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鲁迅与顾颉刚——党同伐异的“可恶罪”

行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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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顾颉刚为何势不两立

 

 

行香子

　　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
　　作者：章培恒
　　《收获》杂志设立了“走近鲁迅”专栏。我想，这是十分及时的。因为，直到今天，鲁迅仍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具有最大影响的一个，但他同时也是受歪曲、诬蔑、攻击最甚的一个。为了不辜负鲁迅留下的这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现在确是到了应该“走近鲁迅”的时候了。
　　深具讽刺意味的是：鲁迅在晚年最赞美的几个青年作家(包括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从四十年代末期起就一个个遭受了灭顶之灾；而也正是从四十年代末期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上述青年作家中，鲁迅的赞赏表示得最为明白并且在当时众所周知的，是萧军、胡风、冯雪峰、黄源、巴金。鲁迅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过序，说是“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田军作，序》)虽只寥寥数语，但在鲁迅所公开赞扬过的现代中国的创作中，却还没有别的作品得到过这样的高度评价。然而，大概是鲁迅也没有想到过的罢，最早“不容”此书的，却是当时的共产党作家、后来青云直上的张春桥。鲁迅为此特地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以表示他的愤慨；但到1948年萧军却终于被划到了“反党”的一方，《八月的乡村》当然也就根本不是什么“很好的书”了。而在萧军挨整的同一年，与晚年的鲁迅关系密切、被鲁迅赞为“鲠直”、“明明是有为的青年”的胡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遭到了较为集中的批判，至1955年又进而被打成反革命，他的一大批朋友也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饱尝苦难，甚或瘐死狱中。鲁迅晚年的亲密战友冯雪峰(见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和被他赞为“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的黄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则于1957年成了右派。只有被鲁迅赞为“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巴金(同上)，在五十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这才保全了下来，尽管也不免受到姚文元之流的批判；不过，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落得个家破人亡。然而，到底不愧是受过鲁迅赞美的作家，巴金晚年所写的《随想录》实在是掷地作金石声的好文章。屈指数来，除了少数早逝的作家如萧红、白莽之外，鲁迅晚年赞美过的青年作家从四十年代末期起直到“文革”期间，一个个在劫难逃。有时甚至连早逝的作家也难以幸免。例如，鲁迅曾经作序称赞过的柔石烈士的《二月》，在被改编为电影剧本《早春二月》后，在六十年代初也成了“大毒草”。
　　因此，人们不得不产生疑问：从那些对于萧军、胡风、冯雪峰、黄源、巴金等人的赞美中所体现的鲁迅的好恶、爱憎、感情、认识，是否显示了鲁迅精神?假如是的，那么，从四十年代末期起，当“鲁迅的方向”在中国广大土地上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时，为什么他们都成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敌人，以致或身入牢狱，或打入另册?难道鲁迅精神本身便是违背“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方向”的么?但如萧军、胡风等人并非新文化的敌人，在他们遭难之前确实是遵循鲁迅的方向，在文化战线上贡献自己的力量的，那么，从四十年代末期起的他们的遭遇岂不同时意味着鲁迅精神、鲁迅方向正在遭受无情的践踏?鲁迅若地下有知，他的心岂不也在流血?尽管在那个漫长的时期里，在中国的土地上确实响彻了对鲁迅的颂歌，还出现了许多把鲁迅精神“阐释”得符合当时政治需要并进而宣扬其“伟大”的著作，其中最杰出的不消说是姚文元的精心巨著；但对照一下实际情况，只要稍微懂得一些鲁迅的人就不难看出这正是对于鲁迅最恶毒的歪曲、诬蔑和攻击。
　　同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巴金、黄源、冯雪峰、萧军、胡风依次获得平反的同时，在文坛上却又响起了“反对神化鲁迅”的呼喊。原来，在这些人看来，鲁迅在这么多年来不是在被作践，却是在被“神化”。本来，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神化”也是一种作践；但所谓“反对神化鲁迅”也者，却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神化”一词的，其原意不过是说前几十年把鲁迅“神化”得太伟大、正确、完美了，因而要反其道而行之。于是，鲁迅就从遭受裹在“歌颂”的外衣下的恶毒歪曲、诬蔑、攻击转变为遭受直接的恶毒歪曲、诬蔑、攻击。
　　在后一方面做得最出色的，是顾颉刚先生女公子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本书制造了太多的神话来吹捧顾颉刚先生，也有太多的对鲁迅的诬陷。关于前者，我在发表于《钟山》1998年10月号的《序》中已略有涉及；至于后者，则只要看一看她把早已破产了的所谓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剽窃”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谎言都重又搬了出来，就足可见其卑劣和无聊了。但此类伎俩不仅没有道到应有的揭露，这部书——特别是其中诬陷鲁迅的部分———时却颇有走红之势。这种现象，我实在不知何以名之；但还是先欣赏一下顾潮女士的解数罢。
