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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西贝惑

[文 学] 诗里春秋,词里古今——大师们和诗词的过去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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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3 23:46:56 | 显示全部楼层
今天看书,发现《诗与真》和《诗与真续集》,与梁宗岱先生再相遇。想起这个帖子已经有两位研究古诗词的人,不如再贴一位,以后也许还会增加。

光看看就觉得冬夜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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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3 23:48:51 | 显示全部楼层

梁宗岱 《诗与真》《诗与真续集》 推荐

       【转】不好意思,收藏时没有标明出处。
       罗大冈先生讲过一个故事。
  1932年,他在北平中法大学上学,友人卞之琳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梁宗岱先生当时任北大法语系主任。为准备毕业论文,罗先生让卞之琳陪他去向梁宗岱求教。梁住在胡适家里一个独立的偏院。见面后,梁开口就问:“你们中法大学的女生谁最漂亮?”罗不觉为之一楞,结结巴巴回答不上来。事后他醒过味儿来:梁教授是在考验他,看他的反应是否灵敏,心情是否开朗,配不配研究法国文学。
  这个故事可以入《世说新语》。我以为梁宗岱如禅宗大师有此一问,不仅是为了考验罗先生,更是一种点拨,一种真性情的流露。
  文学史家如杨义先生,把梁宗岱定位为当时的京派理论家。“京派理论家编织了两个恬适的梦,一个是袁中郎独抒性灵的梦,一个是陶渊明归隐田园的梦。对于后一个梦,废名曾经牵引过一些柔韧的丝线;不过,自出机杼,编织得更为出色的是梁宗岱。”(《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京派学者崇尚英国绅士风度,梁对漂亮女学生特别关注,而且公开说出来,恐非正宗京派所为。这一点上,他有点接近海派了。
  后来,梁宗岱与朱光潜先生同住后门慈慧殿三号。除了理论的阐述,他在1930年用典雅的法文翻译出版了《陶潜诗选》,在法国享有盛誉。朱光潜作为京派理论家的主将,推崇古希腊艺术达到的“静穆”境界。他说:“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两位先生朝夕过从,陶诗想来是经常的话题。我们知道,朱光潜的议论曾引来鲁迅的反驳。鲁迅说陶潜并非浑身都是静穆,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除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还写过“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读山海经十三首第十》)
  我一直想,向往隐逸应该是中年以后的心情。青年梁宗岱之喜爱陶潜,只是他的审美诉求的一个方面。虽然他译的《陶潜诗选》里没有《咏荆轲》和鲁迅引用的那一首,如同陶潜并非浑身都是静穆,梁宗岱更不是。他为人求真,在艺术上追求美,因为对于他,“真和美出于同一个源头”。他在欧洲游学多年,与陈寅恪一样不修学位,只求与文学大师的心灵直接沟通。他诚然追慕隐逸的陶潜,但也心仪哀怨的屈原。西方文学大师中,他崇敬莎士比亚、歌德和梵乐希,翻译过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歌德的《浮士德》、梵乐希的《水仙辞》,禀三种不同的旨趣和风格。
  梁宗岱有高超的悟性,无穷的精力和创造力,可是解放后他著译甚少,甚至不愿意与同道谈论外国文学。此中原因,颇为复杂,也不便多谈。他把精力用在教书育人和制药、发蘑菇、种花草和管闲事上。梁教授争胜好强,自认有若干“第一”。除了梁氏药酒当然天下第一,学生们扳着指头帮他细算,连同下乡劳动挑重担在内,总共不亚十个八个第一。我以为后期梁宗岱是陶潜加浮士德。制药是发明创造,如浮士德博士;发蘑菇、种花草有东篱余韵;管闲事是一种侠气,也是陶潜遗风,不过是那个《咏荆轲》的陶潜。由于他后期述而不作,新出版的四卷《梁宗岱文集》里收录的,绝大部分都是1949年前的作品。编者感到遗憾,不过同时也免于一种尴尬。如果他也写了许多应景的、遵命的文章,今天应该收录还是不收录,应该删节还是保持原貌?
  他作为教师是成功的。一个教师于授业解惑之外,更重要的是传道,或说用人格魅力感染学生。解放后的大学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磨灭了教授和学生们的个性。我在北大燕园住过几年,还有机会见到几位前辈大师,接触一些名教授。他们有大学问,但是言行都像恂恂儒者,没有锋芒。不是没有从高班学长们那里听到某教授或某先生的趣闻逸事,不过这些都属于过去时,乃至法语的前过去时。中山大学康乐园里居然还有一位喜欢赤膊赤脚,在校有野人之称的梁宗岱,可谓异数。是这种人格魅力的感染,是对老师的景仰,使梁宗岱的学生们一旦有了能力,总想为他身后做些什么。《梁宗岱文集》的编委会成员中,刘志侠先生和卢岚女士都是他的学生。刘先生为寻觅梁译《陶潜诗选》而踏破铁鞋,卢女士的记忆里一直保留着梁宗岱踏着轻捷的步伐慢慢远去的背影。为人师者能使弟子如此深情地怀念,这该是梁宗岱的第九个或第十一个“第一”。
  卢岚女士说:“他弥留前一两天所发出的闷雷似的吼叫,恐怕只有宗岱师本人才明白其中含义。”我妄加猜测,这如雷的吼声里仍有陶渊明。只不过,此时他想到的不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而是因“奇功遂不成”而产生的此生蹉跎之感——他本想留给世人更多、更惊人的文化遗产。不过,他留给我们的,已经很丰厚了。
  此岸与彼岸,游弋的使者
  梁宗岱是沐浴着“五四”精神成长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诗歌的创作、翻译,特别是研究上卓有成绩。然而,正如李冰封1991年在《读书》上撰文说的,他“早就人为地被中国的诗坛和翻译界遗忘了”。只是到了去世以后,特别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才似乎慢慢地被人重新发现。新世纪以来的几年,梁宗岱的成就似乎还有进一步得到估价的可能。最近,中央编译出版社与香港天河图书公司合作出版了精美的四卷本《梁宗岱文集》,内容包括他的诗歌创作、诗歌研究、译诗与译文等。本文仅谈作为翻译家的梁宗岱的成就。
  梁宗岱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法语、德语和英语三种语言上,这三种语言,特别是法语和英语是他尤为精通的语言,像法语,梁宗岱更是能够进行英法双语互译。梁宗岱的英语水平得益于他在广州的教会学校培正中学的学习,这是他最早开始学习的外语。后来他从英语翻译了大量诗歌,在“文革”期间还从英语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全部十四行诗154首,这部分译作被收入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
  梁宗岱的法语是1924至1931年留学欧洲时学的。1926年春天,梁宗岱经朋友介绍结识了法国当时的文坛巨擘、后期象征派诗人保罗·瓦雷里(旧译梵乐希),其文采深得瓦雷里赏识,二人交往密切。瓦雷里在他为梁宗岱写的法译《陶潜诗选》序中说:“我第一个认识的中国人是梁宗岱先生。一天早晨,他来到我家里,年青而且漂亮。他操着一口很清楚的法国话,有时比通常所说的还简炼些。梁先生带着一种兴奋和我谈诗。一说这崇高的问题,他便停止微笑了。他甚至透露出几分狂热。这罕见热情很使我欢喜。不久,我底喜悦变为惊诧了,当我读了,立刻再读,梁君放在我眼前的几页纸之后。”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欧洲文坛的泰斗对梁宗岱这东方青年深为器重与厚爱。梁宗岱用法文写诗和译诗(中国的古诗),诗作多在有影响的刊物《欧洲》(Europe)上发表。同时,法译《陶潜诗选》由瓦雷里作序在巴黎出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7年初秋的一天,梁宗岱陪瓦雷里在绿林苑散步,瓦雷里还向他讲述了自己著名的长诗《水仙辞》。也就是从这时起,梁宗岱开始翻译这首长诗,至1928年7月12日译就。译稿和他于次年写的《保罗哇莱荔评传》,刊于1929年《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3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了单行本,并在1933年出了第二版。
  1930年,梁宗岱到达德国柏林,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德语一年,凭着惊人的语言天赋,梁宗岱又熟练地掌握了德语。1936年,梁宗岱的译诗集《一切的峰顶》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发行,其中除布莱克与雪莱等英语诗人,雨果、波德莱尔、魏尔伦、瓦雷里等法语诗人外,歌德、尼采、里尔克等皆为德语诗人。梁宗岱还从40年代开始翻译歌德的《浮士德》,至60年代基本译成,可惜手稿在“文革”期间于抄家中丢失,后重译,1980年于病中坚持重新译完《浮士德》的上卷,译稿于其逝世后在1986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梁宗岱的译作以译诗为主,同时也兼及译文,主要有法国散文作家蒙田的作品《蒙田试笔》、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与德语诗人里尔克的《罗丹论》。从数量上看,梁宗岱的翻译作品并不算特别丰富,然而能够得到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同时又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他的翻译在当时就很有影响。朱自清在《译诗》(1944)一文中说到诗的可译性,认为好的译作“可以给读者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意境和语感”,在举例说明译诗的历史时说,“不过最努力于译诗的,还得推梁宗岱先生”。戴望舒在1947年由怀正文化社出版的《恶之花掇英》中说到波德莱尔的诗在中国的翻译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梁宗岱,说“可以令人满意的有梁宗岱、卞之琳、沈宝基三位先生的翻译”。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还是高中生时,就看到梁宗岱翻译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水仙辞》,事隔半个世纪后,他说:“《水仙辞》原诗高超的意境,梁先生译笔的华丽,当时给我很深的印象。后来,我选择了法国语言文学作为学习的专科,和梁译《水仙辞》的艺术魅力给我的启迪多少是有关系的。”著名诗人卞之琳曾经回忆说,还在中学时代,他就先后通过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人“接触到一点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法国象征派诗,只感到气氛与情调上与我国开始有点熟习而成为主导外来影响的19世纪英国浪漫派大为异趣,而与我国传统诗颇有相通处,超出了‘五四’初期‘拿来’的主要货色。但是它们炫奇立异而作践中国语言的纯正规范或平庸乏味而堆砌迷离恍惚的感伤滥调,甚少给我真正翻新的印象,直到从《小说月报》上读了梁宗岱翻译的梵乐希(瓦雷里)《水仙辞》以及介绍瓦雷里的文章才感到耳目一新。”他同时认为梁宗岱的《象征主义》“以宏观的高度,以中西比较文学的广角”论象征主义,至今还是“这方面的力作”,认为梁宗岱在30年代的“译述论评无形中配合了戴望舒二三十年代已届成熟时期的一些诗创作实验,共为中国新诗通向现代化的正道推进了一步”,说他“较早参与引进法国为主的文艺新潮而促使新诗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纯正方向的迈进,作出过应有的贡献”。卞之琳以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参加者的身份,对梁宗岱在翻译和学术研究上所作的评价,我认为是深中肯綮的。
  梁宗岱的翻译以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的经验作为基础,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是保证他的翻译质量极为重要的原因。他从1919年就开始新诗创作,不但在广州的各大报纸上发表新诗,并常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刊行的《东方》、《学艺》、《太平洋学生》及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由于其诗歌创作的成就,1922年暑假,他还在沈雁冰和郑振铎的邀请下加入文学研究会。这些诗歌作品后来以《晚祷》之名结集出版。此后,梁宗岱诗歌创作的尝试始终没有停止过。他的诗歌创作与同时代人比起来有其自身的特色,然而就其总体的水平看,当然比不上他诗歌研究的成就;然而,这种诗歌创作的经验对他的研究与翻译来说却是不可多得的基础。
  梁宗岱的诗歌研究在三四十年代可以说是独步一时的,他30年代中期先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在当时是影响较大的诗学专著,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当时诗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中《诗与真》于1935年2月初版,5月即再版一次。他写于40年代的《论直觉与表现》,时至今日都可以说是讨论诗歌创作问题最为深刻的论文之一。他的翻译正是植根于其创作经验与深入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这样的翻译自然有其独到的地方,或许,这也正是他翻译的《水仙辞》在当时能够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原因所在。
  诗的可译性问题,一直以来是文化交流中聚讼绘纭的问题,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作为20世纪世界性大诗人的地位,今天似乎是没有太多的疑议了,而英国诗人奥登曾经说,就他所看到的英译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来说,他很惊讶人们为什么称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大诗人。难怪美国诗人弗洛斯特会说诗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因此抹杀译诗的应有价值。就汉语诗歌来说,我觉得,译诗就是一种经译者进行艺术再创造的特殊的汉语诗歌,好的译诗不仅能最大限度地传达原诗的情感、语调、节奏与意境,就某种意义来说,译诗本身就应是一首杰出的汉语诗歌。这或许可以解释那些“外语水平”或许并不糟糕的译者为什么会译出非常糟糕的读不通也读不懂的诗歌,个中原因,就在于译者缺乏一种诗人的素养,同时又对诗缺乏应有的了解与研究。就这一点来说,梁宗岱译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本身兼有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换言之,正是作为诗人和学者的翻译家这一独特的身份,才保证了他译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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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3 23:50:00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对梁宗岱先生感兴趣,可以参考这个网站

