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子非鱼 于 2013-7-19 11:22 发表
在我的所见范围内,五四白话文之后,很多作家作品都有为求新而艰涩生硬的问题,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语言变革的一种必经阶段(有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认为和时人的思想处于转型也有关系),但今天我们回望时,它却形成了一种自我特有的风格。从文学角度怎么评价呢?
我说说我的看法。五四及其后一批现代作家的语言,的确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后人,因此可以算得上“特点”,但特点并不就等于优点。原来我也模仿过那时的一些表达方式,写下“用作肉体的惩戒”这类句子,后来再回望,只觉得好笑。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在读了《余光中谈翻译》一书后,余书中将很多现代文学的名家乃至被尊为大师的几个人的句子拿出来批评,使我认识到,那时的那种语言,是一种过度时期的产物。那时的现代白话文还处在摸索阶段,就是非鱼说的,“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语言变革的一种必经阶段”,因为处在转折期,就自然地带有各种转折期的痕迹,这些痕迹,我们今天回望,颇有历史感,有些方式也有几分不同于今人的陌生化的有趣,但它们只能属于历史。如,网络上可以找到一段“莫大先生杀费彬”(情节来自金庸的《笑傲江湖》)的鲁迅风格的游戏文字,其中写到莫大杀了费彬后——
旁边的小尼姑和令狐冲看的气也出不了一口, 只见莫大径自拉着琴走了。 “阿弥陀佛!”伊好半天才养回了气力。
这里的“伊好半天才养回了气力”就非常鲁迅,读来也很有趣,但我想,今天除了在这种游戏文字的拟古场合外,没有人还会再用这样的表达方式。
其实现代文学作家也不是都这样,而且越往后,语言就越少转折期的那种生涩痕迹,如钱钟书的《围城》,那种语言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流畅之极,同时,说尖新也尖新,却是用最简单的文字组合出来的尖新;张爱玲的语言也很强大,但她的语言虽然华彩,却不隔,往往有种瞬时的冲击力,而不会读着费事费琢磨。就拿同一个作家而论,郁达夫的《水样的春愁》,和早期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就不一样,语言更从容清澈,这些也许都能说明点问题。
那么,五四那一代转型期的语言特点,是不是完全不可以模仿呢,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看在什么场合了。游戏文字场合自不必说,文学叙事,一定程度地拟古风也可以接受,但如果说理,就完全没必要了。这个意思我跟行香子交流过几次,说理,基本要求是清晰,高一步的要求是深刻,而在清晰和深刻这两点上,复古、拟古都完全用不着,也确实没什么用。同样,我们如果告诉别人去颐和园怎么走,大概也不会很刻意地民国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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