　　顾女士在书中说：“他(指顾颉刚。——引者)认为：‘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自传》)其实父亲与鲁迅的交往并不多，但为什么会成为鲁迅笔下的阴谋家、不共戴天的仇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事还需从几年前说起。”(《历劫终教志不灰》100页)接着就以《北大宿怨》为小标题，“说起”了好些颇能显示顾潮女士品质的事情，其中一条是：“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于2月1日作《不是信》，说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同书103页
　　如果是只看这一部书的读者，一定会认为顾颉刚、陈源揭露鲁迅的这种“有抄袭之嫌”的“做法”乃是正常的和符合实际的学术批评，而鲁迅在遭到揭露以后，虽不得不承认盐谷温的著作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参考书之一，但从此就与顾颉刚“结了怨”，并成为后来与顾颉刚“过不去”的主因之一，可见鲁迅为人实在阴险卑鄙。至于鲁迅《中国小说史赂》到底是否出于“抄袭”，顾潮女士虽没有正面回答，但在引用鲁迅的答复之文时，只引了他的承认以盐谷温书为参考书之一，而不引《不是信》在涉及此问题时的主要部分——对诬蔑他“抄袭”的无耻谰言所作的义正词严的驳斥，因而不知此事原委朗读者自然会认为鲁迅在“抄袭”问题上已经理屈词穷，只好避而不答；于是《中国小说史略》之。“抄袭”盐谷温书也就铁案如山了。但如与实际情况对照一下，那么，顾潮女士的用心与手法就昭然若揭。
　　顾颉刚对陈源怎么说的，我辈不得而知，但既然顾潮说是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氏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则陈氏不过是将顾颉刚与他“谈及”的“此事”“公布出去”而已，并未添油加醋，因而陈氏所公布的与顾颉刚所“谈”的，自必密合无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陈氏的“公布”与上引顾潮所说有多大的距离罢
　　陈源在《现代评论》第二卷50期(1925年11月21日)以西程的笔名发表的《闲话》里说：“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以致整大本的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这“思想界的权威”是指鲁迅。1925年8月初，北京《民报》在《京报》、《晨报》上所刊登的广告中，有“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之语。刊登广告者与鲁迅并不相识，但陈源却为此而挖苦鲁迅道：“不是有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西滢致志摩》，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可见他是确知有人在称鲁迅为“思想界的权威”，并把这作为攻击鲁迅的材料的；因而《闲话》中的“思想界的权威”一词的矛头所指，自为鲁迅无疑。这同时也就是暗示读者，鲁迅在干着“整大本的摽窃”的勾当，只是他西滢“不敢再开罪”这位“思想界的权威”——鲁迅，因而不敢举出书名而已。但过了大概两个月左右，他终于图穷而匕首见，在《西滢致志摩》中直指鲁迅说：“有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他(指鲁迅。——引者)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这里虽然不再用“整大本的摽窃”这样的字眼了(大概他已发现“摽窃”的“摽”字是写了错别字)，但其所引用的“窃钩”二语显然是就“钞了沫若的几句诗”的学生与《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鲁迅相比较而言的，既然“钞了沫若的几句诗”只是“窃钩”，而《中国小说史略》乃是“窃国”，倘非“整大本的摽窃”，又是什么
　　所以，鲁迅对此回答道：“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猪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不是信》，《语丝》周刊65期，1926年2月8日；后收入《华盖集续编》)两相对照，就可知道陈源说《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摽窃”或“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是一种怎样卑劣的诬陷。而在鲁迅作了这样的说明以后，无论是陈源还是他的朋友，都没有再拿出任何证据来加以否定。陈源也没有声明说《闲话》里的“整大本的摽窃”不是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顺便提一下，鲁迅在《不是信》中还随手举了一个例子，以进一步揭示陈源之流的卑劣：“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钞袭。陈源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同上)对此，陈源也无可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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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5年，由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的出版，鲁迅在作于该年除夕至次日晨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又提起了此事，说是“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这之后，无论是陈源还是他的朋友都未能为其诬陷鲁迅剽窃盐谷温书一事进行“洗刷”；其略可为陈源解嘲的，是胡适于1936年底写给苏雪林后来并公开发表的一封信：“通伯先生(案即陈西滢。——引者)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风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良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引自《胡适往来书信选》(中)339页)这虽然含有为陈源开脱的意思，但也不得不承认陈源所说确是鲁迅“剽窃”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而且把最早诬陷鲁迅剽窃的人斥为“一个小人”。
