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晓声

谢谢老师回复，特别是在我不够严谨的地方。关于钟书先生，我再转一段和一文吧。

远风师曾转过一篇徐岱的文章，其中一段谈及钱先生。

　 但无可奈何迫不得已是一回事，“变被动为主动”地为这种无奈与退守制造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与借口，则是另一回事了。虽然这样做的原因可以理解：对于一个没有真正的荣誉感可讲的人便只能讲面子，没有人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于屈辱之中。如果这样的状况一时半时又无法被改变，那么改变自己则似乎是惟一的选择。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当代文化中“数风流人物，还看钱钟书”的一个原因？这么说丝毫没有轻视钱先生的意思，钟书先生学问之好有目共睹，他对当代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也必将名留史册。但如果定于一尊，将中国知识人的追求就此定位于仅仅成为一个学问家，则只能是一种结构性偏差。在眼下的文化时尚中对钟书先生的推崇，其实也有两面性，即一方面是一些执著的学人出于对当今学术界遍布不学有术之徒的格局的不满，而提出的一种必要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是那些躲进所谓“纯学术”的堡垒里，以模范学术良民的姿态掩盖其平庸本色者一种以进为退的策略。于是我们看到，那个老阿Q虽然倒下了，但无数个新阿Q早已茁壮成长起来。不同的只是如今的他们大多身着名牌西装，拥有各式各样的头衔和荣誉，成了学术工业界的豪门新贵。

