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神话的破灭—从宗璞《东藏记》说起

远风

因此，道德和学问的确不能混在一起来评论，但道德和学问却也不是全无干系。我不赞成余杰这样的评论，但我却也不觉得余杰这样说，全是余杰的用心不良，其实，我觉得现实中把对学者学问水平的评价和对其为人的评价一概混为一谈的，首先不是批评家，而是追星族吧，无论是追娱乐之星，还是追学术之星。典型的就像一些粉丝，关注星星们的衣食住行，品味习惯，个人隐私，和谁生了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星星歌唱得好，戏演得好，所以他就一定得为人也好。不过换一个角度想，人似乎也总有期待完人，期待神的愿望，这种心理也未尝不能理解。余杰的文章，如果仅在于指出不要将一个人的学问和他的为人混为一谈，我觉得并无不妥，至少给粉丝们提个醒，不要有一天心理期待落空，变成北京杨某某那样的疯子。但从文章看，余杰显然力图全面否定钱，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崇拜，也不意味着就要打倒，全面肯定不对，因为老钱毕竟是人不是神，全面否定当然也不对，还是因为老钱是人而不是神。

这个持论较公允。

白水

我说这篇文字以理杀人，和说它用心不良还是两回事。但用心并非不良未必就不以理杀人，历史上以理杀人者恰恰多是些自以为发心合于正道之徒。

晓声

据说哈佛哲学系、哈佛商学院、哈佛法学院的很多学生都是用药物支撑，所谓他们不读书不用功完全是子虚乌有，于杰常在美国，不知有没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呵呵 那在PKU是不是也要狂补啊  哈哈 在贸大倒是可以免了

晓声

以下是引用ilyvfever在2007-12-21 15:30:56的发言：

偶觉得中国干什么都是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学问道德地位糅合在一起，似乎三者成正相关，于是就产生出贵族样的知识分子，于是官员学者互相吹捧，最后也分不清官员和学者了……

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却因曲高和寡而默默无闻，以致在今天，有良知和责任的学者不得不兴起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而这种对概念界分的努力，本身就说明了国人一直以来对其认识的混杂……

究其原因，儒道法的合流不知能否算做一条……

ps：但对于学习而言，不知于杰是否有先下结论再寻证据的嫌疑。如果钱钟书不去背那么多书，或说基本功很差，他就能成为有良知的人么？毕竟《围城》和《管锥篇》的出版也比什么都没有强些……

呵呵 levy所说的“天人合一”、“官学不分”的问题个人认为是远古中国因宗教问题而导致的缺陷。这个我在历史区有一论伦理因素的帖子，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官学暧昧的关系又由于儒家的“帝师”情怀而加深。由于体制本身的不可能，古代的知识分子，那些所谓的“儒”们总想做“帝师”但已经不可能。那现在呢？在下认为学者要参与政治是会有不小的牺牲的。在文中，钱钟书先生因担任社科院副院长而受余杰诟病。但余不知钱是以曲线救国来明哲保身还是简单地迷恋政治就妄加攻击似有不妥。政治未必需要学者都来关心，但有学界的支持应会更好，特别是在当下中国官员素质良莠不齐的时代。问题在于官学沟通的渠道如何建立，不做好这一步有的学者的身份就搞得暧昧不明。不知美国式的智库模式能否在中国建立。当然，独立于政治又可影响政治的智库模式比较好。

说到钱钟书的治学问题，在下倾向于远风师的观点，“这是中国学术的特点”，不把建立体系放在第一位上。若要怪罪钱先生不如说是中国学术传统的问题。国学不像西方学术，特别是传统西哲，以建立体系为骄傲。考据繁杂而见解不多，这应该是受清代小学遗风的影响。本来治国学就有考据之学和义理之学之分，若重考据当然就不大兼顾上义理了。

我倒是还想谈谈对某些过于仰视钟书先生的人的看法。多年来，大家大凡一提起钟书先生，就以“文化昆仑”等等众多耀眼词汇修饰之，可他们羡慕、期盼甚至可以说“惊艳”的是什么，不就是广博的知识，绝顶的记忆力等，但除此之外就毫无所见。这让我想起了某些艳慕权贵、钱财的行径。这样，知识和钱财在某些人眼里就没有了区别，只成为了艳慕的对象，却毫不窥见大师们整体的治学精神。以此态度来对待的还有很多的大师，比如陈寅恪……

哈哈，如果某一天有一人屁颠屁颠地流着口水对你说：“哇，你读的书好多啊。”其实，你大可理解为“哇，你好有钱啊。”这两者于他是没有区别啊。    o(∩_∩)o...

