口里传来了闻一多先生被害的种种情景，并带有不少神话般的色彩——闻一多先生被害前，有一位神秘的乞食老妇人，从闻的后门，用预言式的隐讳话告戒过闻，促他警惕，等等。

　　接着，那恐怖气氛，又蔓延到贵阳。贵大的学生无故失踪者，时有所闻。汤先生的好友物理系教授左震寰，就是在这时曾突然被捕的。紧接着，银元券、金元券泛滥成灾，物价暴涨，知识分子的生活，朝不保夕。每月的工资几十万，但却买不足一月的口粮。工资发下，如果不抢先买米，就要买成银元。否则几个钟头，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几元票面的“法币”作为手纸丢在厕所者，随地可见。再接着，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也在贵阳蓬勃展开。教授罢教，学生罢课，渐入高潮。有一天贵大的地质学名家丁道衡教授召集了全校性的“教授会”号召罢教。汤先生说，“记得当时教授们只是在一个没有座椅的大厅里站着，挤得水泄不通，对罢教的号召，一致举手通过。”

　　“震荡”之后是“闲适”。汤先生一张照片背面上的一首小令《菩萨蛮》记录的就是，当时知识分子复杂的情怀：

　　秋溪雨霁人踪悄，两行衰柳随溪绕；灞上卧长桥，徘徊听怒涛。四围无限绿，几点青山簇;梦影聚天涯，不知何处家。

　　那是1946年的秋天，汤先生与姚奠中偕著名教育学家罗季林先生散步于花溪灞桥之上，桥下小瀑飞溅，桥畔疏柳垂丝，游目聘怀，自得其乐，共议合照以留念。姚奠中先生填词，事后写了这首小令于合照之背，以记其事。

　　后来汤先生正式任教于贵大，宿舍反而有些简陋，离花溪也远了一些，令他感到遗憾。但星期假日，偶然散步花溪，小别重游，亦倍觉亲切。

　　大约一九四八年末，湖南师范学院院长皮名举、中文系主任马宗霍，前后专函聘汤先生入湘。措词恳挚，敦促有加，先生不免为之动心。皮名举是清代今文学派大家皮锡瑞的嫡裔；马宗霍是章氏门下的名流，著作等身，深为汤先生先师章太炎先生所器重。他写《声韵学通论》时，与章先生信函来往，字斟句酌，传为学林佳话。当时汤先生“之欲应召赴湘，不仅有感于嘤鸣求友之切，亦欲借此沾溉‘岳麓书院’之遗风与凭吊屈子沉渊之旧地耳。但卒因国立大学难免饥饿袭击，故只有放弃入湘之念，而应伍非百先生之邀再次入蜀。”（《追记“花溪小憩”》）

　　三

　　1949年5月，私立川北文学院作为私立川北大学的组成部分成立后，汤炳正先生应伍非百先生之邀出任中文系主任，前往南充赛云台讲学。1950年1月9 日，应川北行署决定，汤先生续任川北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在与伍非白、李元澄、汤炳正、蒙文通、徐振羽等先生一起度过3年多的读书、讲学生活后，于1952 年11月11日西南文教部决定将川北大学改名为四川师范学院，原川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留在四川师范学院，汤先生成了一名四川师大人。

　　汤先生生前写字台上有块彩石，上边镂着“追求”二字。他的儿孙们曾请教过他，他说：

　　“理想是我们通过不断追求实现的。实现一个理想还会有新的理想出现。因此，绝不能自我满足，要不断地、永远地追求。没有理想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在学术上，我所追求的是独到的见解。没有创见，我是绝不动笔的。”

　　汤先生以这样的情怀，在狮子山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着他的理想，无论是教学、做人，还是科研。

