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白水

　　铁西兄的几条跟帖，已读，谢谢！

　　“如果没有必要的物质资源，社会主义会扭曲变形，最终变成斯大林主义”，何以会如此，而且这个现象又如此普遍，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在农村，大量对新政权满怀敌意的农民在枪口的威胁下才勉强交出辛苦攒下的余粮，支援饥饿中的城镇。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物资产量极低，公民机构缺失，工人阶级损失惨重、筋疲力尽，农民暴动不断，官僚机构的臃肿程度堪比沙皇俄国时代，新生的革命政权在建立之初就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最终，布尔什维克还是依靠着枪杆子将饥肠辘辘、士气低落、早已厌战的俄国人赶进了现代化的大门。”

　　这个，看上去好像是在进步史观的观照下，将民众的痛苦和牺牲看成了必要的成本，只是何以只能以如此巨大的代价向这个方向去“进步”，或者，既然成本如此高昂，放弃这种进步可以不可以？这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铁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确是在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但却没有为革命中的专制和血腥进行辩护的意思，引文中的叙述对这些“代价”的产生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这种分析并不是以进步的名义把历史中的灾难予以正当化。伊格尔顿还写过一本关于本雅明的书，后者的名言代表着二十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进步史观的反思：“历史天使的脸是朝向过去的。在事件之链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地方，他只看到一场大灾难，残片在不停地飘落，他把它收拢到自己的脚下。天使原本想留住并且唤醒那死去的，弥补那被打碎的。但天堂刮起一阵狂风；狂风猛吹天使的翅膀，天使竟再也无法收拢他的翅膀。这狂风不可抵挡，把他吹向他所背对的未来，他面前的废墟堆得如天一般高了。这狂风我们就叫它进步。”或许还可以举一个更切近的例子，中国工人阶级的牺牲也常被看作是市场经济改革必要的代价，正像对于倒毙在集体农庄里的俄国农民，斯大林是比沙皇可怕得多的暴君，对于铁西区的下岗工人，市场化改革比文革更像是一场浩劫。站在被牺牲者的立场上，没有任何既定的“进步”方向可以被轻易肯定。叙述历史的意义并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某种经验，而是清理遗产和债务，以探寻新的可能性。伊格尔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铁西

还是再引一段原文： “……前苏联共产主义的功绩还是不能盖过它造成的损失。……而资本主义又如何呢？在我写作此书之时，西方国家的失业人数已经超过数百万，并且仍在稳步增长，各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依靠着从同样囊中羞涩的人民那里盗取来的数万亿美元才得以避免经济崩溃的结局。亲手将世界金融体系拖向深渊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们正在争先恐后地接受整容手术，以免满腔怒火的百姓认出他们，把他们大卸八块。 的确，资本主义曾经发挥过不小的作用，为世界上的一部分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富足生活。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并非只有资本主义，斯大林也做到了，虽然他们的国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人力代价。这已经不仅是大屠杀、饥荒、帝国主义和奴隶贸易的问题了。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只有在对大多数人实行野蛮剥削的情况下才能创造财富。也许从长远来看，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在毁灭我们的星球。一位知名的西方经济学家就将气候变化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 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会在穷国实现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这样的壮举除了依靠时间循环之外再无他法，就好比要在中世纪发明电脑一样。斯大林之前也从来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认为这一看似不可能的壮举是可以实现的，无论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在社会总财富本就不多的时候，根本没办法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以使所有人都受益。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不可能消除社会阶级的划分，因为物质结余太少而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对财富的争夺终将造成社会阶级分化的复苏。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的革命，只能让“龌龊的老一套”再次出现。其结果无非是物质匮乏的社会化。人的谋利动机是白手起家积累财富的最有效方式，无论这种方式多么野蛮残忍。贪婪的自利心能使人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大量的财富，虽然与此同时惊人的贫困也伴随而来。 马克思主义者从没想过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精髓就在于它的国际性。这是冷静的唯物主义认识，而不是虔诚的理想主义。在这样一个国家间生产专业分工明确的世界里，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就无法利用它想要消除物质匮乏而必须依赖的全球性资源。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仅靠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是不够的。“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这样的怪异概念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发明创造。从一定程度上说，斯大林提出这个说法是为了讽刺其他国家没有向苏联施以援手，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任何依据。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要在某处发生。但在一国的范围之内，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二章）

木耳

原帖由 铁西 于 2012-9-22 21:54 发表 站在被牺牲者的立场上，没有任何既定的“进步”方向可以被轻易肯定。叙述历史的意义并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某种经验，而是清理遗产和债务，以探寻新的可能性。伊格尔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新的可能性”与“既定的进步方向”有什么区别？

新的可能性是否要遵循一些基本的价值认同？比如，康德说的，人不能仅仅是手段，还是目的。如果把作为目的的人省略掉的话，那当然可以说斯大林主义的现代性意义，也自然可以说文革中的铁西区人可能比下岗后的铁西区人，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铁西

当然要遵循一些共同的价值，比如生命、健康、尊严、民主等等。但问题在于，实际情况是，宣扬普世价值的人往往只针对某些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才喜欢强调这些价值。比如，在911罹难的美国人是作为目的的人，在西进运动中灭亡的印第安人则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文革中的牺牲者被当作历史浩劫的证据来纪念，在90年代卖妻、跳楼或默默贫病而死的下岗工人却可以被发展的成绩所化约，以至于市场化看起来像是自然而正当的进步方向，而不是以专制和暴力来推进的。

铁西

“如果把作为目的的人省略掉的话，那当然可以说斯大林主义的现代性意义，也自然可以说文革中的铁西区人可能比下岗后的铁西区人，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把作为目的的人省略掉的话，市场化比文革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 本帖最后由 铁西 于 2012-9-23 10:42 编辑 ]

铁西

“新的可能性”与“既定的进步方向”有什么区别？ “既定的进步方向”化约被牺牲者的经验。 “新的可能性”首先唤醒历史中的一切亡灵。

木耳

原帖由 铁西 于 2012-9-23 10:23 发表 当然要遵循一些共同的价值，比如生命、健康、尊严、民主等等。但问题在于，实际情况是，宣扬普世价值的人往往只针对某些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才喜欢强调这些价值。比如，在911罹难的美国人是作为目的的人，在西进运动中 ...

 

没有任何一种“新的可能性”或者探寻指向的是绝对精神或者包罗万象的普世价值。但是，如果不从逻辑角度进行证伪的话，恐怕种族、族群或者集体生命的普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吧。

 

911跟西进运动不是同一历史层面，何况，911里面可能也有印第安人。再者，今天许多的普世价值宣扬者照样批评西进运动的不人道。

木耳

原帖由 铁西 于 2012-9-23 10:23 发表 当然要遵循一些共同的价值，比如生命、健康、尊严、民主等等。但问题在于，实际情况是，宣扬普世价值的人往往只针对某些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才喜欢强调这些价值。比如，在911罹难的美国人是作为目的的人，在西进运动中 ...

 

铁西区下岗工人的悲惨，从实践层面来看，与其说是因为下岗所致，毋宁说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够健全所致。

从历史角度来看，下岗跟文革涉及的基本价值恐怕也不在一个层面，正如铁西师所言文革中会有暴力和专制。

木耳

原帖由 铁西 于 2012-9-23 10:40 发表 “如果把作为目的的人省略掉的话，那当然可以说斯大林主义的现代性意义，也自然可以说文革中的铁西区人可能比下岗后的铁西区人，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把作为目的的人省略掉的话， ...

 

同意这个说法，很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