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舞云兮楚人狂——楚文化之前世今生

张文韬

3、繁荣鼎盛期

    战国时期，楚文明继续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直至达到极盛。

辽阔的疆域，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以及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机构和人口，促使楚国的城市繁荣起来，不仅城市的数量多，而且筑城技术更为先进。城市规模较大，布局规划合理，防御设施完备，宫殿建筑豪华，台基雄伟，建材多样，装饰精美，特别是楚郢都纪南城一门三道的水门建筑更是楚人的创举。城市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城市的繁华。

该时期，楚文明的发展在建筑上也有突出体现。其中，墓葬建筑已经完全楚化，并且在不同区域不同时代又有不同特点。一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总的规模已扩大，附属设施基本齐全。其大中型墓葬特别是到战国时期一般都有经夯筑的圆形封土堆、斜坡墓道和多级台阶，即使是小型墓，也有不少设斜坡墓道、二层台，少量还带有壁龛。墓坑防护措施除个别为积石积炭外，大多采用填塞经夯筑的五花土和青、白膏泥，另有部分小型墓只填未经夯筑的五花土。大中型墓均有椁室，椁盖板上铺竹席或苇席，椁室采用横、直梁或置隔板的方法分成二至九室，晚期墓还设板门与椁室相通，棺底板悬空，少数棺底板上又有雕花板（苓床），棺椁构筑主要有平列、平砌、榫卯接合、栓钉接合等方法。

曾侯乙墓出土外椁——中国目前出土最大的椁

外棺为长方形的铜木结构，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是在青铜框架上镶嵌木板，再用彩漆绘成。棺的下部有10个蹄形铜足，上面有12个铜榫，此端档板有一小门。内棺用大型厚木板制成，外壁绘有执戈的人面兽身和人面鸟身图案。其外棺采用透雕、浮雕、圆雕等技法，彩绘色彩艳丽、对比强烈，用笔自然流畅，文饰有云纹、三角形纹等，尤其以龙纹变化复杂，最具特色，系铜框架里嵌厚木板构成，重七吨半外棺的装饰并不华丽，但设计者十分细心：外棺一侧的下方，还开了一个门洞，有人猜测，这也许是为了让主人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此外馆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器形最大、体量最重，并与金工结合的一件特大型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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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韬

墓葬建筑的差别是根据墓主身份确定的，也正是这个时期社会各阶层观念形态的反映。矿井建筑在原有基础上有所革新，横巷的框架变得又高又宽，可承受更大的压力，井架采用密集法搭口式，提升矿石和积水采用辘轳，采矿工具由铜制变为铁制，通风、照明、排水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铜矿数量增多，矿区范围扩大。从而使产铜区更多，产铜量更大。

    金属冶铸业更为发达，炼炉有所改进，以缩短冶炼周期。铸造作坊广泛分布于大中城市附近，铸造分工相当细密，从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而言，当时已具备足够大的熔炉、足够高的炉温和足够强的鼓风能力铸造大而繁的青铜器，而且还能熟练地采用复合金属工艺。无论是分范合铸、焊接镶嵌，还是失蜡法、漏铅法工艺，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正是由于青铜冶铸技术的提高，冶铁业也有较大的发展，铁制农具、匠器、兵器甚至服饰器在楚国应用之广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时，块炼渗碳钢制造工艺与生铁柔化技术的出现是楚国冶铁技术的一项重大进步，标志着楚国冶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铁制农具、工具的使用大大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巨大发展。

    青铜器的数量多，种类繁，器物形制除了为楚所独有的器物种类外，即使是中原地区同一器种的器物，其形制也有自身特点，整个器物群将纤丽清秀的楚风体现得淋漓尽致，就纹饰而言，楚独有的纹饰不多，但即使是与中原同样有的纹样，楚人也是加以改造，使之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和样式。多数礼器，无论是否明器，纹饰都由繁到简，以致成为素面，同时又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精美单件日用青铜器，特别是一些器物附饰制作之精、纹样之巧世所罕见。凤纹的流行是本期楚装饰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透雕技法纯熟。
    

    制陶业也是十分发达，不仅制陶作坊分布密集，数量众多，规模巨大，而且陶窑建造技术已比较进步，分工严密，产品数量大，除了烧制当时的各种日用生活用器外，流行的各种仿铜陶礼器都可以见到陶质的仿制品，还有各种建筑材料。陶器造型基本承上期而来，并有向高发展的趋势，装饰纹样已开始流行彩绘各种图案，将漆木器的发展成就运用到了陶器上。