　　据汤先生的学生叶良回忆，30多年前他在狮子山求学时，汤先生给他们上的是《现代文选》课。一个年级三个班一百多名同学，在阶梯教室上大课。汤先生一口不大好懂的山东话，声调不高，音量不大，但那种雍容大度，那种沉稳从容，加之一丝不苟十分漂亮的板书，像磁石一样把他们牢牢系住，全都侧耳聆听，生怕漏掉一句话。他们知道汤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研究楚辞的知名学者，但没有想到他对现代文学也造诣颇深。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被高年级学长们称作“天书”的文章，汤先生的讲述却却如剥笋一般，层层剖析，丝丝相扣，使他们对鲁迅和瞿秋白这两位现代文学的大师，有了较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叶良说，“也许我们之学到汤老师学识的点滴皮毛，但那种文化感应却是受益终身的。当时我就想，‘当教师就要当汤先生这样的”。

　　二十多年后，叶良作为《教育导报》副刊编辑向汤先生约稿。当时，汤先生已是中国屈原学会会长，蜚声海内外的楚辞专家，他庚即复信：

　　“我本不长于写小品文字，加之近年各方杂事干扰，压力很大，更无暇执笔。去年我的孙儿把我的旧稿《无名书屋话沧桑》偷寄给北京《散文世界》，去年该刊十一期发表以后，我才知道。不过我总觉得，这类文章跟学术论文，似乎隔着一堵墙，不易兼顾，不知您认为否然？当然，将来如有小文，自当奉寄。我年已八十，精力有限， ‘吃不得急酒’，对此，您当会谅解！”

　　叶良直言，汤先生“平易谦和，一如当年”。收到此信十天后，他就收到了汤先生的《渊研楼酬唱集自序》。叶（？）良称，那“真是一篇奇文”，讲述的是汤先生和夫人潘芷云如何爱诗，时有习作，脱稿后即投入青瓷罐（戏称“诗罐”）中，数年积累，遍以为集，不为世传，用以自娱。集中有“此生自笑无长物，愧向天涯浪得名”之句，表达了汤先生的乐观豁达。此文刊发后，被评为当年四川省的散文佳作。（《悼汤炳正师》）

　　汤先生虽是学术界的大腕，但他拥有一颗博大的爱心和包容心。

　　汤先生的学生周芳芸老师回忆，凡写信求教、寄论文审阅，或想考博士研究生请先生推荐的，不管相识与否，先生都热忱关心，诲人不倦。先生每月收信数十封，凡需要回复的，皆亲笔回信。为减轻先生的压力，助手想代笔，先生拒绝了。先生认为那是关系到青年前途的大事，对好学上进的青年，应给予支持和鼓励，如不回信或让人代笔，会使青年失望或感到冷漠，乃至影响学习兴趣或学业前途。同时，对于身边愿代笔的年轻人，先生说：“我生怕耽误了他们独立研究的时间。”先生把回信看作是与青年朋友促膝谈心，是人生一大乐趣。华北教育学院一青年教师，千里迢迢，慕名携带大量讲稿、论文而来，在狮子山住了二十多天，先生在病榻上修改论文、授业解惑，使之满意而归。

　　最令周芳芸老师难忘的是这样一件不为人知的“小事”，一个冬日下午，她在图书馆前遇到汤先生，原来一位素不相识的外地教师自费出了一本学术专著，因无处推销，家庭经济又很困难，影响家人生活，特来信求援，请先生帮助销售十本。汤先生特意到图书馆联系代卖了五本。汤先生感叹：“若不是手中紧，自己也想多买几本。”（《高山仰止遗泽永留》）

　　据汤先生孙儿们讲，那是1970年代，汤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屈原生辰年月的论文。不久，北京有位年轻的学者，在汤先生的论点上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把文章寄给《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希望该刊能发表。当时，学术界认为汤先生关于屈原生辰年月的结论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慎重起见，把那篇文章寄给汤先生审阅。汤先生读了那位年轻人的稿子，不但没有自以为是，否定别人，反而赏识他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勇气，便积极向《社会科学战线》推荐那文。

　　《社会科学战线》不仅接受了汤先生的建议，还把他写的“审稿信”一同发表出来。此事在当时学术界颇有反响。一些同仁或写信或当面对汤先生说，既然年轻人的论文还存在不足，您就不该支持和肯定他。汤先生则认为，“学术上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探索、讨论，只要人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值得欢迎。一言堂是不利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回忆先祖汤炳正先生》）