http://lzd.gduf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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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3 23:51:53 | 显示全部楼层

谈诗_梁宗岱

  一片方塘如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他那得请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诗人是两重观察者。他底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对内的省察愈深微,对外的认识也愈透澈。正如风底方向和动静全靠草木摇动或云浪起伏才显露,心灵底活动也得受形于外物才能启示和完成自己:最幽玄最缥缈的灵境要借最鲜明最具体的意象表现出来。
  进一步说,二者不独相成,并且相生:洞观心体后,万象自然都展示一副充满意义的面孔;对外界的认识愈准确,愈真切,心灵也愈开朗,愈活跃,愈丰富,愈自由。
  哲学家,宗教家和诗人--三者底第一步工作是一致的:沉思,或内在的探讨,虽然探讨底对象往往各侧重于真,善,或美一方面。真正的分道扬镳,却始于第二步。因为哲学家最终的目标是用辩证法来说明和解释他所得的结论;诗人却不安于解释和说明,而要令人重新体验整个探讨过程;宗教家则始终抱守着他底收获在沉默里,除了,有时候,这沉默因为过度的丰富而溢出颂赞的歌声来。
  还有:宗教家贬黜想象,逃避形相;哲学家蔑视想象,静现形相;诗人却放纵任想象,醉心形相,要将宇宙间的千红万紫,渲染出他那把真善美都融作一片的创造来。
  在创作最高度的火候里,内容和形式是像光和热般不能分辨的。正如文字之于诗,声音之于乐,颜色线条之于画,土和石之于雕刻,不独是表现情意的工具,并且也是作品底本质:同样,情绪和观念--题材或内容--底修养,锻炼,选择和结构也就是艺术或形式底一个重要原素。
  "如其诗之来,"济慈说,"不像叶子长在树上一般自然,还是不来好。"不错。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叶子要经过相当的孕育和培养,到了适当的时期,适当的季候,才能够萌芽擢秀的。
  马拉美酷似我国底姜白石。他们底诗学,同是趋难避易(姜白石曾说,"难处见作者,"马拉美也有"不难的就等于零"一语);他们底诗艺,同是注重格调和音乐;他们的诗境,同是空明澄澈,令人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尤奇的,连他们癖爱的字眼如"清""苦""寒""冷"等也相同。
  我说"连他们癖爱的字眼……"其实有些字是诗人们最隐秘最深沉的心声,代表他们精神底本质或灵魂底怅望的,往往在他们凝神握管的刹那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这些字简直就是他们诗境底定义或评语。试看姜白石底
  "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千树压西湖寒碧"或
  "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
  那一句不是绝妙好诗,同时又具体道出此老纤尘不染的胸怀?
  陶渊明诗里的"孤"字,"独"字,杜工部底"真"字,都是能够代表他们人格底整体或片面的。
  姜白石《疏影》里的
  昭君不惯胡沙远,
  但暗忆江南江北;
  想珮环月夜归来,
  化作此花幽独。
  用典之超神入化,前人已屡道及。古今中外的诗里。用事与此大致雷同,而又同臻妙境的,有英国济慈《夜莺曲》这几行:
  Perhaps the self-same song that found
  A path
  Through the sad heart of Ruth, when,
  Sick for home,
  She stood in tears amid the alien corn;
  说不定同样的歌声透过了
  路得底愁心,当她帐望家乡,
  含泪站在异国底麦陇中。
  二者同是咏物(一花一鸟)而联想到两个飘泊女子底可怜命运。一玲珑澄澈,一宛转凄艳,不独花精鸟魂,皆裘条烘托出来;诗人底个性和作风,亦于此中透露无遗。寥寥数语,含有无穷暗示。
  近人论词,每多扬北宋而抑南宋。掇拾一二肤浅美国人牙慧的稗贩博士固不必说;即高明如王静安先生,亦一再以白石词"如雾里看花"为憾。推其原因,不外囿于我国从前"诗言志"说,或欧洲近代随着浪漫派文学盛行的"感伤主义"等成见,而不能体会诗底绝对独立的世界--"纯诗"(Poesie Pure)底存在。
  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理由。
  这并非说诗中没有情绪和观念;诗人在这方面的修养且得比平常深一层。因为它得化炼到与音韵色彩不能分辨的程度,换言之,只有散文不能表达的成分才可以入诗--才有化为诗体之必要。即使这些情绪或观念偶然在散文中出现,也仿佛是还未完成的诗,在期待着捞底音乐与图画的衣裳。
  这纯诗运动,其实就是象征主义底后身,滥觞于法国底波特莱尔,奠基于马拉美,到梵乐希而造极。
  我国旧诗词中纯诗并不少(因为这是诗底最高境,是一般大诗人所必到的,无论有意与无意);姜白石底词可算是最代表中的一个。不信,试问还有比"暗香","疏影","燕雁无心","五湖旧约"等更能引我们进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更能度给我们一种无名的美底颤栗么?
  文艺底欣赏是读者与作者间精神底交流与密契:读者底灵魂自鉴于作者灵魂底镜里。
  觉得一首诗或一件艺术品不好有两个可能的因素:作品赶上我,或我赶不上作品。
  一般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却很少从后一层着想。
  只有细草幽花是有目共赏--用不着费力便可以领略和享受的。欲穷崇山峻岭之胜,就非得自己努力,一步步攀登,探讨和体会不可。
  其实即细草幽花也须有目才能共赏。
  许多人,虽然自命为批评家,却是心盲,意盲和识盲的。
  正如许多物质或天体的现象只在显微镜或望远镜审视下才显露:最高,因而最深微的精神活动也需要我们意识底更大的努力与集中才能发现。而一首诗或一件艺术品底伟大与永久,却和它蕴含或启示的精神活动底高深,精微,与茂密成正比例的。
  批评家底任务便是在作品里分辨,提取,和阐发这种种原素--依照英国批评家沛德(Pater)底意见。
  中国今日的批评家却太聪明了。看不懂或领会不到的时候,只下一个简单严厉的判词:"捣鬼!弄玄虚!"这样做自然省事得多了。
  可怜的故步自封的批评家呀,让我借哥德《浮士德》这几句话转赠给你罢:
  灵界底门径并没有封埋;
  你底心死了,你底意闭了!
  起来,门徒!起来不辍不怠
  在晨光中涤荡你底尘怀!
  记得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有人要证明《远游》不是屈原底作品。其中一个理由便是屈原在其他作品里从没有过游仙底思想;在《离骚》里他虽曾乘云御风,驱龙使凤以上叩天阍,却别有所求,而且立刻便"仆夫悲,余马怀兮"……回到他故乡所在的人世了。
  我却以为这正足以证明《远游》是他未投身于汨罗之前所作--说不定是他最后一篇作品。
  因为他作《离骚》的时候,不独对人间犹惓怀不置,即用世的热忱亦未销沉,游仙底思想当然不会有的。可是放逐既久,长年飘泊行吟于泽畔及林庙间,不独形容枯稿,面目憔悴,满腔磅礴天地的精诚与热情,也由眷恋而幽忧,由幽忧而疑虑,由疑虑而愤怒,……所谓"肠一日而九回"了。日《渔父》,曰《卜居》,曰《悲回风》,曰《天问》,曰《招魂》……凡可以自解,自慰,自励,怨天,尤人的,都已倾吐无遗了。这时候的屈原,真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了。"从彭咸之所居",是他唯一的出路了。
  然而这昭如日星的精魂,能够甘心就此沦没吗?像回光返照一般,他重振意志底翅膀,在思想底天空放射最后一次的光芒,要与日月争光,宇宙终古:这便是《远游》了。
  其实"山穷水尽,妙想天开",正是人类极普通,极自然的心理;即在文艺里,也不过与黄金时代之追怀及乌托邦之模拟,同为"文艺上的逃避"(Evasion litteraire)之一种。不过屈原把它发挥至最高点,正如陶渊明在他底惊人的创造《桃花源记》里,同时树立了后两种底典型罢了。
  在世界底文艺宝库中,产生情形与《远游》相仿佛,可以与之互相辉映的,有德国大音乐家悲多汶底《第九交响乐》。悲多汶作《第九交响乐》的时候,正是贫病交困,百忧麋集,备受人世底艰苦与白眼的时候。然而"正是从这悲哀底深处,"罗曼·罗兰说,"他企图去讴歌快乐。"岂仅如此?这简直是对于命运的挑战。所以我们今天听了,竟被抛到快乐底九霄去呢!可是假如落到我们文学史家手里,岂不适足以证明这是悲多汶底赝品吗?(这《第九交响乐》犯赝品底嫌疑,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在悲多汶底九个交响乐中,它是唯一有合唱的。)
  其实这种愚昧的"文化破坏主义"(Vandalisme),还是欧洲底舶来品。三四十年前,欧洲曾经有不少的无聊学者,想把过去文艺史上的巨人(giants)一一破坏毁灭。否认荷马,怀疑莎士比亚,曾经喧闹了一时。推其动机,不出这两种心理:说得含蓄一点,就是他们的确因为自己人格太渺小,太枯瘠,不能拟想这些诗人底伟大与丰饶,因而怀疑他们底存在;说得露骨些呢,就是"好立异以为高",希望哄动观听,在学术界骗一地位。
  然而无论动机如何,多谢天!这种破坏主义在欧洲已成陈迹丁!法国一位荷马专家,费了三十余年的工夫苦心钻研,著了二十七八本书,结果是证实了荷马确有其人,而且《伊里亚德》大部分是出自他手笔。还有《奥特赛》,据他底揣测,也有好些部分是荷马作的。不过他不敢断言。他愿意还能活二十年的工夫,得从事研究这部大作,以探其究竟。(看看人家做学问的精神!)至于涉士比亚,经过了英,法,德三国专门学者底研究和讨论,所得的结论还是与翻案前无异,就是说,莎士比亚是他底剧本底作者,而他底生平事迹,比起普通那两三页传记,不增也不减。