作为这一时期重要标志之一的漆器不仅品种和数量繁多，而且被广泛应用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有生活用具、家具、乐器、文书工具、兵器、车马器、手工业品和丧葬用具等。当时漆器以厚木胎为主，薄木胎较少，还有极少数的夹纻胎和竹胎。制作方法因质料和器形不同而异，如木胎是以斫制、挖制和雕刻三种制法为主，竹胎以斫制与锯制方法为主。其造型各异，题材丰富，既有现实社会中的禽兽，传真写实，形肖神似，又有以传说中的龙凤与现实生活中的动物相结合的“神兽”、“神鸟”，有的雄伟奇特，有的小巧玲珑，十分精致美观。髹漆工艺十分发达，不仅漆色艳丽丰富，而且纹样内容和形式极为繁复。主要花纹有龙、凤、兽、鸟、三角云纹、舞乐纹等，线条勾勒交错，图案优美，富于变化，色彩搭配谐和悦目。此外，楚漆器中还广泛使用了描金、描银的方法，并发现有金箔贴花的装饰手法。

彩绘乐舞鸳鸯形盒

高16.3厘米,长20.4厘米，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这件彩绘鸳鸯漆盒，是战国漆器的代表作，漆盒作鸳鸯形，呈卧伏状。颈下一圆柱形榫头，插入器身，可转动。身躯雕孔，背上有一长方孔，置盖，盖面有浮雕夔龙。通体施黑漆地，在以朱绘鳞纹，间以黄漆圆点。腹部左右侧皆绘图像。

 楚竹器手工业也相当发达，编织技术水平相当高。竹编织物不仅品种达几十种之多，而且数量达千余件，用途同样广泛。竹器制作技术有锯制、斫制、编织等方法，其中编织图案多样，美观犹如织锦。

    楚国的丝织刺绣工艺也是楚文明鼎盛期的重要标志之一。此时纺织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纺织工艺技术方法、缫丝、纺纱、染整等一整套工艺技术以及手工纺织机械已经形成，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分工日趋细密。楚丝织品品种齐全，达数十种之多，织造精良，织物的组织结构完备而复杂，色彩鲜艳，谱系完整，练染工艺纯熟，精炼程度高。其纹饰繁缛，题材丰富，有几何纹、珍禽异兽纹、人物行为纹等类，构图紧凑，线条规整，层次分明，有立体感，同时纹饰组合灵活多变，富丽多姿。刺绣一般选用织造精良、质地轻薄、平面整洁的绢为绣地用双股绣线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锁绣出不同的花纹图案，花纹典雅而富丽，题材与丝织品基本相近，但偏重于珍禽异兽、奇花佳草和自然物象，其中以楚人崇尚的龙凤形象最丰富。楚丝织刺绣品的纹饰显示出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艺术性。

    文书工具品种与数量增多，发现了一批竹简，内容丰富，竹简的文字别具风格，字体清秀，另外还有不少铜器铭文以及漆器上的漆书与阴刻文字及少量的帛书，都反映出楚文字的发展成就。特别是极富装饰意义的鸟书文字的出现使楚文字的艺术色彩更浓。

    楚国的音乐、绘画艺术成就在出土的许多铜、陶、漆器和丝织品上都保存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它们多角度地反映出此时楚音乐、绘画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除了前面所述之外，楚文明发展到这一时期还在天文学、文学、历法、哲学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全方位地折射出楚文明繁荣鼎盛期非凡的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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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韬

4、滞缓衰退期

    由于楚腹心地区的丧失，楚都东迁，楚文明的发展呈现出滞缓衰退的特征。尽管如此，因底蕴丰厚，楚文明仍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并占据着领先地位。

    楚本期相继迁都陈城、寿春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楚鼎盛时期的城市建筑成就。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考证，陈城前期一直是西周初期立国直到被楚所灭之前的陈国国都，不但城制完备，且气势巍峨，闹市繁荣，宫室府第豪华，楚灭陈后成为楚军事重镇，楚顷襄王东迁陈城后成为国都，楚因此进行多次大规模的筑城行动，使城垣加高加宽，规模加大，采用先进的夯筑技术加固城垣，同时建筑材料品种一应俱全，生产工艺逐渐改进，城市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成为一大工商业大都会。寿春城则是该期楚人平地而建的新型大城市，是战国末年我国东南第一大都会，始筑于楚考烈王八年（公元前255年），城的建筑吸取了鼎盛期楚郢都建设的经验，根据优越的自然、经济、军事地理条件科学选址，规模较大，规划布局运用了南郢引流入城的传统，并着意规划，功能分区清楚，建筑技术先进，建筑材料齐全。

