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惠园之路的卡农序曲

木耳

QUOTE:

以下是引用天马在2010-5-17 0:42:53的发言：

我多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雄起，希望中国未来“产权制度-文艺复兴-航海时代-宗教改革-金融革命-产业革命”的主旋律线，，终将因无数个的“姜海川”及其“姜氏弟子们”奏响的卡农序曲而重启。

不过这个主旋律线曲直与否，貌似难说，这线的开端在哪，这线的结尾为何。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愿人心似君心，定不负历史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19 12:25:17编辑过]

木耳

引天马“当年的韦伯哥们，在对待德国政治中最令人窒息的流行病科层组织（bureaucracy）深恶痛绝，尤其是对于当时影响巨大的、有“大学教皇”气概的施墨洛（G.Schmoller）对于组织科层化的热情赞颂，韦伯更是与他进行学术上、政治上的论战。韦伯认为科层化是现代社会的悲惨命运，誓言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与任何组织、任何“超个人的结构”抗争，并且为了避免被“科层组织阉割”，韦伯提出了Charismatic leader的观念，也就是那些具有能激发人群风从与牺牲的天赋与才能的领袖人物，或者成为“天授性领袖”，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唤醒当时政治冷漠、不理国事的人，控御科呈组织大机器的自主倾向。”

佩服天马兄的博闻强识，俺的知识面小得多了。不过对于这段话，尤其对于克里斯玛和科层制，天马兄确定韦伯是这个意思？

木耳

引/李渤卒于公元831年，却开创了被世界教育界称颂的“李渤时代”或称“白鹿洞书院时代”，可惜却没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人和这个词。要知道，牛津大学起源可追溯于公元1106年的某一天，剑桥是牛津淘气的儿子，降生于1209年，再过6年牛津的儿子们就建立了英国的《大宪章》；而哈佛大学？1636年，那一年的吴三桂本来还不打算引清兵入关，那一年距离万历十五年（1587年）也有很多年了。但是，白鹿洞书院的奠基人却在牛津诞生前、约翰•哈佛出生前，就已经死了几个世纪了。/引

引/李渤没有看到朱熹之下的白鹿洞书院成了儒家之“精舍”，成了全国四大书院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四大”之首，成了“史上最牛教学方法”的发祥地。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时已经年过半百，积累了三十年的教学经验，并且思想开放，又能争取国家拨款和项目经费，让这些读书人免去了学费、房费、医疗费、饭费和衣物费，安心治学吧，安心看书吧，安心讨论吧，别去招惹那些功名利禄的尘俗了。/引

引/白鹿洞书院与牛津大学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崇洋媚外的你我总以为古代的中国一无是处，只不过你从不知道李约瑟笔下的中国科技是如此丰沛，只不过你总是认为我国目前教育制度的创新是滋养天上人间这个红颜梦剧场的温床，不知道是如今大学里的师生错了，还是领导人错了，或者中国古代留给我们的文化都错了，那么，你怎么解释白鹿洞呢？它涵养着导师制教学之世界之源泉之精髓，还充沛着李渤独立思考、独立行事、独立拯救国家的独立精神，甚至还孕育着未来中国开锁的钥匙。没有李渤这种“隐居人+仕途者”的霸气，没有朱熹对学术的细腻包容，没有各位师生的自由独立辩论和读书交流，白鹿洞只能成为学术黑洞，犹如今之中国。/引

如果单记述时间的话没什么问题，但要是与西方做一对比的话，恐怕问题就多了。仅就现代性而言，牛津大学可以有，而白鹿洞书院真没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19 15:30:54编辑过]