  不料我国底文化领袖,不务本探源,但拾他人余唾,回来惊世骇俗:人家否认荷马,我们也来一个否认屈原;人家怀疑莎翁底作品,我们也来一个怀疑屈原底作品等等。亦步亦趋固不必说,所仿效的又只是第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人物。如果长此下去,文化运动底结果焉得不等于零!
  美国十九世纪大思想家爱默生尝说:"我们底时代是回溯的,"意思是叹息他所处的时代离开创造的黄金时代已远,只能够追怀,陈述,和景仰过去的伟大。假如他生在今天,眼见我们连过去的伟大都不敢拟想,不敢相信,不知感想又如何?
  然而不!"所有的时代是相等的……"德国底哥德与英国底勃莱克差不多同时在他们底日记里记下这句至理。十九世纪何尝是回溯的?诗界底哥德,嚣俄;小说界底士当达尔,陀士多夫斯基;音乐界底悲多汶,瓦格尼;画界底特洛克尔和雕刻界底罗丹,那一个不是伟大,精深,创作力横溢,可以和文艺史上过去的任何代表人物相媲美呢?而在过去的伟大时期中,这种专事毁坏的蛀书虫恐怕也不少,不过他们只是朝生暮死罢了。
  《卜居》,《渔父辞》和《九歌》都是屈原所作。如果不是屈原,必定是另一个极伟大的抒情诗人--结果还是一样。
  《九歌》即使一部分原来是民间的颂神曲,亦必经屈原(或另一个伟大抒情诗人)底点化,或者干脆就是屈原借来抒发自己底幽思的,不然艺术不会那么委婉雅丽,内容那么富于个人的情调。
  《卜居》和《渔父辞》则显然是屈原作来自解自慰的,所谓"借人家杯酒,浇自己块垒"。渔父和卜尹都不过是屈原自我底化身(exteriorisation du moi),用一句现代语说。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善用"自我底化身"的,屈原而外,有庄子和陶渊明。
  庄子底寓言用这种写法的极多,且不举例。陶渊明则《形影神》,《五柳先生传》,以及《饮酒》里的"清晨闻叩门","有客常同止",《拟古》里的"东方有-士"都是极完美的例。
  曾国藩把"有客常同止"解作真客(见《十八家诗钞》注),所以越解越糊涂,因为绝对不会有一个客与主人"趣舍邈异境"又长年同眠同起的。实则主客只代表陶渊明底"醒的我"和"醉的我"罢了。结尾四句似乎是两个"发言各不领"和"自我"互相嘲讽之词:
  "规规一何愚!
  兀傲差若颖,"醉的我说。
  醒的我却答道:
  "寄言酣中客,
  日暮烛可秉!"
  有人以为我这解法近于"自我作古",因为两重人格或自我底化身在近代文学中才出现。后来我读苏东坡诗集,发见其中有一首咏渊明饮酒(非《拟陶》)的已经先说了。至于两重人格到近代才有说,我们只要想到庄子《齐物论》底"今者吾丧我"便不攻自破。
  至于陶渊明这种写法,我疑心是得力于屈原的。试细读《渔父辞》及"清晨闻叩门",便知道两者除了文体而外,段落,口吻及神气都极相仿佛:蜕化底痕迹历历可辨。
  哲学诗最难成功。五六年前我曾经写过:"艺术底生命是节奏,正如脉搏是宇宙底生命一样。哲学诗底成功少而抒情诗底造就多者,正因为大多数哲学诗人不能像抒情诗人之捉住情绪底脉搏一般捉住智慧底节奏--这后者是比较隐潜,因而比较难能的"(见《诗与真》一集《保罗梵乐希先生》)。因为智慧底节奏不容易捉住,一不留神便流为干燥无味的教训诗(Didactic)了。所以成功的哲学诗人不独在中国难得,即在西洋也极少见。
  陶渊明也许是中国唯一十全成功的哲学诗人。我们试翻阅他底全集,众口传诵的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孟夏草木长,
  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
  吾亦爱吾庐……
  等诗意深醇,元气浑成之作;或刻画遒劲,像金刚石斫就的浮雕一般不可磨灭的警句:
  形迹凭化往。
  灵府长独闲。
  贞刚自有质:
  玉石乃非坚,
  不容怀疑地肯定了心灵底自由,确立了精神底不朽--固不必说了。即骤看来极枯燥,极迂腐,教训气味极重的如
  人生归有道,
  衣食固其端……
  先师有遗训:
  忧道不忧贫,
  等,一到他底诗里,便立刻变为有色有声,不露一些儿痕迹。苏东坡称他"大匠运斤",真可谓千古知言。
  陈子昂底《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字面酷像屈原《远游》里的
  唯天地之无穷兮,
  哀人生之长勤!
  往者吾不及知兮,
  来者吾不闻!
  陈子昂读过《远游》是不成问题的,说他有意抄袭屈原恐怕也一样不成问题。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或者陈子昂登幽州台的时候,屈原这几句诗忽然潜意识地变相涌上他心头;或者干脆只是他那霎时胸中油然兴起的感触,与《远游》毫无关系。因为永恒的宇宙与柔脆的我对立,这种感觉是极普遍极自然的,尤其是当我们登高远眺的时候。试看陶渊明在《饮酒》里也有
  宇宙一何悠!
  人生少至百……
  之叹,而且字面亦无大出入,便可知了。
  无论如何,两者底诉动力,它们在我们心灵里所引起的观感,是完全两样的:一则嵌于长诗之中,激越回荡,一唱三叹;一则巍然兀立,有如短兵相接,单刀直人。各造其极,要不能互相掩没也。
  我第一次深觉《登幽州台歌》底伟大,也是在登临的时候,虽然自幼便把它背熟了。那是在法国夏尔特勒城(Chartre)底著名峨狄式的古寺塔巅。当时的情景,我已经在别处提及。
  我现在却想起另一首我癖爱的小诗:哥德底"一切的峰顶……"。这诗底情调和造诣都可以说和前者无独有偶,虽然诗人彻悟的感喟被裹在一层更大的寂静中--因为我们已经由黄昏转到深夜了。
  也许由于它底以"u"音为基调的雍穆沉着的音乐罢,这首诗从我粗解德文便对于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魔力。可是究竟不过当作一首美妙小歌,如英之雪莱,法之魏尔仑许多小歌一样爱好罢了。直到五年前的夏天,我在南瑞士底阿尔帕山一个五千余尺的高峰避暑,才深切地感到这首诗底最深微最隽永的震荡与回响。
  我那时住在一个意大利式的旧堡。堡顶照例有一个四面洞辟的阁,原是空着的,居停因为我常常夜里不辞艰苦地攀上去,便索性辟作我底卧室。于是每至夜深人静,我便灭了烛,自己俨然是脚下的群松与众峰底主人翁似的,在走廊上凭栏独立:或细认头上灿烂的星斗,或谛听谷底的松风,瀑布,与天上流云底合奏。每当冥想出神,风声水声与流云声皆恍如隔世的时候,这雍穆沉着的歌声便带着一缕光明的凄意在我心头起伏回荡了。
  可见阅历与经验,对于创造和理解一样重要。因为我们平日尽可以凭理智作美的欣赏,而文字以外的微妙,却往往非当境不能彻底领会,犹之法郎士对于但丁底
  Nel mo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
  方吾生之中途……
  虽然反复讽诵了不止百遍,第一次深受感动,却是在他自己到了中年的时候。
  严沧浪曾说:"大抵禅道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不独作诗如此,读诗亦如此。
  王静安论词,拈出曼殊底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欧阳修底
  衣带渐宽都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和辛稼轩底
  众里寻他千百度。
  回头蓦见
  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来形容"古今来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不独不觉得牵强,并且非常贴切。
  这是因为一切伟大的作品必定有一种超越原作底意旨和境界的弹性与暗示力;也因为心灵活动底程序,无论表现于那方面,都是一致的。掘到深处,就是说,穷源归根的时候,自然可以找着一种"基本的态度",从那里无论情感与理智,科学与艺术,事业与思想,一样可以融会贯通。王摩诘底
  玩奇不觉远,
  因以缘源穷。
  遥爱云木秀,
  初疑路不同。
  安知请流转,
  偶与前山通!
  便纡回尽致地描画出这探寻与顿悟的程序来。
  我在《象征主义》一文中,曾经说过"一切最上乘的诗都可以,并且应该,在我们里面唤起波特莱尔所谓
  歌唱心灵与官能底热狂
  的两重感应,即是:形骸俱释的陶醉,和一念常惺的彻悟。"
  我底意思是:一切伟大的诗都是直接诉诸我们底整体,灵与肉,心灵与官能的。它不独要使我们得到美感的悦乐,并且要指引我们去参悟宇宙和人生底奥义。而所谓参悟,又不独间接解释给我们底理智而已,并且要直接诉诸我们底感觉和想象,使我们全人格都受它感化与陶熔。譬如食果。我们只感到甘芳与鲜美,但同时也得到了营养与滋补。
  这便是我上面说的把情绪和观念化炼到与音乐和色彩不可分辨的程度。
  陶渊明底
  平畴交远风,
  良苗亦怀新,
  表面只是写景,苏东坡却看出"见道之言",便是这个道理。其实岂独这两句?陶渊明集中这种融和冲淡,天然入妙的诗差不多俯拾即是。
  又岂独陶渊明?拿这标准来绳一切大诗人底代表作,无论他是荷马,屈原,李白,杜甫,但丁,莎士比亚,腊辛,哥德或嚣俄,亦莫不若合规矩。
  王摩诘底诗更可以具体地帮助我们明了这意思。
  谁都知道他底诗中有画;同时谁也都感到,只要稍为用心细读,这不着一禅字的诗往往引我们深入一种微妙隽永的禅境。这是因为他底诗正和他底画(或宋,元诸大家底画)一样,呈现在纸上的虽只是山林,邱壑和泉石,而画师底品格,胸襟,匠心和手腕却笼罩着全景,弥漫于笔墨卷轴间。
  反之,寒山拾得底诗,满纸禅语,虽间有警辟之句,而痕迹宛然:自己远未熔炼得到家,怎么能够深切动人?王安石以下底谶语似的制作更不足道了。
  一九三四年九月至十二月
  (据一九三六年初版《诗与真二集》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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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4 08:46:54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10# 西贝惑 的帖子

