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ssler: 选题写东西是不是很难?
McPhee: 我当时真的是在抓瞎。比如说我想写蛤蚌,当我去告诉肖恩这个构思时,他就会说,噢,不行,不行,这类选题一般都是让另外一个作家来写。这类选题一般都是让另外一个作家来写。是不是很吃惊?肖恩从不在一个作家面前提起另外一个作家,就像在操作一个旧式车轮的轮毂,轮辐向四面八方延伸,作家就像轮辐,谁也不会碰到谁,肖恩神奇地使这个车轮一直运转着。他会事先想好很多选题,所以问题在于如果你提到某个选题,他可能在以前早就想到过了。他总会立马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时他会说这类选题一般都是让另外一个作家来写的,有时他只是不感兴趣而已。要是他对某类选题不感兴趣的话,他会说,噢,不行,这个不合适我们。
不管怎样,在1965年的首个月份,我来到了《纽约客》,我在和他讨论选题的事情——噢,不,这不适合我们!他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对我说。最终,我说,好吧,我还有另外一个构思,写一篇关于橘子的文章。这就是我说的——橘子。我没有提果汁,没有提树木,也没有提热带,提的只是——橘子。
噢,就它了!噢,就它了!这个选题很好。紧接着我就到了佛罗里达州,找橘农聊天。
Hessler: 你是从哪里找到选题的?
McPhee: 当我刚开始着手时,我对我的朋友说我正在寻找创意。我有个高中的朋友叫鲍勃·范迪温特(Bob VanDeventer)的对我说,为什么我不写松原地区呢?我就问他指的是什么?我在新泽西州出生并在那里长大,但是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然后范迪温特就开始告诉我那里的松树怎么怎么样,那里的土地有深不见底的洞孔,且婉转地说那里的人还古里古怪的。他不知从哪里听来了那么多关于松原地区的故事。这里没有冒犯我的好朋友鲍勃的意思,事实上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错的。但是,他所讲的却启发了我的灵感。它就在新泽西,就和树木相关,这两点都是我感兴趣的。
接着,无数的构思出现了——它们就像中子一样接连出现在我的脑海。那么我到底选中了什么东西来写呢——是什么东西让我写了足足三年时间呢?如果列出我在《纽约客》上所发过的文章,你就会发现九成以上的内容都和我小时候做过的事情相关。我写过三类运动——这三类运动我在高中时都玩过。我写过很多关于环境、户外的题材——这些都源自于我13年来在佛蒙特州凯威汀夏令营(Keewaydin)的经历,当时我每年夏天都去那里野营,刚开始时是作为夏令营营员,后来是作为夏令营辅导员。我还独木舟旅行过,徒步旅行过,在森林里一呆就是一夏天,睡在地上。
Hessler: 还有没有别的朋友给你的故事和书出过主意?
McPhee: 我写《来乡下来》这本书是因为受到约翰·考夫曼(John Kauffmann)的影响。我写的许多东西都受到了约翰·考夫曼的影响。1955年时,我们都在普林斯顿的胡恩中学(Hun School)教书。他有个独木舟,小时候就是在新罕布什尔州北部有独木舟的环境下长大的。在周末时,我们会沿着特拉华河而上到达某个地方,晚上就睡在河岸上,每次旅行的里程大概有四五十英里。
约翰最后去了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他在1971年申请调到了阿拉斯加工作,成为了一名公园规划师。此时距吉米·卡特总统完成使国家公园体系增加了两倍多的目标还有7-8年时间。约翰真正的兴趣在于布鲁克斯山脉(Brooks Range)中部的阿拉斯加州的北极地区。他曾到那里徒步旅行过,一个又一个夏天的呆在那里研究。约翰的工作促成了北极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Gates of the Arctic National Park and Preserve)的成立,它的面积有将近900万英亩。在公园开发方面,约翰对那里的公园管理局的最终建议就是“无为”。目前看来,公园管理局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当他在家的时候,他会过来看我,告诉我与阿拉斯加有关的故事。然后,我就想,上帝帮帮我,让我去阿拉斯加吧,所以我就去找到肖恩问我能不能去那里。哦,不,这不适合我们,他对我说道。
后来,我发现肖恩说的不适合我们的理由是因为那里很冷,而不是因为这个选题一般情况下预留给另外一位作家了,具体地说它没有预留给任何作家,只是因为那里很冷,肖恩不想读到任何关于描写寒冷地方的文章。有一次,我试着让他同意我写关于纽芬兰岛(Newfoundland)的文章,他直接问我道,那里冷吗?