    墓葬建筑基本延续着前期的墓葬形制，其中安徽寿县朱家集楚幽王墓仍然保持楚王墓的礼制，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楚王墓。其余墓葬与鼎盛期相比，建造相对简陋，楚风渐淡。矿井建筑技术与水平没有大的发展。

    青铜器冶铸出现了新的冷加工技术，防锈工艺有所加强，镶嵌工艺更加提高。尽管大部分青铜礼器已趋薄而粗糙，但有个别器物铸造精良，造型新奇。由于战事频繁而激烈，青铜兵器需求量大，制作质量也较高。冶铁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除了继续在农具方面占据主导外，还使用到礼器的某些部位及少量兵器上。

    制陶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除了烧制形制大、花纹美的各种建筑材料外，仿铜陶礼器的数量明显增加，它不仅为下层贵族和普通平民所使用，而且为原只使用铜礼器的上中层贵族接受，这一方面反映了礼制的破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楚经济的衰退。部分陶器造型中吸收了秦文化的因素，特别是被秦占领的楚地，出现了不少秦式器，有些秦式器也融进了楚的因素。

    楚货币品种齐全，数量显著增多，度量衡也逐渐完善，反映了楚商业的繁盛。

    楚在丧失大片国土的同时，也丧失了丰富的手工业原料产地，从而使楚国的手工业特别是髹漆竹编、丝织刺绣业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其产品种类少，数量不多，工艺水平不高。玉器仍沿用传统的器类和纹饰，但无论是数量、质量都明显不如中原诸国。

    这一时期，楚国的哲学和文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楚文明的滞缓和衰退并不就意味着它的消亡。随着楚国的消失，楚文明的诸多文化因素为秦所吸收，进而发生转化，并最终融入到大一统的汉文明之中。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复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却与传统中原文化一样，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创造著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5 转变期

秦汉之际为楚文化的转变期。秦国灭掉了楚国，并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击。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远比物质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秦末，楚人刘邦、项羽大兴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复苏之势，但离开了物质文化根基的楚文化终究是不可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复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却与传统中原文化一样，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楚文化在民族精神层面的特征是积极进取、开放事例、革新鼎故和至死不屈。

积极进取就是不满足于既得和既知，勇于向未知领域渗透，向未得领域开拓。楚人立国之初，偏僻狭小，但它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终于通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历程而成为泱泱大国。楚人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开拓进取的精神。楚人不以处蛮地而自卑，敢于在逐鹿中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展露自己的锋芒。

开放融合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楚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从来不固步自封，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合理因子。楚国建国后，就民族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抚有蛮夷，……以属华夏"，表现了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子"戎狄豺狼，……诸夏亲暱"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思想都要进步。在发展过程中，楚人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生机。

革新鼎故是楚民族精神的又一方面。楚人敢于打破陈规，向自认为不合理的事物挑战。楚人师夷夏之长的目的在于创新，在于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在建国初期，楚人就发明了"楚式鬲"，还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而兼之，使自己的矿冶水平居于全国领先水平，井创立了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熊渠封儿子为王、熊通自称武王均属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别人不敢做，楚人做了；问周鼎大小轻重，各路诸侯想都不敢想，楚庄王不仅想了，而且做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本是楚人的一种性格，最后逐渐上升为以蔑视既存、敢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

    楚人走过的历程是一个既不服周、也不服秦的历程，是一个生不服、死不屈的历程。楚受周封，理应为周天子服务，起初楚人还勉强应付，立足既稳后，楚人就开始"包茅之不贡"，就敢于使"昭王南征而不服"，到后来还有夺周鼎之意，使得周王室无可奈何。秦国强盛后，楚敢与之争斗，以致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楚国虽然被秦国打败了，但民族魂魄依在，楚人精神不死，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楚人最终还是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楚文化在民族心理层面的特征是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合一、力求浪漫，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力主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此外，楚人尚赤、尚东、尚左也与北方文化有所不同，念祖、忠君、爱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处，但中原文化偏重于礼法，楚文化偏重于情感，而且楚文化在念祖忠君爱国上比中原文化表现得要更为强烈深沉。 楚人的民族心理深深积淀在楚人心中，表现在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楚人的衣食住行、自娱自乐、思维想象等各个方面都是上述民族心理的反映。

    楚文化的物质方面主要表现为漆器、木器及青铜器，丝织、刺绣及工艺品，郢都、宫殿及台榭建筑，帛画、壁画及屈骚庄文，编钟、琴弦及轻歌曼舞，祭祀膜拜等民俗。所有这些，都可通过实物让人们感知到，是开展楚文化之旋的重要方面。