　　周芳芸老师说，汤先生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民族命运紧紧相连，为宏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而奋斗。“先生曾说过，他有个习惯，身边时常带着纸和笔，思考时有发现立刻记下来；住一瞬间的思想火花，也许这正是一个重大问题的突破口。有时半夜醒来，突然想起了什么，即使是寒冬，他立刻批衣起床，用笔把所思考的问题记下来。他的一些精彩华章、新颖而重要的学术观点就是这样得来的。”汤先生希望人们对屈原的认识更清楚、更真实些，因此，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上下了很多工夫。汤先生说：“我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在前人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汤先生的孙儿们对此深有同感地说，“综观他的学术活动，不难发现在他所研究的范围内，都钻研到很深的程度。对一个研究对象，他往往能调动多学科的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综合思考。因此他不仅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成绩斐然，而且还丰富和推动了不少学科的发展，如他在运用多学科研究楚辞时，发现并揭示出中国神话的演变‘往往是以语言因素为媒介’的规律，祖父的这一富有理论意识的论断，被学术界誉为中国神话演变历史上的主要规律之一；而且一些学者还用此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神话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楚辞是汤先生研究的重点，1980年后他先后出版了《屈赋新探》、《语言之起源》、《楚辞新注》、《楚辞类稿》等专著，加上研究楚辞的论文20余篇，著作共达200多万字。因为在楚辞研究上做出了突出贡献，1985年6月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屈原学会时，汤先生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连任长达十多年。

　　汤先生的孙儿们回忆，1980年代在汤先生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楚辞研究成果《屈赋新探》和《楚辞类稿》结集出版后，当即被学术界誉为二十世纪的重大楚辞研究成果。他们说，有一位著名学者曾写信称汤先生的论著“精深稳当，为学人所共仰望”。他们列举了汤先生的不少创见。如从司马迁起，有人说屈原是忠君，又有人说不是忠君而是爱国等等，歧说纷纭。汤先生则认为：“强烈的民族感情”，才是屈原行为的支柱（此看法被高尔泰先生所称许）。学术界曾把此说作为佳论。再如汤先生的《楚辞成书之探索》打破了以往认为《楚辞》成于刘向之手的传统旧说，抛开种种成见，对《楚辞》传本的形成过程进行的探讨，将人们对《楚辞》传本形成的时间的认识提前到战国末年。汤先生认为《离骚》、《九辩》两篇作品作为屈宋合集之始，最早将他们辑在一起的是宋玉；并论证了《楚辞》一书是由战国到东汉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经过很多人的陆续编纂辑补而成的，刘向只不过是编纂者之一，而且不是主要的编纂者。汤先生的这个发现，解决了有关《楚辞》一书本身的很多疑难问题。日本楚辞名家竹治贞夫先生认为，汤先生此说为“不刊之论”，对楚辞研究有巨大贡献。

　　汤先生的孙儿们说，汤先生在语言文字上的贡献并不逊于他的楚辞研究。汤先生逝世后，有人撰文称汤先生为“传统语言学的一代宗师”。汤先生1945年完成， 1964年修改，1984年定稿的长篇论文《说文歧读考源——兼论初期文字与语言之关系》，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该文是一篇利用“说文解字”中所保留的 “歧读”现象和有关文献上的材料，探讨古代语言和文字关系的论文，也是一篇将传统语言学跟现代语言学结合的文章。文章首次在学术界明确提出“文字只是存在于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基础上产生，而非在语言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因此“先民依据客观现实以造字，并非依声以造字”。转折无疑是对语言学界流行的“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是从属于语言”的观点的挑战。1984年全国训诂学会上，汤先生提出该观点时，博得了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代表汤先生五十年语言文字研究最高水平的《语言之起源》一书在台湾出版后，香港《大公报》发表评论文章称，此书“揭开人类语言起源之谜”。