晓声

余英时时隔十年谈钱锺书

　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驾鹤西去之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的余英时先生发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回忆了他与钱先生的交往，文末写道：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
　　　　
　　　　时隔十年，余先生的希望还未兑现。2007年圣诞节前夕，在普林斯顿绿树掩映的余府，我们有机会听余先生继续谈论钱锺书先生。这里刊布的是余先生谈话的一部分。
　　　　
　　　　在钱先生的后半生，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再有好的生存环境了，但钱先生既基本上不被政治运动灼伤，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余：我想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他是中年一代的知识人———我不叫知识分子，我叫知识人。老一辈中比较出名的学者，或者政治上活跃的很容易被注意，或者被批判，而他没有这样的问题。第二他与政治毫无牵涉，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帮中央图书馆编过英文杂志以外，找不出他有政治联系来。所以他也不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第三他到了北京以后，先是在清华，后来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避风港。因为研究所可以没有学生，可以避免许多困扰。后来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委员会，在政治上比较安全，没有什么东西会骚扰到他。当然他会感受到各种风浪，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他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跟思想，也可以说思想系统都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政治局面改变、新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要求，他就要去适应。他基本上不大适应的。他也不是说完全不适应，就是说适应得不大看得见。比如说他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当然要适应当时的情况。他很聪明，他就引用一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他后来在这里亲自和我说，他引的话，几乎都是常识，所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也能保护自己，也能够知道怎样明哲保身。这几种原因加起来，他可以继续做他自己早年开始的工作。他晚年写的《管锥编》四大本，上百万言，都是他读书笔记整理出来的，跟早年写《谈艺录》基本上是一个路数。所以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这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学问，继续做学问。只要你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他写《谈艺录》的时候还很年轻，也就三十出头，在那个时候他差不多就已经确立了他一生的学术风格？
　　　　
　　　　余：他早年就以聪明著称，他小时候，我的老师钱穆看见他父亲叫他背书，他很小就在他的父亲督促之下念了很多书，而且他真正念通了。所以他真的是有他自己的看法，不会说一个新的学说出现他就震动，他不容易动。这个东西能保持到最后也是因为早年有这个深厚的根基，他到清华的时候，各种文集他看得相当多，英文也看得相当多。他也通拉丁文，也通法文，也通德文。他有许多管道吸收思想，所以不会为一种学说所俘虏。因为我们普通人常常会被一种思想所俘虏，也并不是那个思想力量大，而是那个思想背后有更大的现实的力量支持。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就靠他早年念书的结果。
　　　　
　　　　一直有人在说，他的《管锥编》也好，《谈艺录》也好，写的都是片段，他没有建立自己很完整的体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我知道这是通常对他的批评，我最近看到有个人引过叶公超一个评论，说钱锺书的问题，是他满地都是散钱没有串起来。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另外我要给他做个解释，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统，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曾说黑格尔造一个大系统，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旁边还要造个小房子自己住。这个大系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就不是讲求系统性的人。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观点，以撒亚·伯林———也是牛津大学的———讲了有两种人，一种是狐狸，样样都知道，这就是钱锺书；一种刺猬，刺猬一定要造一个大东西，这个大东西在哲学上讲就是系统，文学上也可能称它是文学系统文学理论，这个东西钱锺书都没有兴趣。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就是这样说他是有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小小的串子，串起来的，那些还是有用的，而且是永远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就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所以《管锥编》还是继续有它的价值。
　　　　
　　　　同时他的治学方向，可以说早年接受晚清遗老的影响太深，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别人。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知人所不知不能在大系统上发挥，只能在小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典故，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个诗人人都知道是某某人的，出在哪一篇，这是中国考证学派的影响，因为他父亲钱基博先生还是受老派的影响，所以他很早就跟像陈石遗那样的老一辈谈诗论艺，二十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一套训诂啊、找出处在什么地方啊这些别人不大注意的东西，他要在这个上面求胜。求胜只能在这些小的点上求胜负，大的地方讲不清楚的。你一套我一套，也没有人能够评判的。他后来走的路子是中国传统的、清朝人发展的一种笔记为主的著作，如《日知录》，或者更早一点的像南宋末年王应麟的《困学记闻》。他们这些笔记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陈援庵先生就说清朝人的笔记就等于一瓢奶粉，你要拿热水一冲，就是一杯很好的牛奶了。现代人都从《日知录》这里面找一两条，然后再去发展再去发挥，再加水分，那就变成一杯牛奶。现在的论文或者专书，往往也不过是古人笔记的一条两条。所以从这个上面看，钱锺书的遗产学术价值永远是有用的，但是他确实没有一个大系统。他是注重小的结果，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他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比如论中国诗与中国画有两种相反的途径，不过这样的东西不多。他主要的贡献都是笔记式的。笔记式有一个好处，就像《管锥编》你可以说是读书笔记，而且是以书为本体为本位，他不需要有个架构。现代在西方学术或者在中国学术，多半要求你有一个结构，你自己要提供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往往是创造性的。这个结构好，就可以把许多不同的东西放进来。但是他自己不要结构，他以书为结构，他讲《周易》就以《周易》为结构，讲《左传》就以《左传》为结构，在这里面找我可以用的地方，可以发挥的地方。不但是把它原原本本的，原来的意思精益求精，讲得非常精到，同时还要牵扯到西方，他跟西方的比较沟通，这是他从《谈艺录》里面，已经开始的工作，就是所谓二西之书：一个是佛教的西方印度，所以他里面用佛教的、禅宗的东西也很多；另一方面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文学，各种各样的东西，跟中国拉在一起的时候，他把它抓在一处，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不光是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样的想法，也有某种表现。也可以说，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他很少讲相异之处，相异之处，就是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所以他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也可以少给人家攻击的余地，你没法攻击他，他根本不讲那一套。他讲同不讲异，至少异讲得很少，我几乎找不到他讲中西相异的地方。因为相异的地方很难讲。某一个典故中国人用，西方人也用，是吧?月亮象征什么东西，这个都可能找到共同之处的。所以就是把中西贯穿起来，这个贯穿起来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就是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你不能把它看成是绝然不同的。这本身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现代人往往要强调，我们中国文化有什么特殊性。如果真要追究这个特殊性在哪里，你又说不出来。但是钱锺书至少用实际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光说这一句话很容易，但是怎么样相同，钱锺书是千百万的例子去找了。
　　　　
　　　　有学者批评钱锺书先生缺乏问题意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余：问题意识是西方的观念，实际上是这个观念十九世纪早就有了。钱锺书不是没有问题意识，他把一个问题意识往往打散掉了，打散掉后往往变成许多小的问题。一般的读者接不上，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背景，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很坦白地说，有些可能是读者的程度问题，而不是钱锺书本人的问题。我认为他有问题意识，不过是他的问题表现方式，不是一个，做大块文章。因为他要讲的，一般人常识知道的问题他都不提的。那最后只能追到几个很尖端的点上去谈问题。一般人哪能个个都有他的背景，就一下子跳到尖端？所以就根本不知道他谈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认为这样的批评是能够把钱锺书的价值减低，他有他的问题意识。不过你自己没有这个程度，到不了他的问题上面去，他的问题层面比你高。换句话说，在他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问题。
　　　　
　　　　现在不少人在研究钱锺书，形成所谓钱学。
　　　　
　　　　余：我认为钱学很难研究，因为他是没有一定形状的，你怎么去研究他？现在我看有些研究的人只是说他看不起人，骂别人，用各种方式骂。那对钱锺书并不是很合适的一种研究方式，可能使人将来对钱锺书发生很大的误解，甚至于产生很大的反感，以为钱先生就是专挑别人的毛病。有人讲读书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你在书里面看别人的好处，这样你就得到益处。另外一个方式你看别人的书，尽挑毛病，百孔千疮。如果两个不同的人念书，一个是在里面找他的好处，再坏的书也有好处，也有所得；反过来说再好的书也有毛病。一个人专门找毛病，一个人专门看长处，结果下来，找长处的人得到的是正面的东西，找坏处的人得到的是负面的东西，不过说这个人错了，这个也没有看见，那个也没有看见，那样反而显得小气。清朝初年，像阎若璩知识渊博，样样都知道的，可是后来全祖望骂他，他因为自负渊博，反而显得自己很陋，那就变成陋儒了。所以这位大学问家虽然样样都知道，什么典故都知道，清人反而认为他是陋儒。我想钱锺书不是陋儒，他超过了这个境界，他忍不住要讽刺别人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拼命宣扬出来，那最终无非证明他博闻强记，比别人更高一筹，不能证明他实践中一定高。这样的研究方式是对钱锺书的恭维还是伤害，那就很难说了。

白水

钱钟书逝世不久，《文汇读书周报》即发表了余英时一篇悼念钱钟书的文章，读后唏嘘不已。倒不知将近十年后，余英时还有这么一篇访谈，对钱的分析，确实很透彻。