　　现在，可以把事实真相与顾潮对此事所说的对照一下了。事实是：陈源公然诬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以盐谷温书为“蓝本”的“整大本的摽窃”，经鲁迅在《不是信》中义正词严地驳斥以后，陈源无词以对，及至盐谷温书的中译本和《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分别在中、日两国出版，真相更大白于天下，以致在鲁迅说了“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这样分量很重的话以后，陈源仍然无法作答。连把陈源作为自己人的胡适(他在上引给苏雪林的信中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的所谓“我们”中，是包括陈源在内的)，也只能在承认“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的同时，把最早造作谎言的责任推给张凤举。其意盖若曰：“‘谎狗’的旗子”应让张风举去背，“通伯先生”只是受蒙蔽而已。但在顾潮笔下，却成了鲁迅的“这种”“有抄袭之嫌”的“做法”，在遭到了陈源的“公布”后，鲁迅在其《不是信》中只能承认盐谷温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而且她还给读者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印象：鲁迅在其回答此事的《不是信》中对《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一节毫不涉及。于是在不明内情的读者心中自然轻易地坐实了鲁迅的“抄袭”。这真是令人不胜钦佩的巧妙手法，也确实不愧于此书的标题《历劫终教志不灰》。——从上引顾潮女士的叙述中，可知陈源的公然宣言《中国小说史略》为“整大本的摽窃”，原是在顾颉刚与他“谈及”后才“公布出去”的，可见这一恶毒诬陷鲁迅“剽窃”的勾当，实是顾颉刚在幕后策动、陈源在台前表演的；可惜有志难遂，这场丑剧最后落得个陈源终身背着“谎狗’的旗子”而落幕。现在，顾颉刚、陈源的这个恶毒诬蔑鲁迅之志，终于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由顾颉刚女公子顾潮实现了：轻巧地给鲁迅戴上了“抄袭”的帽子，并且把顾颉刚、陈源当时合演的狼狈收场的丑剧转化为辉煌的胜利。可见顾颉刚的这种诬陷之志确实“历劫不灰”。而且，顾潮女士的这种勾当，似乎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揭露，这又意味着：比起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来，我们的时代更是诬陷鲁迅的绝妙时机。
　　在这里再补充一点：在顾潮的上述戏法中，还巧妙地利用了今天与当时的某种观念差异。在今天的注重学术规范的人(可惜这样的人还不是很多)看来，以别人的著作为参考书。而且还有所吸取，自然应该注明；但在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时代，中国学者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特别是大学历史教材性质的著作，不注明参考书是被认为正常的事。换言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注参考书，在当时是不会被认为“有抄袭的嫌疑”的。证据是：在鲁迅的《不是信》中公布了盐谷温书确是其“参考书之一”等情况后，无论陈源、顾颉刚还是他们的朋友都没有人再站出来说：“你在《中国小说史赂》中没有注明这一点，就是有抄袭的嫌疑!”因为倘要这样做，那就无异自投罗网；从胡适算起，谁都不能幸免。就说顾颉刚罢，他那些在二十年代发表的古史考证文章，有些在日本早就有了类似的说法。例如，白鸟库吉早就著文考证尧、舜、禹并无其人，而且这种见解至迟在1916年左右已深入到了日本的高级中学(参见日本仓石武四郎《中国文学讲话》第一篇《神话的世界》)。他哪敢去追究注不注参考书的问题?所以，顾颉刚、陈源的诬陷鲁迅“剽窃”，所用的绝不会是“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然而并未加以注明”，“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一类的话语。
　　然而“智者千虑，终有一失”，顾潮女士的上述表演却不免辜负了胡适的苦心。老实说罢，我对胡适把张风举作为诬蔑鲁迅“剽窃”的始作俑者是颇为怀疑的：因为此说并无旁证，张风举又是与鲁迅关系较为密切、很受鲁迅称赞，而与陈源并无什么交往的人，他没有理由和可能去向陈源造鲁迅的谣言。现经顾潮证实，向陈源去说《中国小说史略》“抄袭”而致陈源“公布出去”的，原来是顾领刚。那就合情合理了。大概胡适看到诬陷鲁迅①“剽窃”的事已弄得灰头土脸，不愿再把顾颉刚牵涉进去了，所以把张风举来顶缸。不料现在顾潮女士认为时机已到，又把顾领刚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说了出来。
　　话说远了。总之，从这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知道鲁迅在今天是在怎样被任意歪曲、诬蔑和攻击!所以，提倡“走近鲁迅”，实在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因为只有“走近”了鲁迅，才能真正认清鲁迅的价值所在，才不致为裹在“歌颂”的外衣下的对鲁迅的歪曲、诬蔑和攻击所迷惑，也不致为赤裸裸的对鲁迅的歪曲、诬蔑和攻击所吸引。至于说“走近鲁迅”的提法会导致对鲁迅的贬低，那更是匪夷所思。就从本世纪的八十年代算起罢，在攻击和诬陷鲁迅方面，在大陆上出版的书没有一部是能望顾潮女士《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项背的，但这难道是“走近鲁迅”专栏引出来的吗
　　在我看来，“走近鲁迅”专栏中发表的今人的文章，除了王朔先生的一篇再一次显示了他的“无知者无畏”的特色和冯骥才先生的意见是我所不敢苟同的以外，大抵都有益于抉发鲁迅的伟大。而且，就是王、冯二位之作，也都坦陈所见，与阴谋诬陷鲁迅者不属于—个档次，有什么不能发表的呢?我所害怕的，倒是在研究所谓“大师”级的人物的领域内设立禁区——在1931年末，《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先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回答道：“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原载1932年1月1日《中学生》新年号，后收入《二心集》)我想，这是今天的一切自命为拥护鲁迅者所应永远记取的。
　　最后，向《收获》编辑部提一个要求：拙作倘能发表，希望不要作任何删改。因为，在有报刊(不是《收获》)要求发表顾潮女士的那些涉及鲁迅的文章时，她曾提出一个条件：不准删改。她的条件得到了满足。我想，在今天而保卫鲁迅，应该与诬蔑鲁迅获得同样的权利。
　　①鲁迅于1921年8月25日致周作人的信中曾说“此
　　人(指张风举。——引者)非常之好，神经分明”。
　　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11卷391页【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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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顾颉刚到底有什么过节？