谢谢西贝君转来叶先生的资料,这些内容有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所附的三张照片是叶先生不同年龄段风采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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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4 08:51:30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11# 西贝惑 的帖子

论坛上已有个谈论梁先生的帖子,你可以看看。http://ishuiyunjian.com/viewthread.php?tid=1254&highlight=%C1%BA%D7%DA%E1%B7
把这个楼建成古典诗词学人集锦楼,很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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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6 00:51:03 | 显示全部楼层

《师友风谊》:余冠英长者风范/林东海

 连声说:“改!改!改!”

1975年春天,毛泽东主席的视力有所下降,看书要看三十六磅大字本,一批大字本的书,就是专为毛泽东印制出来的;毛泽东爱读书,但视力不行,读起来是很吃力的,于是想到听,这才有了录音录像的工作。毛泽东喜欢看传统戏,就在这年春天,各地方的传统剧目,便陆续调到北京来,经过几天彩排,然后进行录像,印唱词及加注释,连同录像带一起送给中央办公厅,这就是录像组的任务。

    一天是1975年5月23日,地点是北京市委第四招待所(即市委党校)二号楼。过道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打破了平日大楼的寂静。我出门一看,是文研所的人来了,其中一位长者,高高的个头,花白的头发,白皙的脸上带着癜斑,露出慈祥的笑容。复旦同学沙予见到我,忙过来打招呼,回头向我介绍这位长者:“他就是余冠英先生,我们文研所副所长。”我向前同他握手致意,以前曾读过他的《诗经选》、《乐府诗选》等著作,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一起来的除了沙予,还有曹道衡、范之麟和沈斯亨,连同4月10日先期来的刘世德、王水照和陆永品,共从文研所借调来八人,加入国务院文化组下属录音组中注释组行列。

    注释组的任务,顾名思义,是为所唱诗词作注,注释稿打印后随录音带一起上送;还有一个任务是,为作曲者和演唱者讲解诗词的大意和疑难词语及典故。1975年春,文化组创作办公室的陈祖美和我这个从人文社借调来的客卿,奉命遴选千首诗词曲赋,搞出一个初选目,并着手注释部分样稿,4月9日停下“千首”的选注工作,由崇内旅馆迁到北京市委第四招待所,参加录音组的注释工作。连同文研所借来的八人,这个注释组共有十人。一般情况下,先分工搞初稿,然后集体讨论,共同定稿。

    余冠英先生是注释组中的元老,实际上也是注释组的顾问,不担当初稿工作,有时参加集体讨论,更多的是为大家解答平常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因此,我有机会向这位我所敬重的学界尊长求教,并从此结下一段翰墨因缘。我在注释中碰到难题,和文研所的同事一样,也向余先生请教,他总是耐心地帮助解决。他自己一时说不上来的,便提供线索,让我进一步查检,从而使问题得到解答。我不但学到了知识,也学到了治学的方法,可以说得益匪浅。

    1975年8月底,上面下达毛主席关于《水浒》的批示,指令整理和出版《水浒》。完成《水浒》的出版以后,图书出版有所放松,“书荒”年代已近尾声,人文社可以自主地确定一些重要选题,向上面打报告。选题中有《唐诗选》,这是“文革”前拟定的,而且已有文研所选注的初稿。经报批,同意出版,于是工作重新启动。

    《唐诗选》仍由文研所集体编写,由余冠英先生主编,出版社则指定我为责任编辑,这样,我便再一次和余先生结下翰墨因缘。

    那时他已是古稀之年,而我正年富力强,跑腿的事自然该由我来干,可是余先生有时非要亲自把书稿送到我办公室不可。我实在不忍心看他爬上四层楼,更令人担心的是还要横穿车如流水的朝内大街。所以每次送他下楼,我总要吩咐年轻的宋红护他过马路。我审读完《唐诗选》初稿,贴了好多浮签,提了不少意见。我把书稿送到余先生家,笑着对先生说:“我是新到出版社的,听老同志说,你们文研所同人文社有过协议,凡文研所的书稿,人文社不得改一个字,连标点符号也不能改。我不懂老规矩,提了这么些意见,以为这是我的职责,至于改不改,你们看着办。如果对读者负责,有些地方还是改一改为好。”余先生抽翻了我贴的浮签,脸上露出微笑,连声说:“改,改,改!”我又补充一句:“注典引文出处和古今地名,可把我弄苦了,核实这个,比我自己注,花的时间还要多。我没看出的问题肯定还有,最好让执笔者仔细检查一下。”他又忙说:“好,好,好!”因为我知道余先生为人谦逊厚道,不会对我横加指责,所以敢于实话实说,他果然接受了,破了原来的旧规。为此,他还专门在文研所召集一次注释人员会议,请何其芳、张白山等老领导、老专家参加,研究稿子的修改问题。

    为人准则与人为善

    修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就完成任务。经过排版校对,不久便出书了。全书共选诗人一百三十多家,诗作六百三十多首。《前言》对唐诗繁荣的原因以及唐诗的发展阶段,都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和评介。诗人小传还着重分析了作者的创作倾向和艺术特点。这些都体现了选注者长年研究之所得。书一出版,便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争先购买,在新华书店排起长龙,一印再印,印数竟然突破百万大关。作为本书主编的余冠英先生,其功不可磨灭。

    然而,作为学者,余先生并没有因主编了《唐诗选》而沾沾自喜,躺在功劳簿上,而是继续埋头苦干,重新修订他的《汉魏六朝诗选》和《诗经选》,又和陈友琴、乔象钟以及周振甫诸先生合作整理《乐府诗集》。继《唐诗选》之后,我又当了《汉魏六朝诗选》的责任编辑,我们之间的合作更加默契了。在注释中遇到难解的问题,他不耻下问,要我帮他推敲推敲。我真有点诚惶诚恐,也深感其海纳百川的雍容风度。这本书出版后,他在精装本上用毛笔签名赠送给我,还特地送到我办公室。在一般作者看来,责任编辑自然有工作样书,无须赠送,这当然也合乎情理;而余先生的签名赠书,却别有用意,以此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我当编辑几十年,责编过不少书,作者签名赠书者很少,余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余先生为人的准则就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1948年元旦,清华中文系老师们聚集在余先生家开新年晚会,朱自清先生带头在他家门口扭秧歌。可以看出,早年他就很有人缘,在同事中,表现出极强的亲和力。后来在文研所也是如此,人际关系很不错。余先生不只是对外人和善,对家人也很和蔼。他夫人陈竹因女士,晚年成天抱着一只小猫,坐在一边,无所事事。我每次到他家,和她打招呼,她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余先生看到她那样子,便对我微微一笑,我也会心地笑了笑,一切都在不言中,却能感知,他们夫妻间有着很深的感情。