　　周芳芸老师说，汤先生一生清贫，生活俭朴。“师母因病无工作，自然也无退休金，仅靠先生的工资维持生活，其艰苦可想而知。先生终日伏案工作，十分劳累，想买一个可以升降的转椅都难下决心，终于放弃。但先生从无厌言，仍然勤奋耕耘，带研究生、做学问。无论上下午去先生家，必见先生坐在书桌前，读书写作。” “先生的生活清贫而充实。在他八十多岁高龄时，仍主编由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楚辞文化丛书》，培养、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为宏扬中华民族文化跃马扬鞭。”

　　1997年中秋节那天，叶良和老同学带着月饼和鲜花去医院探视汤先生。汤老坐在床上喝水，气色尚可，思维清晰。叶良将刊有范昌灼教授写的《在汤老的病榻前》的《教育导报》给他看，他很高兴，让潘芷云先生收捡好，说待会儿仔细看。叶良说，那时的汤老仍是一派儒雅谦和、清真淡远，似乎对恢复健康仍抱有信心， “我想他这样大彻大悟的智者，不会不清楚自己的病情，只是如《梦辞》所言，‘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罢了”。

　　汤老逝世后，叶良说：“倘有在天之灵，汤老的灵魂一定是飞向他钟爱的屈子诗国中去了。而作为既是‘经师’，又是‘人师’的，那亲切、平和的形象，将永远活在他万千弟子们的心中。”

　　汤老已离狮子山而去，倘若要了解一代楚辞大家的更多风范，可参阅由先生自述的《剑南忆旧》（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仅以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林隆载《悼汤炳正师》一诗结束此文——

　　岁岁端阳话楚辞，巴山蜀水正多思。方期再解仙游梦，讵料惊传鹤驾时。

　　前辈寄书意甚密，后生问学恨何迟？华章字字玑珠在，风范长存旷代师。

西贝惑

纪念文字二：

　　先祖汤炳正（景麟）传略（作者：汤序波）

　　

六十多年来，经过不懈努力，祖父汤炳正先生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贡献，赢得了学术界同仁的敬重与称赞，并成为当代国内国际学术界声誉很高的学者之一。

　　祖父名炳正，字景麟，山东荣成人，生于清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三（1910.1.13---1998.4.4）。少年时代，在其父和塾师的悉心教导下，他博览祖国的传统文化典籍，经史子集无所不窥。一九三一年初春，祖父游学于祖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攻读新闻专业。学习之余，他拜谒了一些心仪已久的前辈学者，问学听讲，造诣渐深。大学毕业后，他旋即南下，考入“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主讲的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研究班，受业于章门。如果说在北京期间他思想还比较苦闷，正彷徨于新学与旧学之间的话；而到了苏州后，便完全确立了走研治祖国传统文化这条路子。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结束了北京时代的苦闷，看到了自己的前途”。（1）当时太炎先生极为赏识我祖父，把他视为得意门生，且多次说：“山东自古是中国南北交通枢纽，就是应当出这样的人材”，并嘉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2）学术界或向章先生询此话的含义，始知大师是以清代大儒戴震门下的高足孔广森赞许我祖父。一九三六年六月，一代学术巨人不幸病故，祖父被推举为弟子的代表，在“追掉会”上表了态，决心将“章氏国学讲习会”办下去，以期发扬光大先师的学术传统。（3）他并受聘担任该“讲习会”教席，向诸生传授语言文字学。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件爆发，他转徙流寓西南各省任教；开国至今，他一直在四川师范大学担任教授之职。

　　祖父汤炳正先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潜心于学术事业，以他天赋加勤勉，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就和贡献。“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由此而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4）并担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楚辞研究》主编，“中国诗经学会”和“章太炎研究学会”顾问等荣誉性职务。

　　二

　　不难看出在学术研究上，祖父汤炳正先生受太炎先生影响至巨，与此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也难怪有人要把他归为“章氏学派”，而又有人责备他偏离了“章氏学派”。这正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在探索着自己前进的道路。（5）关于他的学术思想，我认为最突出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当前学术新潮汹涌之际，他关于“新”与“真”的认识问题。这是他近几十年来不厌其烦经常强调的学术问题之一。他曾一再说：科学研究必须创新，如果陈陈相因，原地踏步，学术就永远不会有进步。但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在他看来，所谓的 “真”是指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事物的客观规律。（6）他多次在学生面前说过，他的学术研究，“只不过对探索历史的本来面貌，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又说：“一个人做学问，要能在人类真理的长河中添一滴水，或者是半滴水也可以。”（7）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本来面貌”、“真理的长河”，就是做学问的最终目的和最高旨归；舍此，学术研究还有何实质性意义？