张文韬

图腾崇拜

　楚人以凤作为自己的图腾，见于史籍，有如下记载，《春秋演孔图》：“凤，火之精也，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征之。”；《白虎通·五行》：“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春》《白》两文俱将楚先祖祝融和凤等同，可见楚人对凤的尊崇已经上升对先祖的崇拜，单一的凤鸟图案从此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

 

 

1、祝融考辨

 

在古语中，祝意为持久，融则有光明之意。关于“火神”称号的来历，存世的传说认为祝融是“击石取火”的发明人，人们因为他的这一贡献尊称他为“火神”，史籍关于祝融的记载比较简略，〈山海经〉如此述其出生：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由此，可知祝融为炎帝之后，第五代玄玄孙。另有一说认为祝融为黄帝之后，同样是〈山海经〉，在〈大荒西经〉中有言：“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颛顼是黄帝之后，祝融既为老童之子，也当是黄帝之后，但这样一来岂不是自相矛盾？同一本书，对同一个人的出生却有两种说法，可能的解释之一，恐怕和炎黄二帝的同根同族有关。如果我们注意到〈山海经〉的编撰过程，也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山海经〉不是由同一个人编写的，所以在很多地方，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也会存在差异。但不管怎么说，祝融为楚之先祖当是无疑的。童书业在＜＜春秋左传研究＞＞中说：楚之先祖为祝融．《史记．楚世家》载：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火正在历史记载中代表火官。《汉书·五行志》：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正。由此可见火正和祝融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代称．＜＜左传＞＞对祝融曾有一段溢美之辞：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口朱，以出内火，是故口朱为鹑火，心为大火。从中也可见祝融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楚人对祝融的尊崇其实同祝融的光辉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凤，火之精也．火凤之成为楚人的图腾怕有这样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凤原为东夷人的创造，是东夷人崇拜的神鸟．

 

2、关于凤凰崇拜

 

 

今日所见最早关于凤的记载，可能出自《尚书·益稷》篇：＂萧韶九成，凤皇来仪．＂简短几字便活灵活现地表现出凤之华贵雍雅．凤究竟为何物？对这一问题，学者们存在很多的争议，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这一问题，试图找到完满的答案，但结果令人失望．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物原为东夷人的图腾．古籍中关于凤的形态记载很多，其内容大多荒谬虚妄。〈说文〉：“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鳞后、蛇颈、鱼尾、鹳嗓鸳思，龙纹、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从鸟，凡声。凤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尔雅·释鸟〉：“凤，其雌皇。”综合来看，凤当为不存于世的神鸟，是古人幻想的产物。对于其原型所据，则说法不一，由于史料杂乱难辨，且记载不一，所以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题。有人从甲骨文的考释出发，认为凤等同于风。甲骨文中的“风”和“凤”，据专家考证，确认是同一个字。又的人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从生物相同的体征入手，确定先人塑造凤时所依之原型。应该承认，这些探索所得到的结果虽然存在诸多缺陷，但其积极意义在于，他们的努力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思考。

张文韬

辉煌灿烂的楚文化艺术成就

一、高度发达的金属冶铸业

西周初年的楚国，比起那时的齐、鲁、宋、卫、晋等中原大国来说，是贫穷落后的。以后，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展，随着境内蕴藏丰富的铜、锡等矿产资源的大量开发，随着广大占领地区内对商、周文化的广泛吸收，于是楚国的青铜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拥有了许多铜、锡、铅等采矿基地与冶炼、铸造设备，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工艺，生产了大量青铜礼器、兵器、生产生活工具。

到周成王晚期，楚国的青铜产量已经达到让周王室觊觎，并不惜发动战争去抢掠楚国的青铜器的地步。这个情况从有些青铜器的铭文上可以看到，《过伯簋》：“过白（伯）从王征伐楚荆，孚（俘）金（铜）用作宝尊彝。”
   。”《鼒簋》铭载：“鼒从王伐荆，俘金（铜）。”过伯、鼒都是随同周王出征楚国的大臣，他们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从楚国掳获到许多的青铜器，回国后利用这些青铜器做原料，制成青铜簋，在簋上铭文记事，以向子孙们炫耀自己的显赫武功。这种器物的多次出土即可证明抢掠楚的青铜器是周王出兵的主要原因。