    器重后进

    “你等一等,我给你看一样东西。”1977年8月5日,我送稿到余先生家,他这样和我打招呼。从话里听得出来,心情有些沉重。说着,他走进里屋,拿出一张毛笔誊录的诗稿递给我,是《哭其芳》的一篇长诗。何其芳先生因患癌症于7月24日逝世,昨天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余先生似乎还怀着八宝山带回的余悲。我拜读余先生的长篇诗稿,被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诗中充满从心底里发出的敬爱之情。余先生是文研所副所长,是所长何其芳先生的副手,深知失去这位领导人意味着什么,所以把一切感想和感慨都倾泻在这篇长诗里。在长期的接触中,我发现余先生特别爱惜和看重人才,对于前辈人才是敬重,对于平辈人才是推重,而对于晚辈人才则是器重。每当他谈起清华的师长,总是十分尊敬,佩服他们的人品和学问;谈起清华的同学则叙说他们的优点;说到萧涤非先生,便得意地夸耀他们的足球队,他自己是队员,萧先生是前锋;说到钱钟书先生,则夸奖他读书的用功,钱先生个头不如他高,经常爬上梯子,把满书架的书都翻遍了,而且喜欢记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我从未听到他指摘别人的短处,更是从未见到他鄙薄过任何人。

    这一天余先生心情的沉重,还因为文研所将要失去一员干将。他说:“水照要走。他爱人不肯从上海到北京,不能长期两地分居,所以决定调到上海复旦大学。这是文研所的一个损失。文研所唐宋这一段本来就较弱,尤其是宋代,水照一走,人才就更缺了。”

    余先生沉默一会儿,突然问我:“人文社能挖人吗?你到文研所来怎么样?”我知道余先生这话是很认真的,不是随便说说,这倒使我为难起来,一时答不上来,无从表态。余先生看到我有些犹豫,便接着说:“到研究所有更多的时间,要是有意从事研究工作,不妨问问你们出版社,如能过来,可以加强唐宋这一段的力量。”余先生对我的器重,我从心底里涌出了无限感激之情,凝成两个字:“谢谢!”

    先生笑语如响鞭

    此后,余先生总是把这件事挂在心上,不止一次跟我说:“要是出版社能放人,告我一声,我好叫人事部门安排。”每听到先生这语重心长的话语,我在感激之余,总是夹着几分感慨。余先生之爱才,尤注重于年轻一代。在同他的交谈中,我经常可以感受得到他对年轻人才的器重。譬如说到韦凤娟考研究生的成绩,他很赞赏,以为自学也可以成材;又如说到王学泰背诵杜诗,他也很欣赏,说读书那么认真不容易。凡是同余先生接触过的人,想必都会感受得到他那惜才之心。与那忌才、弃才者相较,真不可同日而语,尤显得难能可贵。在他看来,我大概也是属于孺子可教之列,所以几次三番动员我到文研所。然而,我终于没有走成。

    1978年,学界因毛泽东主席在给陈毅信中提到比兴问题,而就此展开热烈讨论。我也凑热闹写了一篇《说兴象——兼谈赋、比、兴》,因为余先生是《诗经》专家,便将拙稿送给他审读指点。他很认真地读了,当我再到他家时,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就知道你能写,好啊。我本来也想写一篇谈比兴的文章,看了你的文章,我就不想写了。”这话像是一记响鞭,催我奋进。他告诉我,已将拙稿转交文研所刊物《文学评论》,并叮嘱早点发表,后来刊登在《文学评论丛刊》创刊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论丛》王一纲兄到北京来,要我带他到余先生家,向他约稿,希望他写一篇有关《诗经》的文章。余先生对王说:“我要说的,东海的文章已经说了,不必写了。你找东海约稿呀。”余先生的话绝无故作谦虚的意思,也无故作姿态地夸奖后辈,在他看来,我是能写文章的,当然是高估了我,但确实是心里话。

    有一次,我到余先生家,正谈话间,传来某人逝世的消息,余先生脸色突然变得煞白,好长时间才镇定下来,很亲切地对我说:“东海啊,你要写的东西得赶快写,年纪大了写不动,老了可悲啊!”而今,我也老啦,耳边经常响起余先生的这句话:“老了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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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6 00:53: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有用吗?有用!

今天又遇老师,余冠英先生。

不知道自己将这些人放在一起有没有意义,想来还是有用的。

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来让他们得到安慰。

最大的希望是,有一天,他们的学术著作可以看一看,然后有自己的想法。关键的是,学会他们的长者风范。

这些应该被记住的人,当我们想起古诗词时,也应该想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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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6 00:56:40 | 显示全部楼层

《诗经选》前言/余冠英


                                  一

       祖国的文学遗产使我们感到自豪,不仅因为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因为它丰富灿烂,有优秀的传统,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光辉的起点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诗经》里的三百零五篇作品代表两千五百年前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创造。《诗经》以外的“逸诗”往往是些零章断句,又多伪托,远不如《诗经》里的作品重要。这些作品,积累到三百零五篇,编定成一部总集,大约在纪元前六世纪中。《左传》所记吴国季札到鲁国观乐时,鲁国为季札所歌各国风诗的次第,和今本《诗经》是相同的。而“诗三百”一语不止一次出于孔子之口,见于《论语》书中。可见在孔子时代《诗经》里的篇数和今本也是差不多的。季札观乐的事在公元前五四四年,正当孔子的幼年。文学史家假定在那时候已经有了和今本大致相同的《诗经》通行本,是可信的。至于《诗经》这个名称,当然起于这部总集成为儒家的经典以后。我们现在仍叫这部书为《诗经》,不过是依照习惯,沿用旧称,并非将它看作“圣贤”的著作,或表示它和一般的诗歌总集有何区别。《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雅颂是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就是各国土乐的意思。古人说“秦风”、“魏风”、“郑风”如同今人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风”字的意思就是声调。《诗经》有十五国风。其中邶、鄘、卫三风实际都是卫国一国的风。《周南》、《召南》都是“南国”之风。这里所谓“南国”泛指洛阳以南直到江、汉的广大地域。全部风诗产生的地域不出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
    
       雅是正的意思,周人所认为的正声叫作雅乐,正如周人的官话叫作雅言。雅字也就是“夏”字,也许原是从地名或族名来的。雅乐又分为大雅、小雅两个部分。“大”“小”之别向来没有圆满可信的解释。可能原来只有一种雅乐,无所谓大小,后来有新的雅乐产生,便叫旧的为大雅,新的为小雅。
    
      《诗经》里的《大雅》全部产生于西周,《小雅》里兼有东周的诗。
    
     《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近人王国维《说周颂》道:“颂之声较风雅为缓”,因为颂诗多无韵,不分章,篇制短小,而根据《仪礼》知道奏一首颂的时间是很长的,这些现象都可以用声缓来解释。声缓可能是颂乐的一个特点。清人阮元《释颂》说颂字就是“容”字,容就是“样子”,颂乐是连歌带舞的,舞就有种种样子,因为有这一特点所以叫作颂。这一说近人采取的比较多,但是颂中虽有舞曲,其全部是否为舞曲尚无从证明。所以阮说只是可供参考的一种假说。(容字也有舒缓的意义,读颂为容,可以助成王说。)
    
      颂诗分《周颂》、《商颂》、《鲁颂》。《商颂》大约是公元前八、七世纪之间宋国的诗,《鲁颂》是公元前七世纪鲁国的诗,体裁风格受了《风》《雅》的影响,和《周颂》不同。
    
      综上所说,风、雅、颂是音乐上的分类。
    
      《墨子•公孟篇》道:“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诗经》和音乐关系密切,是无可怀疑的。

                                        二

         三百零五篇中大部分是各地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的制作。歌谣的采集方法,先秦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汉朝人却作过一些说明。《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是说周朝负责采诗的人是“行人”之官。何休《公羊传注》却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是说国家为了采集歌谣还养了大批的人。这些大概都是根据汉朝乐府采诗的情形所作出的想像,周人是否有一套采诗制度还是疑问。汉人所想像的情形也是可能有的,但我们以为各国的歌诗聚集到周天子的朝廷,更可能由于诸侯的进献。《论语》和《左传》有列国之间赠乐的记载,诸侯进献土乐于天子也应该是可能有的事。《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晋悼公)以师悝、师触、师蠲(三人都是郑国的乐师),歌钟二肆(三十六钟),及其礡罄,女乐二八(女子能奏乐者十六人)。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晋国是诸侯盟长的地位,可以得郑国赠送音乐,以周天子的地位,列国向他献乐该不是希有的事。从上引这段记载,更可注意的是乐师可以送给别国。乐师本是掌管音乐的官儿和专家,他们以歌诗诵诗为职业。他们不但熟悉本国的歌谣,还可能是本国采诗工作的负责人或参加者。这些人除了被送给别国之外也能够自由到别国去,如《论语•微子》篇记载着鲁国的“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挚、干、缭、缺都是乐人的名字。乐师们往来于列国,就帮助了各国乐章的传播,他们聚集到王廷,也就使得各国的歌诗汇集于王廷了。
    
      贵族制作的诗,或是为了讽谏与歌颂,或是为了典礼。《国语•周语上》说周厉王“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邵公谏道:“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晋语》六记范文子的话,也提到“在列者献诗”。《毛诗•卷阿传》也说:“王使公卿献诗以陈其志。”这些由公卿列士做了献上去的诗都是为了“陈志”,陈志不外讽谏和颂美。此外,遇有祭祀、出兵、打猎、宫室落成等事,往往要奏乐唱诗,这类典礼的诗大概出于天子左右的巫、祝、瞽、史之手。
   