抱香斋

钱钟书《谈艺录》有“言为心声”一节，钱认为文人常常有言不由衷、心声失真的现象，但格调是掩饰不了的，拿这个再来衡量余文，可知此人格调。作为同龄人，曾很佩服他的锐气，不过老玩这一套，有点不齿了。

余杰常拿大知识分子“剥皮”，本无可厚非，不过论据大有问题，《东藏记》本是小说，哪能对号入座，就算影射，他哪里知道杨绛和宗璞的私人恩怨？宗璞是否也有挟私之处呢？钱晚年挂名社科院副院长，须知这是中国特色，不担任职务就没那待遇，没那待遇又体现不了尊重，总之，有工夫还可以找出许多文中的纰漏。

非常不同意“两脚书橱”的说法，那是没看过《管锥编》（是编不是篇）或只翻过的人的看法，雄视中西的学者中，且找一个超越了的给我看看？

慕回

阿,我来晚了,余杰这篇文字,哈哈,其实不谈也罢.

关于知识分子对权势的反抗这一块,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就职讲演》中有一段话说得最好，“有些人期待我们知识分子会寻找机会致力于反抗权势，但是我们真正的战斗却在别的地方，这将是反抗各种权势的战斗，而且它不会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斗争。因为如果说权势在社会空间内是多重性的，那么在历史时间中它反过来就是永存的。它在这里被驱赶或耗尽，它又会在别处重新出现，它永不会消失。如果为了消灭它而去发动一场革命，不久它又会死灰复燃，会在新的事态中重新发展”，所以，你让知识分子作浅薄的斗士状有用吗？布洛赫倒是真的扛枪去了，死了，全世界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那些指责鲁迅不抗日，指责钱钟书孤守书斋的人大可就此闭嘴，假如没有什么新鲜货色的话。

再者，关于钱锺书的学术，只要是认真读过他的书的人都心知肚明，《管锥编》有大建构、大判断，你不读你怎么知道。对不读书的人讲再多都是对牛弹琴。钱锺书记忆力好，对，可你没看到四十册的容安馆札记！

慕回

以为征引多就没有自己的思想，这样的偏见建立在一种奇特的心理上，即认为自己处处比古人高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关于征引，我们还了解的太少。

白水

以下是引用抱香斋在2007-12-25 15:19:55的发言：

钱钟书《谈艺录》有“言为心声”一节，钱认为文人常常有言不由衷、心声失真的现象，但格调是掩饰不了的，拿这个再来衡量余文，可知此人格调。作为同龄人，曾很佩服他的锐气，不过老玩这一套，有点不齿了。

余杰常拿大知识分子“剥皮”，本无可厚非，不过论据大有问题，《东藏记》本是小说，哪能对号入座，就算影射，他哪里知道杨绛和宗璞的私人恩怨？宗璞是否也有挟私之处呢？钱晚年挂名社科院副院长，须知这是中国特色，不担任职务就没那待遇，没那待遇又体现不了尊重，总之，有工夫还可以找出许多文中的纰漏。