不管怎么说,我去不了阿拉斯加了。但是,我又试了一次,不行。我又试了一次,我想他对我有点不耐烦了。但是,当时却发生了一件事:他正在尝试着做好接班工作。从根本上说,他根本不想找接班人,但是他却不得不装作在找接班人的样子,所以他找了一串的接班人,从比尔·麦克基本(Bill McKibben)到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再到罗伯特·宾厄姆(Robert Bingham)。有一天,肖恩打电话对我说道,我们这儿有些新的变化,从现在起,关于文章构思方面的事情交给宾厄姆就好了,宾厄姆会决定行不行的。
我就直接找到了宾厄姆,告诉他我想去阿拉斯加,没过多久我就真的来到了阿拉斯加。
Hessler: 《来乡下来》一书中第一部分“被环绕的河”(“The Encircled River”)的结构很有意思。它以你独木舟旅行的中程开始,当时你正沿布鲁克斯山脉的鲑鱼河(Salmon River)而下,文章时态用的是现在时。然后,你到达了旅程的终点——但是此时你却倒叙回到了旅程的起点。此后,你就用过去时态,行文以你看到了一个大灰熊而结束,当时你正坐在独木舟里,旅行刚开始还没多久。正如这一部分的标题一样,叙事也绕了一个圈,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结构的?
McPhee: 结构没有模版可套。它不是靠曲奇模切出来的,而是从你现有材料中自然生成的。在写“被环绕的河”时,我亲自去阿拉斯加体验,沉浸在那里的世界里。在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世界万物的循环。在鲑鱼河谷处没有任何人烟,连爱斯基摩人都没有。1年,5年,1000年:各种循环一直在进行着。野生动物,不同物种生生死死,循环不止。这种循环一直都会在你的脑海里浮现。
然而,一旦开始写作,你就要讲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旅行的故事。在旅行中发生了一些事,比如遇见了大灰熊。与大灰熊的遭遇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情,它发生在旅途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但是,结构上来说,这件事却不好写进去,因为它是故事的高潮部分。但是,你又不能避开大灰熊不写,因为这是一篇非小说类纪实写作。
于是我就想,何不从河下游开始写起呢。这样的话,当你到达旅程终点时,故事其实才刚刚讲了一半。这时,我只要把时态转换成过去时,采用倒叙手法,就可以回到旅程的起点,重新开始旅行。这样,当讲到遇到大灰熊的时候正好是故事的高潮部分。这就是非小说类纪实写作令人兴奋的地方。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倒叙,但是它却和现在以及过去的所有循环相呼应。
Hessler: 你提到在给《纽约客》写过一段时间后,你想写些不同类型的人物,为什么呢?
McPhee: 我开始时是写单个人物的,当我写够了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一对人物。我同时写两个人是觉得1加1可能会产生大于2的效果。这两个人会是谁呢?很适合的一对人物就是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和皮特·刘易斯(Peter Lewis)。这个皮特·刘易斯可是个人物——他是个独腿的保险业的亿万富翁,一年里的大部分都在世界上最大的游艇上度过,还有一次因携带大麻入境新西兰被抓。他捐献六千万美元在校园里新建了一座图书馆。弗兰克·盖里就是弗兰克·盖里。然后要让他们两个相互认识——建图书馆是因为皮特·刘易斯捐助的,并且指定弗兰克·盖里为图书馆的建筑师。如果你即要写弗兰克·盖里和又要写皮特·刘易斯的话,你就把他们放在一起写,这样1加1的结果可能就会等于3.6.