——读顾颉刚日记

傅国涌

读《鲁迅全集》，鲁迅对历史学家顾颉刚有很多尖刻的讽刺，甚至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与孙伏园的通信，说顾颉刚反对国民党。原文是：“我真想不到，那个反对民党使兼士（指沈兼士）愤愤的顾颉刚也到这里作教授了。天下老鸦一般黑，我只得走开了！”（《鲁迅全集》没有收入。）气得顾颉刚要起诉鲁迅，写信要鲁迅别离开广州，等他回去对簿公堂。鲁迅回信嘲讽，拒绝留在广东待讼。他买了鲁迅所有著作读了，在日记中说：“乃活现一尖酸刻薄、说冷话而不负责之人”。“鲁迅有三个主义：（1）架子，（2）金钱，（3）党派。”鲁迅比顾颉刚大12岁，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双方纠结如此之深？过去有过种种猜测，取攻势的鲁迅并没有明说，顾颉刚这些话都是写在私人日记当中，1927年3月1日这天写得比较详细：

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

（1） 揭出《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氏书。

（2） 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

（3） 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

（4） 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

总之，他不许别人好，要他之间在各方面都是第一人，永远享有自己的骄傲与他人的崇拜。这种思想实在是极旧的思想，他号“时代之先驱者”而有此，洵青年之盲目也。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遇问而已，何必妒我忌我。

关于第一条，他在不久前2月11日的日记中说：“鲁迅对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即陈西滢），《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

4月19日，他到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在此，造了我许多谣言（例如说我为研究系，称胡适之为世界上第一好人、陈通伯为世界上第二好人，作北大的书记等）。孟真（即傅斯年）谓他恨我过于免他教育部 事职之章士钊。”