       诗的传授者最初是乐官。古代贵族所受教育以诗乐为先,而掌教者就是乐官。《周礼•春官太师》:“太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赋、比、兴、雅、颂。”《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这些话都说明乐官兼管教育,他们是诗学老师。到孔子时代,学术、教育出于私门,仍然以诗为教学的重要科目。
        
      古时贵族阶级学诗有其实用的目的,诗和礼乐不能分,礼乐是贵族阶级生活的重要部分。除了上文说到的讽谏与颂美要用诗,典礼要用诗而外,日常生活中还常常要借诗和音乐来表示情意,其作用几乎等于语言的一部分。《周礼•大司乐》说:“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这便是以歌辞来表达情意。《荀子•乐论》道:“君子以钟鼓道志”,也是说贵族阶级要用“乐语”来表达情意。以乐歌相语大概由来很古,初民生活中男女恋爱就是要用音乐歌唱来交流情感的。这种风俗至今还存留着。古时贵族阶级借诗言志,在外交场合尤其不可少。《左传》、《国语》记载外交上赋诗的事很多,有时只是酬酢,有时完全借诗句办交涉。例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郑君和鲁君会于棐地,郑君这时要和晋国修好,希望鲁君为他到晋国去说情。在宴会时郑大夫子家赋《小雅•鸿雁》这篇诗,取这诗第一章侯伯哀恤鳏寡,劬劳于野的意思,暗示需要鲁国哀恤,代郑国往晋国关说,鲁大夫季文子答赋的诗是《小雅•四月》,取首章行役腧时,思归祭祀的意思,表示拒绝。子家又赋《郦风•载驰》的第四章,取其小国有急难,盼望大国援助的意思。季文子又答赋《小雅•采薇》的第四章,取其“岂敢定居”的意思,表示允许为郑国奔走。这一场交涉,两方全借赋诗示意。从这类的记载可以知道春秋时贵族阶级学涛的用处。孔子是强调学诗的,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是说学诗除了帮助言语还有更广泛的用途。
    
      孔门重诗学,孔子以后的儒者也都讽诵和弦歌“诗三百”,他们谈道说理也常常引诗为证。对于诗的解释也有所传授。他们用诗说诗也和赋诗一样,是断章取义的,他们对于诗义的了解并不完全正确。不过他们对于“诗三百”本文的记诵保存是有功的。否则在诗乐分离之后,这些作品会不会散失,能不能流传,是很成问题的。
     
      《周颂》产生于西周前半,《大雅》中从西周初到西周末的诗都有。这两部分的诗在《诗经》中时代较早,性质相近。《周颂》多属祭祀诗,《大雅》里也有不少祭祀诗,《周颂》里多数是周人歌颂祖先的诗,《大雅》里也不少。一般地说,这些诗的艺术价值远不如《国风》和《小雅》,但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篇章。《周颂》里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的祭歌往往陈述农功,有关于农业生产的比较细致的描写,如《载芟》篇开端九句: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妇。

    这是说除去草木,将土耕得散松松地。上千对的人一齐耘田,高田低田都有人耕作着。父、子、兄、弟,一个个筋强力壮,劲头儿挺足。送饭的闹闹嚷嚷地来了,都是些漂亮的娘儿们。这是大规模集体劳动的场面,以简短的文字描绘出复杂的动态,正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特色。又如《良耜》篇写收获的场面道:

       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这一节的大意是说:刷刷地收割,多多地堆积。堆得像墙一般高,梳篦一般密。上百的谷仓装满了。女人孩子都得到了休息。这里也是以寥寥几句展示巨幅图景,给人深刻的印象。
     
        叙事诗是《大雅》里的突出部分之一。《绵》、《生民》、《公刘》三篇是其中更突出的部分。《生民》歌咏周始祖后稷的灵迹和功德,在那些神话化的叙写中反映周人对于这一传说人物的热爱,因为相传他是农业的发明者。

   诞寊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寅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寅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讦,厥声载路。

        这一章写后稷被弃而不死的神异。最初得牛羊喂乳,最后得鸟类覆翼,当群鸟飞去的时候,后稷开始啼哭,声满道路。这些叙写,简洁而生动。三千年前的文学语言已经如此精炼,简直使人不得不惊异了。本篇写后稷试种瓜、豆、禾麻等庄稼:

    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写后稷后来种谷的成绩:

    实方实苞,实种实襃,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

    这里有丰富多变化的形容词。此种对于庄稼的郑重的描写,反映古人对于掌握农业技术的喜悦。
    
    《公刘》篇写周人由邰到豳的一次移民,从准备起程写到定居营建。关于观测地形、经营官室、分配田亩、君臣宴饮,以及水利、军制,甚至锻冶等事都有叙写。

    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挂着佩刀,上下山原。这就是勤劳的移民领袖公刘的形象。

    于时处处,于是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这就是开始得到安居的大众,欢乐笑语的生活图景。

    《绵》是写周人在古公□父率领下,由豳迁到岐下的又一次移民。诗共九章,从迁岐、授田、筑室直写到对外族的斗争。第三章写岐下土地的肥沃道:

    周原朊朊,堇荼如饴。

    连苦菜都长得像糖一样甜,见得水土之美,真是善于形容了。第五、六章写开始建筑的情形道:

   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抹之□□。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鼓弗胜。

       敲起大鼓本是为了鼓励劳动,但是百堵之墙同时并起,盛土、倒土、持土、削土的声音把鼓声都压下去了。读了这一段,那场地上众多的劳动者和十分起劲的劳动的场面一下子就像在读者眼前出现。这真是有声有色的文字。
       
      此外还有《皇矣》、《大明》两篇,记文王、武王的武功。五篇联起来便成为一部周人建国的历史。这都是《大雅》中较早的作品,大约产生于周成王时。这些叙事诗也许是祭祀时颂祖之歌,《生民》篇就有人说是郊祀以后稷配天的乐辞。上述三篇虽是歌颂祖德,歌颂英雄,却反映了人民的创造力量、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劳动热情。诗的动人之处就在于此。
    
     西周到夷王、厉王以后,政治腐朽,外患严重。产生了一些士大夫抱怨或讥刺王室的诗,如《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曼》等篇(厉、幽两代产品),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反映了社会的混乱与人民的怨恨。这些诗也是《大雅》里重要的部分。为了方便,在下章和《小雅》里的同类的诗合并起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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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线苍梧听风
 

                                     三

        《小雅》里也有不少责斥现实,反映丧乱的诗。这些诗大致产生于西周末叶与东周初年,多数为幽王时代产品,和上举《大雅•召曼》等篇或为同时,或相衔接。
   
       西周的盛世并不长,自昭王穆王以下时时感到承嗣为艰。到夷、厉时代,社会危机便充分暴露。厉王是在“民不堪命”的环境中被“国人”所流逐的。宣王号称“中兴”贤王,对外虽然能抵抗异族,对内反而因为剥削过重,加深了危机。幽王以后一蹶不能复振。东迁以后的周室,共主的资格便名存而实亡了。
《大雅•桑柔》相传是厉王时代的诗,形容那时危急情形道:    

    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斯频(濒)。

    这是说当时动乱之中人民死丧离散,仅存的人有如焚烧后的余烬,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大雅•召旻》相传是幽王时代的诗,形容那时不可收拾的局势道:

    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瘼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这是说在饥馑流亡的同时,四面受敌,边陲尽陷于荒乱。在这样的时代里,便有些诗人为了追究责任尖锐地指责统治者的昏乱、荒淫、腐朽。《大雅•抑》(厉王时诗)道:

    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女(汝)虽(唯)湛乐从,弗念厥绍。

    这是说当时的执政者,倒行逆施,百事俱废,只知饮酒作乐,全不想继承先人的事业。《小雅•十月之交》道: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桑子内史,蹶维趣马,稿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这里列举幽王的佞臣七人,是当时的权门。“艳妻”指褒姒。他们内外相结,炙手可热。这都是大胆的揭露。

    另外一些诗则指出了社会的不平。《小雅•正月》道: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天是辛豕。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那些猥陋小人都拥有财产,安乐地生活,而一般人都吃不消灾变,处于悲惨的境地。这是贫富之间的苦乐不均。《小雅•北山》道: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
    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
    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
    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这是写贵贱之间的劳逸不均。从这样尖锐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贵贱的鸿沟,贵者奢逸享乐,贱者被压在劳役重负之下。这篇诗虽说是发个人的牢骚,实在道出了普遍的不平。
《小雅•大东》篇反映了东方诸侯(殷、奄诸族)与周人之间的矛盾。诗中说在西方的周人掠夺之下,“大东小东,杼柚其空。”而东人与西人相比,一切都是不平等的。诗云: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见出东人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和劳苦贫困的生活。
这诗后半列举天上星宿有空名无实用,来说明不合理的现象无处不存在,表示上天也不能有助于东人。
    
    维天有汉,监(鉴)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抹(觫)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歙)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
     
    这是说:天上的银河照人只有光没有影。织女星织布不能成纹。牵牛星拉车也不成。天毕星张在路上,用得不得其当。簸箕星不能拿来簸糠。斗星也不能拿来舀酒浆。末尾说斗星不但不能舀酒浆,而且它的柄向西方高举着,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它像是授柄给西人向东方挹取似的,也就是说苍天也像是帮助西人对东人进行剥削的。这篇诗的意思极为沉痛,想像非常生动,表现手法也是不平凡的。