这就是我要找的人物。一个建筑师和他的客户——当时我脑海里出现就是这一对人物。一个舞蹈家和一个编舞者——对我来说就不那么合适了,因为我对这个话题根本就不了解。一个棒球教练和一个投手。你可以一直列下去。不管怎么说,我一直在寻找一对合适的人物。1968年的一天,我正在观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放的是克拉克·格雷布纳(Clark Graebner)和亚瑟·阿什(Arthur Ashe)间的一场美国网球公开赛半决赛的对决。他们俩同龄——都是出生于1943年——自11岁起就已相互认识了。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一个是牙医的儿子,来自于俄亥俄州谢克海茨(Shaker Heights)的中产阶级家庭;而亚瑟·阿什是公园看守人的儿子,来自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
所以,我就去找肖恩,告诉他我想写这一对网球运动员。我还告诉肖恩没有比赛录像的话我没法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比赛进行了录像,如果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份拷贝的话,你会付钱吗?没问题,他答道。接着,我就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电话,此时距比赛结束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那是已有电视屏幕录像,是用电视监视器制作的。这场比赛录的实在是糟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你打电话打的正是时候,因为录像带原定这个下午就要擦除的。这个故事写的就是这两个球员间的这场比赛的,一拍一拍写下来的。我在采访他们的时候,一边看比赛录像,一边聊天。如果没有录像的话,我真的死定了。还好,边看录像边访谈进行得很顺利。
在写过这一对人物后,我的野心更大了。我决定再进一步,写三个人物的——分三个部分,每部分单独写一个人物,但他们都和第四个人物有关系,第四个人的故事贯穿整个创作过程。所以,我就在墙上写下ABC与D。我把它粘在一张3*5寸的卡片上,上面用大大的字写着:ABC与D。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Hessler: 你当时仍在想到底要写谁?
McPhee: 是的,我当时仍在想A,B,C和D到底该写谁。我把A,B,C和D写在墙上的时候是1968年。当时我就开始想,这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A,B,C和D又分别写谁呢?当时环保运动刚刚从“等高耕作”向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生态学”转变。考虑到我在凯威汀夏令营呆了那么多年,我决定写环保运动,于是我就去了华盛顿,与我的公园管理局的朋友约翰·考夫曼呆在了一起。我们花了十天功夫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D本来打算写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他是威斯康星州的自然保护主义者,曾写过一本《沙郡年记》的书。但是,绝对铁杆的环保主义者非大卫·布劳尔(David Brower)莫属。作为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执行董事,他是环保运动的早期宣传者之一。他就是我要写的人。
现在的问题是另外三个人写谁呢?他们应该是站在布劳尔对立面的人物。我和约翰以及一些在华盛顿的其他人聚在一起,列出了17个候选人。我的意思是说布劳尔的对立面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最后,我终于圈定了以下三个人来写:南方的开发商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ser)、美国开垦专员和联邦大坝营造商弗洛德·多米尼(Floyd Dominy)、美国地质调查局职员查尔斯·帕克(Charles Park)。
于是我就写成了《与主德鲁伊特的相遇》(“Encounters with the Archdruid”)一书。这是一本奇特的书,因为故事背景是由记者来设计的——我邀请弗洛德·多米尼和大卫·布劳尔一起乘木筏沿科罗拉多河而下。《纽约客》提供了全力支持。我不是外出报道什么事情,而是邀请他们去探访这些不同的地方。
Hessler: 你还有没有别的项目是在这种理论性、抽象性的基础上开始的?
McPhee: 没有。
Hessler: 在你完成采访以后,你是怎样进行写作的?
McPhee: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我的笔记。这个过程并不是随便的整理。在誊写笔记的时候你通常会获得一些想法。你会想到如何组织结构,如果选词,如何措辞。当我在打字的时候,如果某个想法在我脑海中闪现,我就会随即记下来。当我打完字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并且想法越来越多,就像磁铁吸引铁屑一样。
所以现在就会有一大堆东西摆在你的桌面上。这可与小说作家不同,小说作家可没有这么一大堆东西,小说作家写作是靠感觉的,靠感觉的——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探索的过程。而对非小说类纪实写作来说,你已经有了材料,你所要做的就是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讲述一个故事,同时故事的结构和内容要让读者有兴致读下去。
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讲,非小说类纪实写作就像做饭一样。你去商店买一大堆原料,把它们带回家,放在厨房的柜台上,这些就是你做饭的原料。如果这里的原料是红辣椒——那它就不是西红柿。你要做的就是用现有的原料把饭做好。每次你收集的原料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Hessler: 然后怎么做呢?