　　记得，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说过，一个科学家要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除了“勤奋”外，还必须具有“正确的方法”。我们认为这话是有道理的。关于祖父的治学方法，学术界多已言之。诸如有人说他善于利用出土文物与旧典籍互相印证进行考释；有人说他长于多学科互相渗透的研究；有人说他擅于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等等。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谈，只讲他在学术研究中，微观与宏观互相结合之妙。他认为“脱离微观的宏观研究，则宏观必陷于空泛无据，忽视宏观的微观分析，则微观必失之烦琐无根”。（8）因此他的论著，不但注重文字训诂的考释，也十分善于阐述微言大义，可谓兼具“汉学”与“宋学”之长。悉察他的众多学术论著，往往是在文字训诂上胜义迭出，妙语连珠，同时又注意探索规律揭示真理，而前者总是作为后者的突破口。例如，他四十年代撰写的《原“名” 》一文，对“名” “问”“音”等字的音义结构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讨，终于为我们揭示出昏夜乃促成人类口头语产生的客观条件。这一创见现在已得到世界学术界的普遍赞誉，并被视为语源研究的新突破。语言文字作为古代文化遗产的“运载工具”，它本身蕴含着无限丰富的文化积淀；因此，文史研究者必须对它有深刻的理解与透彻的认识，否则怎么进行学术研究？更不用说会取得什么进展。祖父对此是有深刻的洞悉，因此，他说：“如果不掌

　　握中国语言文字独有的历史特征，就无法深入探索和评价中国文化的诸多现象，也无法作出深层次地剖析和得出创造性的结论。”（9）我认为他在学术上之所以能做出那么大的成绩，是跟善于利用语言文字学密不可分的。如他在探讨《楚辞》与《山海经》中神话的演变问题时，发现并揭示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往往是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的规律。（10）这个极富理论意识的论断，被学术界视为神话演变历史的主要规律之一，而为一些学者所广泛接受与运用。

　　祖父汤炳正先生在治学态度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严谨的学风与探索精神。作为一名学者都必须具备这两种学术态度；但是，我发现这二者在他身上却体现的异常显著。翻开他的学术论著，我们处处可感受到那种丝丝入扣的治学态度。他的《语言之起源》和《楚辞类稿》中的一些论文的结尾，常常出现一段“附记”之类的文字。从表面上看，这些“附记”与前面的论述似有不同，实质上他是在进行更深一层的探索和挖掘。在他整个学术研究中，给人最突出的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从不满足已有成绩的积极进取精神。例如，他的传世名作《屈赋新探》一九八四年出版后，即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就是这么一部大家交口称赞的书，出版后他仍然不断地进行修改，在“自存本”上增写了不少新的发现，预备在将来再版时补进去。他曾引用古人说的“例不十，法不立”来说明学术研究要重视论据；而他的每个论点都是建立在充分坚实的论据上，因而牢不可破。我深深地感到“严谨”和“探索”的学术态度、学术精神，在祖父身上的具体表现就是“良工不示人以璞”。对学术论著，他一贯强调“少而精”，反对粗制滥造，务广而荒。因此，他生平虽未必“著作等身”，但所作却“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章太炎语）。我祖父尝说：“对学术上的创见，最好能以札记的形式出之，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故我自己的心得，凡能以札记表达者，决不拉成长篇论文；凡能以论文阐述者，决不铺陈为洋洋洒洒的专著。”（11）我认为这一点颇似他的同门前辈黄季刚先生。