                                        四

    《小雅》里大部分是贵族的作品,小部分是民间歌谣。《国风》里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的作品。在本章里我们试从《国风》、《小雅》来分析当时的民歌对于生产和战争的反映。《诗经》里许多民歌的产生时代是不能确定的。《国风》里的诗篇,就其中可以考知时代的部分说,最早的是《豳风.破斧》(周成王时),最晚的是《陈风•株林》(春秋中陈灵公时),其余大多数产生于周室东迁以后。因此文学史家按时代排列《诗经》中各部时总是先《周颂》,次《大雅》,次《小雅》,次《国风》,次《商颂》、《鲁颂》。这自然是大致的排法。对于某些歌谣,我们既不能知道它被记录于何时,更不知道它在口头流传了多久,怎么能把它归入西周或东周呢?由于这种情形,我们讨论和引用这些民歌时不能像上文那样,完全依照时代的顺序。 
    诗歌本来起源于劳动。歌谣和劳动的关系向来是密切的。《诗经》里的歌谣不但记录和描写了劳动生活,而且常常借劳动为比兴。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谷风》),“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伐柯》)之类是以劳动为譬喻;“爰采唐矣”(《桑中》),“伐木丁丁”(《伐木》)之类是借劳动来起兴。而《周南•苯苜》则是一首劳动歌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祜之。
    采采芣苢,薄言撷之。

    这是妇女采集芣苢(车前子)时所唱的歌,全首三章十二句,只更换了六个动词,却写出了采集所得由少而多的进展。抓紧这诗的节奏,揣摩诗中的情调,设想夏天芣苢结子的时候,山谷里或原野上到处是采芣苢的妇女,到处响着歌声,是怎样的一种光景。方玉润说得好:“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其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诗经原始》)。简单的言语,简单的韵律,产生巨大的感染力量,这就是民歌的特征。
正如我们从《芣苢》篇能够感染到劳动中的欢乐,我们从《魏风•十亩之间》也能够感染到一番紧张劳动之后休息时的愉快: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这似乎是采桑结束时,采桑者招呼同伴回家的歌唱。这里有鲜明的景色,浓厚的气氛,也是民歌中的上乘了。
    《小雅》里有关农事的诗如《信南山》、《甫田》、《大田》等篇都不是以人民自己的眼光来反映劳动的诗,这里不去说它,单说《豳风•七月》。这篇诗叙述了农家男女全年的辛苦生活,充分反映了被剥削的痛苦。诗中的农民是男为主人耕,女为主人织,还要为主人打猎、盖房子、做衣服、藏冰、造酒。自己的生活是衣不蔽体,吃的是极粗糙的东西,住的是破屋,而他们的辛酸还不只是冻饿,本诗第二章道: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清代诗人王士祯盛赞这一章能写出阳春的明丽。但是在这样的和风暖日之下,那些青年女子的心却是悲凉的,她们不但劳苦穷困,而且随时有被主人霸占蹂躏的危险。当时农民的悲惨生活在这篇诗里是深刻地描写出来了。
《国风》里还有一些民歌不但反映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反映了被剥削者的反抗思想。例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缠)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狟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设想河边上一群伐木的劳动者,对于不劳而食的“君子”,你一言,我一语,作这样的冷嘲怒骂,仇恨的情绪表现得岂不是很尖锐吗?那个“胡取禾三百廛兮”的质问提出来是了不起的,这充分表现人民对于现实的清醒的理解。“不稼不穑”而“素餐”的剥削越加重,农民的反抗便更强烈。《魏风•硕鼠》道: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誓)将去女(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这里包蕴着更强烈的愤恨。用“硕鼠”来比剥削阶级,非常恰当地揭示出阶级的本质,农民发出这样的诅咒,并且决心逃亡,可见剥削已残酷到使农民活不下去的程度了。所谓“乐土”(没有剥削的社会)在那时代当然只是空想罢了,但农民的逃亡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世上真有一块乐土,而是为了反抗。他们都知道“没有乡下泥脚,饿死城里油嘴”的真理,他们这一“去”对于那些“硕鼠”们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统治者对于人民除了剥削还要奴役。《诗经》里许多篇什表现了人民在徭役重压之下的呻吟和怨恨。《唐风•鸨羽》道:

    王事靡監,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为了应役,荒废耕作,使父母无人养活,这怎能不怨恨呢?《王风•兔爰》道: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生逢此百罹。尚寐,无吪!

    人民忍受不了无休止的奴役,至于宁愿早早结束生命。还有比这更沉痛的陈诉么?
    所谓“王事”自然包括各种劳役,但主要的还是征戍。人在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社会里,战争对于统治者不过是满足贪欲的寻常手段,对于人民却是莫大的灾祸。因此,除了抵御外族侵略,挽救国家危亡的战争,人民总不会和统治者态度一致。《诗经》里有关战争的民歌,什九是反映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和人民对于战争的憎恨。国风里最早的诗《豳风•破斧》便是参加“周公东征”的兵士所作,诗中写到久战归来武器残破的狼狈情况,也写到庆幸生还和痛定思痛的心情;可并不曾有一字半句歌颂周公这位“圣人”的武功。《东山》相传是周公东征奄国时的产品,这诗写远征的兵士役满还乡,当他在还乡路上迈第一步的时候就兴奋地想像到家后换上平民服装,不再参加那人民所不需要的战争。诗云:

    我东日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事)行枚。

    这兵士又想到离家太久,家园可能已经荒废,但他却认为无论它怎样荒废,并不是可怕的而仍旧是可怀念的地方。所以又说:
    
    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蟰蛸在户。町疃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诗人因归途的景物回忆起来时的风光,无限感触都因这一回忆勾引起来。真情实景和动人的音节构成强烈的感染力量。“昔我”四句被晋人谢玄目为三百篇中最好的诗。从曹植以下,许多诗人一再模仿。这不是偶然的。
    在这一个选本里还有《邶风•击鼓》、《魏风•陟岵》都是写出征兵士的怀乡恋土之情,《卫风•伯兮》和《王风•君子于役》则是写罕入的冢属怀念远人,这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以上这些诗所关涉的战争,除了少数不可考的之外,都是统治阶级的内战和侵略战争,其为人民所憎恨是当然的。但是一旦遇到正义的战争,人民便踊跃奔赴,一点也不踌躇,《秦风•无衣》就表现了这一种精神:

    岂日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脩我戈矛。与子同仇。

    秦国和周民族的死敌西戎相邻,常常有战争而且常常是有关民族安全的战争,是可以想像的。这样的战争自必为人民所支持。热爱和平与坚决勇敢地抵御外族,捍卫国土,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表现于《秦风•无衣》的慷慨从军的精神和表现于《何草不黄》等诗的憎恶战争的情绪是并不矛盾的。
[ 本帖最后由 西贝惑 于 2014-12-6 01: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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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6 00:59:04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诗经》里的民歌中占数最多的是有关恋爱和婚姻的诗。“无郎无姐不成歌” (江苏民歌),这情形古今并无二致。朱熹《诗集传序》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破斧》流露对战争的憎恶,《东山》反映对和平生活的热爱,本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小雅•何草不黄》相传是周幽王时的诗,当时征伐不息,征夫怨恨统治者将人不当人,驱使他们奔走四方。“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说得够沉痛的了。《采薇》大约也是西周的诗,写戍边的兵士久历艰苦,在还乡的路上又饱受饥寒,末章八句,痛定思痛,最为感人,是几千年来传诵的名句: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男女言情之作确实是风诗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些诗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时代也不完全相同,其中所反映的风俗不可能一致,不过大致可以看出《诗经》时代劳动男女之间的恋爱生活是比较自由的。这些诗大多数是当事者率真大胆的表白,感情大都是诚挚、热烈、素朴、健康的。虽然同属爱情的题材,内容却很少重复,凡属恋爱生活里所有的忧喜得失,离合变化都在这些诗里得到了表现。
对于女子到了适当年龄尚无配偶唯恐耽误青春的心理,《召南•摽有梅》表现得非常真切。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暨(概)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诗分三章,表现一天比一天更迫切的期望,因为用了非常贴切的比喻,使人只觉这种表白天真动人,而不觉其过于直率。

    有些诗表现两情未通的时候,一方面的爱慕想想,如《郑风•东门之埠》:

    东门之珲,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室迩”是说形迹并不疏远,“人远”是说感情还有距离。这两句写情是很深刻的,已经成为后人常常借用的言语了。
    
      青年男女经过了“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卫风•木瓜》)的定情阶段进入密恋生活,在国风里有多种多样的反映。有些诗写幽期密约,如“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卫风•桑中》),或“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邶风•静女》)。有些诗写同歌共舞,如,“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汝)”(《郑风•萚兮》),和“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王风•君子阳阳》)。有些诗写相思离别,如“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或“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秦风•晨风》)。有些诗写别后重逢,如“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郑风讽雨》),或“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召风南•草虫》)。有些诗在叙写某一对情侣的恋爱生活的同时也反映了群众的欢乐,如《郑风•溱洧》写三月上巳,郑国的男男女女,包括这首诗中一对主人公在内,到溱洧两水的岸边欢度节日。那里的景象是“士与女方秉茼(兰)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又如《陈风•东门之枌》写陈国男女拣了好日子在平原之上婆娑共舞,有一位在本诗作者眼中像一朵荆葵花(“视尔如荍”)的姑娘,就在这个场合送给本诗作者一把花椒子儿(“贻我握椒”)作为礼品,传达了情意。这些诗所描写的是顺利美满的恋爱生活,反映出来的环境也是比较自由的恋爱环境。
    