顾颉刚所列其他几条理由，未必令鲁迅对他如此耿耿，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则确实伤害了鲁迅。陈西滢1926年在《晨报副刊》公开指出，鲁迅对此有过正式回应，在《语丝》周刊发表的《不是信》中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他认为虽参考了盐谷温的书，但抄袭说是对他的羞辱。胡适在鲁迅身后写给苏雪林的信里说，“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说陈西滢误信张凤举之说，从顾颉刚日记可知，鲁迅似乎知道此话源自顾颉刚，难怪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不能原谅。

相隔几十年，鲁迅身后的地位已被神化， 1973年7月11日，顾颉刚追忆往事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段很长的话，他听人说，鲁迅最后十年在上海，“最很之人，非胡适与陈源，亦非杨荫榆与章士钊，乃是顾颉刚一人耳。”他分析了鲁迅的心态，特别是“心理之沉郁”，甚至借用了鲁迅当初批杨荫榆的“准寡妇”一词，称其早年有“准鳏夫”心理。他提及，鲁迅《阿Q正传》开篇就说“阿Q”的读音只有待于“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的考定。当时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他帮助胡适收集了很多文字资料。鲁迅到中山大学说“顾颉刚是胡适的书记”就是因此，其实那些年，顾颉刚已发表了大量古史、故事、歌谣、风俗等方面的论文。傅斯年当时即说：“外国大学者中尽多是由作人书记起家，何况颉刚只做北大助教，并非胡适私人书记。”很奇怪，此文未及《中国小说史略》，大约他已知抄袭说不成立。

他在最后说：“今日鲁迅已为文化界之圣人，其著作普及全世界，研究之者日益多，对于彼我之纠纷必将成为研究者之一问题。倘我不在此空页上揭露，后人必将无从探索，故勉强于垂尽之年略作系统之叙述，知我罪我，听之于人，予惟自誓不说一谎话而已。”鲁迅其人其文受到的关注远过于顾颉刚，听听顾颉刚的说法，对于了解这段公案，显然是重要的。

行香子

在网上搜到这许多，因不懂，便一股脑儿贴过来了，聊作参考，望莫见怪。张耀杰先生此文多以鲁迅书信为凭，阐释以“一厢情愿树敌结怨”“替党行道党同伐异”，得出“党同伐异的鲁迅与他势不两立的根源，只在于他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异党’。借用鲁迅的话说，顾颉刚所犯下的是莫须有的‘可恶罪’”之结论。窃以为不妥之处，一则其“一厢情愿树敌结怨”“替党行道党同伐异”之论证惟以事件单方言书为据，解读单方行为心理，贬斥其人来证事件其非，以鲁之曲等同顾之直，未能细勘事件本末（鲁顾结怨或多有原由），多方说辞（顾于此事有许多言说，况亦牵涉胡适陈源川岛等人），客观评较（结怨是非可议，虽无不主观，然于单方贬损之至，恐多诛心之论，亦失分寸），此其一；二则其文以结论“可恶罪”为其论证基础，原已抱定“因异党而伐”之说，以“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与被顾颉刚奉为导师的胡适大有关系”之言，引出“还没有表现出敌对态度”“一厢情愿地设定敌人”“把势不两立的敌人由顾颉刚们身上转移升级到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身上”一系列推论，好比数学之公理证明，反拿公理本身作已知条件，其结论实未获证明，此其二；三则细看也有矛盾处，如鲁早知顾为胡之信徒，若只为“伐异”，只为“胡之故”，那时“没有表现出敌对态度”，岂不怪哉。或曰深藏，但后来何以不深藏，其间有何种种，怕不是“伐异”“胡之故”便可解释。何以忽“一厢情愿设定敌人”，单归于鲁为人神经如此，无他世事，亦难圆说，此其三。所转多文，对事件原委或有他说，非愿为鲁开脱，不过颇可参考，多方比较，或可稍知事知鲁吧。 [ 本帖最后由 行香子 于 2012-6-17 12:50 编辑 ]

白水

原帖由 行香子 于 2012-6-17 12:46 发表 在网上搜到这许多，因不懂，便一股脑儿贴过来了，聊作参考，望莫见怪。张耀杰先生此文多以鲁迅书信为凭，阐释以“一厢情愿树敌结怨”“替党行道党同伐异”，得出“党同伐异的鲁迅与他势不两立的根源，只在于他是‘自 ...