1978年于河南淅川下寺楚国令尹子庚墓中出土了一件云纹铜禁。禁，是周朝贵族祭祀天地、祖先和宴飨宾客时用来放置酒器的案子。这件云纹铜禁重达90多公斤，整个构思奇特，纹饰瑰丽，禁面的四周及四个侧面透雕云纹。云纹下面由粗细不同的铜梗组成错综复杂而又玲珑剔透的花纹。禁的四周攀附12条龙形怪兽，探首吐舌于禁面，兽头兽尾都有缕空的装饰物。禁底俯卧12条龙张口咋舌地支撑着禁身。这种错落有致的设计、奇巧的造型、精湛的铸造工艺，产生了神秘而鲜明的艺术效果，令人叹为观止。
    
    此件由极其复杂的失蜡法铸造而成。失蜡法是我国古代发明的三大铸造方法之一，在现代铸造中仍然使用。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这件云纹铜禁，又把中国使用失蜡铸造法的年代提早到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比欧洲要早1000多年。云纹铜禁也是世界上迄今最早的失蜡法铸件。

楚文化青铜器的代表——巧夺天工的曾侯乙尊盘

 

凤舞云兮楚人狂——楚文化之前世今生

凤舞云兮楚人狂——楚文化之前世今生

曾侯乙尊盘是战国早期青铜冰酒器。由尊与盘两件器物组成。原器尊通高33.1厘米，口径25厘米，重约9公斤。盘通高24厘米，口径57.6厘米，重约19.2公斤。1978年于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出土时尊放在盘内。尊作筒形，侈口，长颈、腹下垂，圈足，口沿铸双层虺纹、螭纹的镂孔附饰，颈部铸四只圆雕兽，腹部与圈足上各铸两两相对的四条龙。盘体呈圆形，折沿和沿上的四个方形耳，以镂空螭为饰，耳两侧以镂孔对夔为饰，耳间各铸盘壁的龙，平底以下以四龙为足。
尊和盘是两件器，放在一起又浑然一体。尊是盛酒的，盘则是装水的，也是盛冰，其用途显然是为了冰酒。从它们的结构看，均由本体、各部分附件(装饰)及透空附饰采用失蜡法；接合方法有铸接、焊接，因部位不同，焊接方法也不同。尊是由34个部件，经过56处焊接与铸造；盘则是由38个部件，经过44处焊接而连为一体，采用部件之多，焊接之繁，实属罕见，采用的是“失蜡法”的铸造方法。尊和盘都刻有铭文。

出土时盘内“曾侯乙”的铭文系改刻而成，表明该器曾为曾侯乙的先君所用。

尊盘是最能代表曾侯乙墓青铜器制作工艺水平的青铜器，它造型典雅，制作精良考究，纹饰繁缛华贵，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之珍品。在中国所有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它也是最为复杂精美的。尊盘共饰龙84条（尊28、盘56），蟠魑80条（尊32、盘48）。尊盘中尊与盘的口沿均饰以蟠虺透空花纹，它分为高低两层，内外两圈，错落相间。每圈有16个花纹单位，每个花纹单位由形态不一的四对变形蟠虺组成。表层纹饰互不关联，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撑，而内层的铜梗又分层联结，这样就构成
   了一个整体，达到了玲珑剔透、层次分明的艺术效果，经科学鉴定，系用熔模铸造工艺（失蜡法）制作而成，其铸工艺达到先秦青铜器制作技术的高峰，反映了中国古代科技的杰出成就。
    

尊盘是最能代表曾侯乙墓青铜器制作工艺水平的青铜器，它造型典雅，制作精良考究，纹饰繁缛华贵，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之珍品。在中国所有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它也是最为复杂精美的。尊盘共饰龙84条（尊28、盘56），蟠魑80条（尊32、盘48）。尊盘中尊与盘的口沿均饰以蟠虺透空花纹，它分为高低两层，内外两圈，错落相间。每圈有16个花纹单位，每个花纹单位由形态不一的四对变形蟠虺组成。表层纹饰互不关联，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撑，而内层的铜梗又分层联结，这样就构成
   了一个整体，达到了玲珑剔透、层次分明的艺术效果，经科学鉴定，系用熔模铸造工艺（失蜡法）制作而成，其铸工艺达到先秦青铜器制作技术的高峰，反映了中国古代科技的杰出成就。
    

尊盘是最能代表曾侯乙墓青铜器制作工艺水平的青铜器，它造型典雅，制作精良考究，纹饰繁缛华贵，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之珍品。在中国所有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它也是最为复杂精美的。尊盘共饰龙84条（尊28、盘56），蟠魑80条（尊32、盘48）。尊盘中尊与盘的口沿均饰以蟠虺透空花纹，它分为高低两层，内外两圈，错落相间。每圈有16个花纹单位，每个花纹单位由形态不一的四对变形蟠虺组成。表层纹饰互不关联，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撑，而内层的铜梗又分层联结，这样就构成
   了一个整体，达到了玲珑剔透、层次分明的艺术效果，经科学鉴定，系用熔模铸造工艺（失蜡法）制作而成，其铸工艺达到先秦青铜器制作技术的高峰，反映了中国古代科技的杰出成就。
    