McPhee: 然后,你就写个引子。我坐下来就开始想,我该怎么开头呢?怎样写才合理呢?这个引子不能华而不实,它必须要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它应该像手电筒一样能照亮全篇。所以你就先写下开头,然后回到笔记中来寻找整体结构。如果你有这个引子的话,写作就会事半功倍。
我写好引子后,我就回去读笔记,读了一遍又一遍,一直读到耳熟能详为止。然后想法就来了,然而我所做的基本上就是把材料有逻辑地进行分类。我会找到那些材料可以搭配在一起,那些材料具有相关性。每一类材料我都会设计一个代码——就像机场代码那样。如果一个话题是关于纽约州北部的,我就会在页边处写上UNY或者类似的代码。当我完成归类以后,这一大堆笔记的每个笔记的页边上都有一个小小的代码。然后,我就把每个代码记到索引卡上。
Hessler: 像《与主德鲁伊特的相遇》这本书,你把材料分成了几部分?
McPhee: 整本书分成了36部分。我最后整理出了36张3*5寸的卡片,每张卡片上都有一个代码。这里的某些内容完全是记录沿科罗拉多河而下的旅行故事。然而,在非记录性内容方面的选材是很有意思的,比如那些关于大卫·布劳尔的生活事迹。
我知道如何开头了,但却不知道正文是怎样的。我走到大学里的一个研讨室,然后把这36张卡片放在桌子上,只是看了又看。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了两张卡片:一张是“翻滚的湍滩”(Upset Rapid),是科罗拉多河上有名的湍滩,另一张是“阿尔卑斯登山家”(Alpinist)。布劳尔没有在“翻滚的湍滩”上漂流过。为什么他没有漂流过呢?他对弗洛德·多米尼这样说道:“因为我是胆小鬼”。这个场面相当震撼。接着是什么呢?内华达山脉上的70多个山峰都是由布劳尔首次登顶的,那里的许多悬崖峭壁上都留有他的指印。“因为我是胆小鬼”?这两部分放在一起真的充满了反讽。 “翻滚的湍流”之后紧接着就是“阿尔卑斯登山家”,这两部分之间的空白里有许多东西都不言自明了,这些东西用结构就讲明了,它们就暗含在这两部分之间。所以,我就把这两张卡片并排放在一起。现在桌子上就只剩下34张卡片了。
Hessler: 在不同部分之间你是怎样进行过渡的?
McPhee: 你要找恰当的组合。如果你找到了恰当的组合,你就不必担心过渡的问题,特意安排的过渡看上去会很傻。如果你的结构真正合理的话,你可以进行跳跃性写作,你的读者绝对能跟得上你。你不必费心在这两部分之间牵绳搭桥。
Hessler: 这个方法从那里学来的?
McPhee: 这要追溯到普林斯顿高中奥利弗·麦基的写作课,在写每篇文章之前我们都要列出结构提纲。我在《时代》杂志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写作的。写第一篇采访真的把我给难倒了。面对这一堆长达5千字的材料,我不知所措。我很痛苦。真的是一团糟——面对一堆草纸,我却不知道那是哪。所以我就回想起了奥利弗·麦基的写作课和结构提纲,对原材料进行分类,把他们归成不同的部分,然后一次处理一个部分。
Hessler: 这样写作有时会不会过于机械?