木耳

汪丁丁：中国社会官僚化问题

　　从“官”和“僚”二字溯源可知，中国的官僚体制从始至终就有的特征是以远近亲疏来确定职权尊卑，这是中国官僚体制与西方官僚体制的本质差异，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式腐败。
　　西方社会的官僚体制，尤其是近代启蒙理性之后的官僚体制，格外强调的是“去人情化”，典范如普鲁士的文官制，它从始至终就有的特征是理性和法律，被韦伯称为“法理型权威”，以区分于“卡里奇马”权威。这一区分，对理解韦伯政治社会学框架内的“权威结构”概念十分关键。在韦伯的社会史形态学考察中，由具有强烈感召力的领袖人物(基于卡里奇马权威)发动的集体行动，或迟或早必须转型为由职业官僚(基于法理型权威)维持的日常生活。官僚化进程日益扼杀创造性，引发新的卡里奇马权威基础上的集体行动。如此循环往复，历史，其实就在这两种权威结构之间徘徊。
　　不论中国的与西方的官僚体制有怎样巨大的差异，它们的基本倾向是压抑创造精神。韦伯很悲观，他认为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官僚化及由此而生的“理性铁牢”是西方不能避免的命运。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写了名篇《官僚体制》，其中第六章“官僚化的心理学后果”有这样一段：“......在官僚化潮流中，情况完全不同。政府职务不给个人才华和天赋提供施展机会。管制宣告了开拓精神的厄运。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不再抱幻想。他知道为他做出的安排是什么。他将在林立的官僚衙门中谋得一份工作，他将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上的小齿轮......官僚技术的日程表将摧残他的头脑，束缚他的双手。他将享有安全，但这种安全是铁牢囚徒享有的安全......他将永远是一个由别人照管的人。他绝不会成为一个依靠自己力量的真正男子汉。他战战兢兢地仰望巍峨官府，在那里面耗尽自己的生命。”
　　那么，何时会发生基于卡里奇马权威的集体行动呢?韦伯曾描述过这样的局面：此时，我们周围充斥着斤斤计较于日常细节的猥琐小人。他们将毕生努力和人生意义完全寄托于下一次晋升的可能性之中，并为了这一意义而策划自己和家人的日常生活，如果有必要，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亲友和同事的利益。联合考察西方和中国的社会现象，我推测，如果我们周围有越来越多越快地出现着以尔虞我诈和欺上瞒下为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的人，那么，一场新的社会革命(集体行动)就不会太遥远了。因为若不如此，则社会整体将被窒息于没有创造精神的氛围之内。人口基数越大，或官僚化的时期越持久，具有卡里奇马魅力的领袖人物就越可能出现。
　　官僚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自掘坟墓的过程。因为，官僚体制不可能自动消除的内在冲动是：⑴自我扩张的冲动，通过引入更多的规则并尽可能使这些规则相互之间保持一致性以及更大的预算，因为更多的规则意味着更大的办公室和更多的分支机构及其官僚......直到引发财政预算的危机;⑵自我复制的冲动，通过在体制内部发现和晋升那些最适合执行既有规则并且最有利于办公室扩张的工作人员......到引发生活意义的危机。
　　但是，从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中凸显出重要性的，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另一概念——传统权威，它泛指那些尚未被启蒙理性攫入牢笼的传统社会日常生活的权威。例如在中国，维系这一社会长达数千年的官方与民间的行为规范及其解释，仍是有效的。中国传统社会，梁漱溟和费孝通先后指出，是伦理本位的。在这样的传统内，“情”远比“理”更重要。这是一种深层的心理结构，它的表达就是“情理”二字联合而来的观念。郭店楚简，有“道始于情”片断，可引出“情理”观念的字源学解释。问题发生在现代，一方面，由工业化和计划经济的现代传统，我们有了类似西方社会的那种官僚体制。另一方面，由深层心理结构，我们仍然讲求“情理”而不是“法理”。于是，我们的官僚特别容易徇私情从而滑入腐败的泥沼。
　　对治的办法似乎只有以下三种：⑴引入竞争机制，这是西方社会缓解官僚化进程的办法。米塞斯谓之“利润”对“官僚”的斗争。计划与官僚是内在结盟的，竞争与利润是内在结盟的。市场是经济竞争的机制，民主是政治竞争的机制;⑵模仿汉代吏治，这是中国社会缓解官僚化进程的办法。举贤良，察孝廉，科举制，微服私访，下情上达，如林语堂《中国舆论史》所举诸实例;⑶寄希望于官僚体制内部出现由卡里奇马人物领导的激烈变革，这是演化变异的办法。
　　来源：IT经理世界

天马

引自木耳兄：“不过对于这段话，尤其对于克里斯玛和科层制，天马兄确定韦伯是这个意思？”

恩，我觉得吧，韦伯哥们创造Charismatic leader一词，肯定有自己的目的，我认为其目的就是对于这一科层结构提出他自己的解决办法，但同时韦伯也是一个走在传统与冲动的地带之中，也就是在合理的管理制度与由Charismatic leader领导的革命性运动（不一定只理解为靠暴力推翻的运动）之间徘徊，汪丁丁似乎也有此意思。

不过，对韦伯的解说，从来争议颇多，这也是我对韦伯的单一理解而已。

谢谢了：）

天马

引自木耳兄：“不过这个主旋律线曲直与否，貌似难说，这线的开端在哪，这线的结尾为何。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愿人心似君心，定不负历史意。”

开端？现在中国太大了，社会太复杂了，难以开清真正的开端在哪里，或者根本没有开端。如果放长眼光来看，开端也是一个过程，目前的种种迹象，包括水云间的存在，都是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关键是看这一开端能否出现质变，跳跃到“发展阶段”。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