尊盘是最能代表曾侯乙墓青铜器制作工艺水平的青铜器，它造型典雅，制作精良考究，纹饰繁缛华贵，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之珍品。在中国所有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它也是最为复杂精美的。尊盘共饰龙84条（尊28、盘56），蟠魑80条（尊32、盘48）。尊盘中尊与盘的口沿均饰以蟠虺透空花纹，它分为高低两层，内外两圈，错落相间。每圈有16个花纹单位，每个花纹单位由形态不一的四对变形蟠虺组成。表层纹饰互不关联，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撑，而内层的铜梗又分层联结，这样就构成
   了一个整体，达到了玲珑剔透、层次分明的艺术效果，经科学鉴定，系用熔模铸造工艺（失蜡法）制作而成，其铸工艺达到先秦青铜器制作技术的高峰，反映了中国古代科技的杰出成就。
    

在曾侯乙出土的青铜器中，尊盘是最精湛的工艺品。经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所属铸造学会的传统精铸工艺鉴定会鉴定后认为：“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盘，造型端庄优美，纹饰精巧、复杂。是现已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复杂、精美的珍品。”
    

它被列为商周十大青铜器精品之一，也是曾侯乙墓中唯一无人复制、仿制出来的铜器。

    除青铜外，楚国的黄金及钢铁的冶铸技术在当时也极为发达。楚国的货币之一——爰金是我国最早有固定形式的金币，也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唯一用黄金铸造的货币。从出土的楚国金币来看，含金量一般在90%以上，最少的也有82%。这充分反映了楚国黄金冶炼技术的高超。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28 18:18:44编辑过]

还是张文韬

美轮 美轮美奂的曾侯乙云纹金盏与金漏匕

凤舞云兮楚人狂——楚文化之前世今生

盏通高11、口径15．1厘米
    重2156克

　　匕长13厘米
    重56．45克

　　直口，方唇，浅腹，平底。三个凤首形矮足。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的环耳。盖略大于盏口，盖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外卡。盖顶有一个圆形捉手。盖面和盏口下饰云纹、绹纹、勾连雷纹、蟠螭纹等。盏内放置金漏匕一件，方柄圆身，器身镂空变形龙纹。
　　至迟到商代时，我国就出现黄金制品，但多为一些片饰。而此盏是仿铜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1件。