 

 

哈哈，这个话题的讨论，现在才有点意思了，这才是历史区这里应有的风格：）研究鲁迅者甚夥，顾鲁这桩公案自然也会关注者众，我贴了一篇文章，你找出一堆同样有材料有论证的文章来反驳或呼应，这是正确的做法，比浮泛地表示几句不满，更有价值。现在我说说对这几篇文章的综合看法，看后的结论就是，顾鲁结怨这事儿到现在也无法做最后的结论，因为双方都有未能自圆其说之处。

 

张耀杰的文章，问题在于成见太深，每一步材料的推导，都要伴随着道德审判，而据以做审判前提的东西，并未出示；反对方的意见，有些地方也是只能靠推测来支撑，且未能自圆其说。比如，胡适提到陈源“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而指控鲁迅抄袭，从章培恒先生的文章来看，这里提到的张凤举实有其人，既如此，胡适这句话就是个有价值的线索，理当循此线索考辩下去，最后能否考辩出个结果另当别论，但这种努力总是该做的。孙玉祥却简单地认为胡适只是为了替陈源洗刷，“掩护”顾颉刚，章培恒的观点也近于此，这样说也是以推测胡适动机来代替考证，太过偷懒了，而且如此推测不也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胡适做道德上的抹黑么？胡适居然为了给朋友开脱，捏造新谣言无端伤害无辜者张凤举？当然，胡适也并非绝对不可能这样做，但总得有证据来坐实。没证据以推测胡适动机来代替论证，孙玉祥等人处理这条线索的方式，至少不能说是严谨的。

 

无证据而推测动机，这点最该警惕。鲁迅对顾的反应，有些地方就有这个问题，如从现有材料来看，因鲁迅闻听顾亦将来中大教书而反应强烈，傅斯年为避免矛盾激化，乃派顾颉刚外出购书，以此方式隔离二人安抚鲁迅，到鲁迅给川岛的信中却成了“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预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因厌恶一个人而对其动机做恶意的猜测，这是常人的正常反应，但事后来看，却不能说这正常反应是持平之论，文字如发表出来了，对顾也造成了不应有的伤害，这点总该承认。事出有因，并不等于“天经地义”，这个道理应不难理解。

 

综合诸家所列举的材料来看，如果顾鲁结怨，仅仅是因顾表示最推崇胡适、陈源，那鲁的做法只怕难逃后人诟病。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认为顾鲁结怨起因于顾推崇胡、陈，这种说法并不是张耀杰的发明，陈涑渝亦主此说，陈是鲁讯研究专家，颂鲁不遗余力，只是他的解释是：“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 裁军 制宪 、实行 联省自治 ，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论敌”，这样一解释，胡的行径便好像卑污，推崇胡的人就该被鲁迅厌恶，鲁的做法就是选择了正确路线。而张耀杰却是推崇胡适的，因此我们看到，张、陈二人大前提（对胡的看法）相反，小前提相同（鲁迅憎恶顾颉刚因顾推崇胡适），最后推导出的结论便相反，到了张耀杰这里，自然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了“党同伐异”。这点很有意思吧？

 

如果说顾鲁结怨，系因顾对陈源讲了鲁迅抄袭盐谷温，那就得说是顾错误在先，鲁反应在后。顾应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这没什么可说的。只是顾的错误性质是什么，尚有讨论余地，我不大赞成蓄意造谣这种看法，理由就是主张此说者，没有给出顾要这样做的理由（天下总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再则以鲁对顾的恶感之深恶评之多，在给许广平和朋友的信里，却并未见明确拿这个来说事的（至少上面几篇研究文章里没举出例子），这点也该有个解释。这个事儿上，我倾向于认为顾的做法属轻率，顾不满三十即因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而暴得大名，年少得志，不免目空一切，不大将前辈放在眼里，因此朋友间闲谈时凭着似是而非的印象对鲁迅的小说史略做出抄袭的轻率评价，而一笔抹倒，不料陈源将这私人谈话捅到了报纸上，以顾当时史学俊彦的名头，陈援顾的话来攻击鲁迅，对鲁迅自然伤害不小，因此顾应为他的轻率付出代价，这没什么可说的。只是鲁迅的有些做法，虽为鲁迅辩者亦承认属“人身攻击”，只是尽力强调这攻击的事出有因罢了。