McPhee: 这听起来很机械,但效果却恰恰相反。这样做可以把你解放出来,自由地写作。所有的笔记都在那里,你早上过来要做的就是读读你马上要写的材料,这样的话要读的东西就不会太多。你不用担心剩下的95%怎么写,它们现在还在别处的文件夹里呢。现在只有你和键盘。通过这种机械的方法,你摆脱了机械的束缚。写作、措辞、叙事自然就顺理成章了——当你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边后。你可以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浏览一遍那些相关的笔记,你就会知道那些是你想写的。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期待着灵感的到来了。
好像听起来我写作有什么公式似的。绝对没有!这里你完全要靠你自己——你要做的就是写作。好吧,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所要做的就是写作。但是,我通常要花好几个小时才下笔。泡茶,我的意思是说,我过去经常一整天都在泡茶。锻炼,我隔天就要锻炼一次。削铅笔,我过去还经常削铅笔,虽然铅笔已经削过了。我就是要把铅笔削完。10点,11点,12点,1点,2点,3点,4点——每天都是这样过的,眼看一天马上就要过完了。已经4点半了,我开始慌了,就像缠绕的弹簧一样。我真的很痛苦,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这一天就没了。5点了,我开始动笔。7点,我下班回家。一次一次又一次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不在银行上班呢,5点下班后正好可以动笔写作?因为我需要瞎逛的这7个小时,我只是没有那么自律,我早上不写东西的——我只是试着来写东西。
Hessler: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你正笔耕不缀,当时有许多关于新新闻主义的讨论。你对此持何种态度?你有没有感觉到非小说类纪实文学写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McPhee: 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周日杂志上确实在发生一些变化,常常被称作是某种革命,但是我从未真正弄明白到底是什么革命。非小说类纪实文学写作并不是在1960年才开始。往前追溯,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非小说类纪实文学作家——利伯灵(译者注:A. J. Liebling)是不是一个?沃尔特·劳德(Walter Lord)、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阿尔瓦·约翰斯顿(Alva Johnston)、约瑟夫·米切尔(Joseph Mitchell)——这些都是非小说类纪实文学的开拓者,并且他们写过不少比所谓的新新闻主义要优秀得多的作品。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新新闻主义作家,正如20年代至40年代间为《麦克鲁尔杂志》(McClure’sMagazine)创作的多萝西·戴伊(Dorothy Day)、伊达·塔贝尔(Ida Tarbell)、薇拉·凯瑟(Willa Cather)一样,还有约翰·劳埃德·斯蒂芬(John Lloyd Stephens)、小理查德·亨利·丹纳(RichardHenry Dana Jr.),以及更早的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詹姆斯·鲍斯维尔(James Boswell)和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你明白了吧。
新新闻主义听起来有点像为归类而归类了。它们中的许多作品读起来很有意思,但是却有太多的先例来挑战新新闻主义中的“新”字。每次当别人称我为新新闻主义作家时,我就会忍不住尴尬地撇撇嘴。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写作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到了新新闻主义,但他只是汤姆·沃尔夫而已。非小说类纪实文学并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这样写就能形成的,而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一大批人乐于从事实性材料中进行创作,写成了许多不朽的作品才形成的。他们不只是写如何从低烧中恢复过来这种文章。
Hessler: 当时人们对非小说类纪实文学写作的兴趣或态度有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McPhee: 唯一重大的改变就是人们普遍开始视非小说类纪实文学写作不仅仅是用来包鱼的了,它获得了各种形式的尊重。在我上大学时,没有老师教授任何像我现在所写的这些东西。当时,这种写作上不了大学的台面。
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有人邀请我到犹他大学进行朗读,我接受了邀请。几周后,邀请我去朗读那个人又和我接触说,他真的很不好意思,很抱歉,虽然他想让我去犹他大学为同学们做次朗读和座谈,但是他的同事却不同意。他们不接受我写的这种体裁。我给他回信说,我对他邀请我去犹他大学朗读真的很感激,对他我确实只有感激,而对他的同事——当他们跨入20世纪的时候,我将站在路灯下看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Hessler: 你认为你的写作属于哪一类型?你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课程有时叫“纪实性文学”,有时又叫“创造性非小说类纪实文学”。
McPhee: 我更喜欢称它为纪实性写作。别的称呼都有缺陷。小说也一样。小说这个称呼感觉怪怪的,它并没有什么含义——它就是指“被创造”或“创造”。它的词源是“Facere”。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办法给某个称呼加上括号,注明它指的是什么。小说:有些人写的很糟糕、很垃圾、很恐怖;而有些人写的却很好。是的,它只是个名字,指的是“创造”。因为你无法用单个词来定义它,所以为什么不就用这个简单的单词呢?
然而,非小说呢——天呢,它只是在说我们今天早餐有非葡萄柚。它没有任何含义。你早餐有非葡萄柚;想想你对这份早餐了解多少。我并不反对这些称呼,因为它很难挑选——就好像给你的孩子取名一样。你知道,名字会伴随孩子的一生。
Hessler: 回忆录现在已经很流行了,但是你却很少写过你自己?为什么不试试呢?