非常不同意“两脚书橱”的说法，那是没看过《管锥编》（是编不是篇）或只翻过的人的看法，雄视中西的学者中，且找一个超越了的给我看看？

说的好，非常同意。余杰行文，由最初的锐意批判已渐发展到以自由主义之理杀人。为了杀人自然理念先行。宗璞的小说，里面写到的两个人物究竟是不是影射钱氏夫妇，这是一个问题，就算是，影射的是否合理，是否有歪曲之处，这也是个先要确认的问题，但在余杰这里，一切都省了。再有，余杰固有行文锐利之长，但其对学术的理解却十分浅薄。记得当年他要进现代文学馆，因故没能进入，于是在网上发了个公开信，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那封公开信我看了，当时也为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非常震惊，非常愤怒，乃留言声援。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公开信里还是有些让我看了不太舒服的地方。在他的信中，他自夸，发表过几十篇学术论文。如此大言，未免太过欺人！几十篇是多少？其时他不过刚刚硕士毕业，几十篇，就算是四十二篇吧，那就意味着从他大一一入学开始，就平均两月发表一篇学术论文！问问他的导师夏晓虹和师公陈平原，谁有这个能力？吹这种牛X不觉得脸红吗？莫非是他把在报上发表的杂文都算作学术论文了？以他这种对学术的浮浅理解，有什么资格评论钱钟书？只是当时余杰处在被官方压制的状态，我不愿意就这个细节来揪他，更多的还是为他的遭遇而不平，所以没就此说什么。此后，尽管屡屡对余的一些行文不以为然，但一直因同情他的处境，没有发出批评他的声音。这些也不去说它了，还是回到他这篇文章，钱钟书在文革时的表现固然说不上什么斗士，但总还比冯友兰光彩一些，这点也不去说它了。我说他这篇东西以理杀人，就在里面有一种非常可怕的逻辑，即不是根据一个人做了什么而评论其功过，而是因一个人没做什么便将其定罪，这点才是最可怕的。想想中国这百年历史，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最后发展下去便走到了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就是带有原罪，就可以人人得而诛之了，这是什么景象？余杰号称是自由主义者，但在这一点上却连最基本的自由主义素养都没有，不说也罢。

这里的讨论既然说到了钱钟书的管锥编，我完全赞同抱香斋主的看法，“‘两脚书橱’的说法，那是没看过《管锥编》（是编不是篇）或只翻过的人的看法”，认真读一下《管锥编》就会知道，里面走的其实并不是考据的路子，而更多地是旁征博引来阐发义理，如，我在讲课时经常引用的一段话，“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这是什么？这是义理！围绕着这一义理，钱钟书旁征博引，征引了大量史书中的例子。又如《管锥编》释《诗经·静女》，指出“尔”“汝”为贱简之称，由贱简之称而为忘形亲密之称，这对理解《静女》一诗的妙味大有助益。这种例子在《管锥编》中比比皆是，随便拿出其中的一个条目，搁别人手里就都可以成为一篇论文。所以，我才说它胜义迭现，精彩纷呈。因此，请恕在下说一句不恭的话，我严重怀疑那些指控钱著堆垛的人，到底看没看过《管锥编》，或者是否有能力看懂。

至于说体系，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说句抬杠的话，李 洪zhi的转法lun就是有体系的，有体系又怎么样？是不是体系的有无成了判断学术高下的唯一标准？那么，请问，顾炎武的《日知录》可有什么体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可有什么体系？构筑其所谓的体系而见识浮浅的并非没有，没有表面的体系而目光深邃的也所在多是，所以，拿体系有无这话来说钱钟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25 21:02:38编辑过]

白水

以下是引用慕回在2007-12-25 15:23:26的发言：

那些指责鲁迅不抗日，指责钱钟书孤守书斋的人大可就此闭嘴，假如没有什么新鲜货色的话。

我说余杰这类文字以理杀人，就是因为有人几乎用同样的行文逻辑指责过鲁迅。前线艰苦抗战，你鲁迅生活的那么滋润，还跟许广平做爱，那就是有罪。但写这种文字的人却忘了，即使是一线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英雄，一样可能会产生爱情，一样可能会思念家乡，若照那种可怕的逻辑，是不是也要斥上一句，“如今山河破碎尔却春心大发，是何肺肠”？若照这种人的混账逻辑，是不是也可以反问一句，现在世上有多少受苦人流离失所，你不倾家荡产地救护他们，却上网来写这种批判鲁迅的文字，是不是有罪？再有，你昨晚下馆子没有？世界上还有那么多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你却去下馆子，是不是有罪？照这种混账逻辑，只要这个世上还有苦难，那么任何人就都不应该追求生活质量，就都该死，这种高调的道德主义，不是以理杀人又是什么？这个世上，很多人没有能力做仁人志士，但仍在自己的天地里敬业地工作，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仍然值得尊重。如果钱钟书没有做顾准或李慎之就该死，那么袁隆平又何尝做了顾准和李慎之？顾准和李慎之固然可敬，但没做顾准和李慎之就只配被讨伐，这种逻辑也未免太霸道了一点，是哪家自由主义的货色？而且，我一直有一个看法，那就是牺牲这种事，只能用来要求自己，拿来要求别人，最后十有八九会走向专制和暴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26 0:06:40编辑过]

慕回

阿，白水老师说得好！这个问题真的不用再多说了。

我想专门开一个帖子谈《管锥编》的内容，用引文加按语的方式，权当作我自己的温故，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