 

但顾鲁究竟系因何结怨，仍不易有定论，诸说相较，在下觉得，http://book.sina.com.cn/excerpt/eduhissz/2008-06-17/1545238680.shtml 这篇文章所主张的综合起因说，相对更持平，问题最少，但中间也有多处要靠推测来衔接论证链，所以也无法做定论。

 

要言之，顾、鲁结怨，现在能确定的关键事实有二：

 

一、顾颉刚说过鲁迅抄袭岩谷温的话，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鲁迅没抄；

 

二、鲁迅对顾颉刚的反应里，有多处是挖苦顾的生理缺陷。

 

从这两个事实出发，添加不同的旁证和推测，就会导向种种不同的结论。在这里，我也修正一下前面提到的“顾鲁之争其曲在鲁”这种简单说法，具体修正为：顾有错，该付出代价；然鲁迅的有些反应，如人身攻击一类，虽事出有因，但终究过当，纵圣贤所为，亦不足为后世法。

行香子

原帖由 白水 于 2012-6-18 11:57 发表     哈哈，这个话题的讨论，现在才有点意思了，这才是历史区这里应有的风格：）研究鲁迅者甚夥，顾鲁这桩公案自然也会关注者众，我贴了一篇文章，你找出一堆同样有材料有论证的文章来反驳或呼应，这是 ...

感谢老师贴了这样一大篇说明，很是受教。尚有几点。 1、“张耀杰的文章，问题在于成见太深，每一步材料的推导，都要伴随着道德审判，而据以做审判前提的东西，并未出示。” 成见太深，道德审判岂不近似诛心，审判前提的东西，是什么呢。 2、“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 裁军 制宪 、实行 联省自治 ，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论敌” 忽然明白这理由了。张先生说鲁因顾崇胡而憎顾，我看后只以为是嫉妒之故。不想胡竟有如此背景。但张先生并未言及，或是大前提之故吧。“张、陈二人大前提（对胡的看法）相反，小前提相同（鲁迅憎恶顾颉刚因顾推崇胡适），最后推导出的结论便相反，到了张耀杰这里，自然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了“党同伐异”。这点很有意思吧？”看来大前提最要紧。若大前提多存偏颇，则小前提如何，结论都会不同。然而学术文章不应尽量少存偏颇心么，难道只要列出证据，亦不妨？ 3、“要言之，顾、鲁结怨，现在能确定的关键事实有二： 一、顾颉刚说过鲁迅抄袭岩谷温的话，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鲁迅没抄 二、鲁迅对顾颉刚的反应里，有多处是挖苦顾的生理缺陷。 从这两个事实出发，添加不同的旁证和推测，就会导向种种不同的结论。在这里，我也修正一下前面提到的“顾鲁之争其曲在鲁”这种简单说法，具体修正为：顾有错，该付出代价；然鲁迅的有些反应，如人身攻击一类，虽事出有因，但终究过当，纵圣贤所为，亦不足为后世法。“ 赞同！但也感慨，前贤皆是凡人，其过，总觉多可理解，不过人之常情嘛。日常不多如此事，哪还成人间世？唉，看看公案多无了结日，只觉前贤如此，千秋身后名仿佛也不那么好的。 [ 本帖最后由 行香子 于 2012-6-18 14:09 编辑 ]

白水

原帖由 行香子 于 2012-6-18 14:07 发表 感谢老师贴了这样一大篇说明，很是受教。尚有几点。感谢老师贴了这样一大篇说明，很是受教。尚有几点。1、“张耀杰的文章，问题在于成见太深，每一步材料的推导，都要伴随着道德审判，而据以做审判前提的东西，并未出示。”成见太深，道德审判岂不近似诛心，审判前提的东西，是什么呢。

 

张的文章，情形非常复杂，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他每往前带一步材料，解析时都以他判定的鲁迅的某种动机为前提，仅举最温和的一例：

 

1926年9月20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第一次提到顾颉刚时，还没有表现出敌对态度：“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两地书》原信五十一）

　　9月26日的下一封信中，鲁迅已经开始一厢情愿地设定敌人：“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两地书》原信五十四）

 