McPhee: 我从未打算写过我自己,或者,天知道,有意在读者和内容之间现身。但是,如果作者属于里面的话,需要出现在里面,那么他就应该出现在里面。《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某地登上一个橡皮艇,然后回去他可能会写“一个游客登上了橡皮艇”。嘿,要写就写吧!如果你不得不出现在文章中,那就自然出现吧。
下面是一个例子:《三角形南瓜子》(The Deltoid Pumpkin Seed)一书讲的是一个无数次试飞的故事,我没有必要在书中现身。虽然一直没有提到我自己,但是很明显就是我在倾听,记笔记。然而,就在这六万字内容行将收尾的时候,那也是故事的高潮部分——试飞终于成功了。一个叫埃弗雷特·林肯豪克(Everett Linkenhoker)的家伙跳上了Piper Cherokee轻型飞机,准备开着它试飞,我也跟着跳上了飞机,就坐在他的旁边。然后,我们就飞起来了。现在,我要写飞机上都是有谁?一个乘客?所以我就写道:“我跟着他上了飞机” 。交给编辑的6万字的书稿中“我”只出现了这么一次。我在《纽约客》的编辑罗伯特·宾厄姆受不了这个“我”字。他的神经经受不了这个只出现一次的代词。他问我只出现这一处“我”吗?我答道,听我说,博比,这是唯一一处需要它出现的地方。然后,他就让我在别处再加一个。我就说,你看,别处没有需要它出现的地方。他仍然坚持让我在别处加上一个;这样不行;你不能全书只出现这么一处“我”。我说,好吧。书中有这么一处场景——在加油站里,一个机械师正在车库里修理着什么东西——在宾夕法尼亚州内沙米尼(Neshaminy)的一个加油站里。我想了想,好吧,我可以说我看到他在修理东西。所以,我就在让“我”在这里又出现了一次,或者在别的地方让它再出现一次,然后宾厄姆就很开心地回家了。
Hessler: 你提到了你在《纽约客》的两位编辑,肖恩和宾厄姆。他们在你的写作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McPhee: 宾厄姆曾是《报道者》杂志的作家——记者,后来跳到《纽约客》任纪实类编辑。在来《纽约客》的头两年里,有一次他和他高中时的老朋友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一起去吃午餐。戈尔问他,博比,你怎么做起编辑来了?那个叫鲍勃·宾厄姆的作家去哪里啦?宾厄姆就答道,是这样的,我决定与其做一个二流的作家不如做一个一流的编辑。戈尔站起身来问他做一个二流的作家有什么不好的吗?宾厄姆爱跟别人讲这个故事。他做我的首席编辑有16年之久,一直到1982年他死于脑癌。
在作家开始写作之前以及写作之中,编辑的作用是与作家进行对话。宾厄姆不会直接说这句话不行。然而,在我写作过程中,他会跟我对话。对创作自己的作品,我过去非常紧张,直到今天还是很紧张。当我开始动笔写一个故事之前,我通常毫无信心。在完成初稿后,我才开始收获信心。但是在完成初稿前,即使是现在我还是跟以前一样缺乏信心。和他谈话有助于缓解我的紧张情绪。我也会把我写的读给他听。这听起来怎么样?这听起来像不像杂志上文章的一个好的引子?他并不总是为了赞同而赞同。重要的是我们之间在对话。
后来,我经历了一段糟糕的日子。我离婚了,那段生活特别糟糕。如果说在离婚前我对创作没有信心的话,那段日子我的信心完全为负值。当时我在努力坚持着创作,我有孩子要养,一切都糟透了。我打电话给宾厄姆,问他这样写可不可以作为故事的引子?然后,我又打电话给他,对他说,这样的话,在这个引子后这样写——我就开始读给他听,在电话里,有6万字。你信不信?当然不是一下子读完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当时我是那么的缺乏信心,所以我需要有人对我说,可以,可以,接着写下去。宾厄姆就是这样说的,可以,可以,接着写下去。《与主德鲁伊特的相遇》这本书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Hessler: 你是在电话里给他读完整本书的?
McPhee: 一点也没错。 只有这么一次是这样的,我们一般不是这样交流的。但是,当时我真的不行了,一点信心也没有,甚者不知道能不能把左脚抬一步,然后右脚也抬一步。他很耐心。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讨论一篇文章,文中出现了一处奇怪的双关语。宾厄姆对我说,你知道那处双关语吗?它很不好,真的不好。我说我想保留下它,我觉得它挺好。然后他说,好吧,你是作者,我只是打工的。我们接着讨论别的东西。第二天,当我又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又对我说,你知道那句话吗?嗯,它真的不好,你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我对他说,博比,我们已经讨论过它了。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然后,他又第三次提到了那句话,我也回了他相似的内容。又一天过去了,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对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鲍勃,你还记得那个双关语吗?把它删掉好吗?它出现在那里真的不好。
没有笑意,什么也没有。他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当然,他完全记得事件的全过程。他真的很棒。他是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Hessler: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帮助你度过了那段困难时期?