　　“追根穷柢”则是祖父汤炳正先生治学精神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他曾说：“学术研究关键在于不畏艰难，勇于探索。”（12）他的学术论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此外，祖父数十年来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他曾在一篇序言中谈道：“科学研究，没有冷静的头脑是不行的，没有‘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五年六载的毅力，也是不行的。”（13）这是他对后学的殷切要求，其实也是他的夫子自道。甘于寂寞，惯坐冷板凳正是他一贯的学术作风。凡是认识我祖父的人都知道他似乎有些“孤僻”，不愿与人交往，更从来不搞什么“应酬”活动。是文化界的苦行僧，不是学术界的交际家。而且他对晚近学术界纵横捭阖的不正之风，尤为深恶痛绝。我想，这并非什么故作“清高”，而正是一个大学者对文化事业专心致志、心不旁鹜、惜时如金、不暇他顾的高度历史使命感的具体表现。

　　三

　　回顾祖父汤炳正先生的学术历程，成就是令人惊赞的，其中尤以语言文字和楚辞两个方面为最，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正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出色贡献，一九九二年，他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教授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在这里我先述说一下他关于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成就。章太炎先生曾称我祖父“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太炎先生对他期望之高、欣赏之甚，由此可见一斑。照我理解这里所说的“绝学”，主要还是指语言文字学。我们知道：过去在学术史上这门学科叫“小学”，是附属于“经学”的，其本身并无什么地位。章先生凭着他广博精深的学识，才使“小学”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全新的独立学科——语言文字学。我们也不妨这样说，太炎先生的学术成就，最精彩之处还是语言文字学。祖父早年尤其是在北京求学时便对语言文字学下过一番功夫。因此，他投入章门的试卷中关于校勘补正汪荣宝《法言义疏》那部分，自然就会大受章先生赏识。入学后，祖父全力以赴跟太炎先生学习语言文字学，尽得这方面的嫡传。这也为我祖父日后纵横驰骋于语言文字学界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和打下了牢固的基石。从这时起，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筚路蓝缕，辛勤开拓，以人类语言起源的研究为出发点，创新立说，先后在《制言》，《中国语文研究》《古汉语研究》等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掷地作金石声”的论文。这些见解独到新颖的论文使他在学术界大放异彩，并确定了他在现代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如果有哪位学者要撰写这段学术史，我想，祖父的语言文字学应当是其中颇为重要的一章。

　　实际上祖父受太炎先生的赏识，并非因其墨守师说，而是在于他献身学术的精神。他在作章先生的学生时，就不同意乃师对中国文字中“表数字”的解释，并专门写了一篇《释“四” 》作“别有一解”。又如章先生认为《说文》中之有“歧读”，乃文字之“逾律”现象。我祖父认为此乃初期文字的必然规律，并非“逾律”。他怀着“吾爱吾师，吾尤受真理”的勇气，撰写了《说文歧读考源》一文。

　　一九九零年，台湾贯雅文化公司为了庆贺我祖父的八十寿辰，特意影印出版了他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代表作《语言之起源》一书。这本巨著由十三篇论文组成，毫不夸张地说，篇篇都在语言学史上有所突破，产生过影响。如其中《语言起源之商榷》一篇，是他语言文字学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一篇划时代论著，也是他语言起源学说方面的纲领性论著。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语言起源于“容态”与 “声感”语的观点。他说，当先民由“手势语”进入“口头语”（即声音符号）的初步阶段，口头语总是通过这种特征来表达事物形态或性质的。如“狗”与“犬” 二名，皆以口吻形状之圆曲，表达其尾巴钩卷的特征,等等。他这篇论文在四十年代问世后,即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而现在当人们重新饶有兴趣地审读他的这个论断时，有学者站出来指出：汤炳正语源学说，“为世人揭开了人类语言起源之谜”，“其重大理论意义当能激发起世人之共识”。（15）