第一段说9月20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第一次提到顾颉刚时，还没有表现出敌对态度，但是到了第2段，说“9月26日的下一封信中，鲁迅已经开始一厢情愿地设定敌人”，“一厢情愿”一词的使用，就多少属于违规操作，何以见得鲁迅就是“一厢情愿”？何以这六日间就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确实改变鲁迅的看法？这种地方没有交代，直接把一个小结论藏在论述里，就不是恰当的做法。而这种笔法，在张文中颇不少，所以你觉得可疑，是没错的，但我希望你能这样切实地用一个例子来说出他何以可疑。用理性分析来支持你的感性所得，这个过程就是个学术训练的过程。

 

但我却并不能由此轻易断定张的结论都是错的，因张对鲁迅也下过一些功夫，他的有些话，旁人 觉得突兀，但研究界也许并不觉得，如顾推崇胡适而不为鲁迅所喜，这种观点连颂鲁者亦有持此说者，就可能是属于学界都知道的，可以作为局部前提来使用，这在学术研究中也很常见。所以有些没有交代来由的话，非学界中人还真不能轻易说全是张的臆断，也许早就有各种材料证实了，只是没必要在这里展开呢？因此，找一找其他人的文章，看看他们有没有涉及类似问题，有没有提供别的材料和线索，就非常重要了。

 

你又说：

 

“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 裁军 制宪 、实行 联省自治 ，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论敌”忽然明白这理由了。张先生说鲁因顾崇胡而憎顾，我看后只以为是嫉妒之故。不想胡竟有如此背景。

 

老实说，我倒不大明白你“忽然明白”了什么，莫非你以为陈漱渝说的这个就是真相？实话说，陈的那些鲁迅研究，给我的观感并不好，就以他这句话来论，措辞的主观色彩也很强烈，“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这类词都不是中立叙述，陈用这种说法来暗示胡适的卑污，但同样一件事，也可以见证胡适追求宪政的努力，在那个时代，胡劝地方实力派（陈用“封建军阀”一词一股脑地将这些人全打成了反动势力）裁军制宪，有何不对？“出谋献策”一词尤其荒唐，这种措辞跟前面的“封建军阀”联在一起，就把胡适暗示成了一个主动投靠各种反动势力的摇尾乞食者形象，但稍有点常识的也该知道，若真是“出谋献策”，那必须是为对方的利益做盘算才能入耳，请问叫地方实力派裁军，这算是什么献策？胡适岂止是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抗日战争时他还反对主战呢，胡适反对的背景和理由是什么？这些东西如果都不了解，就很容易被这种充满偏见的三言两语给暗示到岔道里。呵呵，陈就是用他这套话语，来变相丑化胡适，让人觉得“不想胡竟有如此背景”，那推崇胡的顾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鲁迅跟顾结怨，正见证了他的革命性。这就是陈的话暗含的思路，你欣赏吗？呵呵，我可不欣赏。所以我是不大赞成顾鲁之间因崇胡而结怨的说法的，陈以此来证明鲁的政治正确，张以此来推导鲁的党同伐异，我都不同意。至于说研究的“偏颇之心”与“证据”之间的关系，这个非三言两语能说清，只能留待以后再有好的讨论话题和例证时，再见招拆招地来分说了。

行香子

原帖由 白水 于 2012-6-18 15:47 发表  张的文章，情形非常复杂，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他每往前带一步材料，解析时都以他判定的鲁迅的某种动机为前提，仅举最温和的一例： 1926年9月20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第一次提到顾颉刚时，还没有表现出 ...

理性分析总觉很难。常常是只感到，但说不出。大概还是训练不足吧。此次还是太谢谢老师了：）

至于陈所言胡适如何，我倒以为是真的。毕竟于胡适生平很无知。虽也略觉其表述矛盾处，却未加细想。至于其用词色彩，因只那么一句话，便疏忽过去了。不过我也只以为是鲁胡政见不和，没觉胡卑污。张陈二位先生成见之言，我都不大能信，或因我心中先存一“成见”吧。大致也知鲁胡是何样人，总觉断断不至如何的。但这是否将前人都想太好了呢。只是张陈二位，斗胆言之，或有善己好者，恶己恶者之嫌，与鲁因恶顾而不惮以恶的想法揣测何别？还是不大以为然。

[ 本帖最后由 行香子 于 2012-6-18 17:34 编辑 ]

木耳

看晕了，的确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