春秋晚期楚国又发明了渗碳制钢技术。1976年在长沙杨家山65号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把钢剑，很久以来，一般认为块炼掺碳钢最初出现在战国中期，而这把钢剑的出土，把碳钢出现的时间上推到春秋晚期，一下提前了二三百年。经金相检验，这把剑含0.5%的中碳钢，中部由7-9层反复锻打而成，可能还经过了高温退水处理。
正因为楚国冶炼钢铁技术的进步，所以楚国的武器以锋利著名。《荀子•议兵》：“宛钜铁釶（音师），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风”，便是形容楚国宛地所制造的钢矛的锋利。《初学记》：“吾闻楚之铁剑利则士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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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丝织艺术的惊人成就
考古发现的楚国丝织品至今已的几十处之多，主要集中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等地。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楚国丝织品和主要种类有：纱、彀、罗、绢、纨、缟、绨、组、缣、绮、绵、绦等，品种十分齐全，几乎包括了先秦丝织品的全部品种。
丝织物的结构和织作方法，是衡量纺织技术水平的综合标志。楚国丝织品质地轻薄。长沙左家塘44号楚墓出士的一块浅棕色络纱手帕，其轻薄程度相当于现代的真丝乔其纱。这说明当时楚国在纺织生产上已经具有精湛的技巧。楚国丝织品经纬密度大。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士的衣物中，绢的用量最多，计55件。其中枕套的绢面经纬密度最大，为每平方厘米164ｘ66根，超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绢的经纬度，可与当今降落伞相媲美。
楚国丝织品的色彩，以红色、棕色为主，这与楚人崇火尚的风俗相一致。从色谱上进行分析，有黄、红、紫、蓝、绿、褐、黑等色，可见其色谱已经相当完整。仅江陵马山１号墓出土的丝织品的色彩，就有深红、朱红、桔红、红棕、深棕、棕、金黄、土黄、灰黄、绿黄、钴蓝、紫红、灰白、深揭、黑等数十不同色彩的色号。楚国的染色工艺的石染和草染两种。石染以矿物为染料，染色方法主要是涂染，常见的有朱砂、孔雀石（绿）、胡粉（白）等。这些都是楚地的石染原料。草染以植物颜料为染料，主要是揉染和浸染。草染的颜色主要有蓝、红、紫、黄、黑等。
楚国丝织品上的纹饰，从施纹的技巧而言，可分为编织和刺绣两种。
编织纹饰是以丝织工艺中的提花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由于受到施纹技术的限制，编织纹饰的题材和造型也受到局限，主要以几何纹为主，人物和动物题材只占少量。
提花丝织品的几何纹样主要有：大菱形纹、小菱形纹、塔形纹、十字菱形纹等。各种几何形纹饰中，以菱形纹最为变化多端，奇诡如迷宫。几何纹饰线条规整匀称，色彩层次清楚，立体感强，给人以对称、均称、平衡的形式美感。
丝织提花纹样中还有少量的人物纹和动物纹。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以及人本主义思潮的高涨，对生命与自由的向往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反映出来，这种新的气象在丝织品编织纹饰中的动物、人物纹饰生动地表现出来。
刺绣是用多种彩色丝线在丝织品上锁绣纹饰一种工艺。楚国的刺绣实物，在长沙五里牌、烈士公园、江陵望山和九店都有发现。特别是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了许多保存完好的刺绣品，为研究楚国的刺绣工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剌绣题材以动物、植物为主，而动物中又以龙、凤为主，江陵马山出土的刺绣品花纹有10多种：蟠龙飞凤纹绣，舞凤舞龙纹绣，花卉蟠龙纹绣，一凤二龙相蟠纹绣，一凤三龙蟠纹绣，凤鸟纹绣，凤鸟践蛇纹绣，舞凤逐龙纹绣，花卉飞凤纹绣，凤龙虎纹绣，三首凤鸟纹绣，花冠舞凤纹绣，衔花凤鸟纹绣，凤鸟花卉纹绣等。在龙、凤主题之外，有的纹样还有虎。动物纹样伴以花草、枝蔓，或为纹样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作为纹样的间隔、填充，表现了自然界的生机与和谐。凤鸟的形象屡屡出现，但绝不重复，从视角而言，有正面也有侧面；从动作而言，或飞翔奔跑，或追逐嬉戏，或凤昂首鸣叫，或顾盼生情，尽现凤鸟百态；或践蛇而舞，或与龙相皤，或与虎相斗，显示出凤鸟的神异力量。马山一号墓刺绣的绣线颜色极为丰富，有棕、红棕、深棕、深红、桔红、浅黄、金黄、土黄、黄绿、绿黄、钴蓝等12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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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里斯的珍宝——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丝绸

 

凤舞云兮楚人狂——楚文化之前世今生

龙凤虎纹绣罗(局部)

绣地为灰白色素罗。针法为锁绣。绣线有红棕、棕、黄绿、土黄、桔红、黑、灰。花纹一侧是一只头顶花冠、双翅张开、足踏小龙的凤鸟；另一侧是一只斑斓猛虎，扑逐大龙，大龙作抵御状。猛虎造型简练，矫健生动，是花纹中最突出的部分。绣地经密每厘米40根，纬密42根。花纹长29．5厘米，宽2l厘米。

 

凤舞云兮楚人狂——楚文化之前世今生

蟠龙飞凤纹绣浅黄绢衾(局部)

长190、宽190、内下缘宽10、内侧缘宽8厘米。

衾为正方形，上端中部有凹口，包有彩条纹缔的被识。表面由25片绣绢拼成，正中23片为蟠龙飞风纹绣，左右两侧各有l片舞风逐龙纹绣。针法为锁绣。食里为灰白色绢，内缘为红棕色绣绢，内絮丝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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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舞云兮楚人狂——楚文化之前世今生

田猎纹绦(局部)

幅宽6．8厘米
1982年湖北省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纬线起花，地组织为平纹，经密每厘米36根，纬密每厘米22根。花纹经面长17．5原米，纬向宽6．8厘米。经纬线均为深棕色，花纬为土黄、钻蓝和红棕王色。花纬与地纬相间布置，花纬用穿绕法织人。花纹由四个菱形排成上下行。上行右方是二人乘田车追逐猎物，车有？、厢、轮，轮有毂、八辐。车厢外侧后部一人为御者，跽坐；钴蓝色衣，系红棕色腰带，头戴兜签，手前伸作驭马状。内侧一人立乘，着土黄色衣，似戴兜签，右手持弓，左手放箭。车后立旗杆，上挂向后飘动的旌旗。左上方菱形中部有凸起的山丘，山丘前有——鹿仓惶逃奔，山丘中一兽已被射中倒地。下行两个菱形均为武士搏兽之图形。右下为——手执盾，—一手执长剑的武士搏虎；右下方是手执长剑的武士搏豹。花纹简约质朴，具有立体感。纬线起花绦和写实田猎纹，是先秦丝织物中罕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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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富盛名的髹漆业