       但是,在另外一些诗里却见出这种自由的限制,“父母之命”是子女婚姻必须通过的一关。从《郑风•将仲子》篇就见出父母对于子女的恋爱活动的干涉。诗中写一个女子不敢允许她的情人踰墙来相会,因为既怕父母和诸兄的责骂,又怕旁人的闲言闲语。可见不得父母同意的恋爱也要受舆论指责,是不能公开的。《鄘风•柏舟》篇也反映出当事人的意愿和父母之命的矛盾,《柏舟》是一个少女在婚姻受到阿母干涉时的表白,虽然她的意志是坚强的,她勇敢地宣称:“之死矢靡它”,仍不得不伤心地叫出:“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读者设想那阿母如果始终“不谅”,这少女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劳动阶级的妇女和男子比较起来地位更低,她们所受的痛苦也就更多些,在恋爱问题上也并不例外。历代的弃妇诗便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个情况。在《诗经》国风里也有两篇弃妇诗,那就是《邶风•谷风》和《卫风•氓》。《谷风》的女主人公和《氓》的女主人公性格不同,前者比较柔顺,后者比较刚强,前者在被弃逐的时候还徘徊顾恋,希望那暴夫回心转意,后者却是拉倒就拉倒的态度,只是自悔错认了人罢了。不过她们的遭遇却是同样地不幸,都是糟糠之妻终于下堂。《氓》的女主人公从她自己的痛苦经历认识了两性在恋爱生活上的不平等。她无限哀怨地唱道: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酰)!士之耽兮,犹可说(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这不是一人一时的牢骚,而是千百万女性的真实悲愤心情的反映。旧社会的妇女痛苦多,或许这就是向来民歌中女性的歌唱占多数的主要原因吧。
        
       我们不必再为《诗经》民歌里的恋爱诗与婚姻诗的各种内容一一举例。但是像《郑风•出其东门》这样的民歌却值得特别一提。这首诗反映了劳动人民对于性爱问题的严肃态度。诗云: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东门游女如云都不能引起这位诗人的注意,只有那“缟衣綦巾”,衣饰朴素的一位姑娘永远占据他的心。这样的表白是一往情深的。这诗和《鄘风•柏舟》同样表现了爱情的专贞。其实《诗经》民歌中绝大多数的情诗都反映着劳动人民忠诚老实的品质,热烈健康的感情和严肃认真的态度。过去的卫道先生们一见《诗经》中那些大胆的爱情表白和赤裸裸的恋爱生活的描写便大叫“淫奔之诗!淫奔之诗!”有些人甚至主张来一次“删诗”,把它们从《诗经》中抹去。他们对于这样自然率真的健康的两性关系不敢正视,而劳动人民看不顺眼的倒是剥削阶级在虚伪的礼文遮掩下的荒淫混乱。在《诗经》里就不乏讽刺和揭发统治阶级荒淫生活的民歌。例如《邶风》中的《新台》,《鄘风》中的《墙有茨》和《鹑之奔奔》,《齐风》中的《南山》、《载驱》,《陈风》中的《株林》等篇都属于此类。这些诗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者的淫行丑史强烈的憎恶,如云:“中苒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墙有茨》)。又云:“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鹑之奔奔》)。这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了。其中尤以《新台》篇的形象化的讽刺给人深刻印象。其最后一章道: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这诗是刺卫宣公的,卫宣公娶了他儿子(名叫伋)的新娘,为了迎娶新娘还在黄河上造了一座新台。卫国人民讥刺这件事,将卫宣公比做癞虾蟆。这些诗说明劳动人民在恋爱生活上,和其他方面一样,也表现了比剥削阶级高得多的道德水平。

                                    六

       《国风》里还有一些抒情诗不属于上述的范围,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秦风•黄鸟》,这诗是人民对于统治者残暴行为的公开抗议。据《左传》,秦穆公任好遗命使子车氏的奄息、仲行、针虎三人殉葬(当时殉葬者共一百七十人),秦国人民同情这些死难者,为他们唱出这首挽歌。诗共三章,分挽三人,每章都以“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二句作结。对于被迫害者表示高度的同情,同时也就是对于迫害者表示强烈的愤怒。《邶风•北风》是反映卫国百姓反对虐政,相携逃亡的诗,诗中以风、雪喻朝政,以狐、乌比君臣。《陈风•墓门》是刺不良执政者的诗,“夫也不良,歌以谇止”,明白说出作诗的目的。这一类的诗都明显地表现了人民的反抗性。
    
      在丰富多彩的国风中,《豳风•鸱鸮》是非常别致的一篇。这篇全用一只母鸟的口吻诉述她遭受的迫害,育子和营巢的辛苦以及目前处境如何艰难危殆。第一章母鸟对鸱鹗说:

    鸱鹗鸱鹗,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育)子之闵斯。

    一开始就哀痛迫切,使读者深受感动。末章不但作鸟的口吻,简直模仿了鸟的声音: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这是最早的“禽言诗”,可能是以鸟拟人,别有寄托。但即使作为单纯描写鸟类生活的诗也是很有艺术价值的了。这篇诗使人联想到汉乐府里的《枯鱼过河泣》、《雉子斑》、《婕蝶行》等篇,都带童话诗的风味,是歌谣中特有的境界。
     
      国风里的诗并非全是劳动人民的创作。有的出于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分子;如《邶风•北门》,抱怨劳逸不均和“既窭且贫”,和《小雅•北山》同类。有的出于没落贵族,如《秦风•权舆》,悲叹过去住大屋高房,如今这顿愁着那顿粮。有的出于上层贵族,国君或君夫人,其中穆姬(许穆夫人)的《载驰》是表现了爱国精神的动人的名篇。作者是卫戴公的妹妹,嫁给许穆公。公元前660年,卫国被狄人攻破,卫人迁到黄河以南,暂时安顿在漕邑。许穆夫人回国慰问并为卫国计划向大国求援,但许国君臣因为国小怕事,竭力阻挠她的行动,引起她的极大愤懑。诗的第二、三章对劝阻她的许国大夫们宣告: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
    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毖)?

    末章语气更为坚决,有百折不回的气概。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读者从这里仿佛直接听到那爱国女诗人的充满战斗精神的声音。
   
     《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据魏源《诗古微》的研究可能也是穆姬所作。《泉水》写作者为卫国奔走的种种计划,表现了和《载驰》篇相同的炽盛的感情。《竹竿》写对于祖国和旧日生活的怀念,也是真切委婉的动人作品。《诗经》里可考的作者是极少的,其事迹比较清楚,流传作品较多的只有穆姬一人。
     
     《国风》和《小雅》里有些以美妙的描写被人传诵的名篇,如《卫风•硕人》之描写女性体态,《小雅•斯干》之描写建筑形状,(小雅•无羊》之描写牛羊生活,都是动人的艺术表现。这些诗都未必是劳动人民的创作,但是和民歌民谣的风格是接近的。    

                                    七

       以上重点地介绍了风、雅、颂各类的诗歌,大致可以看出《诗经》的精华部分是《国风》和《小雅》,特别是其中的民歌民谣。这些民歌民谣是人民以自己的声音歌唱生活,以自己的眼光观察现实,“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道出人民的劳苦和它幸福,所爱与所憎,他们所受的损害和侮辱,他们的反抗和斗争。直接表现了他们的品德、智慧和天才。这些作品被统治阶级所占有、利用之后不免被改窜和曲解,但它们的光辉终不可掩。这些诗一般都具有一目了然而挹之无尽的单纯而深厚的美。这本是人民的素朴的生活和真淳的感情的反映。其分章复沓的形式特点以及多用叠字的语言特点,与它们是歌唱的诗这一特点是分不开的。那些民歌以外的优秀作品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社会的真实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或艺术地表现了各阶层生活里的一些片段。后代的优秀诗人往往从《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启发,也从《诗经》的简练生动的语言和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吸取营养。所以“风雅比兴”便成为“百世楷模”。
    
       这本《诗经选》是《诗经》的缩本和普及本,编选目的是把《诗经》里优秀的作品择要推荐给一般文艺爱好者。《诗经》的解说向来是分歧百出的。注释工作不能完全撇开旧说,一空依傍。我们相信正确的态度是不迷信古人也不抹煞古人。正确的方法是尽可能多参考从汉至今已有的解说,加以审慎的抉择。辨别哪些是家法门户的成见,哪些是由于断章取义的传统方法而产生的误解,哪些是穿凿附会,武断歪曲,哪些是由于诗有异文或字有歧义而产生的分歧。最后一类尽管彼此不同而各有根据,就必须更细致地去比较长短。无论是选用一条旧说,或建立一条新解,首先应求其可通。所谓可通,首先是在训诂上、文法上和历史观点上通得过去。同样可通的不同解说可以并存,如稍有优劣,就仍当加以区别,决定去取,主要应从原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着眼。例如《伐檀》篇,尽管“二千余年纷纷无定解”(方玉润语),今天读者的看法却渐趋一致,大家都承认这诗的主题是对于剥削者的讽刺。现存的分歧仅在“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二句,但这种分歧并不影响篇义的了解,而且也并不是不能解决的。这诗中的“素餐”二字有人解为不劳而食,又有人解为非肉不饱,两说都有根据,都可通。但究竟“不劳而食”和“非肉不饱”何者更能说明剥削者的本质呢?其实是可以区别的。这诗中的“君子”有人认为指被讽刺的剥削阶级的大人先生,也有人以为指理想中的圣君贤相,也都可以讲得过去,但是仔细体味原诗的感情和语气,究竟用哪一说才是更有力的表达呢?这也不是不能轩轾的。本书的注释并不墨守一家,也不是全用旧说,其斟酌标准大致如上文所述。
    
      最后还有两点说明:(1)本书以阮刻《毛诗注疏》本做底本。如遇某一字有异文优于这个本子,就将异文注在字下,括以括弧。毛诗用借字的地方,除了在注中说明它的本字外,并选择较重要的注在正文字下,如诗用古字,就在字下注明今体。这类的注字也都加上括弧。(2)诗中罕见的字都注出读音,一般的字只注今音,韵脚读今音不协者同时注明古音。古音的标注以江有诰的《诗经韵读》为主要的依据。注法以直音为主,无直音可注者用注音字母。《诗经》用韵是很复杂的,注者缺乏音学知识,疑难的地方很不少,北京大学王了一教授和周祖谟教授曾在这一方面给予注者很多帮助,应该在这里特别致谢。
[ 本帖最后由 西贝惑 于 2014-12-6 01:0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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