McPhee: 没有,我自己走出来的。创作一直都是很难、很难。不管一个作家经验多么丰富,当他坐下来开始写作时,信心完全有可能降至为零。为什么不会呢?你能写好上一本书从来不意味着你能写好下一本书。
当我开始写《来乡下来》的时候,那时我在纳苏街(Nassau Street)有一间办公室,它是一个位于二楼的小房间,我经常在那里坐很久很久,真的是煎熬死了。办公室墙上的公告牌上贴满了3*5寸的卡片、阿拉斯加州的地图和其他东西。我呆在办公室里,努力把书接着写下去。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要能写完这本书的话,我就再也不会写一个字了。
那些年我经常和彼得·本奇利(Peter Benchley)一块打网球。我们一周去普林斯顿交汇点(Princeton Junction)那里的网球场打一次球。有一天,我刚坐进他的车里,就开始抱怨,当作家真烂!当作家真臭!我再也不写书了,该死的!彼得开着车一直听着,一直听到普林斯顿交汇点。
两周后,他又来找我打网球,完全一样的场景,只是我这时已经不那么丧失理智了。他启动车后就问我,你还记得两周前你喊着叫着说,当作家真烂!你还记得吗?我对他说道,彼得,是的,我确实记得。他接着说道,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如果你写了某些东西,挣了足够多的钱,再也不用靠写作来挣钱了,那你还会接着写下去吗?我答道,彼得,这是你的问题。目前来讲,我无法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回答。
当时他刚刚写完《大白鲨》(“Jaws”), 他令我感到最惊奇也是最崇拜的地方就是他从未停止写作。彼特写啊写啊写啊。他写书,写剧本,给《国家地理》杂志撰文,去探险了解各种海洋生物,去研究鱼类的生物学——他从未停止过写作,一直都在坚持写作。事实上他挣了那么多钱——生活却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彼得的可爱之处。彼得·本奇利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之一。
Hessler: 评论家有时认为你应该更直率地表达出你个人的观点。在保护环境方面,你有没有强烈的政治感?
McPhee: 我只能说我在做些事,如过你在做些事,那它就有政治性。我一开始写像《与主德鲁伊特的相遇》这类书的时候,大卫·布劳尔这种人就想让我加入到各种环保组织中去。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是一个作家,一个记者,我想让人信服。我试着揭示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作为记者,把事件全面展示给公众比把票投给谁更重要。这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得到一个环境作家的称号,而我想保持记者的独立和相对公正。
Hessler: 这个称号有没有使你感到不舒服?
McPhee: 所有这些称号——我被称为过农业作家,户外作家,环境作家,体育记者,科幻作家。我都是一笑了之。我只是一个写真实环境下真实人物的作家罢了,就这么简单。
然而,我想有时你很难隐藏自己的成见。它会在无形中显现出来,你没法控制。如果有人认为我偏向于当时的环保运动,他们的判断没错。作为一个作家,我试图尽量展示一件事的两面。 在《来乡下来》一书中有一段写到艾德·盖尔文(Ed Gelvin)和他的儿子斯丹利(Stanley)把一架卡特彼勒推土机弄到了山上,期间经过了难以想象的崎岖地形,山上没有任何路,而这个推土机却有55吨重。他们把它卸下来,然后重新装上,用它工作。为了能找到黄金,这一家把所有的积蓄都砸进去了,而他们所做的却破坏了一条美丽的溪流。文中写到:“我不感到恶心吗?明显没有。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我没有这种感觉。对盖尔文一家所做的一切,我太感动,太主观地陷进去了。然而,从生态角度来讲,我私底下恨死他们了。”
我站在他们这一边。此时此地——不要认为我会一直这样——我站在他们这一边。但是有些人认为我应该写的更尖锐一些,他们认为我没有勇气表达这些观点。这恰恰和实际情况相反。我在试图把事件的全景展示给读者,而不是挟持读者,在中间指指点点,比如说你应该这样想。我想让读者自己做出思考。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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