楚人生活在一个漆的王国中，生离不开漆，死也离不开漆。其生时使用的日常生活实用器具和娱乐用品是漆品，死后丧葬用品也多用漆品。生活用具如漆杯、漆碗、漆豆、漆盒、漆卮、漆盘、漆勺、漆方壶、漆案、漆俎、漆几、漆杖、漆箱、漆床等；娱乐用具如漆鼓、漆瑟、漆琴、漆竹笛等；工艺品有如漆鹿、漆座屏；丧葬用品有漆镇墓兽、漆木俑、漆棺等。  

楚国漆器的胎体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木胎。楚国漆木胎的制法主要有斫木成、卷木成型、镟木成型以及雕刻、拼接等。在楚国本胎漆器胎体的制作中，最富于艺术特色的是那些采用透雕、圆雕及浮雕工艺加工成型或再进行拼合的器物。如虎座飞鸟、彩绘木雕座屏等。

此外，还有皮胎、夹苎胎、竹胎、金属胎、陶胎以及丝麻织品髹漆物等。皮胎皮革具有轻巧、柔软、易于成型、不易开裂等优点，因此是制造甲胃的好原料；但皮革又有怕潮湿、外表不美观的特点，所以楚国人在制作甲胄时往往要进行髹漆。江陵藤店1号墓出土的皮甲、江陵拍马山5号墓出土皮甲漆片、长沙战国墓出土的黑漆彩绘漆盾等都是楚国皮胎漆器的实物。

出土楚国漆器中，彩绘漆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雨台山楚墓出士２72个漆耳杯中，没有纹饰的素面耳杯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彩绘耳杯，耳杯上的纹饰颜色有金、黄、红等；江陵望山楚墓出土耳杯上有白色的花纹，出士的彩绘木雕座屏上，其彩绘花纹色有红、绿、金、银等多种，其中绿色甚为鲜明；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漆瑟残片上，其彩绘的颜色有红、黄、绿、蓝、白、金等。表明当时楚国的漆工艺中，已经采用了多种颜色的“色漆”。要获得有色漆，必须与植物油配合使用。

漆器是雕塑和漆绘高度结合的产物。胎体的造型和漆绘的图案与色彩都反映了楚人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品味。

就造型艺术而言，楚漆器反映的主要对象不出乎自然与神怪。楚人祟尚自然，对自然界的生命的运动，对自然界的万物和谐都具有强烈的赞美之情。因此，楚国艺术家通过雕塑造型的手段逼真传神地摹写自然界的生灵，大到鹿、虎，小到蛇、蛙都是他们表现的对象。这些形象以形写神，栩栩如生。彩绘木雕座屏以透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五十五个动物彼此争斗的情景，高度浓缩一幅大自然中生存竞争的情景。

楚人信仰神灵，他们是相信天地万物皆有神存在泛神论者，因而神灵也成为他们造型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神的形象是对自然生灵的另一种方式的表现。各种神的形象都是来自于自然界真实生命构成部分的重新组合。传说中的龙凤就是综合众多动物的特征而形成的一种超现实的虚拟的动物，龙凤等虚拟动物再与现实生活中的其他动物相结合构成想象奇特的神灵形象，如镇墓兽和虎座飞鸟。

就漆绘艺术而言，楚漆器的漆绘既有装饰性抽象化的动植物纹样，也有有写实性的情景绘画。漆绘内容多与器物造型紧密配合。

装饰性的纹饰多为龙凤纹和云雷纹。龙凤是楚艺术的母体。楚漆器上的凤纹变化多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有些凤纹甚至符号化了的凤头或凤尾纹。在楚漆器的装饰中，云雷纹占有重要地位。楚漆器上的云雷纹舒云漫卷，灵活自如。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有彩绘云雷纹木梳和彩绘云雷纹蛇卮。

楚漆器上漆绘内容客观反映当时楚国的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如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上的彩绘瑟上的巫师图、燕乐图、狩猎图等等。

楚国漆器的彩绘风格主要是线条画与平涂画相结合，这种画法可能是从青铜器上冶铸的平块花纹和线条纹饰发展而来的。由于当时彩绘的工具是毛笔，因此漆器上的彩绘线条显得比较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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