　　祖父汤炳正先生在屈原及楚辞研究上更是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被学术界赞许为“《楚辞》大家”、（16）“《楚辞》学大师”、（17）“国内最著名《楚辞》专家”（18）“现代权威楚文化研究专家”（19），等等。从一九八五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至今，他一直蝉联该会会长。“半世生涯吟屈宋”，“枉说文章惊屈宋”，这些都是他的自我写照之语。关于祖父在这方面的建树，学术界曾概括：“理史迁《屈原列传》之惑，破屈子生辰之谜，辟‘《离骚》乃刘安所作’之妄，论《楚辞》一书非成于一人之手，倡‘神话演化常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之论，在国内国外学术界皆有深远影响。”事实的确如此。八十年代祖父出其长年的积累，先后出版了《屈赋新探》和《楚辞类稿》两部专著，随后台湾又出了繁体字版本。这两部专著，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反响极大，书中不少观点和结论曾广泛被海内外学术界所征引。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香港的《大公报》，日本的《东方》、《文学论丛》等著名报刊发表了揄扬文字，给予高度评价。日本著名汉学家竹治贞夫博士称我祖父的考证，“篇篇使人解颐，我想是于楚辞研究史上闻一多先生以后的最高成就，对学者裨益绝大”，（20）并以一万字的篇幅在该国《文学论丛》上评骘了我祖父的《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我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他长期讲授《楚辞》学，又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杰出成就，故此他已经在屈学领域开宗立派，自成体系，蔚然为一代宗师。目前，他的屈学体系已成为屈学乃至整个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而他所在的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则成为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屈学研究的“重镇”，享誉中外学术界。他的《屈赋新探》《楚辞类稿》已成为当今研治《楚辞》学者与《楚辞》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如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生前就指定他的博士研究生攻读这两部专著。

　　四

　　在这里且附带说说：祖父汤炳正先生还是一个写旧体诗和散文的高手。三十年代，他便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纪念“九·一八”》、《登长城感作》、《咏梅四首》、《故宫行》和《彩云曲》等诗词佳作，其中尤以写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彩云曲》而闻名于世，被誉为“有元白遗风”。祖父的诗作受唐人尤其是白居易影响很深，形成了一种清新晓畅的诗风。

　　他的散文影响似乎比诗词大些。他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散见于《大公报》《草地》《人民文学》《散文世界》《散文》《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数量虽不多，却字字如珠，句句似锦，自成一格，为读者所垂青。八十年代末，北京《散文世界》（一九八九年第十一期）主编曾在《编者小语》中说：

　　有味的是，老学者汤炳正先生所撰的《无名书屋话沧桑》一文，其甘苦难分的沧桑感，正是岁月沉积的结果，通过作者的睿智与豁达的滤炼，更别具光采。

　　以上我简略地分析阐述了祖父汤炳正先生的学术历程、学术思想、学术影响、学术成就等，目的是想先为读者诸君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权为本书引言。

　　注释

　　（1）见祖父《我写<彩云曲>的前后》，载《剑南忆旧》。

　　（2）见天津《大公报》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关于章太炎追悼会的报道。

　　（3）见上海《大公报》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汤炳正述章氏讲学精神》。

　　（4）见周建忠《司马迁祠留影》，载《江海晚报》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作者在文中称我祖父为“学术伟人”。

　　（5）见祖父《忆太炎先生》，载《剑南忆旧》。

　　（6）（7）（9）见祖父《治学曝言》，载《剑南忆旧》。

　　（8）（14）祖父《自纪》（未刊稿）。

　　（10）见祖父《从屈赋看古代神话演化》，载《屈赋新探》，齐鲁书社一九八四年版。

　　（11）见祖父《自述治学之经过》（未刊稿）。

　　（12）见祖父《<屈原论稿>读后》，载《渊研楼文录·序跋荟存》。

　　（13）见祖父《楚辞研究（第二期）序》，载《渊研楼文录·序跋荟存》。

　　（15）张国瀛《一部具有突破性的学术专著》,载香港《大公报》一九九三年四月六日。

　　（16）肖兵《楚辞学更新》，载《苏州教育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17）吉云《楚辞研究一席谈——访汤炳正先生 》，载《文史哲》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18）何新《爱情与英雄——天地四季众神之颂》第14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19）见张世春《江陵县志编研之作者四年考证屈原生于江陵，秭归并非故里》，载《江陵报》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此则报道，曾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等多家新闻媒体所转发。

　　（20）见竹治贞夫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致我祖父信，载竹治一九九五年九月编的《与汤炳正教授往复书简并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